國外經濟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外經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北歐國家在地理、文化、語言、政治、經濟等方面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歷史上這一地區的政治單元分分合合，相互交融，經過數世紀的演變才逐步形成現在這樣五個獨立的國家。作為其中一員的丹麥在各個方面表現出許多北歐特質，這些也深深地影響著丹麥的設計風格。

北歐國家地處偏遠的歐洲大陸北部，多屬高緯度國家，受海陸位置和西風環流的影響，這里比同緯度地區氣溫明顯偏高，但溫和的夏季仍然短促，冬季依舊寒冷而漫長。北歐地區屬于多云的地區，降雨量大，充沛雨水滋養了這里廣闊的森林。由于北歐地區的冰蓋消退的時間晚，這里的森林林木種類比較少，生態環境比較單一。除木材外，其他的天然資源比較缺乏，特別是礦產資源比較稀缺。

受地域環境的影響，北歐國家在歷史上較為遠離歐洲主體的成熟文化，但也形成了自身濃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寒冷的氣候不適宜長時間的戶外活動，這使得北歐人不得不棲居于室內，也導致他們非常重視家庭的溫暖生活，講求舒適性和人情味。而久居室內的行為也形成他們較為平和、寧靜和細致的氣質特征。這亦影響到他們對材質的特殊關注和對精制細膩的細部追求。

在農業社會和早期的工業社會中，經濟社會的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依賴性很強。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貧乏的資源使得北歐國家相較于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是貧窮和落后的，并一度產生了令人生畏的“北歐海盜”。能商則商，不商則盜，北歐海盜們無形中促進了歐洲大陸先進文明在北歐國家的傳播。然而落后卻不屈的民族往往能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著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在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北歐民族主義運動中這種精神特別得到了充分體現，各國都不遺余力地挖掘和恢復自身的文化傳統，并將民族文化振興和國家經濟振興聯系在一起。

同樣，落后也無法阻擋北歐人對民主、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世紀以來，北歐國家為擺脫貧窮落后的國家狀況而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并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擺脫了經濟上的貧窮，并建立起為世界所矚目的國家福利體制和社會民主制度，形成一個全民的、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成為北歐國家的代名詞，而這也導致了北歐國家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民主社會結構，各階層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差距較小。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有著一種務實、平和、理性的工作和生活態度，講求工作的效率和資源的合理配置。他們要求一種穩定安寧的生活狀態并追求良好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情趣，節儉經濟的同時又要優雅體面。而國家的藝術領域的審美情趣也正是由這些社會的主體來決定和影響著，于是設計沒有朝著貴族化和奢侈品的方向發展，而是體現出一種理性的大眾化和平民化傾向。

1.2作為北歐國家的丹麥

丹麥處在歐洲大陸的一角，與其他北歐國家相比，丹麥與歐洲大陸的聯系更加緊密。它的文化中既包含著北歐國家的共同特點，又相對更多地受惠于歐洲大陸的成熟文明，展現出更為優雅的一面。

丹麥面向英國和西歐的海岸線漫長，交流方便。歷史上丹麥皇室與英國皇室之間有著密切的通婚關系，貿易關系源遠流長，這使得英國的設計風格也對丹麥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相較于北歐的其他國家，丹麥的設計透露出更多的優雅、從容之感。

丹麥與德國國土緊密相連，德國的設計思想也深深地影響著丹麥的設計領域。簡潔而嚴謹的形式、對功能的重視也突出地體現在丹麥的設計中。

現代主義設計思想也是從歐洲大陸傳播到丹麥以及北歐其他國家。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運動傳入丹麥時已沒有初期的氣勢，卻帶給了丹麥更多的思考緩沖時間，新思想與國家和民族的既有傳統相結合。于是丹麥的現代主義保留了功能主義與簡潔的形式，同時又軟化了過于冷漠生硬的線條，從而產生了更為柔和、更富于人情味和地域特色的現代主義。

2.丹麥現代景觀特點

2.1功能完善，形式簡潔平和，富有人情味

丹麥的景觀沒有華麗的裝飾，也不追求磅礴的氣勢，景觀的構成總是出于對功能的分析研究，這無疑是現代主義的設計思想。然而，丹麥的設計卻很少出現冰冷的直線，筆直堅挺的棱角總是被溫和的曲線所代替。正是這“讓線條帶一點點微笑”，使得丹麥的設計更帶給人一種溫情。而這其實是基于對功能的更廣泛的理解，是一種人文功能主義的手法。正如芬蘭著名建筑大師阿爾托所說，“技術功能主義只有擴展到心理學領域才是正確的。”形式服從于功能，形式也能夠完善功能。于是我們看到的是簡潔、平和、優雅和更具人情味的景觀。

位于哥本哈根博物館島的BertelThorvaldsensPlads就是一例。這是一個博物館前的廣場，南邊緊鄰丹麥國會大樓。在這里沒有復雜的活動要求，場地最大的功能要求就是對周圍古老建筑的烘托。于是設計師用了一個幾乎與地面平齊的淺淺的水池，池中是之字型的花崗巖條帶裝飾。沒有過多的元素，也沒有突出的標志物，景觀只是謙遜地融在建筑的氛圍中。但一個薄薄的水面，一個甚至會由于粗心而被忽視掉的藝術品，卻把丹麥設計的簡潔、優雅、精致、平和表現得淋漓盡致。陽光下，水池閃著濯濯的光，倒映著天空和周圍的建筑，歷史和現代在這里共榮。

Havnegade庭院則是一個居住區環境設計的實例。作為一個被建筑圍起來的三角形地塊，庭院完全是屬于這個組團建筑的居民的，更像是一個擴大了的私家庭院。從功能上講，這里要求的是可供不同人使用的豐富的空間。而從人文功能上講，則更強調一種生機和情感。于是設計師在這片庭院中只留下了一個重要特征——草坪上一道迂回曲折的山毛櫸綠籬。柔和而蜿蜒的曲線充滿溫情，而層層疊疊的綠色則圍合出一個個不同的使用空間，也將院子點染得生機勃勃。

而Christinansbro是哥本哈根Nordea銀行的新總部庭院，面向碼頭。由于建筑的安全私密性要求，這些庭院并不與辦公樓貫通。庭院的主要作用就是滿足公司職員視覺放松和思維放松的要求。設計師Sven-IngvarAndersson采用了兩種處理方式。一些庭院中鋪滿白沙，矮籬和三年一換的小柳樹在其上組成地毯般的圖案，筆直的石板條穿插其中。白色與綠色的搭配加強了視覺刺激，而小柳樹則增加了豎向上的變化和綠色感受，同時又不會過多遮擋來自建筑的視線；而另一些庭院則設計了極緩的水臺階，向碼頭方向緩慢跌落。建筑像從水中升起，而水又似乎流向大海，既加強了建筑與周圍環境的聯系，也暗示著曾經在這里出現的碼頭水面兩種庭院都沒有追求很強的視覺沖擊力，但十分簡單的處理手法卻使環境無比純潔，充滿禪意，也帶給銀行職員心靈和視覺的雙重享受。

2.2關注場地歷史

對歷史的關注和重視是一種態度，大到國家和民族而小到場地。在丹麥的景觀作品中，如果說國家歷史傳承和民族傳統是一個設計的背景、產生的是一種潛在影響，那么場地歷史則常常作為具體設計的一個契入點。景觀設計師總是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將場地的歷史展現出來，并與現在的功能、形態等相結合，創造符合自身結構的新的景觀。

GammelDok曾經是一個船塢碼頭，但在20世紀20年代這里干涸了，并被覆蓋成為一塊陸地。現在這塊陸地周圍是建筑展覽中心、丹麥藝術工藝品中心以及政府外事部門的辦公樓。面對這樣一個曾經的碼頭，設計師JeppeAagaardAndersen努力挖掘場地歷史中“水”的特性，用一個切合原有水面形式的水池來暗示曾經的船塢，并用一個“半島”強化這種感覺。在曾經的木甲板的位置，設計師用枕木沙石鋪地，重塑歷史的路徑。而靠近水邊的地方則完全采用木平臺，仍舊與場地的歷史感受相呼應。整個形態處理簡潔、材料選擇古樸，設計沒有過多的處理手法，卻將場地的歷史特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2.3挖掘材料特性

丹麥的設計總是深入研究材料的內在特性，使材料以最佳的表現形式出現。地方石材的使用就是一個鮮明而生動的實例。

丹麥的景觀設計師喜歡使用產自北歐的花崗巖。在哥本哈根城市步行街的一系列廣場項目中，設計師沒有做過多的裝飾改造，許多廣場只是簡單地用花崗巖對場地進行重新鋪裝。這些花崗巖鋪地與城市的建筑協調統一，以一種謙和的姿態把主角的位置讓給建筑和空間，而又從豐富的細節中展現自己的精彩。

天然石材的豐富紋理、色彩和結構也帶給了設計師多樣的設計可能性。設計師抓住丹麥多雨的氣候特點，通過石材的使用使簡單的設計變得豐富，耐人尋味。雨中，天然石材（如花崗巖）的花色紋理比干燥時更加清晰、更加突出也更加美麗。丹麥的一些設計師選擇不同紋理和色彩的花崗巖來拼合場地鋪裝，并構筑小品，使場地更加生動有趣。

