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自由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人們通常用一段時間內格魯伯－勞艾德指標的變化來說明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性，如伊瑪達(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薩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標對東盟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調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該時期區內貿易的增加主要來源于產業內貿易還是凈貿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對相關概念作一介紹。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國的區內貿易的進出口總額，Xi、Mi分別指i國區內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ti、nti和iiti分別是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而格魯伯－勞艾德指標并不能說明產業內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程度。另外，該指標還會引起誤導，因為，有時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低，但是該指標仍然呈上升趨勢；同樣，有時該指標呈下降趨勢，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較低，這是因為：

當iit[,i]＞nt[,i]時，意味著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iit[,i]＜Cnt[,i]；類似地，當nti＞iiti時，意味著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nt[,i]＜Ciit[,i]。

產業內貿易和凈貿易的貢獻率表達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別是i國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Cnt[,i]和Ciit[,i]分別指nt[,i]和iit[,i]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GL[,i]指基期i國的格魯伯勞艾德指標。

三、樣本的確定與數據來源

國際貿易的商品成千上萬，確定這些貿易中哪些屬于產業內貿易，哪些屬于產業間貿易，涉及到商品的分類和產業的定義問題。本研究根據HS編碼來劃分。（注：HS編碼全稱為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簡稱協調制度，是一種多用途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廣泛用于國際貿易有關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征稅、統計、運輸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統、科學的國際貿易分類體系。HS編碼一位數為類，兩位數為章，二者分別有22類和99章。）一般說來，產業劃分的越細，產業內貿易指標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數據的影響，本文將按章，也就是HS編碼兩位數等級數據來劃分，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法計算HS編碼一位數（類）和所有商品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及其對區內貿易的增長貢獻率。

本文對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并將1993年作為基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ASCU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計算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標。

就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增加了94%，其中產業內貿易提高了75%，產業間貿易提升了18%，換句話說，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增加有近80%來源于產業內貿易。從部門看，在18類商品中，（注：本文將武器彈藥、雜項制品、藝術品和其他未分類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類商品。）除了動植物油脂類商品外，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他17類商品的區內貿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機電音像設備和化工產品的區內貿易增幅最大，均超過一倍，分別達1.45倍和1.42倍。而就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而言，除了植物產品、動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高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的具體情況看，除了文萊的區內貿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個國家的區內貿易額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菲律賓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別達3.08倍和1.31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額有所下降，但其產業內貿易卻增加了近10%，其他5個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對擴大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都大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很顯然，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有助于東盟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說明了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短期調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國家的預計。看來那些擔心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巨大的短期調整成本的生產者是言過其實了。各個東盟國家應對那些院外活動團體的說辭持審慎態度，不要為此而改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林德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論”(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促進產業內貿易。自80年代開始，特別是80年代后期開始，東盟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最高，高達7.8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則分別為6.05%、7.48%和6.36%，菲律賓最低，為2.88%。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東盟的市場容量迅速擴充，需求越來越重疊，從而使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比例越來越高。其次，東盟各國的工業化建設。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工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兩位數，分別高達12.18%、11.74%和10.07%，新加坡為9.22%，菲律賓最低，為4.05%，可見東盟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升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東盟產業內部的分工就越細，異質產品的生產規模就越大，從而形成異質產品的供給市場，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日益趨同性，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增加了。第三，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稅越來越低，到2001年東盟自由貿易區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單商品）的關稅低于5%，各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促進了東盟區域資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資源從進口部分轉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產品更加多樣化，提高了產業的水平分工。根據巴拉薩和波溫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實證研究，產業內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呈正向關系，即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有助于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最后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該時期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避免東盟國家的進口限制和壁壘；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生產的低成本，并將東盟作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資主要是在消費類電子和電子配件。正是第二個時期的投資大大促進了東盟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那些電子配件等中間產品。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Intra-firmTrade，也稱公司內貿易）也不斷擴大，而在公司內貿易中相當部分屬于產業內貿易。現以日本豐田汽車在東盟各國的投資為例，來說明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有助于東盟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參見圖1）。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東盟地區內展開產業內分工，把汽車零部件生產分布到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以發揮規模效應，而且根據東盟《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的規定，這些產品的區內貿易是享受關稅減免的。

【參考文獻】

1.陳雯：博士學位論文，《東盟區域貿易合作的貿易效應研究》(2002)。

2.Ariff,M.(1991)TheMalaysianEconomy:PacificConnections,KualaLumpur:OxfordUniv.Press.

3.Balassa,B.(1966)"TradePerformanceasanIndicatorofComparativeAdvantage",inD.Greenaway(ed.),Economic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London:MacMillan.

4.Balassa,B.andL.Bauwens(1987)"Intra-IndustryTradeSpecializationinaMulti-CountryandMulti-IndustryFramework",EconomicJournal,Vol.97.

5.Dixon,P.B.andJ.Menon(1995)MeasuresofIntraindustryTradeasIndicatorsofFactorMarketDisruption,CREDIT

ResearchPaper95/13.

6.Grubel,H.G.andP.J.Lloyd(1975)Intra-IndustryTrade:TheTheoryandMeasurementofInternationalTradein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7.Imada,P.(1990)Evalua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AnnArbor:UMI.

8.Krugman,P(1981)"Intra-IndustrySpecializationandtheGainsfromTrad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9.

9.Kwan,C.H.(1994)EconomicInterdependenceintheAsia-PacificRegion,London:Routledge.

10.Menon,J.(1996)AdjustingtowardsAFTA:TheDynamicsofTradeinASEAN,Singapore:ISEAS.

11.Michaely,M.(1962)ConcentrationinInternationalTrade,Amsterda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

12.Petri,P.(1993)"TheEastAsianTradingBloc:AnAnalyticalHistory",inJ.A.FrankelandM.Kahler(eds.),RegionalismandRivalry:JapanandtheUnitedStatesinPacificAsia,Chicago:

篇2

關鍵詞：標準化自由貿易雙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產生了關貿總協定，3作為重要國際組織,WTO在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世界自由貿易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貿易組織所簽的條約，尤其技術條約，已經成為規范貿易行為和制度世界性指導原則。但是這個多邊貿易體制具有大國利益傾向,尤其是自由這個貿易中的實用主義依然存在,使WTO成為大國主導操縱一個場所。事實和歷史證明：關貿總協定糾紛不斷，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貿易中的實用主義和大國主導操縱，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使然。有人說：WTO是一個“富國俱樂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護富國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雙刃劍"，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揚長避短。一方面，要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適當搞一些自己的標準，以阻擋外國企業長驅直入，保護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要利用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給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過渡保護期內的條件，戰略高度上重視標準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發展的趨勢和WTO技術標準協議

當今世界技術標準發展的趨勢:5(1)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密不可分，技術標準成為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因此技術標準已經成為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制高點。6(2)國際貿易壁壘分為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是指關稅以外的通過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進口的貿易壁壘,其中主要包括對進口產品數量的限制,如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等和貿易技術壁壘(3)貿易技術壁壘的核心是標準,貿易技術壁壘主要通過產品技術標準和制定技術法規，以及檢驗產品是否符合有關標準和法規的合格評定程序來實現，其核心是技術標準。當今世界技術標準發展的另一種趨勢是:技術標準與國際貿易的聯系越來越多，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與預防協議（SPM）、《TBT協定》中，人為設置障礙，這已經成為貿易技術壁壘的主要組成部分。7

1993年,關貿總協定歷經七年艱苦談判，達成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WTO。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的宗旨是限制貿易技術壁壘，要求盡可能采用統一的國際標準。但是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帶來的利益并不對稱。原因是發達國家實際上掌握著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幾乎沒有什么技術壁壘可言，發達國家的產品能夠長驅直入，而對于發達國家，這些標準則可以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口的銅墻鐵壁。8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密不可分,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捆綁現象屢見不鮮。9

三，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從概念上講,WTO的規則體系中存有許多例外,如保護環境的規定,俗稱環保例外權。例如，美國汽油銷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綠色貿易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借口下，旨在保護國內煉油企業，制定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時間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Greenbarrier)”，這種環保例外權的行使往往和國家聯系在一起，在國家高于一切的國際法原則的影響下，有些國家利用GATT/WTO在規定自由貿易的同時，出于對環保和不均衡考慮的例外，如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和規定不完善，一些發達國家在過份嚴格的科技標準化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綠色貿易壁壘，形式多樣，涉及產品廣泛，措施花樣繁多。綠色貿易壁壘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慘重，使發展中國家更加處于劣勢，淪為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提供者，污染轉移的龐大場所。

