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資本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監管資本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分析

中國現行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分業監管。中國金融體系分別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但在資本市場上就是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中央和地方各管—塊，不同品種證券的市場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種證券的—二級市場之間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現是：證監會是中央主管機構，地級人民銀行在市場監管上頗有影響，財政部、中央銀行介入市場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場所的管理上擁有很大的權利。

自我國資本市場建立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就伴隨著始終。但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危機四起，從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異常波動，到現在上市公司頻頻發生造假事件，這表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不到位，市場運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將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發展。

1.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

我國現行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可以說是集中型監管體制，在分業集中監管的基礎上，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實行適度的統一監管。

中國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證監會作為對證券業和證券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的執行機構，監督檢查所歸口管理部門。由于中國人民銀行負責證券機構的審批，這意味著對于證券中介機構的監管權限在兩個部門被分割開來。

在1992年以后，人民銀行不再是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但它仍然負責審批金融機構。這意味著證券機構在審批和經營管理上受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雙重領導。中國人民銀行還負責管理債券交易、投資基金。

財政部負責國債的發行以及歸口管理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

在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體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證監會一起管理滬、深證券交易所。其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響其正常操作。

1.2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成效分析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所投入的成本與我國資本市場運行結果的分析，可以從我國資本市場效率與監管的角度來分析。市場監管能否有效糾正市場失靈，充分保證市場效率，關鍵在于監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監管制度是資本市場監管的基礎和效率的保障。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特別是監管制度的缺陷導致市場失靈與監管失效的同時存在，成為轉軌過程中資本市場監管的基本現狀，對資本市場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根據市場證券價格對信息反映的范圍不同，把市場劃分為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強型效率市場。經濟學界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論進行實證分析和理論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對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進行研究。以往對我國資本市場弱型有效市場的實證檢驗有，俞喬（1994）對上海、深圳股票市場股價變動的隨機假設進行檢驗。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綜合股價指數的觀察值，通過對誤差項序列相關檢驗、游程檢驗和非參量性檢驗，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價變動是“隨機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兩地股市非有效性結論[1]。

半強型有效市場檢驗的有：楊朝軍等（1997）選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間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為樣本，對各家公司股價在公告前后的變化進行詳細地分析，以檢驗市場對送配信息的反應。結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經能夠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說明中國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開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而筆者在對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數進行實證分析也得出我國股市尚未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的結論。

2我國現行資本市場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2.1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建設不完善，證監會效能不足

在中國資本市場管理體系中，除了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以外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證監會的人員編制不足和缺少足夠權威，導致削弱實際監管效果。很顯然，在證監會和地方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著重復監管的現象，而監管職責在證監會和人行之間的分割，又導致某些監管領域落入夾縫之中。而對于市場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針對證券商和機構投資者，事實上缺少監管。

2.1.1證券監管機構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不足

證監會在名義上是主管機關，但在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只是附屬機構，只能起協調作用，監督的權利和效力無法充分發揮。

現階段市場已形成了以股票、債券為主的企業債券、基金、可轉化債券同時發展的直接融資工具體系。而從目前的監管機構分工來看，中國證監會主要監管股票、基金、可轉化債券；財政部主管國債的發行、兌付；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企業債券的發行。證券主管部門存在著多頭化，易產生整體監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體監管效率和證券各品種之間的協調配套發展。

2.1.2證監會地方辦事機構行政能力的獨立性受到制約

本地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證監會派出機構，與地方政府有很深淵源，受地方政府干預的可能性很大。證券市場運行中屢屢發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國證券監管系統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國證監會的權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級的地方首長的干預，其獨立性受到很大制約。

2.1.3證監會權力制約不能有效輻射其全部管轄范圍

證監會權威性的不足與監管權力分散性是相聯系的，監管權力從橫向看分布于證監會、銀監會、財政部和國資委等機構之間，各部門之間的政策法規、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標亦有沖突之處，居高不下的協調成本大大降低了監督管理的效率。從縱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間，多家平行機構從不同側面，各個地方從不同范圍（地域）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管，造成利益的沖突、責任的推卸、監管的盲點和監管力度的不平衡，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統一性，造成某些領域事實上的無人監管。

2.2資本市場監管理論創新不夠，市場管理者不能有效進行理論建設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理論研究主要還是局限在對資本市場現行問題的補救上。由于市場發展太快，政府監管部門忙于應付大量的日常事務性工作，沒有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中堅作用，證券市場的基本建設在某種程度上被忽略了，對資本市場結構、運行問題缺乏理論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風險預警體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問題。為了解決一些短期內凸現的緊急問題，往往采取不顧長遠的急救方法，雖暫時解決了問題，但是卻為今后的監管工作帶來了隱患，參考證券市場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看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證券監管機構都有一個明確的行動宗旨和一系列行動細則組成的綱領性監管框架，這種框架是其監管部門長期行動的準則。在缺乏長遠規劃的情況下，監管上被動地長期處于救火狀態就是難免的。

2.3資本市場自律性監管不足，沒有充分發揮市場自律性監管機制功能

我國目前的自律組織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滬深兩地交易所自律組織；二是證券業協會。兩個層次在行業自律中都存在問題，首先是兩地交易所存在明顯的地方利益，其對市場交易的監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預，因而難以真正貫徹公平、公正的指導原則。其次是中國證券業協會作為一家行業性質的民間協會不能發揮自律作用，這與目前證券市場多頭管理格局有關。因此，證券市場發展至今，監管與自律仍然處于嚴重不平衡的狀態。

2.4資本市場監管法制建設不健全，市場主體法律意識不強

國家對于上市公司退市問題存在法律盲點，難以準確把握執法尺度。并且退市標準不統一，尺度難把握。對于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督，主體不夠明確。由于現行法律對地方人大如何監督中央駐各地的管理部門沒有明確規定，省人大及人大財經委難以對駐各證管辦實施監督。實際上，《證券法》等于沒有明確對證券監管部門進行監管，以及應該由誰來監管。

3啟示及對策

通過對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及問題分析，如何有效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能、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3.1構建資本市場監管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