Vejle交通站廣場（trafficterminal）就是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場地面積3000平方米。廣場上，一個橢圓形的淺淺的溢水池上立有一個名為“天梯”的淺浮雕柱，這似乎形成了廣場的全部。而其實，這個廣場最有特色的是石材鋪地。廣場的地面是由6種不同規格和顏色的石材組成，他們以不同的組合方式連接，形成了45種不同的圖案。特別是在雨中，各種色彩、紋理的相互穿插，清晰而明確，形成強烈的動感，好象水波在蕩漾，生動而有趣（圖9）

2.4關注細部、工藝精細

丹麥設計簡單，但卻絲毫沒有簡陋之感，反而處處體現出優雅和品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致的細部處理和近乎完美的工藝丹麥有著悠久而聞名于世界的手工藝傳統，而資源的缺乏又使得丹麥選擇了以工藝作為國家發展策略。正如彭妮。斯帕克（PennySparke）在她的《設計顧問》一書中所說：“德國以科學之名銷售設計，意大利以藝術之名，斯堪的那維亞以工藝之名，而美國則以商業之名。”

丹麥的景觀設計中，作為景觀細部構成要素的燈具、座椅等設施常常是針對每個具體項目而單獨設計的。

篇2

丹麥的景觀沒有華麗的裝飾，也不追求磅礴的氣勢，景觀的構成總是出于對功能的分析研究，這無疑是現代主義的設計思想。然而，丹麥的設計卻很少出現冰冷的直線，筆直堅挺的棱角總是被溫和的曲線所代替。正是這“讓線條帶一點點微笑”，使得丹麥的設計更帶給人一種溫情。而這其實是基于對功能的更廣泛的理解，是一種人文功能主義的手法。正如芬蘭著名建筑大師阿爾托所說，“技術功能主義只有擴展到心理學領域才是正確的。”形式服從于功能，形式也能夠完善功能。于是我們看到的是簡潔、平和、優雅和更具人情味的景觀。

位于哥本哈根博物館島的BertelThorvaldsensPlads就是一例。這是一個博物館前的廣場，南邊緊鄰丹麥國會大樓。在這里沒有復雜的活動要求，場地最大的功能要求就是對周圍古老建筑的烘托。于是設計師用了一個幾乎與地面平齊的淺淺的水池，池中是之字型的花崗巖條帶裝飾。沒有過多的元素，也沒有突出的標志物，景觀只是謙遜地融在建筑的氛圍中。但一個薄薄的水面，一個甚至會由于粗心而被忽視掉的藝術品，卻把丹麥設計的簡潔、優雅、精致、平和表現得淋漓盡致。陽光下，水池閃著濯濯的光，倒映著天空和周圍的建筑，歷史和現代在這里共榮。

Havnegade庭院則是一個居住區環境設計的實例。作為一個被建筑圍起來的三角形地塊，庭院完全是屬于這個組團建筑的居民的，更像是一個擴大了的私家庭院。從功能上講，這里要求的是可供不同人使用的豐富的空間。而從人文功能上講，則更強調一種生機和情感。于是設計師在這片庭院中只留下了一個重要特征——草坪上一道迂回曲折的山毛櫸綠籬。柔和而蜿蜒的曲線充滿溫情，而層層疊疊的綠色則圍合出一個個不同的使用空間，也將院子點染得生機勃勃。

而Christinansbro是哥本哈根Nordea銀行的新總部庭院，面向碼頭。由于建筑的安全私密性要求，這些庭院并不與辦公樓貫通。庭院的主要作用就是滿足公司職員視覺放松和思維放松的要求。設計師Sven-IngvarAndersson采用了兩種處理方式。一些庭院中鋪滿白沙，矮籬和三年一換的小柳樹在其上組成地毯般的圖案，筆直的石板條穿插其中。白色與綠色的搭配加強了視覺刺激，而小柳樹則增加了豎向上的變化和綠色感受，同時又不會過多遮擋來自建筑的視線；而另一些庭院則設計了極緩的水臺階，向碼頭方向緩慢跌落。建筑像從水中升起，而水又似乎流向大海，既加強了建筑與周圍環境的聯系，也暗示著曾經在這里出現的碼頭水面兩種庭院都沒有追求很強的視覺沖擊力，但十分簡單的處理手法卻使環境無比純潔，充滿禪意，也帶給銀行職員心靈和視覺的雙重享受。

2.2關注場地歷史

對歷史的關注和重視是一種態度，大到國家和民族而小到場地。在丹麥的景觀作品中，如果說國家歷史傳承和民族傳統是一個設計的背景、產生的是一種潛在影響，那么場地歷史則常常作為具體設計的一個契入點。景觀設計師總是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將場地的歷史展現出來，并與現在的功能、形態等相結合，創造符合自身結構的新的景觀。

GammelDok曾經是一個船塢碼頭，但在20世紀20年代這里干涸了，并被覆蓋成為一塊陸地。現在這塊陸地周圍是建筑展覽中心、丹麥藝術工藝品中心以及政府外事部門的辦公樓。面對這樣一個曾經的碼頭，設計師JeppeAagaardAndersen努力挖掘場地歷史中“水”的特性，用一個切合原有水面形式的水池來暗示曾經的船塢，并用一個“半島”強化這種感覺。在曾經的木甲板的位置，設計師用枕木沙石鋪地，重塑歷史的路徑。而靠近水邊的地方則完全采用木平臺，仍舊與場地的歷史感受相呼應。整個形態處理簡潔、材料選擇古樸，設計沒有過多的處理手法，卻將場地的歷史特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2.3挖掘材料特性

丹麥的設計總是深入研究材料的內在特性，使材料以最佳的表現形式出現。地方石材的使用就是一個鮮明而生動的實例。

丹麥的景觀設計師喜歡使用產自北歐的花崗巖。在哥本哈根城市步行街的一系列廣場項目中，設計師沒有做過多的裝飾改造，許多廣場只是簡單地用花崗巖對場地進行重新鋪裝。這些花崗巖鋪地與城市的建筑協調統一，以一種謙和的姿態把主角的位置讓給建筑和空間，而又從豐富的細節中展現自己的精彩。

天然石材的豐富紋理、色彩和結構也帶給了設計師多樣的設計可能性。設計師抓住丹麥多雨的氣候特點，通過石材的使用使簡單的設計變得豐富，耐人尋味。雨中，天然石材（如花崗巖）的花色紋理比干燥時更加清晰、更加突出也更加美麗。丹麥的一些設計師選擇不同紋理和色彩的花崗巖來拼合場地鋪裝，并構筑小品，使場地更加生動有趣。

Vejle交通站廣場（trafficterminal）就是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場地面積3000平方米。廣場上，一個橢圓形的淺淺的溢水池上立有一個名為“天梯”的淺浮雕柱，這似乎形成了廣場的全部。而其實，這個廣場最有特色的是石材鋪地。廣場的地面是由6種不同規格和顏色的石材組成，他們以不同的組合方式連接，形成了45種不同的圖案。特別是在雨中，各種色彩、紋理的相互穿插，清晰而明確，形成強烈的動感，好象水波在蕩漾，生動而有趣（圖9）

2.4關注細部、工藝精細

丹麥設計簡單，但卻絲毫沒有簡陋之感，反而處處體現出優雅和品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致的細部處理和近乎完美的工藝丹麥有著悠久而聞名于世界的手工藝傳統，而資源的缺乏又使得丹麥選擇了以工藝作為國家發展策略。正如彭妮。斯帕克（PennySparke）在她的《設計顧問》一書中所說：“德國以科學之名銷售設計，意大利以藝術之名，斯堪的那維亞以工藝之名，而美國則以商業之名。”

丹麥的景觀設計中，作為景觀細部構成要素的燈具、座椅等設施常常是針對每個具體項目而單獨設計的。

篇3

循環經濟三原則（3R原則）指的是：減量化（REDUCE）原則，也稱輸入端控制原則，即：減少原料和能源消耗，達到預定的生產目的和消費目的。從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再利用（REUSE）原則，即：延長產品的服務壽命，減少資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資源化（RESOURCE）原則，也稱輸出端控制原則，即：將廢棄物轉化為資源。

2德國的循環經濟實踐

2．1生活垃圾廢棄物。這里所指生活垃圾廢棄物是指生活垃圾通過回收利用處理已無價值的部分。在德國，州政府負責管理和監督生活垃圾廢棄物的收集和處理，1993年德國頒布的《生活垃圾處理的技術細則》給出了嚴格的規范和目標：（1）到2005年，所有的生活垃圾必須預先處理（焚燒）使其充分礦物，方可進行填埋；（2）到2005年，所有的有機生物垃圾必須分別收集，并以有機肥料的形式再循環。