縱觀GATT/WTO的歷史，不難發現：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公平的貿易結果,1958年的GATT專家組的報告指出,對初級產品的依賴和市場問題和現存的規則和公約對發展中國家十分不利.10經濟學家勞爾.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發展中國家,如拉美國家,不得不為較少的回報出售越來越多的貨物.11例如，美國汽油銷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綠色貿易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借口下，旨在保護國內煉油企業，制定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時間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Greenbarrier)”，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又如，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的國家，遭受“綠色貿易壁壘”的出口貨物已超過25%，約400-500億美元，極大地削弱WTO多邊貿易體制作用的發揮。

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不僅嚴重損傷自由貿易,而且一旦糾紛出現,WTO的爭端解決機制（DSU）缺陷是程序繁雜，使WTO成為大國主導操縱糾紛解決，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程序之便，拖延時間，采取實用主義，讓對方失去機遇和市場.首先，訴訟成本較高，須聘請精明強干的法學者，了解WTO的規則和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的期望進行預測，其次，訴訟時間長，在GATT歷史上，有的爭端解決拖延時間長達5年.最后，即使勝訴，在發達國家不承擔義務時，發展中國家難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難以抵償發達國家不承擔義務所造成的損失。因此，應盡快建立快速爭端解決機制（rapiddisputesofresolutionofmechanism）12

四,我國科技標準化概述

十六大報告明確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標準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尤其是隨著農業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13。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產品占領農業國際市場，是農業發展的一個戰略性問題。加強標準化建設對我國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能力成為當前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

目前,我國技術標準與國外具有明顯差距并且技術標準水平落后，在采用國際標準方面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14在高技術產業領域，除了在中文編碼、VCD和第三代移動通信領域有少量標準被納入國際標準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被動地執行國外提出的標準，受制于人。另外,技術標準制定與科學研究脫節。15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中國政府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承諾按照國際慣例，開放市場，增強透明度，公布技術標準,中國應自加入時起，使所有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符合《TBT協定》。為改變我國頻遭貿易技術壁壘限制，16成為受貿易保護主義受害大國局面,當前條件下,在WTO的過渡保護期內,應解決好以下問題:第一，找出WTO的TBT和現行的標準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決突出問題；第二，必須從戰略高度上重視標準化工作；第三，入世條件下實施標準化建設戰略,建設既適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第四，在入世條件下政府應加強立法和執法監督,淡化政府干預職能并加強應對國際貿易壁壘研究。

五，結論：

WTO在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世界自由貿易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貿易的糾紛不斷，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雙刃劍"：在GATT/WTO的法律體系中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規定不完善，易誘導綠色貿易壁壘。一些發達國家在綠色貿易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慘重，使發展中國家更加處于劣勢，淪為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提供者，污染轉移的龐大場所。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十六大報告明確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標準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尤其是隨著農業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17，從戰略高度上重視和加強技術標準工作，盡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適應世界自由貿易環境。

[參考文獻]

[1]WTO,<<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R],/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mis_e/10m00_e.htm;[2]劉筍，《國際貿易法》[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3]周道許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中國金融》[M]，時事國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4]戰后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經濟》[M]編輯部，《戰后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經濟》，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5]余勁松，吳志攀主編，《國際經濟法》[M]，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6]邵津主編，《國際法》[M]，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7]，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J].1947.

[8]，TheMultilateralSystem:50yearsofAchievement-Introduction,[J].(AccessedinNovember2001).[9]10commonmisunderstandingsabouttheWTO(AccessedinNovember2001),[J]./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mis_e/10m00_e.htm;[10]AngusFrancis,InternationaltradeLaw,[C].Canberra,2002(unpublishedatpresent).[11]BernardHoekmanandMichelKostecki''''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ordTradingSystem''''inFrom[12]DanielL.M.Kennedy,Jave(ed),thePoliticalEconomicoftheInternationalTradeLaw,[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13]General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1947.

[14]ChinaandWTO,(AccessedinJanuary2002),[J].</moftec-cn/wto/>;

[15]Caopeizhong,theprincipleoftheWTOandAffectionForChina.[D].Canberra,2002(unpublishedatpresent).

1曹培忠,山東農業大學付教授,澳大利亞英聯邦國際經濟法碩士CthAus.LLM。

2周艷波，山東農業大學付教授。

3參見世界貿易組織的官方文件：“Recognizingthattheirrelationsinthefieldoftradeandeconomicendeavourshouldbeconductedwithaviewtoraisingstandardsofliving,ensuringfullemploymentandalargeandsteadilygrowingvolumeofrealincomeandeffectivedemand,developingthefulluseoftheresourcesoftheworldandexpandingtheproductionandexchangeofgoods。eetheGATT1947preface。”

410commonmisunderstandingsabouttheWTO(AccessedinNovember2001),

5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6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7同上。

8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9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10GATT(1958),trendsinInternationalTrade,Geneva.

11See:J,TimmonsRobertsandArmyHite,FromModernizationtoGlobalization:Perspectiveson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Blackwellpublishersled,2000,p.11.

12BernardM.HoekmanandPetrosC.mavroidis:EnforcingMultilateralCommitments:DisputesSettlementandDevelopingCountries/wb/hoekman.doc.

13"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和管理水平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內容和主要標志。整體上，我國農業正處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時期，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農業生產優質化、集約化、產業化的發展，要求農產品生產必須由數量型向數量與質量并重型轉變，農業生產管理必須由偏重數量向更加注重質量安全管理轉變。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提高過程就是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全面推進農業標準化建設，規范農業生產全過程管理，是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綜合素質和效益，提高農產品質量的重要手段，是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參見同志在十六大報告第四部分.

14已的19,278項國家標準中，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僅占43．5％,由我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寥寥無幾。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篇3

(二)貿易產品類別變動不大2001年以來，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額持續增加，韓國對中國的農產品進口依存度提高，中韓農產品貿易結構變化不大。中國對韓主要出口農產品為玉米、小麥、植物膠類及大米、大豆、辣椒等。中國從韓國進口農產品集中在拉面、蘭花、調味汁，板栗、咖啡制品等產品上。

(三)貿易商品結構仍以產業內貿易為主。目前，中韓農產品貿易主要以產業內貿易為主，主要農產品種類為水產品、蔬菜、水果等。但中國出口產品多為原料型農產品，在農產品農藥殘留量、動植物衛生安全檢疫方面存在不足，進口多為深加工型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結構還需不斷改善，向水平型和高質量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發展。

二、中韓FTA主要爭議點及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據韓國研究，簽署中韓FTA后，韓國的GDP、進口、出口將分別增加3．1%至3．2%、5．4%至5．5%、5．9%，社會總體福利將增加3．0%;兩國貿易投資領域的合作也將擴大，特別是中國對韓投資將進一步增加;對兩國的外交、安保和東北亞局勢也有好處。但對于韓國來講，農產品市場開放是FTA談判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中韓兩國在地理上臨近，生產季節和產品類似。對中韓農產品的單價進行對比可以發現，除了洋蔥和雞肉外，韓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都要高于中國。無條件的開放農產品市場，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會令韓國擔心其糧食安全。為保護其本國市場，韓國堅持將大米等200多種農漁產品列在農產品開放領域之外。有關農產品市場開放的主要爭議點如下。

(一)適用例外條款的選擇標準和選擇范圍FTA的簽署會帶來兩國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對韓國而言，既要適應貿易自由化的大環境，又要在WTO框架內保證其利益最大化，在締結FTA談判時利用例外條款為其敏感農產品爭取最大利益就成為必要手段。雙方就大米等敏感產品是否使用例外條款的認證與爭議將成為談判的熱點，也是影響中韓農產品貿易的焦點。

(二)農產品緊急進口限制措施(SG)的設定韓國在農產品上對中國的依存度相對較高，為了避免中國農產品的進口激增給韓國農民造成重大傷害，韓國會采取直接規避措施，在FTA談判中必然要提出使用緊急進口限制措施。雙方將就是否要采取此項措施、采取措施的條件、啟動次數以及采取對象產品等詳細內容進行討論，這些都會對未來的中韓農產品貿易造成影響。

(三)農產品貿易的非關稅措施隨著FTA締結后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增加，韓國政府擔心隨之而來的動植物病蟲害進入的可能性，為保證食品安全問題，將會實施進口農產品安全性措施、檢驗檢疫等衛生措施等非關稅措施。針對中國有可能選定部分區域，或選定某種農產品的產區，實行嚴格的地域限制、農產品病蟲害防止或檢驗檢疫措施，或直接對部分產品實施進口限制。這些措施將成為雙方的主要爭議點，也進一步阻礙了中韓農產品的發展。

