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教育差異調查報告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城鄉教育差異調查報告，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美國城市研究所的研究顯示，2001年和2004年55歲-64歲家庭中，如果計入社會保障和所有的退休計劃和退休賬戶，社會保障資產占總資產的36％，退休金占26％，而自有房產凈資產僅占22％。

而在中國的家庭金融數據中，工作單位預期發放的養老金未被計入總資產，但所占比重應該遠遠低于美國養老金在總資產中所占比重，大多數家庭還是部分依靠家庭儲蓄或房產。由于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尚未完全覆蓋且給付水平偏低，養老金所占比重就更低。

其次，比較各國居民資產，總資產固然是一個重要指標，平均值、中值更能體現人均財富實力。在更體現家庭資產實際水平的中位數上，美國高過中國10倍。另一方面，無論中國還是美國，財富的不平等遠遠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各居民群體間的財富差異尤其值得關注。

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報告詳細列舉了社會各階層的資產現狀。比如城鄉、地區間，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等級和財富等級的資產差異。比如2010年戶主無高中學歷的家庭凈資產平均值為110700美元，中位數為16100美元。中國的某些弱勢群體比如低收入、低教育家庭的凈資產有可能遠低于美國水平。

最后，盡管“中國人比美國人更富”這一調查結果引來很多質疑聲，但中國居民在資產儲蓄方面確實也有優于美國居民的地方。美國家庭的儲蓄率普遍偏低。在經濟危機前，近三分之一家庭的流動性資產不足以維持在連續失業三個月情況下的貧困線生活水平。所以在經濟危機發生后，大面積的長期失業加上儲蓄不足引發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篇2

       教育經濟熱點問題探討

        (1)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本質特征和量化測評 郝文武

        (7)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基礎教育公平：體制性障礙及改革路徑探索 李淼

        (12)發行高等教育債券：若干思考與對策 楊繼瑞 孟憲芮

        國家教育經濟重大課題研究專欄

        (16)大學財政治理結構中的政府作用 鄭磊

        (19)西部農村初中效率的測算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的研究 梁文艷 胡詠梅

        (25)社會資本對新疆受援高校成長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 蔡文伯 劉姣

        教育經濟調查報告

        (30)論農村學前教育投入的底線標準——對湖北省y縣的實證調查 雷萬鵬 張婧梅 文璠

        (34)家庭教育支出平等性的實證研究 遲巍 錢曉燁 吳斌珍

        (38)國家助學金評選面臨的問題與對策 郭昕 田輝玉

        教育經濟學基本理論研究

        (41)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政策：教育何所作為？ 張學敏 田曉偉

        (45)產業關聯與高校畢業生就業效應分析 耿獻輝 劉志民

        (52)高校成本管理的價值鏈分析 王勇

        外國教育經濟研究

篇3

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越來越多的年輕父母因工作繁忙或外出打工等原因，將自己孩子的生活起居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責任轉交給了孩子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親朋好友，這種主要由祖輩承擔孫輩撫養和教育責任的隔代教育現象愈來愈多。毋庸諱言，隔代教育容易導致孩子產生性格孤僻、行為失控等心理問題，理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本文以韓××同學為例，談談隔代教育的隱憂及對策。

二、韓××的身心偏差及原因分析

韓××，女，7歲，連云港市東海縣某農村地區小學一年級學生，父母外出6年，均在浙江寧波打工。其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一個小學畢業，另一個初中沒有念完，家中還有一個年幼的弟弟。爺爺奶奶均50多歲，爺爺初中文化程度，奶奶文盲。這樣的家庭文化和教育背景，導致其身心出現了一些偏差：

1.逃避作業、慣于說謊。她經常少寫、漏寫家庭作業，有時干脆不做，非書面作業從來沒有好好完成過。在校實習期間，筆者布置學生回家預習《東方明珠》這篇課文，要求找出課后的生字詞并會辨認，可第二天檢查時，發現她的書干干凈凈，一點痕跡都沒留下，問怎么沒完成，她一直默不作聲，最終吞吞吐吐說忘記了，一連幾次都這樣。對于作業中的錯題，她從不訂正。很多時候，家庭作業不會寫或不想寫，她就說沒有作業，家長信以為真。三番五次之后，她形成了不寫作業、說假話等不良習慣。

2.內向自閉、消極被動。韓××多次不寫作業引人注目，筆者開始留意后發現，坐在班級倒數第二排的她，上課從不亂講小話，也不積極舉手發言，是一個不愛交流也不善交流的學生，每當遇到提問、考試、比賽，她常常會感到恐慌和緊張，在家時，對于爺爺的批評，她大多保持沉默，爺爺拿她沒辦法，有時氣得直跺腳。

3.不講衛生、習慣較差。筆者家訪得知，韓××有起床不梳洗就去上學、晚上不洗澡就直接上床睡覺的壞習慣，她臉上總掛著鼻涕，小手一天到晚臟兮兮的，干凈的衣服也穿得不成樣子。

上述身心偏差的出現，主要與孩子特殊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當然，學校、社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第一，家庭教育環境和教育素養的缺失是導致孩子身心偏差的直接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孩子的爺爺奶奶忙于生計，無暇輔導孫子的學習。爺爺一年四季忙于農活，奶奶在家伺候年幼的弟弟，加上二老文化程度低，根本無暇也無力輔導孩子的學習。二是長期遠離父母的懷抱，孩子缺乏生活關愛和情感慰藉。父母一年難得回家一次，孩子與父母溝通、交流的渠道主要是屈指可數的電話聯系，在電話里，父母大多數只是詢問孩子的學習成績怎樣、有沒有調皮之類的表層問題，而對學習困難、個人心事這樣的深層次問題則基本不涉及。心事無處訴說，煩惱無法排遣，久而久之，壓抑、自閉等現象應運而生。三是臨時監護人缺乏教育素養，對孩子的監管無法到位。只知道讓孩子吃飽穿暖，同時，作為臨時監護人，他們自身缺乏相應的知識儲備和教育素養，加之身體狀況較差，沒有足夠的精力照顧、教育孩子。

第二，學校教育的某些失職是孩子身心偏差未能有效緩解的重要外部因素。受制于學生成績排名等因素，學校往往忽視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對留守兒童的身心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老師與孩子的監護人也缺乏積極、有效的溝通，這導致學校教育未能有效補償家庭教育的缺失。

第三，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戶籍歧視等社會因素制約了孩子身心偏差的積極矯正。韓××的家長也想把孩子留在身邊，但由于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戶籍歧視，使得他們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孩子留在家中。

三、因勢利導，培養隔代教育子女的陽光心態

對于隔代教育的孩子，努力培養其積極、樂觀、向上的陽光心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孩子只有抬起頭來，才能注視遠方。這需要家長、學校、社會擔當起相應的責任：

1.就家庭而言，重在各司其責、加強配合，形成家庭教育的有效合力。一是父母采用增加溝通頻率和充實交流內容等方法換取關愛孩子的空間和時間。父母要注意傾聽孩子的心聲，鼓勵孩子打開心扉。建議韓XX的爸媽：通話的頻率由以前的一星期一次提升到每周兩次，并確保一次視頻通話；通話的內容不再只是簡單的噓寒問暖，而是有意識地關注孩子的方方面面，鼓勵孩子充分、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對于孩子的每一點進步或成功之處，及時給予激勵和獎賞（包括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讓孩子意識到知識的力量，主動增強學習動力，努力完成學習任務；同時，告誡孩子多與老師和爺爺奶奶交流，主動融入到班集體中；作為孩子的監護人，每學期與孩子的班主任聯系2～3次，以便把握孩子的在校表現。二是孩子的爺爺奶奶竭盡所能當好教育“配角”，切實關注孩子的學習和衛生習慣。建議孩子的爺爺奶奶：多與孩子父母交流孩子的現實表現，出現了問題及時反映，并配合孩子的父母開展教育活動；加強對孩子學習習慣的監督檢查，定時督促孩子完成作業，養成復習、預習習慣；密切關注孩子的衛生狀況，要求孩子早晨起床后刷牙洗臉，飯前便后勤洗手，保持衣服干凈、整潔，隨時攜帶衛生紙，及時擦掉鼻涕等；每周與孩子的父母保持電話聯系，對孩子的在家表現及老師反映的問題，第一時間與孩子的父母溝通交流，共商對策。