2．2廢舊電子電器（WEEE）回收與資源化。WEEE是發達國家增長最快的廢棄物，主要由家用、娛樂、辦公、信息、通訊、工業、醫療、實驗室等的電子電器組成，在德國，WEEE回收處理體系由市政系統，制造商、社會、專業危險廢棄物回收處理公司等組成。德國WEEE回收處理企業需要政府許中，由法定管理部門審核發證。這類企業規模都不大，德國從事WEEE回收處理的企業有600家左右，以微型企業和小型企業為主，這類企業分為三類，制造商專業回收處理公司，社會專業回收處理公司和專業危險廢棄物處理公司。

2．3包裝廢棄物回收與資源化。德國《包裝管理條例》推薦兩種途徑管理廢度物：一種形式是生產廠家通過批發和零售渠道直接回收產品饈，另一種形式是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私營系統組織回收，分類和再利用，作為后者，一個特殊的民間組織“二元處理系統DSD”應運而生，DSD建立于1990年，是在德國工業聯盟和德國工商企業協會支持下由95家公司發起組建，至1997年已達600家，DSD是一家私營企業，依地享受政府免稅政策，DSD的任務是在全國建立一個面向家庭和小型團體用戶的廢舊包裝回收，分類和再循環體系，會員企業的義務是需繳納與其產品包裝數量相匹配的注冊費，其權利則是被允許在其產品包裝上加印特別的“綠點”標志，凡有“綠點”標志的產品表示其包裝可以回收利用，DSD負責對這些包裝廢棄物組織回收。

2．4農村生物質廢棄物的處理利用。為解決農村生物質廢棄物的處理利用問題，德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沼氣發電的優惠政策，1990年實施《電力輸送法》。規定電力運營商有義務接納（上網）在其供電范圍內生產出來的可再生能源電力，2004年實施修訂的《可再生能源優先法》，其中有關生物質發電的優惠政策會對利用沼氣發電的農場進行價格補償，規定先建設的沼氣電站，給予基本補償，以后每晚一年建設投運，按基本補償價格遞減1%~5%，另外有獎勵價格措施。

3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選擇

3．1循環經濟很好解決我國資源總量相對不足和人均資源絕對不足的問題。

占世界人口總量22%的中國人民，要在21世紀實現小社會和達到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活水平，理論上，我國應擁有世界資源的22%來進行自我發展，或者中國人均的消費資源量也要達到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消費資源，實際上，不但，我國所擁有的人均資源量大大低于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資源量，而且，中國所擁有的資源總量遠低于世界資源總量的22%，那么，我國必須依據生態學，生態經濟學，“零排放”，“3R”原則等有關循環經濟學原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減量的資源投入經濟系統中實現資源—產品—再資源—無限循環利用資源的經濟過程，很好地解決了我國資源不足的問題，實現了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3．2發展循環經濟可以有效地解決我國環境問題。

循環經濟實現資源高效循環利用，污染物的“零排放”，拒絕和否認廢物，實現“廢物”資源化，有毒，有害物質再資源化，拒絕和消除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循環經濟可以實現我國城市大氣污染的，形成南方酸雨的，水域污染等造成環境污染的污染物質，無毒再回收，再資源，同時，實現生產過程污染物的“零排放”，這樣，令所面臨的一系列環境問題，如生態退化，我國耕地鹽堿化問題都會得到很好的解決，實現我國良好的生活、生產環境。

3．3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實現我國經濟健康發展

循環經濟很好地解決了經濟發展的二個必要前提：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它以資源—產品—再資源—新的經濟過程代替傳統的資源—產品—環境污染—再投入新資源—產品—再環境污染的經濟過程，不難看出，傳統經濟過程最終會導致資源枯竭和環境的崩潰，新的經濟過程必然導致資源的不斷循環利用，和環境的不斷改善，即利用循環的資源代替終將枯竭的資源，用優美的生活，生態環境取代終將危機生活、生產者生存的環境，循環經濟還追求極高的經濟效益，還追求人本主義的極高經濟增長，它是在保證資源可持續和環境可持續的前提上的經濟可持續高效發展。

4發展循環經濟的措施

（1）制度支撐。

a.計劃和布局制度。工業企業循環經濟發展計劃應以國家環境保護計劃為基礎，包括企業循環經濟的發展方針、分期目標、考核目標、計劃性對策和重大項目等事項。

b.循環程序和示范制度。不合理的再用或再生利用程序往往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后果，為了保證循環經濟循序漸進地發展，應重視循環程度的制定，通過建立重要技術，工藝，設備和區域的示范制度來帶動面上循環經濟的發展。

c.市場準入制度。企業循環經濟離不開市場的推進，但市場的推進必須符合市場規則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市場準入條件，主要表現為：投資是否符合一定的數額標準，技術和設備是否符合國家的規定，環境影響評價結果是否合格等。

（2）管理支撐。

a.建立循環經濟統計體系和信息平臺。

這是對循環經濟進行有效管理的基礎，目前我國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物質流量表，對于企業和地區進行循環經濟管理缺乏基本的數據信息，針對目前缺失的物料和能量利用的數據，建立相應的綜合性的數據統計和信息系統，在企業建立基本物質流量表，企業之間實現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關聯和交換，逐步形成生態型企業網絡。

b.建立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企業需要逐步把資源和環境代價計入成本，真實反映，科學評價企業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通過設置經濟運行指標，資源消耗指標，循環再用指標，廢棄排放指標，建設保障指標和發展潛力指標，指導工業企業循環經濟建設，使抽象的循環經濟具體化。

（3）技術支撐。

循環經濟的技術思路，是通過對經濟系統進行物流和能流分析，運用生命周期理論進行評估，旨在大幅度降低生產和消費過程的資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產生和排放，在生產過程中應用先進技術，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的深度，廣度和精度，從而降低資源消耗耗的強度。因此企業要強化循環經濟領域有關技術研發工作，把重點放在降低生產過程的資源，能源消耗，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廢棄物再利用的資源。

參考文獻

[1]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科技標準司.循環經濟和生態工業規劃匯編[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

[2]朱兌若.國為什么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N].人民日報，2004-01-12.

篇4

二、丹麥模式

丹麥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堪稱典范。上世紀70年代，丹麥的工業化完全依賴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麥面積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陸架蘊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進口。基于國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麥開始嘗試改變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通過能源戰略的調整，立足本國實際，希望通過發展綠色能源，改變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風能發電是丹麥綠色能源模式的重點。丹麥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環海這一優勢為其帶來了大量強勁的風能。在西海岸約14公里的海岸沿線是丹麥最大的風力發電廠，可以提供160百萬瓦特的電力，占整個國家電力生產量的20%。海上風力發電的產能約為420百萬瓦特，占世界風力發電的30%。風能發電也促進了風電設備和風電技術的快速發展。目前丹麥的風電設備銷售已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0%，成為風電設備銷售最大的國家。風能發電裝機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過了荷蘭和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風電王國”。風電技術和服務外溢收益高達57億歐元，占丹麥出口總額的7.2%。

三、國外低碳經濟發展經驗借鑒

1.政府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主導。在發展低碳經濟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政府要將發展低碳經濟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從法律、法規、政策等方面給予低碳企業、低碳行業、低碳產業支持。政府通過財政、稅收等優惠政策加強引導企業主動進行低碳技術的研發，運用先進的技術加快企業的低碳化改造。

2.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低碳化調整具有重要意義。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式。產業結構調整是各個國家低碳化發展戰略中的重點，一方面加快對工業的特別是傳統工業的低碳化改造，通過節能減排技術、新能源技術、傳統技術升級等方式形成結構減排；另一方面將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產業培養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能源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術降低傳統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低碳或無碳新能源，擺脫經濟對高碳能源的依賴。

篇5

二、不同企業面臨的不同形勢

（一）跨國企業

跨國企業是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形式，跨國企業面臨的外匯風險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財務管理。匯率變動將會使跨國企業的財務預算變得十分困難，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將會明顯增加。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企業持有的所在國的證券資產遇到的匯率風險，這種風險對跨國企業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匯率變動會產生折算風險和折算損益，這需要我們充分考慮。二是多種貨幣經營所帶來的風險。跨國企業內部經常是采用多種貨幣來經營，國際上貨幣比價的波動非常頻繁，這會給跨國企業會計年度結算產生重要影響。三是企業策略的選擇。匯率變動會對企業經營戰略及策略造成一定影響，增加企業生產成本，企業生產流程工藝以及技術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嚴重情況下甚至會影響到企業產品在海外市場的銷量。

（二）進出口企業

規模小、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是我國進出口企業的典型特征，這也就決定了外匯風險對我國進出口企業的影響非常大。在實際生產經營中進出口企業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營風險和交易風險。價格優勢是當前我國進出口企業的主要優勢，但是進出口商品價格受匯率影響較大，匯率一旦發生變動，如本幣升值之后會導致出口商品價格上升，而漲價之后企業就會喪失很大部分的市場，這是當前我國進出口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應該采取專業措施來予以應對。

（三）境內經營企業

境內經營企業也是國際貿易中的重要角色，境內經營企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經濟風險。匯率變動會對企業生產產生間接影響，這也會最終影響到它的生產經營，有的甚至會影響到整個產業結構。