三、促進中韓農產品貿易的對策建議

中韓兩國自建交以來，貿易發展迅速，農產品貿易成為兩國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韓國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經貿伙伴，也是我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然而由于韓國對本國農業以及農產品市場的過度保護，農產品貿易成為中韓FTA締結的一個主要爭議方面。為推動中韓FTA的締結，促進兩國農產品貿易發展，提高中國農產品競爭力，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認真研究韓國農產品貿易政策，應對其采取的臨時保護措施在分析韓國主要農產品生產情況的基礎上，了解韓國重點保護的敏感農產品，對韓國的農業政策、農產品貿易政策以及其對國內農業的支持措施進行研究，并參照已簽訂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關注敏感農產品的貿易流量，對韓國可能采取的緊急進口限制、非關稅限制措施等農產品貿易限制措施進行預警與應對。

(二)扶持安全農產品出口，加快質量標準體系建設培養和扶持差異化、安全化的農產品出口，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這就需要改變傳統出口農產品的包裝及外觀設計，力求新穎實用，優化出口農產品結構;同時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以品牌效應帶動出口農產品的質量和規模。也需要構建農產品質量綜合管理體系，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減少農藥使用、減少病蟲害發生，以保證出口農產品達到國際標準，規避中韓FTA中將出現的限制農產品貿易的非關稅措施。

篇4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篇5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

在農業方面，美國迫切希望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韓國則要求將部分農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談判結束，雙方才相互讓步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將大米排除在外，允許韓國保持進口配額限制；韓國則宣布只要國際獸疫局(OIE)承認美國是控制風險國家，就恢復進口美國牛肉。其他農產品談判雙方也各有讓步。在汽車領域，美國希望韓國廢除所有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韓國則要求美國立即廢除轎車關稅，并在5年內廢除小型貨車關稅。雙方最終敲定，汽車零部件和小于3000co的汽車立即取消關稅，大于3000co的汽車在未來3年內取消關稅，小型貨車在lO年內取消關稅。韓國同意改變針對美國大型車的稅制，并在3年內將汽車特許權稅從10％降低到5％。在紡織品領域，韓美FTA最終將執行“YarnForward”規定，即：FTA下的紡織品必須在美國或韓國境內制造。這樣，美韓貿易中就有61％的紡織品被取消關稅。但作為特殊安全機制，對可能使相關行業受沖擊的紡織品進口，2年內仍可征收關稅。

二、韓美FTA的戰略意圖

(一)促使韓國擴大開放范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在工業化后期開始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持續推行自由開放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其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70％，服務貿易比重達13.5％，超出其他主要國家。但WTO多邊貿易體系作用并不明顯，相反，許多大國也紛紛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國家為主的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區域主義呈高速擴散態勢。韓美FrA不僅意味韓國繼續適應經濟區域化趨勢，也意味韓國要繼續擴大開放，在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促使服務業及部分薄弱產業積極面對世界經濟自由化浪潮。此前，韓美各自締結的FTA規模較小，不足以承擔經濟增長點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十大經濟體的FTA，會給雙方提供更廣闊的貿易平臺和經濟增長契機，每年會增加多達2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研究表明，韓美FTA可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長2％左右。屆時，GDP最高可增加135億美元，創造10萬余就業崗位。另外，非關稅壁壘的撤銷和公平競爭條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還可增加投資和技術轉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建立透明的會計制度，形成靈活的勞動市場，進而推進韓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二)分散韓國的對外依存度，擺脫其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對華出口比重則由5.2％增加至27.2％。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以零配件、原材料為主的對華出口成為韓國經濟的支柱。而且，韓國制造業海外投資50％以上集中在中國。雖然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拯救了后工業化時期的韓國經濟，但由于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致使中國經濟變動對韓國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韓國需要以韓美FTA為契機，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美國市場份額，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多樣化規劃。

(三)使韓國擺脫“三明治”的被動局面，尋找東亞之外的平衡點。韓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內迅速達成，除美國政府“促進貿易權限”(TPA)即將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還是韓國政府出于“嚴肅的政治判斷”。韓國近年來一直擔心自己淪為東北亞的“三明治夾心”，害怕埋沒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韓國迫切希望扭轉競爭力上的頹勢，希望從這種“夾心餅干”狀態中掙脫出來，希望通過締結亞洲最大規模的FTA來扭轉局面。韓美FTA有助于韓國重新調整貿易關系，減少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頻繁引發的貿易摩擦，降低韓國對日本商品的依賴和逆差狀態。今后在美國市場上，韓國所享有的優惠將有利于與日本產品競爭。

(四)有利于韓國與中國爭奪美國市場，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美國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每年進口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因此，在美國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韓國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已從1995年的3.3％降到現在的2.6％。而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達14.6％，10年間上升1倍多。韓國認為，中國的急劇增長，壓縮了韓國在美的市場空間，這種趨勢今后仍有可能繼續。韓國正處于必須尋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與美國簽署FTA，正是為增強其競爭力，屆時韓國商品就無須再懼怕“中國價格”。韓國對美出口預計會增加353至462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韓國對美出口額(438億美元)。特別是汽車、纖維、電子等主要出口產品的對美出口將會大幅增加。

(五)形成韓美同盟，牽制中韓的融合。韓美FTA除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包含復雜的政治因素。其一，韓國在長遠戰略上想做中美之間的“勢力均衡者”，以便在東北亞地區求得良好的生存發展。其二，美國在長遠戰略上要牽制中國，牽制中韓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韓國的“平衡戰略”，以達到“更深介入亞洲”的目的。對韓國而言，作為唯一與美國締結FTA的東北亞國家，韓美FTA將使雙方在已有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同盟，從而形成“整體同盟”，提升自身“東北亞平衡者”的地位。對美國而言，韓美FTA的經濟含義與政治含義也同等重要。防范與牽制中國是美國與韓國簽署FTA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希望通過美韓FTA加強同東亞的聯系，牽制韓國進入中國經濟圈，削弱中國對東亞的影響。(六)主導東亞VIA進程，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韓美VIA通過爭奪東亞VIA進程的主導權，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形成對中國的無形壓力，迫使中國在今后FTA談判中做出讓步。近年來，為爭奪東亞貿易主導權，美歐都在加速實施亞洲FTA戰略。韓美FTA標志著美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舞臺的VIA戰略已拉開帷幕。歐盟與韓國的VIA談判也已開始啟動。美歐2007年5月與東盟就開始VIA談判達成協議。美歐之所以在亞洲加速VIA戰略，是擔心中國在東亞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美國認為，東盟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加強了中國的領導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國家與之進行VIA談判。相反，美國在亞洲的VIA談判處于陷入僵局的危險，布什總統在貿易方面的“快速審批權”也將到期。如果歐盟現在開始進行自己的FTA計劃，美國在亞洲及廣泛多邊體系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被削弱。韓國VIA戰略也有類似考慮。韓國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三步走”戰略，即先是美國，然后是歐盟，最后是中日。韓國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擴大影響的重大舉措，通過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簽訂FTA，韓國將首先掌握FTA標準的話語權，繼之與歐盟、加拿大的談判也都不會很難，進而在東亞VIA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韓美VIA達成后，中國和日本都表現出一些急迫情緒，歐盟也稱要在年內結束談判。這使韓國意識到先同美歐談判就可以“要挾”鄰國對自己做出讓步。

三、韓美VIA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被動局面。韓美FTA意圖削弱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韓國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縛，擺脫中日夾擊下的“三明治”尷尬局面，實現經濟上的“平衡外交”，在東亞VIA進程中為韓國贏得話語權。如果韓國與歐盟VIA談判成功，那么韓國就幾乎掌握了全部主動權。這意味著中國不得不考慮“10+3”框架之外更廣泛的VIA戰略，擴大中國的選擇范圍，以贏得東亞VIA進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韓美VIA將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產生影響，促使中國形成并實施自己的FTA戰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貿易轉移損失。韓美大部分產品實現零關稅后，對中國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韓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中美農產品在韓國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對華投資的轉移。中國與韓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部分產品重疊，由于韓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其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韓國擠占。同時，由于美國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較強，可能威脅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的出口。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韓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不過中國與韓國有地緣便利優勢，加之中國農產品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韓美間的零關稅，不僅會使韓美間相互投資增加，也會使試圖進入美國市場和韓國市場的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增加對韓投資。