2.就學校來說，應積極開展心理補償教育，切實關注孩子的喜怒哀樂。作為教育者，不僅要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還要關心孩子的心理問題。一方面，教師上課時不時地提問她一下，如果有進步了，就及時表揚；對于孩子出現的小問題，及時提示，督促改正；鼓勵孩子大膽融入集體之中，主動與人交往、交流。另一方面，關心孩子的學習和生活，鼓勵她在遇到不懂的學習問題或生活方面的困難時，勇于向老師和同學尋求幫助；鼓勵她在課堂上積極回答問題，逐步培養她的學習興趣和自信心；多組織課外活動，讓孩子單調的課余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培養她的業余興趣和愛好，大力充實孩子的精神文化生活。

3.對于社會來講，要努力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營造平等、和諧的成長氛圍。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戶籍歧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表現。由此看來，農村地區應加大經濟發展力度，政府提供更多的就業培訓和工作崗位，使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有機會回到家鄉就近、就地就業，這不僅有利于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還可以讓父母也留在孩子身邊，進而有更多的時間關注孩子的成長和命運。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

人力資本；居住證制度；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7月，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2015年12月總理簽署第663號國務院令，公布《居住證暫行條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居住證暫行條例》明確居住證申領的條件是“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明確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的權利”，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服務”、“公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以及“國家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并積極創造條件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標準。戶籍制度的這一改革，對于勞動力市場運行，意味著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戶籍管理模式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自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原有基礎———城鄉勞動者之間的戶籍身份差異———不復存在，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的勞動者與其他遷移流動人口具有同等的身份特征并遵循同樣的制度規則。這是否意味著以“農業”戶籍與“非農業”戶籍差異為標志的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也將就此消失?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一切法律和制度目標的實現，均不能超越特定階段的經濟社會關系。二十年前《勞動法》頒布沒有使勞動者的權益自動隨之實現，十年前《勞動合同法》實施同樣沒有根本性逆轉勞資分配差距拉大、勞動者權益相對下降、勞資沖突日益突出等現象(姚先國，2011)，今天我們也不能期望，已經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鄉勞動者權利不平等，可以在一項國務院“意見”、一個“暫行條例”面前自動消失。

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從根本上消除了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制度基礎。但遵循這一居住證登記制度，城鄉遷移勞動者的實際地位尚受制于兩個維度的權利平等:一是獲取居住證的機會平等，二是基于居住所享證實際權益的平等。從這一視角觀察，農村轉移勞動力與城鎮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機會獲取遷移目標城市的居住證、同樣持有居住證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與城鎮遷移勞動者在目標城市享有同等的獲得就業崗位和勞動回報的權利，這才是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本質所在。本文重點關注前者:農村轉移勞動力是否與城鎮遷移勞動者擁有同樣的機會獲得遷移目標城市的居住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轉移到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就業的外出農民工分別有1359、3774、5752萬人，也就是，有10885萬人、占當年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64.71%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①，他們“應該”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這些應該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的農民工能否申領到居住證、能否與城鎮遷移勞動力擁有同等的機會申領到居住證?顯然，這取決于各地的居住證管理和實施的具體規定。目前有二十多個省市出臺了新的戶籍改革方案，方案中無一例外地包含居住證制度，但自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之后，新出臺的關于居住證制度的具體實施方案還很少。2015年6月深圳市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作為外來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具有代表意義。本文以《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為例②討論居住證制度下城鄉遷移勞動者獲得居住證的機會差異。考慮到農村向城鎮轉移的勞動力與“連續就讀”幾乎不存在關聯性，我們從“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這兩項居住證申領條件上，觀察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是否與城市遷移勞動力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

二、農民工的高流動特征

相對于其他城鎮遷移勞動力，農村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是一個流動頻繁的群體，其流動性高于城市勞動者(JohnKnight，LindaYueh，2004)。這種高流動性一直持續，一項基于長三角地區江陰市、昆山市、無錫市新區制造業調查數據的研究(姚俊，2010)，從城市間流動和企業間流動兩個維度觀察農民工的就業流動，將城市間流動次數2次以上的歸為城市間高頻流動者、2次及以下的城市間低頻流動者，將同一城市企業間流動次數3次以上的歸為企業間高頻流動者、3次及以下的企業間低頻流動者。數據顯示，城市間高頻流動的農民工占到66.8%，農民工在城市間的流動頻度可能并不亞于同一城市內企業間的流動。近期的情況也類似，2013年上海財經大學“千村調査”數據(常進雄、趙海濤，2015)③顯示，64.0%的農民工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文化程度越低二次跨區流動經歷比重越高，小學及以下農民中69.2%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初中、高中及中(大)專農民工的這一比例為61.3%。即便在年輕一代農民工群體，二次跨區流動也是普遍現象，該調查顯示，16～25歲、26～35歲的農民工，分別有65.0%和53.9%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農民工相對于其他遷移勞動者的這種高流動性，看似是“他們對低價值工資制、勞動力價格‘扭曲’的自覺反抗”(姚俊，2010)，是“用腳投票式的維權”(劉林平等，2006)，是“希望提高收入”(白南生、李靖，2008)，但根本上，是相對低技能的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中難以獲得基本的發展機會，甚至難以謀求一份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工作，他們相對更頻繁的流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力資本水平積累不足從而難以與相對高素質的城市勞動者相競爭、不得不頻繁流動以尋求到可能存在機會的結果。這種高流動的具體表現，一是不斷變換工作，二是相應地變換住所。在“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以“穩定就業、穩定住所、連續就讀”為申領居住證資格條件的新制度下，農民工無奈的高流動直接形成了對其獲得居住證的更強約束。

三、“合法穩定就業”維度上的城鄉平等

《居住證暫行條例》規定申領居住證應當提交“居住地住址、就業、就讀等證明材料。……就業證明包括工商營業執照、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出具的勞動關系證明或者其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定就業的材料等”，但怎樣的材料才能證明居住證申領人“合法穩定就業”，并未有具體規定，而是授權“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結合本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及落戶條件等因素，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對照《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該《條例》第十九條，非深戶籍人員申領居住證應當“在特區有合法穩定職業”，而對“有合法穩定職業”的解釋是:“非深戶籍人員自辦理居住登記之日起至申領居住證之日止，在特區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十二個月或者申領居住證之日前二年內累計滿十八個月的，視為有合法穩定職業”。依照這一條款，我們看到，農村轉移勞動力想要符合“合法穩定職業”達到申領居住證的資格，相對于其他城市遷移勞動力更為困難。轉移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58.6%的外出農民工沒有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屬于非正規就業范疇。盡管農民工在非正規崗位上就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但他們仍然構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的主要部分(都陽、萬廣華，2014)。社會保險體制以就業和收入為基礎，對于非正規就業者，一方面他們在工商稅務部門沒有登記，甚至在企業也沒有注冊，政府難以強制征費(張國英、吳少龍，2012)，另一方面他們相對收入低、不穩定，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Midgley等，1996;VanGinneken，1999)。