三、外匯風險的防范

（一）采取有效的短期策略

防范外匯風險的短期策略有很多，在實際工作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前或者是推遲結算。在交易過程中一旦預期貨幣將會升值或者是貶值，企業就需要提前或者推遲相關賬款的收付工作，通過改變外匯結匯時間來避免外匯風險的影響。二是對銷售價格進行合理調整。對銷售價格調整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外匯風險分攤到價格中，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有效減少外匯風險。交易雙方可以專門設置價格調整條款，根據這一條款來調整基本價格，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能夠有效彌補匯率造成的影響。三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風險。當前我國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才剛起步，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存在著很多空白，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造成的。隨著市場經濟逐步成熟，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或組合，如外匯期權、貨幣互換以及掉期交易等來規避外匯風險已經成為了企業切實可行的方法。

篇6

正因為自來水是與人們的生活和健康有著直接密切的關系，所以無論如何也要對自來水設備倍加維護，且對導入新技術一定要慎重對待。在供水責任上，自來水公司應該供應優質的水；但是，由于原水繼續不斷的出現新的污染物質，同時在其他科學類別上都有新的技術發生，依然還固執的采用舊的凈化技術不變，也不是可鑒賞的辦法。

在本文中，為今后尋求新的凈化技術作為條件為中心，從現實出發，談一些看法。

2、背景和現狀

1)、給水凈化技術及其現狀

在日本，自來水事業從最初于橫浜市建設以來，已經歷了100年以上。現在依然是利用受人為污染影響少的江河水和地下水做水源。但是，其后由于都市化和工業化，使城市需水量增大，對應這種狀況，一般是從建設水庫開發的水資源中和從河流中下游中取水。現在是日本利用的水源，以地表水占壓倒優勢，地下水占極少比例（水庫和河流水占全部水源的69.5），對地表水使用率高是日本自來水極大的特徵。其中水庫供應原水水量占全部水源的36.3，這部分水放流到下游供給原水水源。

所述以上情況，由于有一些河道承受降雨量過多，一般水流流速過大，所以在日本有多數河流河水濁度變動大。因此在凈化處理上，采用不做處理僅是消毒或者采用慢濾處理占的比例有限，大部分都是采用快濾系統處理（快濾系統占75.9）；除上述處理辦法，并無其他處理辦法。但最近為了去除異臭味和三鹵甲烷，已采用活性炭處理、臭氧處理、生物處理等辦法。這些深度處理目前都是大型水廠在應用。今后在日本自來水廠無論大型的或小型的，受河流污染影響的，更會進一步考慮應用深度處理的重要性。

由于以上狀況，日本原生省提出了膜過濾技術為［膜利用型新凈水系統開發研究(MAC21計劃)］，和［膜利用型新高度凈水技術開發研究（高度處理MAC21）］。并于1991年至1996年間實施。基于實施成果，幾個小規模自來水公司的凈水廠，以去除濁度為目的，引入微濾(MF)和超濾(UF)作為凈水設施，并開始投入正式運轉。

3、凈化技術的要求

1)、凈化技術的評價指標

在凈化技術里，最重要的是首先尋求對原水中各類污染物質的深度去除性能，并處理出有可信性和穩定性的自來水。自來水原水的水質條件由于水源關系經常變化，且有時候受到突發污染事故的影響。原水污染到一定程度，就要提出澈底的處理辦法。現實情況是，自來水廠為了尋得有效的技術措施，可同時采用幾個處理辦法，以達到去除要求。處理設施不但簡易、容易管理，且占地要少，當前這個要求很重要。另外還要對所處環境方面加以考慮。資源及能量消耗也是考慮的大事之一。把這些條件并合到一起，最后以設施造價來綜合評估。

在日本，當前于從事建設自來水設施的計劃和設計之時，欲得到的信息資料尚未達到充分公開的地步。如果這些信息得到公開，就可用上述的評價指標，從事更公正和更客觀的評議。根據評議結果，精選到最佳的凈化技術。

2)、污染物質和其去除技術

在凈化處理上，作為去除對象的污染物質，基本是為達到自來水水質標準和優質水質項目、監測項目所要去除的污染物質，和為達到水質標準所要去除的氧化處理付產物的前驅物質。作為水處理凈化特徵之一是，要將在原水中含有低濃度的諸多污染物質同時有效地除去。實際上有大半污染物質沒有超出污染標準要求，然而同時還是有一些項目超出標準要求。原水水質由于條件關系有很大變化，凈化處理不容易起到絕對有效的去除作用。

日本執行的自來水水質標準，眾所周知是參照WHO飲用水水質導則而定的。此WHO導則不僅基本10年修訂1次，而且在其中年份可隨時評議修正。目前日本基于新的毒性情報，對亞硝酸氮、鈾、多環芳香族、碳化氫、各種農藥等正開始評議，以便進一步對日本標準加以修正。

1996年6月琦玉縣越生鎮發生由隱孢子蟲感染的集團事故，如何凈化處理是自來水的一大課題，有關隱孢子蟲等病原性病蟲對人們健康起到多大風險的正確評價尚很困難，而且確立澈底的檢查方法也還沒有。因此在凈化處理上，認為暫定濾出水濃度保持0.1底以下，可最大限度的保證安全。另外日本最近也特別集中注意于環境內分泌擾亂物質，認為這也是自來水應關心的一件大事。3)副產物減低

凈化技術上不可忽略的一個情況是，凈化處理使用的藥劑和其藥劑中余留的不純物質，及伴隨生成的付產物的問題。這些問題一般在凈化處理中幾乎都會發生。氧劑處理產生三鹵甲烷即為典型的一例。

一般使用凈化藥劑為，做凝聚劑的硫酸鋁和聚氯化鋁，做氧化劑和消毒劑的氯劑和次氯酸鈉，做PH調整劑的NaOH，做吸附劑的粉末活性炭等。少數使用的還有，做氧化劑的過錳酸鉀，做PH調整劑的Ca(OH)2等。另外，最近在對待隱孢子蟲方面，為了更確切的使凝聚發生作用，采用了H2SO4做PH的調整劑，這些凈化藥劑有不同品質規格規定，應使藥劑合乎規格、使用合理，不會出現不純物的問題。但是萬一投加率設定不準確，會對凈水水質有影響，因此要求必須慎重操作，控制好投加率。在藥劑中鋁鹽有造成阿爾察默病的可能性應該引起注意。日本凈化處理都用鋁化合物作為凝聚劑。如果不用該藥劑，就得實行大轉換。改用其他凝聚劑，也是一件不容易一時改變的問題。

特別是，氯劑和臭氧等氧化劑反應性高，投加量過大會產生影響人體健康的有害物質，必須是最小劑量的投加率。最近對使用CIO2、H2O2、氨等新的氧化劑和消毒劑進行了探討，這些藥劑美國已在應用。另外，利用以光觸媒反應的TiO2觸媒進行氧化處理的技術，期待著能得到卓越的處理效果。多數水廠都有付產物和不純物的問題，因此引入這些新技術之時，對其適用方面和適用條件明確其限制范圍是重要的。

從凈化處理的過程上看，以往多用氯劑等藥劑，這很明顯的與原水水質惡化有密切關系。目前日本多數河道難以得到水質良好的原水，到原水惡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的，要依賴凈水藥劑加以處理解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非常必要極力少用藥劑，特別希望開發能不用藥劑就能以解決的辦法。在此意圖下，膜過濾技術為今后具體解決的一個途徑。

)、監測、控制技術

凈化處理一定要根據處理方式，對水質進行適宜的監測和控制。其別重要的儀器是計量設備和控制軟件。大型凈水廠采用這些設備在經濟上沒有問題，但小型凈水廠由于該類設備復雜、價格高昂，在經濟上不好做到。從這種情況看，中小型水廠與其必須置備依賴性高的監測、控制設備，莫如廣招人才來得重要。因此，他們應充分考慮技術人才的開發。

通常水質監測項目，根據凈化水廠規模大小，從現實要求而定。基本監測項目為：水溫、PH值和濁度。特別是凝聚劑投入量控制、消毒和氯劑處理的氯劑投入量控制和剩余氯劑濃度監測等項目。前氯劑處理的場合，要監測原水氨氮濃度和氯劑需求量。在臭氧處理的場合，要進行對臭氯投加量的控制和剩余臭氧濃度的監測。在這些項目之外，水位和流量的監測和控制，當然也是例行的項目。

目前在監測和控制這一方面上，使凝聚劑和氯劑等藥劑投加控制技術有所提高。如果凝聚劑和氯劑簡易自動控制可靠性高，凈化技術會因而改進。以量測隱孢子蟲等原生蟲類而考慮的微粒子檢測器提高精密性的技術也是重要的課題。另外，如果更多的考慮采用膜過濾技術，膜的自動藥劑沖洗技術和漏泄測定技術會很快的開發出來。環保商貿網

5)排水處理技術

考慮凈化處理之時，也要與凈水廠排水處理合并考慮。凈水廠排水的適當處理，不僅只由考慮影響四周環境的觀點出發，且從水資源有效利用和從防止有著返送處理水的原水對凈化處理不良影響的觀點來看也是重要的。從現實情況看，達到產水量一定規模的凈水廠，一般將砂濾池的沖洗排水以及將沉淀池排泥進行的固液分離水的這兩種上層清澄水回收利用。因而排水處理與凈水處理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通過排水處理的水，進而再進行凈化處理是有可能的，它們的作用相互相成。