(三)中韓FTA談判將更加艱難。韓美VIA為韓國與中國、歐盟VIA談判增加了籌碼，可能效仿韓美VIA模式，如，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之外，并要求繼續維持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護性關稅；或在與中國進行VIA談判時也持此強硬立場。所以，農業問題肯定是中韓FTA談判的焦點和難點。如果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對韓國讓步，將對中國更不利。在這方面，中國須作好充分準備和謀劃。韓美FTA使中韓和日韓VIA談判產生壓力。日本表示隨時可以談，中國也顯示出可在農業方面退讓一步以盡快開始談判的姿態。但韓國在與美國的談判取得成功后，并繼續與歐盟談判的情況下，對中國的談判勢必要價過高，談判將更加困難。

韓美FrA對我國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的，貿易轉移對調整中韓貿易結構、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韓美簽署VIA，對中國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認真分析，采取對策，減少負面影響。

四、中國的對策

目前，中韓VIA尚處于聯合研究階段，雖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韓FTA的建立還存在一定難度。韓美FTA給中國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給中國FTA戰略和中韓FTA發展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是不必急于簽署中韓FTA。鑒于韓美VIA的諸多“折扣性”條款和例外條款，中國的態度應是不溫不火、不急于與韓國達成協定。這與韓國對待中韓FTA的態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國應更積極穩妥地讓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效應顯現出來，提高中國的談判籌碼。借鑒韓美FTA的戰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FTA一樣，完善和堅持自己的FTA戰略，掌握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動權。三是保護和利用好本國市場。韓美FTA談判的歷程顯示，市場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尤其是對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如果過于開放市場，別國就會失去與之進行FTA談判的動力和積極性。

對未來中韓FTA談判，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韓美FTA的談判過程始終貫穿著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的原則。為盡快達成協議，韓國在汽車、牛肉上作出讓步，美國在農產品和開城工業園產品原產地認證上作出讓步。中韓FTA最大的障礙仍是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及開放程度問題。目前，韓國以高額關稅阻擋中國農產品進口，一旦FTA談判開始，農產品將成為雙方爭論的最大焦點。為能促成中韓FTA，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各自有所讓步。

篇6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簡稱FTA)談判在歷經8輪10個月的艱苦磋商后，最終于2007年4月2日落下帷幕，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簽署。盡管協定還有待兩國國會批準，但鑒于雙方的強烈意愿，2009年獲得通過應不會有大的問題。盡管第八輪談判后還存在重大分歧，但在隨后的高級別會談中，韓美雙方出于各自重大的戰略考慮，還是在敏感產業方面分別做出讓步，促使談判在兩次延期情況下依然達成一致。韓美為什么要如此匆忙達成FTA，除美國政府TPA權限即將到期的原因外，雙方共同戰略訴求恐怕是更深層次的動力源泉。

一、韓美FTA的主要內容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 在農業方面，美國迫切希望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韓國則要求將部分農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談判結束，雙方才相互讓步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將大米排除在外，允許韓國保持進口配額限制;韓國則宣布只要國際獸疫局(OIE)承認美國是控制風險國家，就恢復進口美國牛肉。

其他農產品談判雙方也各有讓步。在汽車領域，美國希望韓國廢除所有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韓國則要求美國立即廢除轎車關稅，并在5年內廢除小型貨車關稅。雙方最終敲定，汽車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車立即取消關稅，大于3 000co的汽車在未來3年內取消關稅，小型貨車在lO年內取消關稅。韓國同意改變針對美國大型車的稅制，并在3年內將汽車特許權稅從10%降低到5%。在紡織品領域，韓美FTA最終將執行“YarnForward”規定，即：FTA下的紡織品必須在美國或韓國境內制造。這樣，美韓貿易中就有61%的紡織品被取消關稅。但作為特殊安全機制，對可能使相關行業受沖擊的紡織品進口，2年內仍可征收關稅。

二、韓美FTA的戰略意圖

(一)促使韓國擴大開放范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在工業化后期開始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持續推行自由開放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其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70%，服務貿易比重達13.5%，超出其他主要國家。但WTO多邊貿易體系作用并不明顯，相反，許多大國也紛紛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國家為主的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區域主義呈高速擴散態勢。韓美FrA不僅意味韓國繼續適應經濟區域化趨勢，也意味韓國要繼續擴大開放，在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促使服務業及部分薄弱產業積極面對世界經濟自由化浪潮。此前，韓美各自締結的FTA規模較小，不足以承擔經濟增長點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十大經濟體的FTA，會給雙方提供更廣闊的貿易平臺和經濟增長契機，每年會增加多達2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研究表明，韓美FTA可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長2%左右。屆時，GDP最高可增加135億美元，創造10萬余就業崗位。另外，非關稅壁壘的撤銷和公平競爭條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還可增加投資和技術轉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建立透明的會計制度，形成靈活的勞動市場，進而推進韓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二)分散韓國的對外依存度，擺脫其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對華出口比重則由5.2%增加至27.2%。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以零配件、原材料為主的對華出口成為韓國經 濟的支柱。而且，韓國制造業海外投資50%以上集中在中國。雖然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拯救了后工業化時期的韓國經濟，但由于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致使中國經濟變動對韓國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韓國需要以韓美FTA為契機，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美國市場份額，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多樣化規劃。

(三)使韓國擺脫“三明治”的被動局面，尋找東亞之外的平衡點。韓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內迅速達成，除美國政府“促進貿易權限”(TPA)即將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還是韓國政府出于“嚴肅的政治判斷”。韓國近年來一直擔心自己淪為東北亞的“三明治夾心”，害怕埋沒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韓國迫切希望扭轉競爭力上的頹勢，希望從這種“夾心餅干”狀態中掙脫出來，希望通過締結亞洲最大規模的FTA來扭轉局面。韓美FTA有助于韓國重新調整貿易關系，減少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頻繁引發的貿易摩擦，降低韓國對日本商品的依賴和逆差狀態。今后在美國市場上，韓國所享有的優惠將有利于與日本產品競爭。

(四)有利于韓國與中國爭奪美國市場，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美國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每年進口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因此，在美國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韓國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已從1995年的3.3%降到現在的2.6%。而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達14.6%，10年間上升1倍多。韓國認為，中國的急劇增長，壓縮了韓國在美的市場空間，這種趨勢今后仍有可能繼續。韓國正處于必須尋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與美國簽署FTA，正是為增強其競爭力，屆時韓國商品就無須再懼怕“中國價格”。韓國對美出口預計會增加353至462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韓國對美出口額(438億美元)。特別是汽車、纖維、電子等主要出口產品的對美出口將會大幅增加。

(五)形成韓美同盟，牽制中韓的融合。韓美FTA除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包含復雜的政治因素。其一，韓國在長遠戰略上想做中美之間的“勢力均衡者”，以便在東北亞地區求得良好的生存發展。其二，美國在長遠戰略上要牽制中國，牽制中韓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韓國的“平衡戰略”，以達到“更深介入亞洲”的目的。對韓國而言，作為唯一與美國締結FTA的東北亞國家，韓美FTA 將使雙方在已有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同盟，從而形成“整體同盟”，提升自身“東北亞平衡者”的地位。對美國而言，韓美FTA的經濟含義與政治含義也同等重要。防范與牽制中國是美國與韓國簽署FTA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希望通過美韓FTA加強同東亞的聯系，牽制韓國進入中國經濟圈，削弱中國對東亞的影響。

(六)主導東亞VIA進程，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韓美VIA通過爭奪東亞VIA進程的主導權，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形成對中國的無形壓力，迫使中國在今后FTA談判中做出讓步。近年來，為爭奪東亞貿易主導權，美歐都在加速實施亞洲FTA戰略。韓美FTA標志著美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舞臺的VIA戰略已拉開帷幕。歐盟與韓國的VIA談判也已開始啟動。美歐2007年5月與東盟就開始VIA談判達成協議。美歐之所以在亞洲加速VIA戰略，是擔心中國在東亞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美國認為，東盟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加強了中國的領導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國家與之進行VIA談判。相反，美國在亞洲的VIA談判處于陷入僵局的危險，布什總統在貿易方面的“快速審批權”也將到期。如果歐盟現在開始進行自己的FTA計劃，美國在亞洲及廣泛多邊體系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被削弱。韓國VIA戰略也有類似考慮。韓國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三步走”戰略，即先是美國，然后是歐盟，最后是中日。韓國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擴大影響的重大舉措，通過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簽訂FTA，韓國將首先掌握FTA標準的話語權，繼之與歐盟、加拿大的談判也都不會很難，進而在東亞VIA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韓美VIA達成后，中國和日本都表現出一些急迫情緒，歐盟也稱要在年內結束談判。這使韓國意識到先同美歐談判就可以“要挾”鄰國對自己做出讓步。