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7.6%、21.8%、12.2%、3.9%和2.3%。這一參保率在持續上升之中，但到2014年農民工“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實際水平仍然很低。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提供的年度數據，2013年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63.39%④，2014年全國職工醫療保險參保率72.06%，均大大高于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群體參保率。這一低參保率說明:對于大部分農民工而言，要達到“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十二個月或者申領居住證之日前二年內累計滿十八個月”這一作為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的“合法穩定職業”很不容易;與其他職工相比，同樣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想要在達到“合法穩定職業”這一資格條件，機會小得多。農民工社會保險參保率低，無論是由于雇主控制勞動成本的逃避繳費(代艷麗，2009)、還是農民工自身選擇放棄參保而謀求相應更高的即時報酬(李強，2008;任麗新，2009)、或是社保帳戶異地轉移體系不完備(華迎放，2011)，一個共性的原因則是農民工的素質和能力不足。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難以擁有同等的與雇主談判的地位和能力;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為了維持在城市的生活，他們不得不放棄延時保障而得到更多一點的即時報酬;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流動性更大，現行社保轉接制度下可以預期的損失也更大。在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鄉戶籍統一登記制度下，農民工低參保率事實上通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以繳納社保為前提的“合法穩定職業”———對農民工形成了差別性約束。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穩定職業”資格條件面前，由于其能力積累不足，難以與其他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

四、“合法穩定住所”維度上的城鄉平等

類似于“合法穩定就業”，《居住證暫行條例》也未就“合法穩定住所”的具體內容作出解釋，由“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觀察2015年6月深圳市的《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第十九條對“在特區有合法穩定居所”的解釋是:“非深戶籍人員自辦理居住登記之日起至申領居住證之日止，連續居住滿十二個月的，視為有合法穩定居所”。同時，該《條例》第七條明確“居住登記實行申報義務人主動申報制度”，要求不同類申報義務人或“即時”(第十一條)、或“入住、搬離之日起七日之內”(第十二條)申報居住信息，最長不超過入住、搬離之日起“十五日之內”申報居住信息(第十三條)。嚴格的居住信息申報制度下，想要達到“連續居住滿十二個月”這一作為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的“合法穩定居住”，對于農民工而言，顯然比其他遷移勞動者面臨更強的約束。一方面，農民工極大部分為家庭成員個體外出務工，而非舉家遷移。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0～2014的五年中，全部外出農民工“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占比分別為20.03%、20.67%、20.66%、21.22%、21.27%，“住戶中外出農民工”始終占到4/5左右。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他們的家人仍在農村。同時，農村承包土地的產權和流轉尚未建立起規范的制度，對家人的責任義務和承包地的約束，許多農民工不得不往返于農村家鄉與務工城市之間。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外出農民工年從業時間平均為9.9個月，2014年為10個月，說明有一大群農民工，他們事實上沒有在一個城市“連續居住滿12個月”。

另一方面，農民工技能水平決定了其就業層次，相應地決定收入水平以及所能負擔的生活成本，許多農民工靠最大限度地節約生活消費實現有限的節余，表現在住宿上，1/3以上的農民工寄宿在“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或“與他人合租住房”。根據2008年11月1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94號第四次修訂后的《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規定》第十二條，“禁止違反國家規定條件在生產經營、倉儲場所內設置員工宿舍”，“住宅出租屋應當以經批準的施工圖確定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住宅出租屋人均租住建筑面積不得低于六平方米”。雖然沒有系統的統計數據，但從媒體的各類報道，以及農民工集中在次級勞動力市場的事實，可以相信，達不到“國家規定條件”的“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住著不少農民工，小于“最小出租單位”的出租房內也住著不少農民工。事實上，只要不出現安全問題，雇傭單位提供“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供員工住宿對農民工是一種“福利”，小于“最小出租單位”的租賃行為事實上受到了租賃雙方的歡迎。然而，《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第八條明確“非深戶籍人員居所為租賃房屋的，出租人為申報義務人”⑤，核心是“居所提供者為申報義務人”。這意味著農民工實際居住的不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94號令的居所，面臨著不被出租人申報的可能，面對居住證的申領，上述現象必然影響居住人申領居住證的資格條件。在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鄉戶籍統一登記制度下，農民工的實際居住狀態事實上通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合法穩定居住”———對農民工形成了差別性約束。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穩定居住”資格條件面前，由于其能力限制，受所能承擔的生活成本制約，難以與其他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五、人力資本投資:新制度下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根本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地位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制度對其保護(或歧視)的程度，二是勞動者自身所擁有的知識能力———人力資本水平。其中，制度的保護(或歧視)本質上是對勞動者人力資本產權的保護(或歧視)，制度主要影響勞動者的名義法律地位，人力資本則影響著制度所賦予的名義法律地位得以實際實現的程度。就處理勞資關系、提升勞動者地位而言，“人力資本投資比之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更具根本性”(姚先國，2006)。就勞動力市場內部，廢除針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不平等制度是極為必要和重要的，但制度賦予法理平等并不等于實際實現平等。

篇5

一、 權利缺失：區別保護

本文選擇的翔安區法院因區劃調整，成立于2003年，下轄四鎮一街，戶籍總人口32萬人。翔安區成立9年以來，借助明顯的區位優勢和優越的地理環境，經濟迅猛騰飛，逐步由經濟落后的島外農村地區成長為廈門市經濟發展最快、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新城區。伴隨著城區的發展，外來人口也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外來未成年人數量急劇上升。著名的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認為，犯罪是社會變遷的代價。他認為在社會變遷明顯時，很容易出現“社會失范”的現象，從而導致違法犯罪行為的增多。特別是青少年，正處于身心尚未發展成熟階段，面對這種變化，極易產生心理上的迷茫。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轉型導致翔安區未成年人犯罪數也逐年上升，研究該區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下表為2011年—2012年該區法院在本地與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適用司法保護措施的對比圖：

戶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來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會調查報告詳盡基本無審前羈押率45%87%緩刑適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們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來未成年人明顯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親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點分散，給通知到場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其次，有些辦案人員缺乏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意識，使通知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針對此，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0條明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須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場的例外情形，規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場的替代“合適成年人到場”。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會調查報告，而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卻很少有。這是因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的條件比較便利，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法官全面認清案情、公正審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幫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積極、主動幫助法院獲取社會調查報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審理期限相對比較緊張。親臨其地去深入調查其成長背景、家庭狀況時間長、成本大，不具有現實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成長地相關部門填寫的社會調查報告常常因為有關部門的相互推諉而得不到回復。第三，目前我國法律沒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調查機構種類繁多、調查人員專業素質不高。

3、在審前階段，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請逮捕的人數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審前羈押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從替代措施上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只有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這兩種羈押的替代措施。因“監視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鮮有使用，故本質上只留下取保候審一條。而外來未成年人流動性強，居無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審替代羈押可能會影響訴訟的正常進行；二是從經濟條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來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經濟困難，且其本身又沒有固定的收入，根本無力交納幾千元的保證金；三是從執法角度上看，由于執法環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機關有效配合難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師參差不齊等原因，對一些無逮捕必要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強制逮捕措施常常成為無奈之舉[1]。

4、本異地戶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來未成年罪犯在緩刑適用率上明顯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緩刑執行機構職責不清，難以形成監管合力。對于被遣送回家鄉的外來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難保證緩刑監督、幫教和考察的落實，對其是否會重新犯罪，是否會對社會再產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慮[2]；第二，法律無明文規定，難以很好執行。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如何遣送、如何進行監督、幫教和考察，法院與公安機關如何協調等問題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確規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過于保守，難以貫徹挽救、教育為主的審判宗旨。由于自身對緩刑認識不到位，思想過于保守，擔心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適用的效果不明顯，因而在審判實踐中有意減少緩刑的適用。

二、權利的救濟：平等保護的意義

“無救濟則無權利”又作“救濟先于權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這一為英美法國家家喻戶曉的法律格言所強調的是，救濟對于權利實現的重要作用。如果人們關注權利的實現，就必須關注權利的救濟。