當前，有代表性的排水處理方法是，采用重力濃縮且速續機械處理方法或陽光曝曬方法進行脫水。但是重力濃縮效率不佳的居多。最近提出的新的膜分離濃縮技術引起給水界注目。采用的膜分離技術能夠更澈底的進行固液分離，它比之重力濃縮能得到更清澈的分離水，這種分離水回送到原水進行凈化處理的影響擔憂少。即使排水有隱孢子蟲，經過膜分離后的水回送到原水，也幾乎都被除掉。

篇7

外匯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匯儲備是央行的“對外資產”，而不是財政部的資產。一方面，外匯儲備是央行的負債。這是由于，外匯儲備是央行通過發行人民幣，從企業和個人手上按照當時的匯率“買”回來的。企業和個人愿意用當時的匯率換出外匯，央行隨時要把外匯兌換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外匯儲備表現形態是“資產”。任何時候動用這些外匯，在國際市場上應該具有銀行發出的人民幣等量的購買力。由此可以看出，外匯儲備對內是央行的負債，對外是央行的資產，不能像4萬億那樣作為財政收入，通過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國經濟運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來投放呢?這就涉及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進入央行的外匯儲備要轉身投放國內的經濟運行，一定要再轉換成人民幣。但是，央行的外匯儲備再換成人民幣進入經濟運行，意味著二次兌換。假如匯率是1美元兌7元人民幣，第二次兌換以后，相當于2塊美元換出14元人民幣。二次兌換帶來兩個可能的結果：如果維持匯率不變，兩個7元錢都要兌換一個美元，結果就會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發生一些亞洲國家外匯儲備幾近告罄的貨幣危機。如果匯率變化，變成14元人民幣兌換l美元，結果就是人民幣大副貶值和嚴重通貨膨脹。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兌換，就可以三次兌換、四次兌換，這種外匯重復兌換行為與央行印鈔票沒有什么區別，每次兌換都相當于央行發出以當時匯率計算的等量貨幣。如果經濟形勢惡化到要靠印鈔票來刺激經濟的地步，也用不著轉彎抹角玩外匯兌換的游戲，直接像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說的那樣，從直升飛機上撒鈔票就行了。

直接把外匯用在國內的誤區

最近，有建議從近2萬億外匯儲備中發1萬億給老百姓，以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個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老百姓把外幣換成人民幣在國內消費，1萬億外匯又回到了央行，2萬億外匯沒有變化，但是，央行同這1萬億進行了二次換匯，多發了等價于1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而如果老百姓把外匯拿到外國消費，首先沒有直接刺激中國經濟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少了1萬億美元，央行卻已經等價發放了2萬億美元的人民幣。結果與第一部分討論的一樣，不是貨幣危機就是人民幣貶值和通貨膨脹。

還有建議說政府可以到海外市場上去購買消費品，然后免費發給老百姓。首先，這一招與刺激國內經濟無關，如果進口一般消費品，還可能打壓國內市場。同樣的是這樣一來，外匯儲備也減少了1萬億，而央行已經等量發出了2萬億美元的人民幣，給國內經濟造成的后果與上面的建議“殊途同歸”。

有觀點認為，央行只要不發票據對沖結匯的人民幣，把外匯再兌換成人民幣用在國內不會增加流動性。這是一個非常似是而非的說法。央行發票據對沖的是已經發出的并已經在經濟運行中的貨幣，目的是減少這些貨幣再創貨幣的能力和乘數效應，與二次兌換產生新增貨幣發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央行的票據發行對央行的外匯資產負債表沒有影響，2萬億美元與等價的人民幣的債務關系沒有改變。但是二次兌換以后，央行外匯資產負債表上的2萬億美元對應的人民幣債務就增加一倍，仍然逃不出貨幣危機和人民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命運。

曾經有觀點認為，我們把外匯儲備投資海外，這些錢又通過外國機構轉投中國，外匯儲備還是回到國內來，為什么我們就不能直接投資中國呢?這種說法看似很有道理，實際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地方。我們投資在海外1塊錢是一塊錢的外匯儲備，當外國人將這l塊錢的融資再投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又增加了1塊錢，而原來投資的那1塊錢仍然是我們的外匯儲備，我們現在有2塊錢的外匯儲備。這與我們自己把1塊錢的外匯儲備兌換兩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將外匯“用”在國內?

總理提到用外匯儲備支持經濟，是從中國經濟實力的角度，從中國存在調控空間的角度，表示中國政府應對危機恢復經濟的信心，也說明中國的經濟沒有到要靠印鈔票的境地。接下來的問題是，外匯儲備如何支持國內經濟增長呢?

首先，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可以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中國累積了全球最高的外匯儲備，使中國具備較強的支付外債和其他正常外匯需求的能力。在當前危機時刻，對于穩定外國直接投資，防止資本大規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實力保證。

其次，較大的外匯儲備可以通過推動進口增長來拉動國內的投資增長。可以通過企業向銀行貸款，然后換成外匯后用來購買國外技術和機械設備，特別是在環保和能源領域的國外技術和機械設備，最后形成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起到直接的拉動作用。如果能夠進口一些對環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術和設備，不僅拉動中國經濟，也是對全球關心的環境保護和氣候變暖問題的積極回應。

中國增加進口，對于出口國的經濟是有利的，是對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個貢獻。只要一些國家能夠解除一些技術和產品的出口限制，相信中國的進口需求可以對出口國和世界經濟的復蘇做更大的貢獻。

篇8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的商務模式和商務理念，不僅改變了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與管理，而且給傳統國際貿易帶來了重大影響。電子商務促進了貿易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貿易成本，簡化了交易過程，但與此同時，電子商務也對國際貿易提出了新的挑戰。

1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沖擊。

1.1對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沖擊。

傳統的比較優勢包括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差異。而在電子商務時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流貫穿于電子商務活動的始終，信息是電子商務重要構成要素，信息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和資源，信息比較優勢正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決定因素之一。信息比較優勢是指國與國之間對信息的生產、傳播、反饋與使用能力上的差異，信息技術因素已經成為企業競爭力和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國家或企業的信息處理效率成為其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和條件，信息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和信息產業的規模比重都極大地影響了一國在國際貿易甚至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實力和競爭地位。這種情況也使發展中國家原來具有的自然資源及廉價勞力的比較優勢和重要性降低，在信息流動的自由貿易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少好處的同時，機遇與挑戰并存。

1.2對赫———俄新古典理論的沖擊。

赫———俄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各國的要素豐裕程度不同，從而產生要素價格的差異，結論是一國利用相對較低價格的要素生產產品并進行國際貿易就可以獲得比較利益。該理論主要側重從供給方面分析國際貿易的產生，發展和流向，忽略了分析需求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電子商務的交易迅捷性和網絡互動性使需求成為一種主動創造性的行為，電子商務更加強調企業對客戶需求的滿足，企業的生產成為按需生產，定制生產，即可以根據網絡匯總的需求和市場信息的變化來迅速調整全球范圍內的生產，需求對國際貿易生產和流向起著越來越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為修正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在此方面的不足，以需求出發來分析國際貿易的產生和流向應當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需要。

2數字鴻溝可能加劇國際貿易中的“馬太效應”。

隨著電子商務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日益廣泛，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斷加深的“數字鴻溝”。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文件，“數字鴻溝”是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術在全球的發展和應用，造成或拉大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群體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尤其表現在掌握、應用信息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以及發展信息產業方面的差距。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收入最高的1/5的發達國家人口擁有全球GDP的86%和因特網用戶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擁有全球GDP的1%和因特網用戶的0.2%。從中我們很容易看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信息化領域的差距遠遠大于目前南北經濟總量的差距。

發達國家經濟實力強大，技術發達，電腦普及率高，企業人員素質高，而且信息化程度高，因此發達國家在電子商務方面具有先入為主的優勢，牢牢占據了信息革命和電子商務的制高點，也必將在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中占據有利的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目前大多尚處于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處于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而在新一輪的電子商務競爭中，信息、人才、技術等成為生產函數中極為重要的內生變量，這客觀上弱化了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普通勞動力、土地和資源優勢，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使得發展中國家在新的國際分工中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

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要發展電子商務，在前期需要對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高投入，背負重債和財政困難的發展中國家無力承擔大規模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與信息秩序和電子商務相關的規則制定中幾乎無發言權和影響力，在發達國家制定的電子商務和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中，發展國家容易被邊緣化，客觀上提高了他們參與國際貿易的門檻。

這對原本處于劣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導致在新一輪的貿易利益分配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的拉大，加劇國際貿易中的“馬太效應”，擴大“南北差距”。

3對有關法律法規的影響。

當前的有關國際貿易法律、法規大多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的基礎上制定的，而電子商務大多應用信息技術，以計算機網絡作為交易媒介，突破了傳統的有紙貿易，因此原有的法律法規很多已經與這種貿易方式不合拍，這必然對原有的法律、法規、國際慣例形成挑戰。