三、韓美VIA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被動局面。韓美FTA意圖削弱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韓國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縛，擺脫中日夾擊下的“三明治”尷尬局面 ，實現經濟上的“平衡外交”，在東亞VIA進程中為韓國贏得話語權。如果韓國與歐盟VIA談判成功，那么韓國就幾乎掌握了全部主動權。這意味著中國不得不考慮“10+3”框架之外更廣泛的VIA戰略，擴大中國的選擇范圍，以贏得東亞VIA進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韓美VIA將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產生影響，促使中國形成并實施自己的FTA戰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貿易轉移損失。韓美大部分產品實現零關稅后，對中國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韓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中美農產品在韓國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對華投資的轉移。中國與韓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部分產品重疊，由于韓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其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韓國擠占。同時，由于美國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較強，可能威脅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的出口。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韓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不過中國與韓國有地緣便利優勢，加之中國農產品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韓美間的零關稅，不僅會使韓美間相互投資增加，也會使試圖進入美國市場和韓國市場的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增加對韓投資。

(三)中韓FTA談判將更加艱難。韓美VIA為韓國與中國、歐盟VIA談判增加了籌碼，可能效仿韓美VIA模式，如，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之外，并要求繼續維持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護性關稅;或在與中國進行VIA談判時也持此強硬立場。所以，農業問題肯定是中韓FTA談判的焦點和難點。如果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對韓國讓步，將對中國更不利。在這方面，中國須作好充分準備和謀劃。韓美FTA使中韓和日韓VIA談判產生壓力。日本表示隨時可以談，中國也顯示出可在農業方面退讓一步以盡快開始談判的姿態。但韓國在與美國的談判取得成功后，并繼續與歐盟談判的情況下，對中國的談判勢必要價過高，談判將更加困難。 韓美FrA對我國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的，貿易轉移對調整中韓貿易結構、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韓美簽署VIA，對中國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認真分析，采取對策，減少負面影響。 四、中國的對策 目前，中韓VIA尚處于聯合研究階段，雖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韓FTA的建立還存在一定難度。韓美FTA給中國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給中國FTA戰略和中韓FTA發展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是不必急于簽署中韓FTA。鑒于韓美VIA的諸多“折扣性”條款和例外條款，中國的態度應是不溫不火、不急于與韓國達成協定。這與韓國對待中韓FTA的態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國應更積極穩妥地讓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效應顯現出來，提高中國的談判籌碼。借鑒韓美FTA的戰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FTA一樣，完善和堅持自己的FTA戰略，掌握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動權。三是保護和利用好本國市場。韓美FTA談判的歷程顯示，市場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尤其是對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如果過于開放市場，別國就會失去與之進行FTA談判的動力和積極性。

對未來中韓FTA談判，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韓美FTA的談判過程始終貫穿著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的原則。為盡快達成協議，韓國在汽車、牛肉上作出讓步，美國在農產品和開城工業園產品原產地認證上作出讓步。中韓FTA最大的障礙仍是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及開放程度問題。目前，韓國以高額關稅阻擋中國農產品進口，一旦FTA談判開始，農產品將成為雙方爭論的最大焦點。為能促成中韓FTA，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各自有所讓步。

(二)對敏感產業采取例外與分階段推進方式。FTA具有階段性推進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漸的方式來取消關稅，并把雙方較敏感的領域作為例外處理。在對待敏感產業問題上，應采取韓、美FTA中的過渡期安排，以緩解短期沖擊，獲得雙方國民的支持。在雙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幾年到十幾年不等的時間作為緩沖期限，以達到既保護民族產業又促進雙邊貿易的雙贏目的。雙方可根據本國國情，找出最薄弱的產業部門作為例外產品，待到較為成熟時再對外開放。

篇7

衡量各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一般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用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于產品A的人均產量與其他產品的人均產量之比，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越高，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其二是用產品的相對成本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生產成本等于產品A的單位生產成本與其他產品的單位成本之比，產品相對成本越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1〕

實際上，用以上兩種方法衡量各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通常引入“顯示比較優勢系數”（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來衡量比較優勢。〔2〕該系數定義為：i國k產品貿易量占i國貿易總量比重與世界k產品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該系數大于1，視為i國k產品具有“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視為具有“比較劣勢”。從動態觀點看，該系數上升，視為i國k產品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若該系數下降，則視為動態“比較優勢”下降。

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國農業密集產品、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密集產品、礦產密集產品共四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的變化。計算樣本年分別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國不同資源密集產品顯示比較優勢

系數變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進口

農業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資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勞動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礦產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農業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資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勞動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礦產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數據使用IEDB估計數計算；1990年和1994年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局數據計算。

1.進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經歷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過程：1980年為2.022，1985年下降為0.7195，1990年又上升為1.202，1994年又下降為0.8639。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現上升、下降趨勢：1980年為1.215，1985年上升為1.488，1994年又下降為1.170。勞動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9006，1994年為0.8996。礦產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1349，1994年上升為0.5710。上述系數表明，中國農業資源、礦產資源、資本資源相對稀缺，不具有出口貿易比較優勢，理應利用進口貿易比較優勢。但從實際系數看，只有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超過單位1，而農業密集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均小于單位1，反映這一時期中國的農產品和礦產品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采取“高度自給自足”模式，沒有充分發揮進口比較優勢。

2.出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不斷下降趨勢，1980為1.665，1994年為1.023，但仍具有比較優勢。安德森等人認為，一個國家越是缺乏耕地資源、經濟增長越迅速，其農業比較優勢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國在糧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非糧食農產品（如水產品、畜產品、水果、蔬菜、煙草等）出口仍具比較優勢，從而導致整個農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在下降。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其系數呈不斷上升趨勢，1980年為3.292，1994年為3.561。資本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3592，1994年為0.5358。礦產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8728，1985年上升為1.251，而后不斷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為0.5459（見表1）。這表明，1980年以來，出口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利用了比較優勢，農業密集產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資本和礦產密集產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較優勢。

3.資源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與我國資源稟賦狀況的關聯度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勞動力供給人口占世界總量的1／4以上；耕地面積和水資源二大農業資源十分緊缺，均占世界總量的7％；煤炭資源和水電資源十分豐富，分別占世界總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十分貧乏，分別占世界總量的2.34％和1.20％；資本資源相對緊缺，國內投資額占世界總量的3.4％；技術資源供給嚴重不足，以表現一國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的國際專利數而言，中國僅占世界總數比重的0.27％。各國的自然稟賦是很難改變的，但是通過國際貿易可以改變獲取資源稟賦的能力，同樣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對優勢。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需要國際出口和進口市場，只有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更多的資本密集、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吸納更多的國際資本，引進更多的國際技術，才能獲得更多、更大的國際比較利益。

三.各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的國際比較

表2計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國、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農業、勞動、資本、礦產資源密集產品貿易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表3計算了1965至1994年期間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表2中、美、日、澳四國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1990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資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勞動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礦產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農業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資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勞動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礦產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資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勞動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礦產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農業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資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勞動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礦產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東亞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變動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進口

日本充分發揮了農業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950和2.027；美國充分利用了勞動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170和1.237。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1.170，低于澳大利亞水平；農業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8639，遠低于日本水平；礦產密集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710，遠低于日本水平。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中國在進口方面實行的“半保護”和“半開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國像日本那樣發揮進口緊缺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

2.出口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1，遠高于與其他國家；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1.023，略低于美國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697；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國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亞的0.3943；礦產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國的0.3535。總的說來，80年代以來實行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兩大政策，使得中國在出口方面發揮了勞動密集產品的比較優勢，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7％，可以視為成功地利用“比較優勢”戰略的國際范例。

3.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

與日本和“四小龍”相比，1994年中國勞動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低于1980年香港為6.688、南朝鮮為4.958、臺灣為5.240的水平。這表明，中國勞動密集產品還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與日本和“四小龍”所不同的是，中國不會出現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趨勢，這是因為日本和“四小龍”地域狹小，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產業結構變動迅速，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較快，必然要將其勞動密集型產品向境外轉移。而中國則不需要跨國境轉移，僅是跨區域轉移，即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散和轉移，從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擴散和轉移。這種東亞的“特例”，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將是一個緩慢攀升的過程，而不會像日本和“四小龍”那樣出現這一系數過早下降的趨勢。

四.中國走向21世紀發展戰略的選擇

從建國以來，中國發展戰略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50年代的“趕超戰略”；60年代的“四化戰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戰略”，或稱“轉型戰略”。