（一）法理學角度

先賢亞里士多德將平等視為正義的尺度，提出了正義的平等觀。他認為“正義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觀念”，即正義寓于某種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義的基本內容。平等，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樣的基本權利不應當因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來”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的經典表述：“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在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護措施的適用上，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現狀成為亟需解決的一道難題。

（二）經濟學角度

傳統觀點認為，刑罰是犯罪“易感觸”的力量，無論是自由刑還是罰金刑，都能夠抗衡犯罪人頭腦里的強烈私欲。犯罪經濟學卻認為，刑罰可作為調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經濟學家們看來，犯罪與刑罰只是一個成本/收益或者說風險/收益的對比而已。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是一個“理性”的計算者，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他會將犯罪的預期成本與預期犯罪收益進行比較，從而決定是否從事具有風險的犯罪行為[3]。著名的刑法經濟學家波斯納將犯罪成本歸納為“機會成本、查獲幾率、懲罰的嚴厲性和其他相關變量”。對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實踐中，由于在審前羈押與緩刑適用等方面相較于外來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這是否會變相鼓勵本地未成年罪犯繼續犯罪？如果對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對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護，本地未成年犯罪就會不在乎，滋生僥幸心理，認為犯罪有利可圖，即使受到刑罰處罰，也還有賺頭。相反地，外來未成年罪犯的相關合法權益被輕視了，他們可能就會產生橫豎橫的心理，服刑時百般抵觸，釋放后變本加厲地實施犯罪。

（三）社會學角度

刑事司法保護措施適用的區別對待，尤其是對外來未成年人審前羈押率高、緩刑適用率低，都嚴重影響外來未成年罪犯的再社會化。再社會化是指用補償教育或強制方式對個人實行與其原有的社會化過程不同的再教化過程。未成年時期最大的特點是身體的成長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會化、再社會化的過程中完成的。在某種情況下，未成年罪犯通過再社會化，可以幫助他們忘掉舊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階段。如果僅僅是因為戶籍制度的差異就抹殺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的權利，那么實際上就是對于他們行為的消極反應，這非常不利于他們的再社會化改造，更嚴重的是，他們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護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護措施的適用在外來未成年人與本地未成年人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然而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根本意義在于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故如何平等保護外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至關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眾多，在當前的模式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恰好是醫治此癥結的良方。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是英國1972年創設的，后經引申發展其基本含義為：在審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時，由合適成年人參與開庭審理，協助未成年被告人與司法機關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溝通，緩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懼、不安、緊張等情緒，促進實施程序正當化，提升審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并增進社會安寧。我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有關于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的立法。

關于合適成年人的選任，筆者建議：在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適成年人選任上可以考慮律師到場制度。一方面，律師作為國家認可的法律從業人員，同時具備法律專業者和合適成年人身份，其在場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從而更有效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而其自身權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師法》的保障；另一方面，與一般的合適成年人不同，律師作為法律執業者不僅需要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還受到律師法等法律、律師協會、司法行政機構等規章的約束，這從反方向確保了律師能夠忠實、勤勉履行其職能[4]。

（二）社會調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國著名刑法學家安賽爾認為：為了正確處理案件，法官必須了解他負責審理的犯罪人，為此，必須對犯罪人的人格進行調查，調查應從“社會、醫學和心理”等方面進行。社會調查制度體現了刑罰個別化原則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實施全面的社會調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況，有利于貫徹刑罰個別化的要求，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筆者仔細分析各國社會調查制度，發覺德國少年法院的社會調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學習的模板[5]。在我國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報告制作中，筆者認為可效仿德國制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地位，明確其必要性。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絕為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會調查報告，這是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其次要賦予調查報告證據效力，規范其證明程序。社會調查的價值目標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在法律條文規定不明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地朝著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筆者認為調查員應當在法庭上接受詢問、客觀說明調查報告的制作過程以保證其證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議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機關下屬設立獨立的調查機構來負責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二是建議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通過對未成年被告人個人的家庭、學習、工作情況做細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時候可以訪問被告人的家長或是學校的老師等）并形成一個有固定格式內容的表格，再由調查員根據表格的資料撰寫調查報告的主文；三是嚴格限定報告制作的期限。對于委托出具社會調查報告的時間要有明確的規定，建議在扣除報告在途時間外給予10天進行調查及報告撰寫工作，規定超期或是違規出具社會調查報告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考慮賦予法院一定的監督權。

（三）審前羈押適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審前羈押是限制或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嚴厲的強制措施。現代法治社會奉行羈押是例外的原則，這是無罪推定和人權保障原則的內在要求。對于未成年被告人，更應當盡量適用能達到羈押的預期目的，又更為輕緩、對其侵犯更小的非羈押強制措施，即審前羈押的替代措施。美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值得學習與借鑒。但是盲目抄襲發達國家的做法不見得有效果，必須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首先，確定執行主體。由從事社會調查的專門調查機構在偵查終結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關背景信息與個人具結等非財產性保釋條件的危險評估報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該專門機構的調查員還要對那些附加不同釋放條件而予以釋放在外的被追訴人根據其釋放條件情況制定相應的報告與執行計劃，以便監督確保被追訴人履行由法院決定的釋放條件；其次，明確決策主體。偵查機關將調查員制作的危險評估報告附在相關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審查，由法官根據危險評估報告做出是否審前釋放的決定。對于法官的決定不服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開聽證會或是向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提出抗議；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偵查機關加強監控、以社會調查官觀護的方式代替羈押，讓社會調查機構發揮樞紐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監控網絡與合力機制，從而盡量避免出現審前釋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風險。

（四）緩刑適用難——不可不變之題

對于未成年罪犯，適用緩刑具有特殊的意義：（1）有利于調動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積極性；（2）有利于預防和減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標簽化”，便于社會各方接納未成年罪犯，培養其社會性，創造條件使之重返社會[6]。因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規范未成年人緩刑適用制度：一是規范相關法律規定，做到緩刑執行有法可依。針對現行制度的不足，法律應當對未成年緩刑犯的考察主體、考察內容、考察方式做出具體的規定，可以考慮建立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幫教辦公室，專門負責緩刑考察機關在外地的緩刑犯交接問題；二是統一緩刑執行場所，避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執行難。探索建立集中、統一的未成年緩刑犯監督、幫教和考察基地，選擇具有一定規模、發展相對穩定的企業為依托，為未成年緩刑犯提供一些對技術和專業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崗位；三是增加緩刑聽證程序，減少法官自主裁量權。法院在法庭審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另行安排一次聽證會，組織相關人員作為聽證參加人，對于外來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適用緩刑進行廣泛地交流、核實和論證并允許外來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律師對聽證結果提出異議；四是擴充緩刑制度的類型，增強緩刑適用力度。 對于罪刑較輕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考慮暫緩，同時配合使用緩刑保證金制度，若他們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則可要求他們定期向社會調查機構的調查員匯報生活、工作情況，以保證執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憲法制定中，先賢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雖然我國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沒有直接歧視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規定，但是必須看到，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事實上的不平等，使得對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平等保護難以真正得到落實。筆者希望通過本文的寫作，能夠讓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權益得到重視，滴水穿石，當全社會都形成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權益平等保護的風氣，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釋：

[1]張臻.重慶沙坪壩：外來未成年“非監禁化改革”[J].檢察風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試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緩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獅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數據為例[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4：21.

[3]徐愛國.評析波斯納的《刑法經濟學理論》[J].政法論壇，2007-9（5）：173.