3.1電子合同的法律規范問題。

電子商務應用于國際貿易后，貿易合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是訂立合同的雙方或多方是不見面的；二是表示合同生效的傳統簽字蓋章被數字簽名所代替；三是采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的合同，收件人的主營業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沒有主營業地的，其經常居住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合同形式的變化，給電子合同成立的時間和地點的確定都出了一個難題，而且容易被改變和偽造。不僅如此，除了修改并完善現有合同法，適應新的國際貿易形式外，世界各國還面臨著制定電子合同法，對電子合同的要約與承諾、電子合同成立的時間與地點、電子合同履行的方式與地點、電子合同履行中的驗收、網上格式合同的法律規范等作出規定。

3.2電子商務中的管轄權問題。

管轄權是國家通過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對特定的人、物、事進行管理和處置的權利。在電子商務參與國際貿易后，由于其具有跨地區、跨國界的特性，管轄權的沖突會更加普遍，如果管轄權得不到解決，會極大的影響訴訟效率。

3.3知識產權問題。

1994年GATT/WTO簽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與電子商務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有所涉及，但不十分完善。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很多新問題隨之出現。（1）版權問題。如何解決網上版權保護問題已經引起WTO的注意。（2）域名和商標的關系問題。（3）出版問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電子商務領域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作了不少努力。今后，WTO面臨的政策挑戰主要有：如何修訂TRIPS協議，使之能夠全面陳述電子商務所涉及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如何和WIPO合作，對電子商務所引起的新概念（如域名）、新問題進行統一的界定，并采取一致的、國際通行的準則來保護知識產權。

3.4其他問題。

電子貨幣與網上支付的法律問題、電子商務市場的法律規范問題、電子商務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等等都是電子商務應用于國際貿易后不容回避的問題，世界各國必須在這些方面加強立法，才能保證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

4電子商務的興起對傳統稅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戰。

電子商務的興起對傳統稅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戰，現行的稅收在很多方面都無法適應于這種新型的商務模式，尤其是電子商務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之后，使得原本復雜的問題更加煩瑣，引發了現行稅收制度的一系列矛盾。

4.1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加劇。

國家稅收管轄權的問題是國際稅收的核心問題之一，目前世界各國實行的稅收管轄權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大體有按照稅收控制要素即住所、機構、收入來源實行三種或兩種管轄權的，也有實行一種的。但不管實行怎樣的管轄權，大多堅持收入來源地管轄權優先的原則。但電子商務打破了傳統地域的界限，商業交易已經不存在地理界限，即使有也很難確定，大大加劇了跨國家、跨地區交易的發生。但是稅收還是必須由特定的國家主體來征收，而由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收入來源地和住所來源稅收，因此會引發一些沖突，例如重復征稅的問題。假設一個中國公民在美國的電子商務網站上訂購貨物，而且要求將貨物發往法國，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是，該公民將同時得到三個國家的稅單。首先，按照住所稅收管轄權，中國政府將有權向該公民征收所得稅；按照收入來源地管轄權的話，法國政府也有權向其征收流轉稅；而美國政府有可能以交易發生地為依據，也可根據來源地，有權向其征稅。在傳統貿易中，可通過雙邊稅收協定來解決，而在電子商務中，由于來源地及交易者身份都難以判定，從而增加了解決國與國稅收沖突的難度。

4.2傳統貿易與網上貿易賦稅不公。

首先，電子商務是虛擬的網絡交易，網絡貿易與服務經營往往比較隱蔽，一般稅務機關很難得到交易信息，因此難以對網上交易進行稽查，導致以有形交易為基礎的現行稅制難以對網上交易征稅，使得從事網絡交易的企業可以輕易避稅。其次，有些國家比如美國等國家為了鼓勵電子商務的發展，對在線交易免稅或者實行較低的稅率。上述情形導致即使相同性質的交易，由于采用不同的交易方式，最后承擔了輕重不同的賦稅，有悖稅收中性和平等原則。

4.3電子商務帶來的稅收轉移問題。

電子商務從根本上改變了企業進行商務活動的方式，原來由人進行的商業活動更多依賴于軟件、計算機和通信網絡來進行，這樣必然增強了商業的流動性，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稅國或低稅國的站點輕易避稅，從而大大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對高稅率的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而言，會促使他們通過互聯網，從低稅率的國家和地區購買商品，此外電子商務加速了跨國公司的一體化，鼠標一點即可將其在高稅收國家和地區的利潤轉到低稅區。綜上，電子商務對不少國家的稅收收入產生了影響，使得不少國家國際貿易稅款流失，電子商務導致的國際貿易中的稅收轉移問題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4國家之間尤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稅收征免方面存在分歧。

由于電子商務能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電子商務代表著未來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而且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信息技術、信息產業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已經在未來的電子商務領域占據了比較有利的位置。超級秘書網

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直堅決主張電子商務免稅。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免稅區存有戒心，因為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稅基的大幅縮小，稅收流失增加，財政實力大為削弱，從而南北經濟實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5電子商務的安全性問題是國際貿易必須面對的新問題。

隨著Internet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它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熱點。尤其是近年來，在國際國內有關非法侵入計算機網絡的事件層出不窮，給各國的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在Internet上開展電子商務活動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要解決商務活動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任何電子商務系統必須在安全策略的指導下建立一個完整的綜合保障體系，來規避信息傳輸風險、信用風險、管理風險和法律風險，滿足開展電子商務所需的機密性、認證性、完整性、可訪問性、防御性、不可否認性和合法性等安全性要求。

只要能滿足這些條件，電子商務活動才能順利開展，與此相關的貿易活動才得以順利展開，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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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婁策群，王偉軍著：《電子商務政策法規導論》[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劉剛著：《網上支付與電子銀行》[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齊玲：《電子商務對國際貿易及國際貿易立法的影響》[J].《江漢論壇》2000年第12期。

篇9

二戰后，日本為了重建本國實力，致力于經濟發展、產業復興，在這一過程中，全國各地都在進行過度的開發和工廠作業，從而給自然環境帶來了嚴重污染并使之極度惡化。為了謀求環境問題的徹底解決，日本政府認為，應當拋棄傳統的經濟運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廢物的產生、促進廢物的再利用為目的，形成廢物處理與資源循環再利用一體化的物質循環鏈條。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再生資源利用法》；于1993年制定了《環境基本法》，并依據此法律，在1994年制定了環境基本計劃，首次提出“實現以循環為基調的經濟社會體制”，包含了循環經濟的內容。1998年日本制定“新千年計劃”，把循環經濟作為構建21世紀日本社會發展目標。2000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并在同年通過了幾項專項法案，2000年也被稱為“循環型社會元年”。

日本的循環經濟立法是世界上較完備的，在立法體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統率綜合法和專項法的模式。立法體系上共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循環經濟基本法，包括《環境基本法》、《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在其指導下建立各領域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基本法明確了循環經濟的定義、基本原則、各行為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并明確提出循環型社會的努力目標。第二個層面包括兩部綜合性的法律《廢棄物處理法》和《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后者制定于1991年，于2000年進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內容在于推進廢物減量化、強化廢棄物的管理和處置以及原材料的再利用。第三個層面主要是一些單行法，1995年《容器和包裝物的分類收集與循環法》；1998年《特種家用機器循環法》；2000年《建筑材料循環法》，《可循環性食品資源循環法》，《綠色采購法》；2001年《多氯聯苯廢棄物妥善處理特別措施法》；2002年《車輛再生法》。

（二）德國循環經濟立法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實施循環經濟的國家之一，其循環經濟法制建設也走在前列。早在1972年，德國就制定實施了《廢棄物處理法》，但當時立法的目標僅僅是為了“處理”生產和消費中所產生的廢物，仍然屬于環境問題的末端處理方式，因此，該法尚不屬于循環經濟性質的立法。1986年，德國將《廢棄物處理法》修改為《廢棄物管理法》，強調要采用節約資源的工藝技術和可循環的包裝系統，把避免廢物的產生作為廢物管理的首選目標，將立法目的由“怎樣處理廢棄物”轉變為“怎樣避免廢棄物的產生”。1991年，德國首次按照從資源—產品—資源的循環經濟思路制定了《包裝條例》，要求生產商和零售商對于商品的包裝物盡可能減少并回收利用，將各類包裝物的回收規定為義務，以減輕填埋和焚燒的壓力。1992年，德國又通過了《限制廢車條例》，規定汽車制造商有義務回收廢舊車。1994年9月，德國公布了發展循環經濟的《循環經濟和廢物處置法》，并具體規定了建立循環經濟的3R原則，即減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環，把資源閉路循環的循環經濟思想從商品包裝擴展到社會相關領域，規定對廢物管理的手段首先是盡量避免產生，同時要求對已經產生的廢物進行循環使用和最終資源化的處置，嚴格規定了社會經濟活動中各行為主體——生產者、銷售者、使用者的責任，同時將廢棄物的循環利用逐步從生產環節的回收利用擴展到社會消費的銷售、使用環節。