及時發現有關宏觀經濟指標的異常反映并及時進行調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機發生的。這里的關鍵是要建立比較完善的靈敏的資本市場危機預警指標體系。

3.2強化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穩定一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制度。強化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關鍵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動態監管機制，加強資本市場會計審計制度落實，規范上市公司組織結構，以此來消除利潤操縱行為的發生，加強對企業所募集資金使用和投向的監督。

3.3積極穩妥地推進股權分置改革

篇2

從對五所新建本科院校教師的訪談中知道，新建本科院校在努力改善學校管理環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新建本科院校辦學歷史相對較短，不少學校辦學基礎差，資金短缺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瓶頸，因此把管理的重點放在了對物、事的管理上，對人力資源管理還研究不夠。主要表現在：一是管理觀念需要轉變。表現管理是以事為中心，是見事不見人的管理，將教師的調進、調出當作管理活動的中心內容；二是管理執行人員素質有待提高。人力資源管理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較短，很多單位對人力資源的管理還沒有真正重視起來，專門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還比較缺乏。從調查中得知，五所新建本科院校的管理執行人員主要以大專或本科為主，大多只是在這個崗位上兼職，且在長期的管理過程中缺乏正規專業訓練，整體素質普遍不高。在管理實踐中，對教師的管理基本上還停留在人事管理階段，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策制度的執行，也影響了教師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揮，進而影響到學校的辦學質量和辦學效益。

2．教師數量不足

生師比是衡量高校教師數量和效益的重要指標，也是國際上評估高校的一項重要指標。如果生師比太高的話就會增加教師負擔，影響教學質量、教師教學創新精神的發揮J。新建本科院校都是為了適應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而組建成的一批普通本科院校，承擔著繁重的擴招任務。隨高校連續幾年擴招，新建本科院校教師數量的增加遠遠趕不上學生人數的急劇增長。

根據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指標規定，本科院校在合格時，生師比應達到16：1，但這五所新建本科院校的生師比都是19：1以上(表1)，與合格本科院校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

3．教師的結構有待調整

新建本科院校在合并建校初期教師結構狀況有所改善，但與國家對本科院校教師結構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1)職稱結構有待提高。教師的職稱結構是指教師隊伍中各級各類職稱人數的比例關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隊伍的學術水平和勝任教學科研工作的能力層次，是衡量一所學校人才培養層次的重要尺度。

從表2可以得知，五所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師職稱結構與老牌本科學校相比，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比例較小，如湖南城市學院、湘南學院和湖南科技學院具有副高以上職稱的教師所占的比例分別是26．99％、28．77％和24．71％，與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體系規定：合格的本科院校副高職稱以上要達到35％以上的標準J，還有較大的差距；尤其是高級正職的比例相差較大，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具有正高職稱的教師占14．44％，而五所新建本科院校具有正高職稱的教師所占比例都不到7％，其中湖南城市學院、邵陽學院和湘南學院都低于5％。

(2)學歷結構偏低。與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本科院校教師隊伍整體學歷層次偏低，與本科教育培養高層次的應用型人才不相適應。表3說明新建本科院校的高學歷教師所占的比例遠遠低于老牌本科院校。教育部規定本科教學評估體系的標準：要求碩士學歷以上教師占教師比例要達到45％以上，對新建本科院校來說，目前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3)年齡結構有待改善。新建本科院校教師的年齡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學、科研的活力，體現了新建本科院校教學科研水平的穩定程度，直接影響教師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筆者認為，合理的年齡結構，應利于保持教師較高的創造能力和工作效率，有利于青年教師的培養和成長，有利于人盡其才、分工合理，發揮教師隊伍的整體效能。

按照教師的成長規律，教師隊伍的正常年齡段分布，以每十年為一檔，每個年齡段的應占教師總數的25％左右為宜。從表4可以看出，五所新建本科院校教師年齡結構分布不均勻，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居多，將近到達專任教師總數的70％以上，中年教師很缺乏，其比例不到專任教師的30％，而湖南科技學院尤為突出，40歲以下的教師占教師總數的83．6％，教師的年齡結構嚴重失調。

4．教師的總體科研力量較弱

新建本科院校一般均以教學為中心。盡管新建本科院校的領導已經認識到科研在教學以及人才培養工作中的重要性，教師的科研能力比原來有所提高但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前身是專科學校，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從事教學工作，許多教師不進行科學研究或很少進行科學研究，從而導致教師的總體科研能力較差。目前有少部分教師從事科研工作，其科研獲獎級別不高，在科研項目中國家級課題、省自然科學基金等高級別的課題非常少，發表的論文數量少，且所發表的刊物級別較低。高水平科研能力需要教師們長時間的實踐和積累，在較短的時間內，他們的科研能力很難有大幅度提高。相對老牌本科院校而言，新建本科院校教師的科研能力還處于較低的水平，這種科研總體力量較弱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發展。二、新建本科院校師資及其管理現狀的成因

湖南新建本科院校教師人力資源管理存在以上的問題，有客觀上的原因，也有新建本科院校主觀上的原因。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因素

對新建本科院校的環境因素分析可以分別從高等教育生態環境的學校內部環境、國家制度環境以及社會大環境三個環境領域來分別進行探討。一是學校內部環境。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建校只有短短的幾年，硬環境和軟環境的積累都不夠。與老牌本科院校相比，基礎設施薄弱，物化環境較差。由于新建本科院校都是從專科升格為本科的，很多學校的教學科研設施、實驗室建設等往往比較單一，還不能適應現有的本科教育教學的需要；而軟環境對教師的吸引力也不足。教師一般都愿意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以便安心從事教育教學工作。新建本科院校剛剛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歷史沉淀不深厚，校園文化等軟環境設施還有待完善，因此對優秀人才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二是國家制度環境。