[4]汪建成.論未成年人犯罪訴訟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學）專題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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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R19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3）33-0065-02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居民健康素養水平普遍偏低，提高健康素養是公共衛生工作的當務之急[1]。為了解我國居民健康素養狀況，2008年衛生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居民健康素養調查，2009年12月衛生部公布《首次中國居民健康素養調查報告》[2]。鑒于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普遍偏低的現狀，特別需要針對重點人群和重點健康問題，制定科學、可行及有效的傳播策略，探索提高全民健康素養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為此本文將采用分層抽樣法隨機抽取番禺地區共2090名城鄉居民進行調查分析，以了解農民對健康知識的知曉率以及對建立健康長廊的必要性，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對城鄉居民進行抽樣，選取番禺地區共2090名16～80歲的居民進行健康知識問答調查。2090份問卷中有效回收問卷1985份，男673例，女1312例；其中16～30歲居民624例，31～45歲479例，46～60歲434例，61～80歲448例；其中小學或以下學歷646例，初中學歷528例，高中/中專學歷464例，大專/本科學歷345例，碩士及以上學歷2例。

1.2 問卷調查內容

采取自行設計的問卷對居民健康素養進行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居民個人信息、居民對健康素養了解程度、居民對健康長廊建立必要性的認識。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居民健康知識知曉率

2090份問卷中有效回收問卷1985份，有效回收率94.98%。通過調查發現，居民對健康知識的知曉率普遍偏低，知曉率46.05%（914/1985），其中年齡31～45歲人群健康知識知曉率66.39%（318/479），高于其他年齡段，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居民健康知識知曉率

年齡段 例數（例） 知曉率 例（%）

16～30歲 624 193（30.93）

31～45歲 479 318（66.39）*

46～60歲 434 165（38.02）

61～80歲 448 123（27.46）

合計 1985 914（46.05）

*與其他年齡段比較，P

2.2 不同學歷人群健康知識知曉率分析

不同學歷人群健康知識知曉率存在差異，其中大專/本科學歷及以上人群健康知曉率最高，與其他學歷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不同學歷健康知曉率

學歷 例數（例） 知曉率 例（%）

不識字/識字很少 139 26（18.71）

小學 507 129（25.44）

初中 528 182（34.47）

高中/職高/中專 464 226（48.71）

大專/本科學歷 345 318（92.17）*

碩士及以上學歷 2 2（100）*

*與其他學歷相比，P

2.3 居民對健康長廊的認識

通過調查發現1580例（79.60%）居民認為非常必要建立健康長廊，348例（17.53%）居民認為有必要建立健康長廊，其余居民認為沒有必要建立健康長廊。

3 討論

健康素養是指“個體具有獲取、理解和處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務，并運用這些信息和服務做出正確判斷和決定，維持和促進健康的能力”[3]。我國是一個疾病負擔沉重的國家。近些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環境變化，影響健康的因素越來越多；人口老齡化、疾病譜變化又進一步加重了疾病負擔。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普遍偏低，健康素養涉及到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居民的身體素質，以及全民身體素質亟待提高。移動健康長廊指的是可以自由組合宣傳內容、數量，可以到任何場所、地點設置的宣傳欄，可以打破傳統宣傳欄時間、地點和內容等限制，并可提供導讀式、互動式的宣傳，大大提高農村居民閱讀、學習的興趣和效果。

本研究中2090份問卷中有效回收問卷1985份，有效回收率為94.98%。通過調查發現，居民對健康知識的知曉率普遍偏低，知曉率46.05%（914/1985），其中年齡31～45歲人群健康知識知曉率66.39%（318/479），高于其他年齡段，而年齡在61歲以上的老年人群健康知識知曉率最低，為27.46%（123/44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國公民健康素養-基本知識與技能（試行）[J].中國健康教育，2008，2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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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題。標題可以有兩種寫法。一種是規范化的標題格式，即“發文主題”加“文種”，基本格式為“××關于××××的調查報告”、“關于××××的調查報告”、“××××調查”等。另一種是自由式標題，包括陳述式、提問式和正副題結合使用三種。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體、結尾三部分。

1.前言。有幾種寫法:第一種是寫明調查的起因或目的、時間和地點、對象或范圍、經過與方法，以及人員組成等調查本身的情況，從中引出中心問題或基本結論來;第二種是寫明調查對象的歷史背景、大致發展經過、現實狀況、主要成績、突出問題等基本情況，進而提出中心問題或主要觀點來;第三種是開門見山，直接概括出調查的結果，如肯定做法、指出問題、提示影響、說明中心內容等。前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要精練概括，直切主題。

2.主體。這是調查報告最主要的部分，這部分詳述調查研究的基本情況、做法、經驗，以及分析調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種具體認識、觀點和基本結論。

3.結尾。結尾的寫法也比較多，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策或下一步改進工作的建議;或總結全文的主要觀點，進一步深化主題;或提出問題，引發人們的進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發出鼓舞和號召。

范文：

農民工文化需求調研報告

文化需求是社會人的一般需求。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當新生代農民工物質需求逐步得到滿足時，其他方面的需求就會被激發出來，文化需求顯得相當突出。

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現狀分析

1.新生代農民工對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文化作為一種符號傳遞著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狀態。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由生存理性轉變到社會理性，物質已經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需求，他們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樣迫切。但是由于經濟原因，農民文化消費能力不強;另外，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關注，把農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娛樂生活極其單調。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休閑娛樂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覺、聽廣播等較為原始、低級的娛樂方式上。即使有的農民工開始接觸網絡等較現代化的娛樂方式，他們也大多把網絡作為打發時間的工具(聊天、看電影等)，而沒有有意識地利用網絡在信息傳遞、文化提升、人際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農民工相對單調的文化生活致使他們在價值觀上也呈現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進程。

2.新生代農民工對專業技能的需求。學好一門過硬的技術是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最強烈的愿望。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比傳統農民工雖然有了顯著提高，但因為沒有一技之長，他們即使有心擺脫出賣苦力的低級打工狀態，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個“坎”，就是求職過程中的技術門檻，他們普遍陷入一種“技術困境”。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的升級，城市現在緊缺技術工人，但求職農民工80%沒有任何技能，遠遠滿足不了市場要求。 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有了初步的學習意識，但由于學習成本較高以及收益的不穩定性，對于學什么、怎么學，卻還存在著很多迷惘和認識上的誤區。

3.新生代農民工對科學文化知識的需求。雖然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水平較傳統農民工文化水平有顯著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卻遠遠低于城市從業人員，這種差距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不相適應。新生代農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斷學習，接受新知識、新技能，從根本上適應農民到市民角色的轉變。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意識的逐漸增強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要想順利地爭取自己的權利，必須有相應的法律知識和文化知識與之相匹配，他們的實踐需要決定了他們對文化知識的渴求。另外，許多農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學文化知識帶來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

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分析

1.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學習欲望強烈。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文化水平都比較高，基本上是初中以上，還有一部分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接受過中專或高技類課程培訓，知識面、信息來源比較廣。同時在工作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學習熱情較高，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這種觀點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得到最廣泛的認同。他們不僅僅自己有著強烈的學習欲望，而且對下一代也寄予很大的期望。對知識的渴望使新生代農民工對文化供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有的文化狀況遠遠不能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

2.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度較高，土地意識淡化。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特性變化和技能素質提升，加上農地制度變遷使得他們新生代農民工的鄉土社會認同在減弱，他們大多數人往往直接從學校進入外出務工行列，有的還是在城里跟著打工父母成長起來的，對于現代產業規律的熟悉程度遠高于傳統農業。同時，他們極力謀求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在經歷了城市生活及文化氛圍的熏陶之后，更感覺到城鄉社會的差距，從而表現出對城市社會更強烈的向往。他們不管各種制度性的障礙仍然存在，轉變就業觀念、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積極主動地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文明生活的追求對傳統的思想觀念、雙重制度和限制政策提出了挑戰。