本文認為，中國走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應當選擇“比較優勢戰略”與“貿易自由化戰略”。提出這一戰略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基本國情以及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中國只有勞動力資源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而在農業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主要礦產資源、資本資源和技術專利資源處于明顯的比較劣勢和競爭劣勢。當中國進入21世紀時，由于總人口規模將由12億人增長到2020年的15億以上，GDP總量將增長10倍，貿易總量將增長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長與資源消耗、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將十分尖銳，中國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樣完全依賴國內資源來支撐巨大經濟規模并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特別是食物需求和資源消耗需求。這就決定中國必須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圍內獲取更多的國際資源、國際資本、國際市場和國際技術，從而實現中國國家發展目標。

比較優勢戰略和貿易自由化戰略的內容是：基于中國各類重要資源在國際經濟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劣勢，選擇最大限度的發揮和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適度進口中國長期相對緊缺的農業資源密集型產品（如糧食）、能源密集型產品（如石油、天然氣）、礦產密集型產品（如鐵礦砂），積極引進先進國外實用技術，大量吸收國際資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上述戰略的目標是：在下世紀初期（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這一戰略包括如下要點：

1.有效地開發和進口農業、能源、礦產資源

1994年日本和美國總人口數占世界總人口比重分別為2.2％和4.7％；日本農業密集產品進口量占世界總量的12.64％，成為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美國為9.59％；美國礦產密集產品進口占世界總量的16.27％，成為世界第一大礦產品進口國，日本為13.13％；而中國農業密集產品占世界總量的2.38％，礦產密集產品僅占世界總量的1.57％。中國從國際市場獲得農業和礦產資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國和日本，也遠低于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國在進口糧食、石油制品、天然氣、化工原料、有色金屬礦等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均未達到單位1，未充分利用這些長期緊缺資源的進口比較優勢（見表4）。從長遠的國家利益來看，在這些緊缺資源產品上保持全面自給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無疑放棄了國際貿易所帶的互利互惠。中國大量進口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是十分有利的，應當由目前“高度自給自足”型向“基本自給、適度進口、積極進口”型轉變。例如糧食凈進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標應提高到5％，中期目標提高到10％，長期目標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銀行也認為，如果中國努力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從長遠看，既代價高昂又不能持久，而應突出中國所具有的相對優勢，利用較自由的農產品貿易作為經濟手段，促進高效益的國內生產。世行預測2020年中國糧食進口量約達到3,000～9,000萬噸，凈進口率為5～13％，僅相當于那時中國出口總額的1～2％；〔5〕石油凈進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長期的40％以上。〔6〕世界銀行建議，中國應實行能源消費結構多樣化戰略，適當進口石油和天然氣，減少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7〕同時應積極鼓勵國內廠商到海外投資農業（主要是糧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礦產品基地。

2.有效地生產和出口豐裕資源密集產品，“以資源換資源”

中國農業資源十分多樣，有耕地面積9,497萬公頃，宜農荒地3,535萬公頃，宜林荒山荒地6,303萬公頃，可利用草地31,333萬公頃。此外，還有大面積的灘涂、淺海灘，亞熱帶地區達48萬平方公里。因此，應當形成多樣化農業生產格局與貿易格局。中國在糧食生產方面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生產非糧食的農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額達29.4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609；水產品出口額達23.2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763（見表4）。就中國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品，進口較多的耕地密集產品如糧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國又是一個多樣化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國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競爭優勢。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額為10.5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941，占世界出口市場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萬噸，僅占全國煤炭生產總量的2％，有相當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鉛、鋅和錫三大有色金屬出口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分別占世界出口市場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競爭優勢，占世界市場的5.081％（見表4），水泥出口量為452萬噸，僅占全國水泥生產總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這表明中國有條件出口豐裕資源換取緊缺資源，以出口增長促進進口增長，以便緩解人口與資源的矛盾、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

表4中國主要產品進出口占世界市場份額及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進口

年份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麥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煙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礦產品

28金屬19901.4061.8001.162750050

礦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產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氣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電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學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紙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紡織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紗、織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屬礦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鋼鐵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銀鉑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銅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鎳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鋁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鉛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鋅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錫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總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麥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煙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礦產品

28金屬0.28220.53050.2813175241

礦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產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氣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電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學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紙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紡織品11.596.9263.6727201610

紗、織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屬礦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鋼鐵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銀鉑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銅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鎳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鋁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鉛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鋅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錫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總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進國外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不強，國際專利申請批準數僅占世界總數的0.27％。這些決定了中國創新技術在較長時期內應主要來源于國外，即利用“后發優勢”，走“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之路。“用市場換技術”將是中國的長期策略，但是農業技術、高新技術和軍事技術仍應“以我為主、引進為輔”。

中國的資本量僅占世界總量的3.4％，吸引外商投資是其補充國內投資的重要來源。盡管中國已是居美國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第二大國，但人均額仍比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如上海與青海人均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相差600倍。為此，今后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外商投資于農業、能源、交通、鐵路、通訊、大中型水電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設施，投資于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總之，“用市場換資金”也是中國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

4.大力開發勞動力資源，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

由于中國在發展中大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中率先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且所占份額迅速上升，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總數的10.55％，大大高于美國（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國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資本資源來解決占世界1／4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這對任何一屆政府都是極其嚴峻的挑戰，決定了中國必須大力開發人力資源，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勞動要素有序的流動，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換資源、以出口促進口”是中國長期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但并不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后者是指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壟斷優勢的資源和產品。〔8〕因此應當有選擇地發展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一方面通過產業政策和資產重組，形成若干個大型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合資企業集團，達到專業化和規模經濟，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國公司來華建立生產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術與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構成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不斷提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在持續高速出口增長過程中，不斷推進出口結構的升級和高附加值化。

5.貿易自由化是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重要前提

“比較優勢”和“貿易自由化”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為促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不斷積累的過程。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放棄傳統的“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大幅度降低名義關稅稅率，取消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開放國內各類市場，取消對國外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的人為限制，打破少數國有企業對石油、化工、電訊、造船等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格局，開展公平、公正的競爭，對國內外廠商實行條件相同的非岐視的“國民待遇”等。實行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二是將國際競爭機制引入國內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各類資源的進口與出口的比較優勢。

加快貿易自由化進程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門利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9〕曾談道，為什么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答案很簡單，盡管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從貿易中得到好處，例如消費者以較低價格來購買物品，但是這個國家內的某些利益集團受到損害，許多國內生產者面臨國外產品的競爭，工作機會減少。受損者除非得到補償，否則他們一定會反對自由貿易。加速貿易自由化已成為世界之潮流，東盟國家2003年實現“零關稅”自由貿易區，這本身已對中國構成外部挑戰，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過程是對這一挑戰的最佳響應。

致謝：本文計算得到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盧衛國博士和許心鵬博士的幫助，文中許多觀點曾與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黃益平博士、宋立剛博士討論，獲益匪淺。

本項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

主要參考文獻：

[1]海聞：《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PeterDrysdale,1988.InternationalEconomicPluralism:EconomicPolicyinEastAsiaandthePacific,Allen&Uniwin,Sydney.

[3]安德森·速水等：《農業保護的政治經濟學》（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胡鞍鋼：“中國21世紀糧食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頁。

[5]世界銀行亞太區中國和蒙古局國別運行處：《崛起的中國：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長期問題和選擇》，世界銀行報告號：16643—中國，1997年6月。

[6]胡鞍鋼：“中國21世紀石油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頁至第16頁。

篇8

Abstract:Thetradeliberalizationisaprocessofbenefitredistributionandresourcesredeployment.Thispapertakestheinternationaltradetheoryasafoundation,elaboratestheconductionmechanismoftheeffectoftradeliberalizationonruralincomeinequalityinChina.UsingChineseinter-provincialpaneldatafrom1988to2005,itanalyzestheinfluenceoftradeliberalizationonruralinhabitantincomeinequalityinChina.Accordingtothecurrentconditions,italsogivestherelatedpolicysuggestion.