雖然中國目前對高校教學水平評估采用的是一個統一的標準，但中國的高等教育事實上也存在著“高校分層”，這種分層依據一定標準把中國的高等學校分為若干個等級層次，新建本科院校是屬于層次不高這一檔的。這種分層使新建本科院校公眾的認可度降低，政府撥款的減少，進而影響新建本科院校的師資隊伍的建設。由于向層次較低的學校流動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個人或團體的社會地位相對降低，很多人才都不愿意流向新建本科院校，這種狀況對新建本科院校的師資建設與管理是一種威脅和挑戰。三是社會大環境。隨著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新建本科院校有良好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對新建本科院校來說中國高等教育形式的巨大變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環境威脅，可以說新建本科院校處于“內憂外患的局面。一方面，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和產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人們群眾對高等教育多樣化的需求，國家對高等教育發展采取了更開放、靈活多樣的政策，一批民辦高校、私立高校正在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后，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學歷教育、聯合辦學等方式搶占中國教育市場；而且一些跨國公司和外資企業也進入了中國經濟領域，以職業培訓為切入點，并借助其知名度以及出國、就業等誘惑逐步打開了中國學歷教育市場的缺口，部分的壟斷該產業在中國的高級人才。相比之下，新建本科院校總體競爭力明顯不足。

2．管理因素

由于中國高校一直來對教師的管理是以人事管理為主，將教師的調進、調出被當作管理活動的中心內容，在管理中沒有體現教師的個人發展和主體地位。第一，管理觀念有待轉變。由于受中國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管理上還存在認為管理人員是“管人的人”的觀念，存在忽視教師個人需要和個性的傾向。管理者還停留在只重視傳統的人事工作，對人力資源管理這一新的理論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認識，沒有意識到一支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才是學校發展的重中之重。第二，教學科研行政化傾向還依然存在。由于受傳統教師管理模式的影響，使新建本科院校的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側重于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師的主體地位和價值，導致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有著行政化傾向。一些新建本科院校中還存在的“官本位”的價值取向，權利價值標準還仍然是肯定人的價值的根本標準和根據。所以目前高校有一種作為體現承認或者挽留學有成就教師的傳統做法，就是安排領導職務，這就有意或無意地助長了“官本位傾向。新建本科院校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成為合格的本科院校，必須要吸引高素質的人才。所以要不斷加強自身環境建設，積極營造一個政策寬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人事關系和諧的“軟環境”，為教師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創造良好的氛圍和條件。

3．地域因素

絕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處于省會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由于地方經濟發展處于一個較低水平，辦學條件相對較差，對高級人才缺乏吸引力的問題尤為突出。第一，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多處于非中心城市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地理位置偏僻，文化、科技、人文環境較差，為人才成長和發展提供的機會與空間較少，高水平人才有后顧之憂；第二，在所調查的五所新建本科院校中，幾乎每一位領導和老師都談到了辦學經費緊缺的問題。眾所周知，對于名牌、重點高校，國家一年撥的辦學經費可以達到幾億甚至十幾億，而撥給新建本科院校的經費就少得可憐，其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地方的撥款和學生的學費；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大多處于中小城市經濟較為落后，地方能為高校發展提供的財政支持也非常有限。第三，馬克思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經濟利益也是人才去留最重要的原因。新建本科院校教師的工資待遇相對較低，這也是新建本科院校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建本科院校已逐步成為承擔中國本科教育的主體，它們不僅承擔了嚴峻的高校擴招任務，推進了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而且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不同類型的需求，培養了大批國家需要的應用型人才，是中國高等教育事業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必須正視新建本科院校教師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影響因素，并采取樹立“以教師為本”的管理觀念、制定科學合理的教師人力資源規劃、采取教師引進與培養并重的管理機制等有效措施來建設一支“數量充足而穩定的師德高尚，結構優化，業務精湛，富有活力的高素質師資隊伍”，為實現新建本科院校的跨越式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參考文獻：

【1】陳蓉．論知識經濟時代高校人力資源的管理[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73．

【2】曾紹元．現代高效師資管理熱點問題的研究[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7：127．

【3】張堯學．規范管理深化改革切實提高新建本科院校的教育質量[J]．中國大學教學，2003，(9)：10—11．

【4】陳厚豐．中國高等學校分類與定位的問題研究[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65．

【5】張維迎．大學舳邏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73—177．

【6】孫躍平，孫君亮．論新經濟時代企業的人本管理[J]．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6(1)：72．

篇3

人力資本根據它的存量不同，可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員工．另一類是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后者屬于核心資源，技術階層和經理階層在企業里處于骨干和領導地位，在通常情況下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稱為企業的核心人力資本。他們不再是傳統經濟時代資本雇傭勞動定律下的受雇員工，而是以知識資本的投入決定企業的競爭能力和應變能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建立有效的核心人力資本激勵機制已經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問題之一。

企業核心人力資本激勵應該遵循以下基本原則。首先，要以物質激勵為基礎。追求物質利益是經濟人最本質的特征。其次，要遵循動態激勵原則。要根據核心人力資本的時效性對其具體所有者進行及時調整。要建立競爭機制，使優者上，庸者下，保持企業核心人力資本的活力。再次，要遵循以人為本原則。

第一，物質報酬激勵。

盡管薪酬是一種外部激勵因素，但在當前它仍然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激勵方式。因為薪酬提供的物質生活保障，不僅是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也是產生更高層次需求和追求的基礎。一個能吸引和留住優秀的核心人力資本并激勵他們不斷開發自己潛能的薪酬系統，應具備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是薪酬分配的公平性。人們的公平感與不公平感是通過投入(貢獻)與產出(報酬)的比較而產生。管理者為了保證薪酬系統的公平性應遵循三條原則：薪酬反映核心人才的價值；薪酬反映工作的價值；薪酬反映工作的績效。

二是薪酬水平的競爭性。要使薪酬具有競爭性，并不是薪酬越高越好，薪酬的競爭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企業所處的地理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差別，決定了薪酬的競爭性對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內涵。企業一方面想通過較高的薪酬吸引足夠的人才，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減少人力資本成本。由于吸引優秀的人才還受企業文化、名氣、員工發展機會等因素的影響，所以所謂有競爭性的薪酬水平應該是保證吸引足夠所需優秀員工的最恰當的薪酬水平。