3.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期望值較高，立足長遠發展。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更多的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謀求發展。他們有較強的拼搏意識和進取精神，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有明確的職業規劃。他們不僅僅滿足于掙錢來改善家庭生活，而是要求有所發展。他們更看重個人的能力和機會，相信只要通過個人努力拼搏就能獲得成功。在爭取待遇、謀求更大發展空間上，這一代農民工要求更加直接。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刻苦學習專業技術，以提高就業的競爭能力。他們把務工當做學習、提高、適應的過程，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從農民到工人到更高社會層次的生存方式與人生道路的轉變。這要求政府和社會必須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對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渴求，滿足他們的發展需要。

滿足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的對策建議1.多方推進，豐富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生活。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經和城市居民差異不大，但在精神上，他們仍獨自結成了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和城市文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要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使他們盡快融入城市文化，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和農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一是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是豐富農民工文化生活的主導者，要把豐富農民工文化生活納入公共服務范疇，不斷增強公共服務的職能。

二是企業要充分發揮農民工的主體作用。要根據農民工的需要層次，增加文化活動設施，豐富農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同時，要組織農民工開展豐富多彩的業余文化活動，激發農民工的參與熱情。

三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的重要作用。社區、各級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要經常為農民工組織一些形式多樣的群眾性文體活動，滿足他們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2.加強教育培訓，全面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素質。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自身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著獲取資源能力的高低，進而影響著他們的社會認同狀況和社會融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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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新型城鎮建設工作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安置問題。在城鎮建設的重點地區珠海西部地區，其農業人口占據了珠海市總人口的8%以上。在城鎮改造完成后，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會成為剩余的勞動力，需要政府部門為其提供工作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這些剩余的勞動人口缺乏實際工作經驗。這就對政府部門安置城鎮改造后的剩余勞動力造成了困難。

（二）新型城鎮產業結構建立中的人力資源缺乏問題

在城鎮改造完成后，在城鎮中新型產業結構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人力資源。在珠海新型城鎮建設工作中，這一問題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態新城的建設工作中，除了高科技產業人才的應用外，對具有一定職業技術水平和專業工作能力的基層人力資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員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話，其工作成本和資源建設投入都會很大。這就對新型城鎮產業結構的建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問題

珠海地區的教育發展一直存在著城鄉不平均的問題。在新型城鎮的建設工作中，教育資源的建設工作的落后會對整體新型城鎮的建設工作產生一定的影響。如在九年制義務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鎮的學生因為高中教學資源的缺少會面臨無學可上的問題，進而造成新型城鎮中整體的人員素質水平難以提升的問題。

（四）城鄉文化差異帶來的不穩定問題

在一份《珠海城鎮建設調查報告》中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在接受調查時認為現階段珠海的城鄉差異和城中村情況嚴重。這一數據表明了，在新型城鎮建設工作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城鄉差異問題，就有可能出現原有的城鎮居民和由農民轉為的城鎮居民之間因為原有的差異而產生的矛盾糾紛，進而產生新的不穩定情況。這種不穩定情況會對新型城鎮建設工作帶來極大的影響。

二、職業教育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作用分析

在珠海新型城鎮建設工作中，如何發揮職業教育的作用，解決新型城鎮建設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是珠海新城鎮建設工作中的重要問題，也是職業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課題。

（一）職業教育是剩余勞動力轉型安置的保障

針對新型城鎮建設工作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安置，職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職業教育的開展可以很好地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型安置工作提供保障。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缺乏職業技能和能力的問題，職業教育可以很好地利用專業的理論和實操教育工作完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作能力轉型。這種轉型工作包括兩種類型的轉型。一是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工作技能的培養，解決了他們缺乏工作能力的問題，提高了其工作能力。二是保證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對職業工作環境轉變的適應，使其可以很好地適應城鎮工作環境。

（二）職業教育是新型城鎮人力資源培養的基地

職業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為社會各項建設提供合格的基層人力資源。在珠海新城鎮產業結構建立的過程中，職業教育可以成為城鎮基層人力資源培養基地。職業教育工作開展的優勢包括以下幾點。一是保證了人才培養的效率和質量。在城鎮化過程中可以利用職業教育為新城鎮產業結構提供人力資源，可以根據產業結構建立的實際情況進行專業培訓教育工作，提高培養職業人才的效率和質量。二是人才管理的成本更低。利用本地人力資源進行職業教育工作，為當地的產業結構建立提供人力資源，這種工作辦法與外聘人力資源相比人力資源管理的成本更低。

（三）職業教育對教育資源均衡的作用

我國的職業教育一直是整體教育中對專業文化教育的重要補充。在新型城鎮建設中，針對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職業教育的開展可以成為文化教育重要的補充。在實際的工作中，職業教育可以接受城鎮中因為教育資源有限難以接受高中文化教育、但是又希望繼續進行學習的義務教育畢業生，避免出現失學的情況。這樣，可以很好地促進新城鎮教育資源的均衡，同時起到了促進新城鎮文化發展的作用。

（四）職業教育對縮小城鄉文化差異的作用

對于解決城鄉文化差異的問題，職業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協調作用。這主要是和職業教育中幾項工作的開展有關。首先是文化教學工作。在職業教學中，除了與職業專業相關的教學工作外，文化教學的開展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工作的開展可以很好地解決農業人口文化素質低的問題，為解決城鄉文化差異問題提供保障。其次是在職業環境適應的工作中，農業人口可以切身感受到城鎮職業環境的特點，改變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可以更好地解決城鄉文化差異問題。

篇9

【中圖分類號】 R 179 G 47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 (2007)09-0829-03

吸煙、飲酒、吸毒和賭博等健康危險行為不但影響青少年的學習，而且也將影響到他們 成年時期的健康和工作。為了解江蘇省青少年健康危險行為流行狀況，根據《中國城市青少 年健康危險行為調查方案》的規定和要求，于2004年10-12月統一組織具有代表性的市區初 中、高中、中專和大學的在校生進行問卷調查，同時選擇20所鄉村中學在校學生開展問卷調 查。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04年12月在南京、徐州、蘇州、鹽城市區隨機抽取68所學校（ 24所初中、24所高中、12所中專、8所大學），農村20所中學（宜興市10所，射陽縣10所） ，每所中學從初一到高三年級隨機抽取2～3個班，中專一～三年級各抽取1～2個班，大學一 ～四年級各抽2～3個班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調查學生19 532名，不同地區、不同學段調 查學生數見表1。

1.2 方法 統一使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學校衛生分中心提供的“中國青 少年健康相關行為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括人口統計學資料、吸煙、飲酒、吸毒和賭博等 危害青少年健康行為的相關問題。其中初中問卷有64個調查項目，高中（中專）問卷有67個 調查項目，大學問卷有65個調查項目。

由江蘇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組織培訓各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調查員，在學校班主任的配合下 ，統一組織，以班級為單位，進行不記名問卷調查，當場收回。

1.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8.0軟件進行統計,并用χ2檢驗分析不同地 區、年級、性別、學習階段、城鄉、父母學歷、是否住校、不同學校類型的差異。

2 結果

2.1 吸煙 見表1。

2.1.1 嘗試吸煙情況 4 407名學生曾嘗試吸煙，曾嘗試吸煙率為22.7％。 曾嘗試吸煙率男生為34.4％，女生為11.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城市學 生為22.6％，鄉村學生為22.5％，城鄉學生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地區 、不同學校類型、不同學習階段學生曾嘗試吸煙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1 ）；學習成績差的學生嘗試吸煙率為38.0％，優秀學生為18.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1）；住校生為28.6％，走讀生為18.6％，住校生與走讀生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1）。父母學歷越高，子女嘗試吸煙率越低，其中父親小學以下為28.9％， 大學以上為15.3％；母親小學以下為28.5％，大學以上為14.3％。