在1994年制定了《循環經濟和廢物處置法》之后，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聯邦水土保持與舊廢棄物法令》；2000年制定了《2001年森林經濟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1年制定了《社區垃圾合乎環境放置及垃圾處理場令》；2002年制定了包括推進循環經濟在內的《持續推動生態稅改革法》和《森林繁殖材料法》；2003年修訂了《再生能源法》。

由上可知，德國是先在個別領域逐漸建立相關立法再制定循環經濟法，而后又制定其他法律推進循環經濟法的實施。有關法律、法規經過不斷實踐、修訂，現已形成條款日益嚴密、結構不斷完善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涉及社會的各行各業，從生產領域到消費領域。

（三）美國循環經濟立法

美國一直倡導和實施與循環經濟相類似的“污染預防”，在1976年通過了《資源保護和回收法》，該法促進了廢物再循環和再利用。1990年通過了《污染預防法》，對污染預防的實施和貫徹做出了明確的界定。

美國雖然沒有一部全國性的循環經濟法規，但這兩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1991年，美國環境保護局了《污染預防戰略》。之后，聯邦和州政府相繼制定了大量有關源削減的法律、行政規章和地方法規。目前已有半數以上的州先后制定了促進資源再生循環利用的法規，這些不同形式的資源再生循環利用的法規，均在社會生產消費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國外循環經濟立法的特征

從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立法可以看出，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理念的制度載體，循環經濟法具有與傳統部門法所不同的特征：

（一）主體的廣泛性

首先，是主體范圍的廣泛性：涉及一切可能的社會主體，發展循環經濟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公眾和行業協會等。其次，是調整對象的廣泛性：貫穿生產—交換—消費全過程。還有權利義務內容的廣泛性、責任形式的廣泛性等。

（二）公益性

循環利用與經濟效益平衡甚至互相促進無疑是一個理想模式，在現實條件下，社會主體并非總能從循環經濟中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其為循環經濟付出的代價未必總能換來個人利益同等程度的增加。作為應對環境危機的產物，循環經濟的價值主要還是體現在對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平衡的維護中。循環經濟的環保性大于經濟性，公益性大于營利性。企業進行環保型的技術開發需要昂貴成本，技術應用即循環的過程中也需要不菲的投入，這些額外增加的企業生產成本往往比使用新的原材料要高出許多，比以往廢物丟棄處理費時費力，這種對企業自身不經濟是可想而知的。“循環”的意義不僅在于降低生產成本以使經濟更有效益，更在于通過使能量的閉環流動帶來的資源需求絕對值降低與廢棄物減少，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發展對生態的損害。

而當個人、企業因此而遭受較大損失時，國家應當予以適當補償，這也是保證法律執行的一項“獎勵性”機制，同時，應當大力加強財稅收入的扶植，實行有差別的財稅政策。根據對環境的危害程度大小規定有差別的稅率，以遏制污染排放，促進資源綜合利用和循環利用，實現工業廢棄物“零排放”。

（三）強制性

循環經濟在于追求生態效益而不是單純的企業經濟收益，很可能發生企業在回收廢物、循環使用方面的花費與經濟收益之間的不平衡，事實上許多行業所需資源的開發成本要大大低于循環利用。因此，國家的強制性規定就要在其中起作用，保障循環經濟的開展。例如，當企業的經濟收益與環境的生態效益發生沖突時，政府就應采取對策對環境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征稅，提高其生產成本，降低產量，使污染者意識到，企業要想長久存續，只有采取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

（四）技術性

物質循環的可能程度與人類科技水平、認識程度直接相關，循環經濟的主體、權利義務范圍與內容也伴隨著人類認識水平和技術水平而日新月異。鑒于循環經濟本身極強的技術性和專業性，循環經濟法也具備很強的技術性，因此，在立法時應審慎考量可操作性、現實性，可深入進行調查研究，組織相關專家進行可行性論證，避免法律與現實脫節。

國外循環經濟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一）立法應體現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的理念

我國地域大，經濟發展水平不均勻，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因此，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循環經濟體系是一項復雜的工程，需要經歷不同的層次和階段。應當堅持從實際出發，有計劃、有步驟地不斷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目標，既要防止法律的制定流于形式，又要避免操之過急，不切實際，使實施主體沒有積極性去實踐循環經濟舉措。

（二）立法應堅持科學性及專業性

在立法技術上應當堅持科學性。從日本、德國等循環經濟較先進的立法中可以看出，相關的法律都有科學嚴謹的法律概念，對各類主體設定了明確的義務，也規定了具體的目標與時間安排，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國在循環經濟立法中，也應當堅持科學性和專業性，對循環經濟的相關要素和指標進行科學的界定，對相關主體設定具體的權利與義務和相應的法律責任。

（三）完善相關配套立法

在立法方式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已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但其還缺少必要的配套立法。我國可以采取在該循環經濟基本法的指導之下，具體領域的相關行業根據各自需要制定具體的標準，相關需要單獨立法的領域可以是那些日常生活廢棄物較多，進行循環使用的經濟價值較大，或不加以環保處理將對未來生活產生較大環境影響的行業或領域。在循環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如《特種家用機器的循環法》、《建筑材料的循環法》、《容器和包裝物分類收集與循環法》、《車輛再生循環法》。

我國可以借鑒日本在設立各專項法規政策時，對同一性質的廢棄物的再生利用技術作為劃分標準，比如，對包裝物的再生利用和處置，專門設定了《包裝容器再生利用法》；對建筑材料的再生利用，專門設立了《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同時可以對相關行業的技術規范進行整合，使各專項循環經濟立法能體現該領域的技術要求和對實現循環經濟目標的作用，規定減少廢棄物的數量及保護環境的不同措施，使立法清晰明確。

（四）合理分配主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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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從理論上講，出口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總需求的拉動作用，其大小由對外貿易乘數所決定，相對于政府支出而言，由于不存在擠出效應，因而其實際效果要大；二是資源配置效應，產業間貿易總是出口其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從一般均衡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的產業或產品構成都是相對勞動生產率高于相對工資率的產品，因而出口的增長可以改善一國生產要素的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經濟的增長；三是規模經濟效應，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如果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是累積產量的減冪函數，企業可以通過出口做大規模，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占取更大份額謀取壟斷利潤，從而提高一國國民的凈福利，如果該產業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度上高于其它產業，則還可以取得正的社會效應。日本的發展離不開鋼材、家用電器、汽車、精密機床等產品的出口，從人口、國土面積、資源、技術等方面來綜合考察，日本絕不能算一個大國，能在世界上持續保持超級經濟大國的地位，沒有國外市場的支撐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推行的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結構轉變的戰略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出口對日本經濟具有顯性作用，為什么在分析總需求各因素對經濟衰退的作用時，會忽視貿易因素呢，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凈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太小，其影響可以忽略，（王洛林2001），以1995年為例，日本的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9.4%，而凈出口只占1%，也就是說，消費增長1個百分點，就能拉動GDP增長近0.6個百分點，而凈出口需增長60個百分點才能達到同樣的作用；第二是“日本神話”的影響，認為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部門高效率依然如舊，競爭力一如既往（袁躍東2001），日本經濟雖然衰退了，但貿易競爭力并未削弱。

在總需求各構成因素中，消費一般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經濟衰退時，刺激消費往往成為首選之策。但消費主要受收入、價格等因素的影響，預期的作用相對很小，從長期趨勢來看，平均消費傾向一般都很穩定。在個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費將以明日的少消費為代價，以一國的平均水平來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因此在總需求的各構成因素中消費是穩定經濟而非扭轉經濟趨勢的因素，只有變動不居者才是解釋經濟轉折的關鍵，政策作用的對象，這也正是凱恩斯看重投資因素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經濟中，投資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5月長達54個月的“平成景氣”期間，旺盛的民間設備投資就是支撐此次經濟高漲的物質基礎。同樣，對于曾以“貿易立國”為經濟發展之策的日本來說，進出口因素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盡管凈出口只占日本GDP的1%，但進口畢竟是漏出因素，將其從出口中扣除必然低估偏估出口對經濟的增長作用，正如稅收與政府支出對經濟的作用相異一樣，我們不能將稅收從政府支出中扣除，只算政府的凈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日本2000年上半年第2季度為例，商品與服務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度為0，但如果分開算，則出口的貢獻度為+0.6，進口的貢獻度為-0.6（注：轉引自《2000-2001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73頁。）。

三、日本貿易競爭力下降的直接市場原因

世界經濟論壇所的《世界競爭力報告》認為，一國的競爭力指通過管理資產和經濟過程、吸引力和擴張力、全球性和就近性以及通過把這些關系整合到經濟和社會模型中去創造增加值和由此增加國民財富的能力，貿易競爭力反映了國內經濟競爭力在國際上的表現，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可貿易的本國產品、產業以及從事貿易的企業在向本國開放的外國市場上所具有的開拓、占據其市場并以此獲得利潤的能力，體現了一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轉引自《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第一輯）。比較優勢是建立在要素稟賦差異基礎上的產業間的比較，競爭優勢是建立在同類產業或產品之間競爭上的比較，對于資源貧乏，進出口都較嚴重依賴外國市場的日本經濟而言，貿易競爭力尤其是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尤為重要。