三是薪酬設汁的動態性。任何事物都處在變化發展中，科學的薪酬制度只是相對的，環境的變化和組織的發展要求對薪酬體系予以相應的凋整，薪酬體系要具有動態性。

現在國際上對核心人力資本的薪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工資、獎金、期權和股權、津貼、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險等。期權和股權這種剩余索取權激勵是使核心人力資本獲得合約固定支付之外的貨幣收益。這種激勵立足于企業和經營者雙方的長遠利益，通過共同利益使經營者行為有利于企業持續發展。剩余索取權激勵的中心環節是設計立足長遠激勵的薪酬體系。

核心人力資本被激勵的程度不僅僅取決于報酬的價值，而且還要受個人做出的努力和獲得報酬的概率的影響。核心人力資本的業績由個體被激勵的程度、個體的情況(能力及對工作的認識)與外部環境、人力資源管理的各項職能所決定。工作業績可以帶來內在報酬儲如成就感)和外在報酬(諸如工作條件)，所以要達到激勵目標就要對管理型人力資本業績進行考核，考核結果作為報酬的依據。若管理型人力資本獲得的報酬(itr)與他們想取得的公平報酬一致時，將會給員工帶來滿足感，由于需求得到滿足，員工便會產生新的需求。若RP和RE不一致，就不能使員工需求得到滿足，這時組織就要對企業的激勵機制做相應的調整。由此可見企業必須將努力一業績一報酬一滿足這個連鎖過程(波特一勞勒綜合激勵模型)貫徹到管理型人力資本的激勵過程中去，以促進他們積極行為的良性循環。

第二，企業文化環境激勵。

核心人力資本的道德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企業文化氛圍是推行人力資本管理的”軟”環境。這種”軟”環境其實并不軟，更不可或缺。沒有它，其他激勵方式都是無水之魚。要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核心人力資本的社會文化氛圍，使其所有者和投資者具有較大的精神期望效用。美國和日本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企業家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因此不可忽視社會文化氛圍對核心人力資本激勵的積極作用。現代社會強調人的能力的巨大差異性和受益方式的差異性。人的能力的差異導致了人在企業中的分工不同。在承認能力差異及分工不同的基礎上，西方文化強調，正因為人的能力不同，分工不一樣，所以，人們在企業中的收益方式也不一樣。有的人的收益是資本的收益，有的人的收益是勞動的收益，而資本收益和勞動收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收益。勞動收益之間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資本收益之間的差距則可以是巨大的，更是遠遠高于勞動收益。因此，在亞洲一些國家的企業中，員工的總體收益差距是ioo多倍，歐美國家的差距是200多倍。承認這種差距的合法性，也就意味著承認資本收益的合法性。只有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才能不斷提升核心人力資本的地位，實現對核心人力資本的激勵。

第三，職業道德與精神激勵。

篇4

一、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及其在我國商業銀行的應用

經濟資本管理基于資本的兩個特征而建立：資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須將有限的資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銀行價值的環節；資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須強調對資本的回報，也即對股東實現價值創造，并充分考慮資本所承擔的風險，實現收益與風險和成本的統一。經濟資本管理體系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經濟資本的計量，二是經濟資本的預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經濟增加值（EVA）和經風險因素調整的經濟資本回報率（RAROC）為核心的績效考核制度。

1.經濟資本的計量

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衡量，非預期損失是指銀行實際損失超過平均損失以上的損失，是對預期損失的偏離-標準偏離。經濟資本從數量上等同于非預期損失，應覆蓋商業銀行的全部風險。

普華永道對全球銀行業的調查表明，信用風險占到商業銀行風險總量的65%，除此之外，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也是商業銀行面臨和關注的主要風險，《新資本協議》關于銀行資本必須覆蓋上述三類風險的規定即印證了這一觀點，因此，雖然經濟資本應覆蓋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但在實踐中主要是對此三類風險的計量。

(1)信用風險的計量。計量信用風險時，主要考慮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風險敞口（EAD）和期限（M）等風險因子。此外，還應考慮信用資產的相關性以及風險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貸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貸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麥肯錫CPV信貸組合模型，以及《新資本協議》規定的IRB（內部評級法）模型等。

信用風險經濟資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為LGD的方差，σ2PD為PD的方差

銀監會對國有商業銀行經濟資本體系建設情況的調查表明，我國商業銀行大多是在參照《辦法》規定的基礎上，以資本充足率8%為基準，根據各類業務的歷史風險狀況和本行的經營發展戰略，采取內部系數法計量信用風險。比如，《辦法》規定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是50%，有的行對此類貸款的經濟資本系數則設定為4%（即為資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風險權重）；對某些屬于鼓勵發展類業務，商業銀行則設定較低的經濟資本系數，使之相對應的風險權重低于《辦法》規定的風險權重，比如《辦法》規定銀行承兌匯票的風險權重為100%，而有的行對銀行承兌匯票的經濟資本系數為3%，相當于風險權重為37.5%，充分地體現出了商業銀行對此類業務的鼓勵導向。

(2)市場風險的計量。VAR（風險價值）是計量市場風險最常用的技術，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給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匯率等市場要素發生變化而可能對某項資金頭寸、資產組合或機構造成的潛在最大損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術主要有方差—協方差法、歷史模擬法和蒙特卡羅法。

市場風險經濟資本=VAR*乘數因子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計量市場風險的常用技術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匯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數商業銀行（如建行）運用VAR計量市場風險。

(3)操作風險的計量。相對于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量化更為困難，這是因為一是現有的數據不足，二是模型構造存在技術困難，三是在計量操作風險時極易因難以與其他風險區分而重復計算。目前，對操作風險一般采取簡單的系數法，即根據歷史年度發生的損失數據，將商業銀行的業務按照操作風險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風險權重，乘以該類業務的余額。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計量操作風險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風險經濟資本=前三年度主營業務收入的平均值*設定系數

2.經濟資本的預算分配

經濟資本的配置區分為對存量風險資產的經濟資本配置和對增量風險資產的經濟資本配置，前者考慮的是對資產組合所面臨的未預期風險的抵御，后者則是通過對不同的產品、部門和區域設定不同的經濟資本系數來傳導總行的經營發展戰略。商業銀行在制定經濟資本預算計劃時，重點是對增量經濟資本的配置。