2.1.2 吸煙年齡 曾嘗試吸煙學生中，有2 146名學生開始吸煙年齡≤13歲 ，報告率為11.1％。其中男生為16.2％，女生為6.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城市學生為10.2％，鄉村學生為12.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學習 成績差的學生為17.6％，優秀學生為10.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住校生 為12.2％，走讀生為10.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父母學歷的升高， 其子女13歲前的吸煙率逐步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其中父親學歷小學 以下為15.2％，大學以上為7.7％；母親學歷小學以下為14.6％，大學以上為8.1％。同時， 不同年齡、不同年級在校學生13歲前嘗試吸煙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1.3 目前吸煙情況 在調查的近30 d中，有1 d和1 d以上吸煙的在校生有 1 865名，吸煙率為9.5％。其中男生為16.2％，女生為3.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1）；城市學生為9.6％，鄉村學生為9.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學習成績差的學生目前吸煙率為19.0％，優秀學生為7.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1）；住校生為12.7％，走讀生為7.7％，住校生與走讀生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1）。隨著父母學歷的升高，其子女嘗試吸煙率逐步下降，其中父親學歷小學以下為11.1 ％，大學以上為6.5％；母親學歷小學以下為11.8％，大學以上為7.0％。在校生近期吸煙率 隨著年齡的增長或年級的上升而呈上升的趨勢，即不同年齡在校生近期吸煙率從13歲的2.4 ％上升到23～24歲的45.2％，從初一年級的2.3％上升到大學四年級的37.6％。

2.2 飲酒 見表2。

2.2.1 曾嘗試飲酒情況 被調查學生中，8 343名學生曾嘗試飲酒，曾嘗試 飲酒率為43.1％。其中男生為50.3％，女生為36.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 1）；城市學生為44.3％，鄉村學生為4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地 區、不同學校類型、不同學習階段學生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1）；學 習成績差的學生曾嘗試飲酒率為52.9％，優秀學生為38.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1）；住校生為50.6％，走讀生為38.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隨著 父母學歷的升高，其子女曾嘗試飲酒率逐步下降，其中父親學歷小學以下為43.9％，大學以 上為40.7％；母親學歷小學以下的為43.7％，大學以上為38.2％。

2.2.2 飲酒年齡 曾嘗試飲酒學生中，有4 523名學生在13歲前曾嘗試飲酒 ，飲酒率為23.4％。其中，不同地區學生13歲前嘗試飲酒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 5）；男生為29.1％，女生為17.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城市學生為23.9 ％，鄉村學生為21.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地區、不同學校類型、 不同學習階段學生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在校生學習成績越好，1 3歲前飲酒率越低，其中學習成績差的學生為32.4％，優秀學生為22.5％，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5）。住校生為20.9％，走讀生為2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隨著父母學歷的升高，其子女13歲前的飲酒率逐步上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1），其中父親學歷小學以下為21.3％，大學以上為26.1％；母親學歷小學以下為21.5％ ，大學以上為28.0％。不同年齡、不同年級在校學生13歲前嘗試飲酒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

2.2.3 近期飲酒情況 在調查的近30 d中，有1 d和1 d以上飲酒的在校生有 4 140名，飲酒率為21.4％。其中男生為26.4％，女生為16.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1）；城市學生為21.5％，鄉村學生為20.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 05）；不同地區、不同學校類型、不同學習階段學生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 均＜0.01）；學習成績越好的學生近期飲酒率越低（P＜0.01），其中成績差的學生近 期飲酒率為26.5％，優秀學生為19.1％。住校生為26.4％，走讀生為18.3％，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P＜0.01）。父母學歷的升高，其子女近期飲酒率逐步上升，其中父親學歷小學 以下的為20.7％，大學以上的為21.7％；母親學歷小學以下的為20.8％，大學以上為22.7％ 。在校生近期飲酒率隨著年齡（年級）的增長而呈上升的趨勢，即不同年齡在校生近期飲酒 率從13歲的12.3％上升到23～24歲的61.4％，從初一年級的10.8％上升到大學四年級的58.2 ％。

2.3 吸毒情況 被調查學生中，有182名在校生曾使用過，吸毒率為0.9 3％。不同地區學生吸毒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其中男生為1.43％ ，女生為0.4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城市學生為1.05％，鄉村學生為0 .7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曾嘗試吸毒率為1.93％， 優秀生為0.3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在校生曾嘗試吸毒率從13歲的0.42 ％上升到23～24歲的3.01％，從初一年級的0.50％上升到大學四年級的2.12％。

2.4 賭博情況 在被調查學生中，有3 234名在校生曾經賭博，賭博報告率 為16.6％。不同地區學生賭博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其中男生為 21 .7％，女生為8.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城市學生為16.1％，鄉村學生為 13.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學習階段學生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1）；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曾嘗試賭博率為21.9％，優秀生為16.3％，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P＜0.01）；在校生曾經賭博從13歲的7.1％上升到23～24歲的25.3％，從初一年 級的6.4％上升到大學四年級的28.6％。

3 討論

江蘇省青少年吸煙率、飲酒率和賭博率均明顯低于1999年中國5省市調查結果［2］， 也明顯低于2003年北京市［3］和合肥市［4］的調查結果，高于國外報道結果 ［1］。

青少年吸煙、飲酒、吸毒和賭博等危險行為存在“六高現象”，即經濟發達地區高于經濟欠 發達地區，男生高于女生，城市高于農村，普通學校高于重點學校，住校生高于走讀生，大 學生高于中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或學段的上升，青少年吸煙、飲酒、吸毒和賭博等危險行 為呈上升趨勢，且青少年吸煙、飲酒、吸毒和賭博等危險行為與學習成績、父母親文化水平 有密切關系，即學生學習成績越好或父母文化水平越高，其健康危險行為越低；反之，學生 學習成績越差或父母文化水平越低，其健康危險行為越高。

開展學校健康教育是干預青少年健康危險行為的有效措施和方法。學校健康教育是一項投資 少、見效快的衛生防病措施，也是以學校為基地預防青少年吸煙、飲酒、吸毒和賭博的一個 重要環節和場所。據WHO預測，我國0～29歲3億男性中將有2億煙民，其中有1億人最終會死 于與吸煙相關的疾病。根據江蘇省青少年健康危險行為現狀，應針對不同性別、不同年齡， 在城鄉學生中開展戒煙、控酒、禁毒、禁賭的健康教育，給予他們健康行為指導，不斷提高 全省青少年衛生知識水平，增強自我保健意識。此外，青少年吸毒率為0.93％，賭博報告率 為15.0％，特別是大學生吸毒率高達1.77％，明顯高于中專生、高中生、初中生。為此，針 對不同年齡、不同年級的學生開展禁毒和禁賭教育刻不容緩，必須引起各級政府和教育、公 安、文化、廣電、衛生等部門的高度重視，各級各類學校利用電視、廣播、板報、畫廊、講 座等各種形式，大力宣傳吸毒和賭博是違法行為，提高他們對吸毒和賭博對健康、工作、家 庭危害的認識。同時，學校還要加強心理輔導和生活技能教育，使他們能正確對待學習、就 業、生活等方面的心理壓力，堅定信心，去迎接挑戰和克服困難。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與國外交往的增多，江蘇省青少年各種健康危險行為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趨 勢。因此，全社會必須關注青少年的健康，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制定一系列相應法律法規文件 ，為在青少年中開展戒煙、控酒、禁毒和禁賭提供依據。同時，學校要抓好健康教育，通過 學校健康教育，使學生了解和掌握吸煙、酗酒、吸毒、賭博對健康的危害，提高他們的認知 水平。此外，父母的行為潛移默化影響孩子的行為和態度，為此，父母也要以身作則，也要 參與到戒煙、控酒、禁毒、禁賭的教育中來，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榜樣作用。

(致謝：參加課題調查的還有史祖民、潘曉群、戴月、劉輝、孔慶蘭、沈蕙、吳小群 等醫師，在此表示感謝!)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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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R788.1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6（b）-0134-05