Keywords:tradeliberalization；Chineseruralinhabitant；incomeinequality；paneldata

一、引言

20多年貿易開放和逐漸自由化的結果是，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不斷上升，進出口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漸提高，到2005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約為63-86%。在1978-2005年的27年里，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41-5倍，年均增長16-71%，遠遠超過同期GDP年均增長幅度。貿易自由化過程所推動的不僅是該國整體的經濟福利水平，還對該國國內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產生影響。根據Heckscher-Ohlin模型以及Stolper-Samuelson定理，貿易開放后，因貿易開放而擴張的部門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將得到更多的收益，因貿易開放而收縮的部門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收益將會減少，收入差距因此而發生變化。

我國的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經歷了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逐漸擴大的過程。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擴大，1995年達到第一個頂峰，基尼系數由0-21擴大到0-34，1996年基尼系數下降為0-32，隨后差距開始逐年擴大，2005年接近0-40。更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就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達到0-4296。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問題已經到了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階段。而貿易自由化和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兩者在中國都是如此顯著，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聯系，更加自由的貿易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對于我們深刻認識經濟現象的內在規律，從而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做出科學合理的戰略引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貿易自由化通過農產品價格機制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降低了農產品名義保護率，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幅度降低貿易保護措施，多次削減進口關稅，將平均關稅率從改革初期的52-3％降到2004年的10-4％。名義保護率的下降使國內市場價格不斷向國際價格靠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國內價格扭曲，優化資源配置，但同時也降低了對國內產品的保護，增加其競爭壓力，特別是削弱了對小麥、玉米、棉花、稻谷和大豆等農產品的保護，減少了出口，因而對主要生產這些產品的農民產生負向福利沖擊。因此，產品的國際流通會降低國內某些農產品的價格，影響部分農民及相關部門的收入。

(二)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農產品貿易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也推動了農產品外貿結構的變化，對農民福利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反映了中國農業貿易的比較優勢特征：土地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下降，而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凈出口則在上升。這種結構變化對農村收入差距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一，使不同農產品生產者的福利水平發生變化：一方面增加了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者的收入；另一方面惡化了土地密集型產品生產者的收入分配，從而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其二，使不同地區間農民受益不均。內地農民則偏向于種植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小麥大豆和棉花，其凈出口也越來越低，沿海地區農民更多而高效地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產品，與內陸農民相比較，沿海農民是貿易自由化最大受益者，造成了區域間農民收入的不均等。

(三)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收入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不僅帶來了產品的流動，更重要的是，使得諸如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優化了資源配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影響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均等。比如，逐步消除對中國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自動”出口限制會推動此類產品的出口，從而促進此類生產的就業，特別是推動非國有企業中農民工的非農就業，這將有利于減少農村的收入差距。

三、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和數據

以上從理論的角度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要作出更準確的判斷，還必須通過計量回歸對其從總量上進行更精確的估計。貿易自由化測度指標有很多，采用T（進出口額占GDP的百分比）來表示貿易自由化程度，因變量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Y)，這里采用標準差來衡量。自變量除了貿易自由化指標外，還設計以下控制變量：(1)人均收入(PGDP)及其平方項(PGDP2)，用來考察經濟增長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2)人均農業總產值(RUA)，用來考察農業增長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3)收入分配(INE)，用來考察收入分配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這里用城鄉收人差距（如林毅夫，1998）來替代它；(4)RSR，反映農村就業結構的變量，用非農就業人口占農村就業人口比重來表示非農就業對收入差距影響；(5)反映勞動力文化程度的變量: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EDU)。在此筆者用鄉村從業人員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來表示這一變量，該指標表示教育對農村收入差距影響；(6)RLOAN，農村人均信貸額，代表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對農村收入差距影響，用農業信貸額除以農村總人口來表示。其他諸如政策制度環境、地理和自然環境因素由于沒有數據，在變量選取時暫先不考慮。

為了分析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筆者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建立了如下回歸方程：

貿易自由化可能直接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也可能通過增長和分配間接地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因而加入了交互項（T·X），試圖考察貿易自由化是否通過影響農業總產值及就業結構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了影響，影響方式和程度又如何。因此建立第二個方程：筆者采用的是時間跨度為1989-2005年，橫截面單元為中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集，在方程(1)和(2)中，i為橫截面,表示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t為時期，代表1989到2005年；Uit為橫截面在時期T的隨機擾動項；Yit為被解釋變量，代表第i個省第t年的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這里的農民收入都用農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了消脹處理。數據來源于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等。

（二）模型分析結果

筆者對模擬結果進行了霍斯曼確認檢驗(Hausman′sSpecificationTest)，結果表明研究所用的面板數據模型更適于用固定效應法進行估計。對模型運用固定效應估計法進行回歸，其結果見表1。

從表1中結果來看，模型估計效果較好，擬合良度都較好，F檢驗也十分顯著，而且解釋變量的系數與常數項估計值也在1%-1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所建立的計量方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根據以上估計方程，筆者對計量模型中回歸結果給予進一步的說明:

1．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直接影響。從具體的回歸結果看，T項的系數在各計量方程中都通過了T檢驗，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經濟開放對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結果顯示，貿易自由化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即外貿依存度每提高1%，會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擴大2-63618%。在模型(2)、(3)中，加入反映各省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的硬件條件的變量后，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有所減弱，但依然是擴大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多角度、多方位的來考察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

2.人力資本和農村金融的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擴大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模型(1)中的系數分別為0-8594，這一系數值表明，在其它因素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加強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從結果來看，農村人均信貸每增加1%，會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擴大0-1131%，即農村金融的發展水平越高，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3.經濟增長及收入分配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具體影響。結果顯示，反映宏觀經濟變化的變量中，PGDP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會明顯下降，但PGDP2的估計系數為正，說明人均GDP增長到一定程度后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下降速度會有所減慢。IN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大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這表明在其它條件相同時收入分配向農村傾斜會進一步降低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因此，在經濟發脹的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是很有必要的。

4.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間接影響。從模型估計的交互項系數可以看到，貿易自由化通過增加人均農業總產值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而通過增加農村非農從業人口來縮小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即非農從業人員每增加1%，會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較小0-4895。可以看到，貿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人口的就業趨向，改變了農村的就業結構，從而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四、結論及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知，影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因素很多，貿易自由化只是其中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貿易自由化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筆者認為，中國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采取相應的措施：

1.制定惠及全民的貿易和外資政策，進一步鼓勵受益部門(或受益地區)帶動受損部門(或受損地區)的發展，逐步使不發達地區也享受到貿易多帶來的好處。

2.高度重視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提高幅度太慢是造成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內在原因。政府應該通過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加大對農村人才開發的投入、狠抓技能培訓、實施農村人才工程等措施，促進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素質的全面提高。

3.鼓勵勞動力合理流動，尤其是鼓勵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也是抑制收入不均等加劇的重要手段。現在，我國還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流動壁壘，這無疑限制了全球化利益的擴散，應根據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壁壘。

4．制定合理的財政支出政策，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實踐證明，我國過去的財政支出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我國的財政支出應把對“三農”的投入放在首要位置，利用投資的乘數效應拉動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參考文獻：

［1］Harrison，A．“OpennessandGrowth：ATimeseries，Cross-countryAnalysisfor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6(48):419-437.

篇9

隨著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浪潮的逐步認同和積極加入，我國將會面向更多的國際商家開放更廣闊的市場，國內的消費者將面臨更多的消費選擇。當價廉物美、注重消費差異化、甚至帶有傾銷策略的外國產品大舉進入我國市場時，國內消費者在國內產品和國外產品上的消費結構不可避免地將發生很大的變化。而這又將極大地破壞原有的平衡消費結構造成國內外消費上的嚴重失衡。

國內居民在國內產品上的消費與在國外產品上的消費形成激烈的競爭，最終會造成“此消彼長”的局面。如果居民對國內產品的消費需求減少，而不能由相應的出口需求或投資需求增加而得到彌補，那么將產生對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抑制作用。這一部分減少的消費需求可能只是轉化成對國外產品的消費需求，其作用非但不能刺激國內需求，反而刺激了對外國商品的需求，甚至可能惡化了我國現有的貿易條件。

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實行外向型發展中都曾面臨著貿易自由化的兩難選擇問題，但是他們最終都通過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即用擴大出口的方式調整了消費結構，適應了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對國內外消費需求結構的分析將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貿易自由化對這種結構的沖擊和消極影響，從而采取相應的對策。

消費需求結構變動效應分析

根據西方的消費函數理論，可知消費是由自發消費和引致消費構成。如公式所示：C=C0+aYd=C0+a{Y-(T0+tY)+Tr}。其中C0為自發消費，aYd為引致消費。由公式可知欲使消費增加有三條途徑：使C0增加即自發消費的增加，有賴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和人們消費方式和習慣的改變；提高a即擴大人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它的提高要依靠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如遺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調整；提高Yd即增加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它的提高要從提高名義收入、減少稅收和提高轉移支付入手。這是在封閉經濟條件下考慮消費問題的。

一旦把消費擴展到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情況就會變得更為復雜了。人們的消費總是要分成國內消費和國外消費，即C=Cd+Cf（C為總消費，Cd為國內消費，Cf為國外消費）。這樣Cd與Cf之間就存在一定的相互轉化關系。這種關系又可分成三種情況：總消費不變時，Cd與Cf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總消費增加時，就要看這種增加多大程度是由Cd引起的，如果總消費增加大部分是源于Cd的增加，那么對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就有比較大的作用，反之則作用不大；總消費減少時，要視這種減少多大程度上是由Cd引起的，如果總消費減少大部分是因為Cd的減少，那么對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就有抑制作用，反之則影響不大。