從我國目前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經驗看，商業銀行對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經濟資本，年初根據資金交易風險控制計劃和財務收支計劃計算并分配。對信用風險的經濟資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過三個環節完成：首先，由總行年初根據全行發展規劃和資本補充計劃，明確資本充足率目標，提出全行的經濟資本總量和增量控制目標，對分行進行初次分配；其次，總行根據各分行反饋的情況，在總行各業務部門之間進行協調平衡分配；最后，總行根據戰略性經營目標，對信用風險經濟資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進行戰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為核心的績效考核

以EVA和RAROC為核心的績效考核引入了資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實地反映了商業銀行的利潤，克服了商業銀行傳統的績效考核以利潤的絕對額為指標的缺陷，有利于商業銀行的經營者更清醒地權衡經營風險及其回報，從而做出更符合商業銀行實際利益的決策。

絕對量指標：

EVA=經風險調整后稅后凈利潤-經濟資本*資本期望回報率

=(經濟資本回報率-資本期望回報率)*經濟資本

相對比率指標：

RAROC=經風險調整后稅后凈利潤/經濟資本

=（凈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資收益-運營成本-預期損失準備支出-稅項）

經濟資本

我國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商業銀行對分支機構的績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對具體參數的設置（比如對經濟資本的期望回報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經濟資本管理實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業銀行，已嘗試將RAROC技術應用到具體產品的定價決策。隨著我國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經濟資本管理將在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活動中發揮更大作用。

二、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1.強化資本約束意識

經濟資本管理強調了資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隨著外部監管部門資本充足率監管力度的加強和股東對資本回報要求的提高，商業銀行在經營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到資產擴張的速度、業務發展的規模以及所帶來的收益，還要充分考慮到由此而帶來的風險及其資本占用，將收益與風險和成本相統一。資本約束意識的增強將有力地扭轉我國商業銀行傳統的重規模輕管理的經營思想，促使商業銀行將經營管理的重心放在轉變經營管理方式，優化資產結構和業務結構，提高經營效益之上。如下圖所示，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2004年，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某銀行貸款增幅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避免了出現貸款增量的大幅波動，充分體現了經濟資本管理在資產增長中的制約作用。

2.培養全面風險管理意識，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作為經營風險的企業，商業銀行需要對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等進行合理的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經濟資本強調的是對銀行所承擔的所有風險（而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面臨的最大風險—信用風險）所可能帶來的非預期損失的抵御和彌補，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可以強化商業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意識。同時，經濟資本管理要求對各類風險進行精確的計量，并鼓勵商業銀行開發適合自己的風險計量技術和模型，將促進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

3.準確計量各項業務的成本，完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潤、資產規模的絕對量考核為主，忽視資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片面追求賬面利潤和資產規模而漠視潛在風險的短期行為；二是現行的績效考核評級體系未充分考慮到風險因素，經營收益未經風險調整；三是績效考核評價體系以橫向為主，無法具體量化具體產品和業務條線的經營績效，難以為經營決策提供支持。經濟資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強調了資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業銀行尤其是其分支機構樹立成本意識；RAROC強調的是經過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并扣除了為預期風險所計提的專項準備金，更真實地反映了利潤和資本回報率；同時，RAROC技術還可以衡量具體的交易和賬戶，有助于真實反映各項業務給銀行所創造的價值。

4.提高商業銀行科學決策和產品定價能力

RAROC技術通過對具體產品、業務和區域的經濟資本回報率的量化，為商業銀行在制定經營發展戰略時提供支持。比如，根據歷史數據判斷某項業務的經濟資本回報率較高，商業銀行在編制經營計劃和經濟資本預算時，可以通過資源配置、系數設定等方式，向全行傳達總行對于此類業務的傾斜支持導向。同時，RAROC技術強調了風險因素，商業銀行在為產品定價時，可以通過RAROC技術推算出該項產品在什么價格水平才能達到預期的回報率，從而促進商業銀行自主風險定價水平的提升。

5.推進金融改革深入開展，進一步推動國有商業銀行增強獨立的市場主體意識

經濟資本管理強化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約束意識和成本意識，使過去因具有國家信用而忽視資本充足的國有商業銀行深刻地認識到，資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隨著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國有商業銀行將面臨著監管當局越來越嚴格的資本約束和市場越來越高的資本回報要求，這將督促國有商業銀行切實轉變經營理念，增強獨立市場主體意識，推動股份制改革深入開展，真正將國有商業銀行建設成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

6.經濟資本具有風險約束和效益約束的雙效應，有助于激勵商業銀行改進經營管理

經濟資本不僅要抵御非預期損失，而且還在經營管理和資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僅可以衡量一家銀行的整體抗風險能力，而且還可以成為評價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或業務條線經營績效的標尺；將收益與風險、成本結合起來，有助于商業銀行根據實際承擔的風險為產品合理定價；支持和鼓勵商業銀行改進風險管理技術，積極開發內部計量模型，完善資本管理，從而更科學地保持合適的資本持有量，激勵商業銀行改進資本管理。

三、實施經濟資本管理對我國銀行監管當局的影響

1.促進監管當局對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區別的認識

在實施經濟資本管理的過程中，銀行監管當局有必要，并且會逐步認識到監管資本和經濟資本之間的不同：

(1)經濟資本是商業銀行根據自身承擔的實際風險計算出來的資本，是一種應有“虛擬資本”，在數量上等于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非預期損失額；監管資本是監管當局要求商業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屬于“法定資本”，是一種實有的資本。從風險的角度說，經濟資本代表的是風險，越小越好；監管資本則是抵御風險的屏障，越多越好。經濟資本是從商業銀行的視角看資本，而監管資本則是從監管當局的視角看資本。

(2)經濟資本具有更好的風險敏感性。監管資本是監管當局基于整個銀行業的風險狀況而劃定的粗線條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在統一的資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現資本充足率達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蓋風險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對資產狀況良好的銀行的過高的資本充足約束。與監管資本相比較，經濟資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業銀行的實際風險狀況及資本真實需求，因而對商業銀行的風險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篇5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方法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研究，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委員會計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中國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目前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計算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2、第二支柱——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