第一恒磨牙是萌出最早的恒牙，在口腔中承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北京市牙病防治所從2005年開始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了對7～9歲兒童第一恒磨牙免費窩溝封閉項目，旨在控制青少年的患齲水平。為對項目評價提供信息支持，同時了解全市中小學生第一恒磨牙患齲情況及發展趨勢，2010年北京市牙防所組織16區縣牙防機構對全市6～18歲學生進行了口腔健康流行病學抽樣調查，現對其中第一恒磨牙患齲情況及窩溝封閉情況進行分析。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北京市16區縣（東城區、西城區、朝陽區、海淀區、豐臺區、石景山區，門頭溝區、房山區、大興區、通州區、昌平區、順義區、平谷區、懷柔區、密云縣和延慶縣）6～18歲城、鄉常住人口。調查對象均在當地出生并成長，年齡按調查當日計算。調查時間為2010年9～11月。

1.2 調查項目

調查項目包括一般情況（姓名、年齡、性別、戶口、民族等）和專業檢查項目（冠齲）。

1.3 抽樣方法及樣本量

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在每個區縣按經濟水平、城鄉人口和規模高低分為3層，每層隨機抽取1個街道或鄉鎮；從每個街道（鄉鎮）中隨機抽取2個居（村）委會，在居（村）委會附近選取1所小學和1所中學（兼有初中和高中）；在每所學校中隨機抽取6～18歲年齡組學生，每個年齡組56人（男女各半）作為受檢者。每個年齡組應完成5376人。

1.4 調查標準

專業檢查項目按照《第三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方案》的診斷標準[1]進行檢查并記錄。檢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視診結合探診的方式進行。檢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鏡和CPI探針。

齲齒檢查：牙齒的窩溝點隙或光滑面有明顯的齲洞或明顯的釉質下破壞，或明顯的可探及軟化洞底或洞壁的病損記為齲齒。使用CPI探針證實視診所判斷的咬合面、頰舌面、鄰面的齲壞。

1.5 質量控制

各區縣參與調查的3名臨床調查員均為從事口腔臨床工作3年以上者，經過北京市牙防所培訓并通過齲病標準一致性檢驗，Kappa值均在0.7以上。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完成人數

全市共調查6～18歲學生73 861名，其中468名因數據不完整而刪除，共獲得有效樣本73 393名，數據準確率為99.37%。因高三學生在調查時間內多為17歲，因此，部分區縣18歲組樣本量未達到要求，全市18歲組有效樣本量為4982人。

2.2 北京市6～18學生第一恒磨牙患齲情況

2.2.1 患齲率 北京市6～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患齲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高，6～12歲增幅明顯，12歲后增幅減緩。6～8、12和14歲組城、鄉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9～11、13、15～18歲組城市患齲率高于農村，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6歲男女之間患齲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7～18歲女性第一恒磨牙患齲率高于男性，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1～2、圖1。

2.2.2 齲均 北京市6～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齲均基本呈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高的趨勢。8～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齲均城市高于農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7～18歲女性齲均高于男性，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1～2、圖2。

2.2.3 充填率 6～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齲齒充填率城市均高于農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12歲第一恒磨牙齲齒充填率男生高于女生，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其他年齡組男女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2、圖1。

2.2.4 各牙位患齲情況 在各年齡組中，下頜第一恒磨牙的患齲率均高于上頜第一恒磨牙，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3。

2.3 北京市6～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窩溝封閉情況

2.3.1 人均窩溝封閉牙數 北京市6～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人均窩溝封閉牙數在6～9歲年齡段隨年齡增長逐漸增多，9歲之后隨年齡增長逐漸減少，見圖2。7～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人均窩溝封閉牙數城市高于農村，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6歲學生城、鄉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除7歲組和18歲組外，其他年齡組學生人均窩溝封閉牙數男女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2。

2.3.2 窩溝封閉率 第一恒磨牙窩溝封閉率在6～10歲年齡段隨年齡增長逐漸增加，10歲之后隨年齡增長逐漸降低，見圖1。8～18歲學生第一恒磨牙窩溝封閉率城市高于農村，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6歲和7歲學生城、鄉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除7歲及9歲組外，其他年齡組學生窩溝封閉率男女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2。

2.3.3各牙位窩溝封閉情況 在各年齡組中，下頜第一恒磨牙的窩溝封閉率高于上頜第一恒磨牙，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4。

3 討論

第一恒磨牙的患齲情況與整個恒牙列患齲情況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性，掌握人群第一恒磨牙的患齲情況和規律對齲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義[2]。在全北京市范圍內進行中小學生全年齡組的第一恒磨牙齲病及窩溝封閉情況調查尚屬首次。本調查結果可為北京市免費窩溝封閉項目的監測與評價提供數據支持和參考。

本研究表明，第一恒磨牙患齲水平呈現城鄉、性別及年齡分布差異。多數年齡組齲均和患齲率均表現為城市高于農村、女性高于男性的特點，這與第二、三次全國口腔流行病學調查北京地區調查結果[3-4]基本一致，也與國內其他省市調查結果[2，5-7]類似。究其原因，應該與城鄉之間、男女之間飲食結構、飲食習慣以及生活方式的差異有關。另外，女性生理發育早于男性，因此，第一恒磨牙接觸口腔環境時間和發生齲壞的危險均早于男性[8]。6～12歲第一恒磨牙患齲率隨年齡增加而增高，且增幅明顯，12歲后增幅減緩。這一結果與廣東省[5]、沈陽市[6]、太原市[7]等地調查結果相近似。提示應在12歲前切實加強窩溝封閉等齲病預防工作。從不同牙位患齲情況來看，下頜第一恒磨牙的患齲水平顯著高于上頜，與2002年前北京恒磨牙患齲情況的調查結果[9]相似，提示應把齲病防治重點放在下頜第一恒磨牙。

北京市城市學生第一恒磨牙齲齒充填率高于農村，但總體情況不容樂觀。以12歲為例，城市充填率為25.18%，農村僅為15.42%。提示今后在做好齲病預防工作的同時，中小學生齲病治療工作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北京市從2005年開始的對7～9歲兒童第一恒磨牙免費窩溝封閉項目到2010年已滿5年。這一項目的開展得到了廣大學生家長的認可[10]。在本次調查中，7～14歲年齡組是免費窩溝封閉服務的受益者，其中9歲學生是2008～2010年度免費窩溝封閉項目的服務對象，10歲學生是2007～2009年度項目的服務對象。調查結果顯示，第一恒磨牙人均窩溝封閉牙數和窩溝封閉率在9～10歲達到高峰，窩溝封閉率達到45%，之后隨年齡增長逐漸減少。這一結果與免費窩溝封閉項目的開展有直接關系。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2002年美國6～11歲兒童窩溝封閉率為30.5%[11]，美國制定的2010年衛生保健規劃目標中提到要將兒童磨牙窩溝封閉率提高到50%。通過政府持續深入，成功開展免費窩溝封閉項目，北京市兒童的窩溝封閉率已基本達到美國的兒童口腔保健目標[12]。本調查顯示，城市學生人均窩溝封閉牙數和窩溝封閉率高于農村。原因可能與城鄉醫療服務覆蓋范圍與家長認知程度差異等因素有關。提示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地區的醫療資源配置，提高其醫療服務范圍和水平，同時應加強對農村人群的口腔健康教育，使其能夠理解口腔健康的重要性，主動自愿接受口腔公共衛生服務。

從不同牙位窩溝封閉情來看，各年齡組下頜第一恒磨牙的窩溝封閉率均高于上頜，與患齲特點基本一致。但從構成比來看，上下頜窩溝封閉率分別約為45%和55%，而上下頜患齲率分別約為30%和70%，提示今后窩溝封閉項目應增加下頜第一恒磨牙的封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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