競爭優勢建立在技術含量、技術創新以及同類產品的價格上。整個1990年代，由于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對日本的進口亦持續增長，加之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進行自私的日元貶值，因此日本的貿易還是盈余的，但這種盈余并不代表競爭優勢，一旦國際市場形勢逆轉，其出口即嚴重受挫，1993-1994年日本由于貿易黑字導致日元升值，立即大大削弱了日本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汽車、家用電器等出口產品可以說是日本的支柱產業，因日元升值出口銳減，僅汽車一項，1993年就下降8.4%（注：轉引自車《日本經濟周期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第395頁。），直接導致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開始。出口指數［等于（出口額—進口額）／（出口額＋進口額）］常用來表示產業貿易競爭力的大小，其值在-1至+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產業競爭力越強，反之則反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代表日本競爭優勢的制造業出口指數值一直呈下降趨勢，由1986年的0.48下降到1998年的0.27，軟件業的出口指數95年、97年、98年均為-1，（注：轉引自白雪潔《“IT革命”與日本的產業競爭力》，“日本學刊”2001年第3期。）。據日本經濟產業省所做的調查表明，日本目前企業購買貨物和服務的價格是美國企業的1.87倍，中國企業的5.57倍，表明日本的物價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居高不下，具體說，日本工業制成品的價格是美國的1.03倍，能源為1.53倍，服務價格為2.73倍，明顯高于美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相比，日本的工業制成品是中國的2.49倍，服務價格是8.44倍（注：引自《國際金融快訊》，2001年8月6日，第143期。），企業成本高，加之質量差距與別國日益縮小，嚴重影響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隨著中國以及東亞其它新興工業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日本產品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樣暢銷全球，以彩電為例，與中國相比日本彩電的價格/質量指標肯定是高的，近幾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國產彩電的日益普及可為明證，盡管仍有一些愛時髦的人偏好日本貨，但這樣的愚行已不普及，消費者的貨幣選票勝過了一切計量分析。從總體的情況來考察，自1993-1998年，日本的貨物出口所增非常有限，從3526.6億美元增長為3740.4億美元，而從1995年算起，則從4287.2億美元降為3740.4億美元（注：引自《2000年國際統計年鑒》。），1996—2000年，日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下落了1.3個百分點（注：轉引自課題組《世界經濟走勢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四、日本貿易競爭力下降的結構原因

從根本上來說，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業競爭力的下降是由內外經濟結構調整相互作用的結果，提高生產技術，擴大產品差異化程度，是日本企業提高競爭力的一貫法寶，而信息技術和高新技術產業是最具生產技術外在效應的行業，是產業技術提升的火車頭。但與美國相比，日本已大大的落后，雖然日本的信息技術起步并不算晚，且一度也有過獨創性見解，但日本產業界過于偏愛新高制造技術，在信息技術領域缺乏戰略構想，只注重在速度、容量和功能等計算機硬件上趕超美國，對軟件技術落后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認識，以至于在IT領域日本至少比美國落后20年（注：引自《國際資料信息》2001年第6期。），加之十年衰退，損害了企業自身的調節能力，日本的企業研究開發支出從1990年到1999年所增非常有限，失去了發展知識經濟的先機。與東亞其它國家相比，兩者的經濟結構差距及產業技術差距也在日益縮小，競爭日趨激烈。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虛幻的亞洲奇跡”一文，認為亞洲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并非奇跡，只是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初期現象，是靠低廉的勞動成本和資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術創新帶來的增長。自此以后，人云亦云，對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的質量持懷疑態度的人越來越多，東南亞金融危機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這樣的懷疑，都把技術水平低，產業層次低作為危機的深層原因，認為在東亞的雁形模式發展過程之中，日本居于雁頭地位，在產業的垂直分工上，由日本生產并出口深加工工業品，東亞其他國家生產并出口農副產品和初加工工業品，在生產工序的分工上，日本致力于研究開發技術密集型生產工序，出口中間產品，進口制成品，東亞其他國家則側重于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工序，進口中間產品，出口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產業傳遞與產業分工格局，由日本居于金字塔的頂層，“四小龍”為中間層，底層為東盟，中國則大體居于中間層與底層之間，在技術上嚴重依賴于日本的技術出口，在市場上則嚴重依賴對日本中間產品的進口，形成了對日的大量貿易赤字，技術上缺乏創新能力，市場需求上缺乏提升能力（王允貴2001）。

以上分析在一定層面上反映了客觀現實，尤其是克魯格曼認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憑創新(inspiration)的經濟增長潛力非常有限，這一看法值得所有發展中國家深思，但東亞各國經濟依其在“雁陳行列”中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生產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不能籠統地一筆抹煞，對此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疑問：第一，既然技術層次低和產業同構化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為什么危機過后，日本經濟回升乏力，而“四小龍”與東盟卻復升勢頭強勁；第二，1980年代以后東亞的產業轉移主要是由跨國公司對東亞的直接投資推動的，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與行為方式既受母國國家目標、消費者目標的影響，也受東道國國家目標、消費者目標以及市場競爭行為的影響，為實現自己的長期利益，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一般更多的帶有當地特征，難道跨國公司行為、當地政府行為以及當地市場特征的影響可以忽略嗎？

東亞各國產業轉移與分工布局的理論闡釋以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論與弗農的產品壽命周期論為基礎，小島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入比較劣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日本來說邊際產業即勞動密集型產業，該業的中小企業為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性企業，對外投資應由此開始。弗農的產品壽命周期理論經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的發展，內容逐漸由理論設想而接近于現實，模型由發達國家開發并生產新產品，從國內、國外市場獲取壟斷利潤，當產品在設計和生產方面達到一定程度的標準化后，國內外模仿者紛紛加入，市場競爭加劇利潤下降，此時發達國家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不發達國家中尋找合適的生產區域，實現產業的轉移與分工的調整。這兩種理論對解釋1970年代以前的國際產業轉移具有一定說服力，但帶有狹隘的民族情結，在“可持續轉移”上受發達國家尤其是日本這樣的國家持續創新能力的限制，當跨國公司在貿易與投資一體中的作用日益加強時，其理論闡釋力則俞益下降。

長期以來，由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推動而形成的東亞貿易格局，日本確實是生產并出口技術密集型的中間產品，東亞其它國家作為加工基地完成勞動密集型的組裝過程，向美國出口。對日本而言，組裝是勞動密集型，但對東亞新興工業國而言卻是技術密集型，因而這樣的產業轉移仍提高了整個區域的技術層次。從動態來考察這一技術層次的提升，隨著資本的積累，收入小平的提高，教育的日益普及，東亞新興工業國吸引外資投資于中間產品的生產以及國內企業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都已具備了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東亞國家也不可能只是關心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持續的經濟增長與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必然是貿易政策的首選目標，出口導向戰略代替進口替代戰略就是服從這一目標的政策選擇，通過減免稅等生產扶持手段、出口補貼等激勵政策以及關稅、配額等進口保護手段，生產成本沿“學習曲線”下降的新產品、新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度具有明顯社會技術進步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產業得到了生產與發展。1980年代中期，“四小龍”通過結構提升就已實現了工業化，并確立了高科技企業領先發展的局面，從而成為東亞地區內部資本、中等技術和中間產品的供應者。

自1980年代開始，跨國公司開始角逐東亞市場，從而為技術提升注入了新的機制。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收入增長迅速，市場容量不斷擴張，勞動力成本便宜，兼有就近生產和垂直分工生產的雙重區位優勢，歐美跨國公司也日益青睞東亞市場，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都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場所，中國的巨型市場使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受資國。東道國盡管讓出了部分生產市場，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先進技術代表了跨國公司的遷入優勢，通過跨國公司互相之間的競爭，東道國成為技術轉移的受惠對象。與當地企業相比，跨國公司要支付由于文化、法律、制度、語言等方面差異所產生的額外成本，先進技術、管理技能、規模經濟以及產品的差異都是彌補成本差異進而獲取壟斷優勢的重要措施。當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難免會有知識外溢，特別是隨著需求日益多樣化增長，專業化和分工越來越細，中間產品的設計與創新也更加頻繁，知識形態的產品不斷增加，知識外溢將使技術轉移鈞旋轂轉。為克服這種市場失靈，跨國公司采用垂直型投資與分工，以內部市場取代不完美的外部市場，將知識形態的核心資產通過內部交易由母公司轉移到東道國的子公司，甚至將研發機構直接設在子公司，以公司內貿易代替了國際貿易。有人擔心跨國公司的垂直型技術轉移對東道國沒有外在效應，其實只要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尤其是技術勞動力的成本優勢與市場需求的增長優勢能夠保持，就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資金是流動的，但市場是永恒的。而且在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下，國內企業會主動更新技術，提高管理，使新技術擴散到整個產業乃至整個經濟。根據江小娟、馮遠(2000)等人的調研，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在整體上明顯高于國內高新技術企業的水平，北京48家跨國公司中全部或部分使用國內空白技術水平的占76.3%，其余使用先進技術的企業占23.7%。謝潔(1998)用國產化程度衡量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擴散，發現超過93%的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有技術擴散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