委員會認為，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是最低資本規定和市場紀律的重要補充。具體包括：（1）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四大原則。原則一：銀行應具備與其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評估總量資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維持資本水平的戰略。原則二：監管當局應檢查和評價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的評估情況及其戰略，以及銀行監測和確保滿足監管資本比率的能力。若對最終結果不滿足，監管當局應采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原則三：監管當局應希望銀行的資本高于最低監管資本比率，并應有能力要求銀行持有高于最低標準的資本。原則四：監管當局應爭取及早干預從而避免銀行的資本低于抵御風險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資本得不到保護或恢復，則需迅速采取補救措施。（2）監管當局檢查各項最低標準的遵守情況。銀行要披露計算信用及操作風險最低資本的內部方法的特點。作為監管當局檢查內容之一，監管當局必須確保上述條件自始至終得以滿足。委員會認為，對最低標準和資格條件的檢查是第二支柱下監管檢查的有機組成部分。（3）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其它內容包括監督檢查的透明度以及對換銀行帳薄利率風險的處理。

3、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委員會強調，市場紀律具有強化資本監管，幫助監管當局提高金融體系安全、穩健的潛在作用。新協議在適用范圍、資本構成、風險暴露的評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資本充足率四個領域制定了更為具體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內容。監管當局應評價銀行的披露體系并采取適當的措施。新協議還將披露劃分為核心披露與補充披露。委員會建議，復雜的國際活躍銀行要全面公開披露核心及補充信息。關于披露頻率，委員會認為最好每半年一次，對于過時失去意義的披露信息，如風險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經常披露信息的銀行要公開解釋其政策。委員會鼓勵利用電子等手段提供的機會，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第一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外部信用評級機構評級問題。第一支柱提出的風險計算量方法中標準法最簡單。但是標準法的實施依賴于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每個信用評級機構都有盡量提高評級對象信用等級的內在沖動，畢竟客戶可以自由選擇聘請評級機構，支付評級費用，但是這種扭曲評級結果的沖動，通常會因為評級機構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場及投資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斂，畢竟投資者會間接推動客戶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選擇。然而，這種非市場化的監管需求推動的評級卻可能會加大客戶對信用評級結束果進行隨意挑揀的沖動，降低能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盈利能力起決定作用的市場威望的重要性。為了限制這種對評級結果進行隨意挑揀的行為，監管當局應該在使用評級結果時，確保信用評級機構仍然會將自己的市場威望視若生命。在這個意義上，監管當局應該全面考慮對特定評級對象的各類評級結果，當評級結果不一致時，應當對最低結果給予更多的重視。（2）監管方式轉變問題。相對標準法而言，內部評級法對監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監管當局有能力評估和監督這些復雜的風險管理系統。這要求監管者對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和合理與否有明確的判斷。如果監管機構不能給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創造空間，就會阻礙銀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將不利于本國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況下被使用，可能導致在一定范圍內風險失控。內部評價法的運用實質上是銀行監管方式的重大轉變，標志著監管方式由“靜態”合規性監管向“動態”審慎性監管轉變。過去，銀行監管局限于資產負債情況，監測由其反映的風險水平，衡量資本充足率和各類資產負債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標準，實質上是一種靜態的風險監管。現在，監管領域的發展轉向了審查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對風險進行了及時、準確的度量，監測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資本金抵御銀行面臨的風險等。這種基于風險的審慎監管關注的是銀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風險及其管理能力。就像醫生，給病人開藥方，讓病人把藥拿回家去吃。新協議通過從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這一循序漸進的資本計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鼓勵銀行不斷改進和完善風險管理系統，從而能更精確地度量風險。相應的，監管當局的監管重點應從原來的單一最低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上來。

2、第二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引入第二支柱對完善整個監管框架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引入了監管當局的檢查，而且有助于鼓勵銀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謹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實施也向監管當局提出了一些挑戰。首先，改進監管程序的緊迫性尤為明顯，在發生銀行危機的國家，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計算之所以不真實，就是由于監管法規不可靠和公共部門有意寬容。眾所周知，銀行管理部門對銀行面臨的風險最了解，并對管理風險負最終責任。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并不是要取代銀行管理部門的判斷和經驗，更不是要把保持資本充足的責任轉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監管部門應在程序上下功夫通過程序正義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持銀行業整體的穩定，而不是某家銀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監管當局的責任增大，自擴大，相應有必要提高對監管部門自身的約束要求，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監管不是萬能的，監管當局與一般市場主體（銀行）一樣，具有內在的利益沖動。隨著監管當局的權力增加，其“設租”動力也在相應增強。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因此，為防止監管當局濫用其監管權力，監管當局應采取措施不斷增強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應從外部加強對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

3、第三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有效的市場紀律需要可靠而及時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對手進行完善的風險評估。新協議將信息披露作為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一個內在要求，代表了國際金融業和國際監管的新的發展方向。詳言之，信息披露對強化監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風險行為產生的根源體現了委托人對內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權力，削弱了人的信息優勢，使監管者處于更有利地位；對風險行為的控制不應只注重行為本身，強調信息披露的約束機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開銀行內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對人起到威懾作用，使其衡量到風險行為的成本過大而放棄冒險。懲罰不是約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構成對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約束的本質要求，使監管從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轉變，最終達到盡可能減少風險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約束機制實施的前提和基礎。約束機制總是由一定的信息觸動之后產生反應，信息披露的質量制約各種約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種靈活的約束手段，可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賦予經營者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操作權限，這符合金融業靈活、迅速的經營特色，保證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占據優勢。（5）由信息披露所構成的社會公共輿論監督是有效監管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有助于減少監管中的道德風險。強調信息披露監管制度的適當構造也必然能夠構造公眾監督機制，監管者的行為將受到關注，不符合監管宗旨的行為將得到糾正。從而可以降低監管組織的交易成本，提高組織效率。2