由此可見，要使Cd增加，在總消費不變時，要減少Cf；在總消費增加時，要使C的增加幅度大于Cf的增加幅度；在總消費減少時，要使C的減少幅度小于Cf的減少幅度。而C和Cf的增減幅度又主要取決于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和我們出口品的供給彈性。如果進口品的需求彈性小，說明我國過分地依賴某一國外產品，那么在C減少的情況下，Cf減少的幅度就不大，以致Cd呈剛性下降，因而對國內消費需求形成極大的沖擊；另一方面如果我國出口品的供給彈性小，說明我國的出口品過分依賴于某一國外市場，那么在我國進口需求擴大時，出口需求不能同比例擴大，造成Cf的剛性上升，同樣不利于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大。

消除貿易自由消極影響的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當我國的消費結構受到國外供給的沖擊時，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就必須重視改善和調整國內外的需求結構。具體來講可以有以下一些對策：

大力倡導民族消費。鼓勵大眾消費民族品牌的產品，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增加居民國內消費、減少國外消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抑制國內經濟的過度波動，刺激民族經濟的發展。在自發消費方面，要特別引導人們的民族消費方式和民族消費習慣，反對崇洋的消費。在這一點上，韓國和日本人民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以及他們在民族消費上的教育、引導和宣傳都值得借鑒。

篇10

參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和本文實證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別表示地區、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標，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據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資本勞動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貿易開放度，用貿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個時間趨勢變量。RKLkt和RIkt分別表示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和相對人均收入。

對上述模型各變量含義加以說明：

(1)資本勞動比率KL代表結構效應。加入資本勞動比率的平方項KL2是考慮到資本積累對環境邊際效應遞減。如果β1>0且β2<0，則說明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環境污染排放以遞減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環境污染排放隨資本勞動比率增加而減少。理論上，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經濟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化，即由清潔產業向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化，導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人均收入項的系數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規模效應對環境影響為正，技術效應對環境的影響為負，因此當規模效應大于技術效應時，總效應為正，反之為負。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項表示人均收入對環境的遞減效應，同時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也保持一致。

(3)貿易開放度O代表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ORKL是變量O和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的乘積，表示要素稟賦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ORI是變量O和相對收入RI的乘積，表示“污染天堂”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要素稟賦假說認為，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資本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污染密集型產品)，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清潔產品)，因此，當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增加時，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如果各個國家除了環境標準之外，其他方面的條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業會選擇在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行生產，這些國家就成為了“污染天堂”。因此，當β6<0時，表示要素稟賦假說存在，當β7>0時，表示“污染天堂”假說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當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時，解釋變量人均收入項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但如果被解釋變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對上述模型重新估計，人均收入項對污染密集度的影響只體現技術效應。因此本文將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別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先對規模和技術效應進行估計后單獨估計技術效應。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個省市(除外，重慶市數據計入四川省)的數據，下面就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分別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包括三種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參考Antweiler等(2001)的選取標準，本文選取的污染物分別是二氧化硫、廢水和煙塵。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別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總量除以總人口數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業污染排放數據，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數據，故本文選取的統計時段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礎數據來自相應各年的《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

(2)解釋變量

需要說明的變量包括資本勞動比率KL、人均收入I、貿易開放度O、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相對人均收入RI和時間趨勢變量D。

各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變價表示的資本存量與就業人員數之比。前者的數據采用張軍等(2004)估算的數據，后者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數據均采用剔除價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數據，即采用1990年不變價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數據，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的貿易開放度O等于當年價表示的各省市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進出口總額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6》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1-1992》，基礎數據由美元表示，根據相應年份的美元兌人民幣年平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各省市的相對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與當年全國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與全國的資本勞動比率之比。

時間趨勢變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別取值2到14。

本文依據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的檢驗結果來判斷估計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檢驗結果，模型估計時全部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被解釋變量分別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計結果依次見表1和表2。

(一)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分析

表1的估計結果是將人均污染排放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資本勞動比率KL表征貿易對環境的結構效應，人均收入I表征貿易對環境的規模和技術效應。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別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為和本文的估計結果比較，先對其加以說明。Antweiler等(2001)估計結果顯示，規模效應變量(GDP/km2)和結構效應變量(KL)都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技術效應(滯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動平均值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積累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為正，技術效應為負。與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項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中，結構效應變量(KL)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遞減。而人均收入(I)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負的技術效應已經超過了正的規模效應。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計結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與ColeandElliott(2003)的結論是一致的，即結構效應為正，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負。不同的是，表征規模和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項I統計不顯著，說明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技術效應相互抵消后對環境的作用很小，則經濟對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將主要取決于結構效應。

其次，廢水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勞動比率KL與人均廢水排放之間顯著正相關，即結構效應為正。人均收入項I的系數統計顯著且為正，表明技術和規模效應為正，正的規模效應超過負的技術效應，其原因在于，廢水包括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而國家對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業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難以治理是導致規模效應超過技術效應的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環境統計數據也顯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經超過工業廢水排放量，成為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最后，煙塵估計結果顯示，結構效應不顯著，且正的規模效應超過了負的技術效應，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正。同時，人均收入I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表明，針對煙塵，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沒有越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處于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煙塵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將污染密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術效應。與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類似，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指標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廢水排放分別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技術效應為負。人均煙塵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也是負相關，但不顯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經推動技術進步，進而減少污染。

(二)要素稟賦動因和“污染避難所”動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聯合變量ORKL表征要素稟賦動因，聯合變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動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計結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實證支持。要素稟賦變量ORKL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資本勞動比率相對較低，因而還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大大地減少了中國污染排放，這與要素稟賦假說的內容相符合，同時，“污染天堂”動因變量OR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是顯著正相關關系，即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較低，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導致了較弱的環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說的內容。廢水和煙塵的估計結果也符合這兩個假說，但是估計結果部分不顯著。

另外，與Antweiler等(2001)貿易有利于環境改善的結論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顯示貿易密集度(O)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導致環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計結果中，依污染指標不同，貿易對環境的總體影響也發生變化，總體上，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減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廢水排放。表2中貿易變量的符號基本上與表1一致，其估計結果進一步印證了上面的討論。

最后，表1和表2的時間趨勢變量(D)基本上都與污染指標呈現統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的環保意識、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及其他的因素都促進了污染的減少。

為進一步闡明表1和表2的經濟含義，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礎上計算了各污染指標對所有經濟因素的彈性，自變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計結果見表3和表4。

從表3可以看出，貿易開放度對環境的影響相對于其他經濟因素來說較小，具體地，貿易開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減少0.15%，人均廢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煙塵排放減少0.16%。同時，對每個污染物來說，其“污染天堂”動因對環境的影響都大于要素稟賦動因帶給環境的影響，比如對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動因的彈性值為0.4，而要素稟賦動因的彈性值為-0.05，前者遠遠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變為“污染天堂”。

表4的數據顯示，三種污染物對技術效應的彈性都比較大，說明技術效應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減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較大的技術效應并不一定能夠全部抵消規模效應，結合表3，對于二氧化硫，技術效應超過了規模效應，而對于廢水和煙塵，規模效應仍大于技術效應，因此需要中國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開發新技術，降低污染。

3、結論

1.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加(結構效應)，都加大了我國的污染排放，但同時貿易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技術進步降低了國內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環境改善依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

2.貿易對環境總體影響相對較小，且正負因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物，貿易自由化減少了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卻增加了廢水的排放。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盡管近年來國家對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經加強，但是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大氣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視了廢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一定的實證支持。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較低，資本不充裕導致的要素稟賦效應減少了環境污染排放；同時，相對于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人均收入較低導致較松的環境管制，使中國的污染排放增加。

參考文獻：

[1]Grossman，G，Krueger，A.Environmentalimpactsofa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R].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3914，1991.

[2]Copeland，B.andTaylor，M.North-southtradeandtheenvironment[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4(109)：755-787.

[3]Antweiler，W.，Copeland，BandTaylor，M.Isfreetradegoodfortheenvironment[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91)：877-908.

[4]Cole，M.andElliott，R.Determiningthetrade-en-vironmentcompositioneffect：theroleofcapital，labor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3(46)：363-383.

[5]張連眾，等.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環境污染的影響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3，(3).

[6]蘭天.貿易與跨國界環境污染[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7]李斌，湯鑄，陳開軍.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污染影響的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