三、我國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建議

1、現在監管理念是風險查處占上風，為什么大家都說人民銀行是消除隊，是警察？主要是因為人民銀行在查處風險。在風險查處理念下始終走不出防范風險、查處風險、處置風險的怪圈，現在要轉移到風險監管上來。首要改變的是觀念，要向風險評價轉變，分析評價商業銀行自身的控險能力、化險能力、排險能力，對商業銀行的健全性、系統的安全性等做出一個綜合性的評價，指出其存在的風險隱患和管理漏洞，并責令其組織實施和改正。在風險評價的理念下，監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現，就不會疲于奔命，干些建臺帳，跟蹤檢查等工作。監管當局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對銀行運行的整個系統進行評價，看整個系統的風險程度有多大。

2、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銀行業發展水平和監管能力都很低。我國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兩呆”的貸款分類法，貸款五級分類才剛剛試行，而對十國集團國家一些大銀行的調查表明銀行內部評級法中僅是營運貸款就平均分為10級。我國短期內仍需采用標準法，但我國缺乏外部評級機構，而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花費較長時間。另一方面，數年之后，眾多國際大銀行紛紛采用內部評級法，若我國跟不上，將在國際競爭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國應從現在起就著手開發內部評級法，建立風險內部評級體系是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起點和基礎。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適用的內部評級標準尚未建立，我國監管當局應指導商業銀行在考慮自身的資本狀況、經營規模、風險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評價體系，盡可能使其能全面，靈敏地揭示和控制風險。監管當局也可根據本國普遍情況提出一個示范模型，但重點應放在對商業銀行的內部評級模型進行有效的評估和指引。

3、由于會計信息不完備，真實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國銀行業在信息披露的質量和數量方面，都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市場也缺乏足夠的動力和資料深入分析銀行的風險狀況。目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的法規律規范體現在各項法律規章制度中如《金融企業會計制度》、《金融保險企業財務制度》、《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商業銀行法》、《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公開發行證券公司披露編報規則第2號》等，上述法律規范除了證監會編報規則第2號處，其他法律規范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則性的，沒有具體要求。因此，我們應在信息披露的標準、內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體的可操作的規范，把對信息披露的監管納入到監管當局日常的監管程序之中，對不能遵守的銀行，應根據不披露的性質、影響的時間長短做出反應，輕則對銀行進行建議、批評，重則罰款、停業整頓。

參考文獻：

1、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新馬塞爾資本協議概述》2001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一司譯。

2、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新的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1999年6月，朱平譯。

3、羅平、孟長安《國際金融組織對新資本協議的反應》，《金融時報》2001、11、10。

4、李文泓：《國際金融監管理念與監管方式的轉變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載《國際金融研究》2001、6。

5、陳衛東：《新馬塞爾資本協議評析》，載《國際金融研究》2001、3。

篇6

關鍵詞：核心人力資本資本產權法人治理企業文化

一、資源管理新概念：核心人力資本

一些經濟學家在探究經濟總產出的增長何以比要素投入增長更快的原因時，發現健康、教育、培訓和更有效的經濟核算能力等等，是現代收入增長的日益重要的源泉。這個認識一般化后，人力資本理論就將經濟學關于“資本”的理論，推廣到對“人力資源”的分析上來，把人的健康、體力、技能和知識等看成是一種資本存量，它構成未來收入增長的源泉。在西方發達國家人力資本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并且引發了一系列的管理革命。在我國，人力資源的概念已得到認同，但對人力資本的概念，特別是將人力資源資本化管理卻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認識。資源和資本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人力資源是一個數量概念，指在勞動活動中運用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它側重于對生產過程中所投入人力的量化描述。人力資源是人力資本的基礎，但人力資源不一定就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個質量概念，它反映勞動力素質的差別，是指通過資本投資形成的，凝結于勞動者身上的并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價值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資源要成為人力資本得經過一定的轉化過程，這個轉化過程需要初始投資和教育以及培訓等。其次，在使用上，對于人力資源，人們多考慮其可獲得性與擁有；而對于人力資本，就應更多地考慮投入與產出的關系，考慮如何使其增值生利。

一般認為，國際競爭實際上是企業競爭，企業競爭力源于包括企業全體員工在內的人力資本。然而更深一步看，有專家指出，現代企業的競爭力，主要依靠企業中的“核心人力資本”。所謂核心人力資本，是指企業中的技術創新者和職業經理人，這是因為，市場競爭的關鍵在于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創新，在于技術與市場的結合度。傳統管理思維認為，追求企業技術創新就會保證企業成功。然而，新經濟下的市場運行與商品競爭，技術創新還必須與市場相結合，才能不斷開拓出新的市場，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因此，技術與市場創新兩個層面上的核心人力資本，是構成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二、核心人力資本引發的管理制度革命

近年來，核心人力資本已引起知名企業普遍的高度重視，在管理上對“核心人力資本”也更加突出。從國際經驗來看，核心人力資本管理作為制度安排進入經濟運行過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企業產權制度調整

“資本”的產權，如同其他“物”的產權特性一樣，是指那些可以投到生產過程中生利的“物品”的權利，即資本品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讓渡權等。但人力資本產權具有幾點與眾不同的顯著特征：①人力資本天然歸屬個人。機器可以搬來搬去，廠房可以東拆西建，貨幣資本更能無腿而行天下，但人力資本的每一個要素，都無法獨立于個人。②人力資本的產權權利一旦受損，其資產可以立刻貶值或蕩然無存。當產權受損到一定地步時，產權的主人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本“關閉”起來，使這種資產的經濟利用價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時為零。③人力資本具有主動性，總是自發地尋求實現自我的市場。這正是些特征決定了在人力資本管理上必須有創新。

據抽樣調查，國際上人力資本在企業中所擁有的產權數量，已經達到了企業總產權數量的38％左右。“核心人力資本”已經與貨幣資本一樣，進入企業股權，參與更大份額的知識資本分配。也就是說在企業制度安排中，不僅僅是出貨幣資本者擁有產權，出人力資本的也擁有產權，并且人力資本產權的比率已相當高。道理其實很簡單，作為資本，人力資本也應同貨幣資本一樣得到產權收益，這種產權收益就不僅僅是工資（因為工資只是勞動的報酬），而必須有工資以外的資本產權收益。基于此，西方國家在考慮人力資本的回報形式時就建立了相應的人力資本的薪酬制度，雖然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薪酬體系，但目前，從產權制度上對于核心人力資本用得較多且最有激勵意義的是采取股票期權的辦法。

所謂股票期權是指在本公司工作的最大的功效在于從制度上長期保留和吸引優秀的高級人才（核心人力資本）。同時把企業支付給高級人才的現金水平控制在最低的水平，由于股票的期權性質，使企業牢牢控制高級人才的日益積累起來的龐大資產，使得他們在"金手銬"下積極努力工作。年薪支付的現金額越大，企業長久的安全性就越受威脅，長期獎勵計劃占報酬的比重越高，企業高級人才自身價值風險就越高。

（二）法人治理結構的變革

法人治理結構主要是協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關系，國際先進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是完善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而是完善企業中貨幣資本與“核心人力資本”的關系，即出資人與技術創新者和經理人的關系。人力資本作為企業制度安排的重要要素，已登上了社會經濟的歷史舞臺。西方國家CEO（首席執行官）的產生就是一個典型的說明。CEO是總經理加上50％的董事長，他雖然不是企業的出資人（實際上是人力資本），但是由他來對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拍板。CEO的形成解決了董事會在經營方面的一個嚴重缺陷，即：在現代經濟活動日益復雜的條件下，出資人往往沒有能力判斷企業的投資方向。為了避免董事會投資決策失誤的問題，需要職業經理人來確定投資方向，防止經營失誤，因而在董事會并沒有能力保證投資決策正確的條件下，與其完善董事會，還不如將經營活動全部交給人力資本。對CEO進行約束的戰略決策委員會的人員主要是社會上在企業管理、經濟學、法學及各種產業方面的知名人士，這些人顯然也不是出資人，而是屬于人力資本范疇。與戰略決策委員會相對應的是還出現了一個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更不是出資人，而且在企業中沒有任何經濟利益關系，但是獨立董事的投票權和出資人的投票權是一樣重要的。獨立董事往往是經濟與法律等方面的權威人士，也是人力資本。

從CEO、戰略決策委員會、獨立董事的產生可以看出，核心人力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地加強了，出資人的權利僅僅表現在產權利益回報上。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在保證貨幣資本保值增值的條件下，可以獨立地經營企業，并不是只有日常經營權。可見，人力資本的產生特別是核心人力資本已經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對法人治理結構的大調整，我國在法人治理結構調整方面應著重思考這個問題，否則我們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也會走入誤區。

（三）企業文化的調整

有人研究過世界500強企業的一些案例,發現人力資本概念的產生對企業文化的調整起到重要作用。因為人力資本真正運作是與核心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現在任何一個企業想在世界搞一種壟斷，必須依靠核心技術，我有這個技術，你沒有，我有就可以壟斷。你要打破壟斷就必須嘗試更高的核心技術，這種核心技術的產生是企業家和技術創新者共同運作的結果。推動企業發展的力量已經不是原來講的一般的工人，而是核心人力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這種核心生產力的產生必然引起企業文化的重大變更。企業文化是一種價值理念，和社會道德是同一

個范疇，是企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企業主要依靠制度約束人們的行為，企業制度失效的時候就要靠企業文化的約束。國外企業非常注重在企業文化上對人力資本的激勵。也就是說，人們必須在思想上認同人力資本。正因為如此，現在國外企業文化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就是強調等級制。在強調等級制中，首先是強調人的能力是有很大差異的，人的能力有差異導致了人在企業中的分工不同。在承認能力大小不同及分工不同的基礎上，西方企業文化強調：正因為人的能力不一樣，分工不一樣，所以人們在企業中的收益方式也不一樣，收益水平差距很大是正常的。有的人的收益是資本的收益，有的人的收益就是勞動的收益，收益差距有時高達幾百倍。如亞洲國家企業中的人們的總體收益差距是100多倍，歐美國家的差距是200多倍。西方企業的企業文化所強調的內容，實際上是對核心人力資本在企業文化方面的激勵，這種激勵導致了企業文化內容的重大調整。我們國家沒有這種企業文化，結果一搞人力資本持股，就搞成新的“大鍋飯”----員工持股，因為人力資本在這里沒有理念上的支持，我們現在還沒有有利于人力資本特別是核心人力資本發揮作用的企業文化。

以上三種制度安排是人力資本在整個社會運轉過程在國際上所反映出來的新動向.我們國企今后的改革有必要仔細思考和研究這些動向，如果我們的國企改革或者是民營企業發展不注意人力資本的存在，尤其是新生產力的作用,在企業的產權制度設計、法人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方面不做根本性的調整和改革，我們企業要創造核心競爭力是將很難的。

三、對加強我國企業人力資本管理的幾點建議

1、人力資源管理從后院走向前臺

目前國企人力資源管理仍處于傳統的人事管理階段，職能多為工資分配方案的制定和人員調配、晉升、培訓等，尚未完全按照企業發展戰略的需要將員工包括管理層作為統一的規劃，更未能制定出符合國家政策的選擇、培訓、任用、激勵等規定，以達到盡可能利用人的創造力，增加企業及社會財富的目的。傳統的人事管理存在很多弊端，使我國企業人員很難做到人事相宜：①企業行為政府化。潛意識中政治氣氛濃厚，重名而不重實；②企業領導更換頻繁，導致企業行為明顯短期化，只重眼前利益，而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心則是中長期規劃。國企領導較少考慮到戰略、文化層次，即使制定了戰略目標，也不能保證它在下一任內的延續性，相應地企業更缺乏支持戰略實現的長期人力資源規劃；③人力資源在國有企業尚處于理念傳播階段，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引進，又較普遍地模仿照搬西方經驗，只是簡單地嫁接一些技術工具和工作程序，忽視或沒有意識到與民族性、文化傳統、行業特征及企業具體情況的結合；④企業文化建設范圍狹窄，內容陳舊，對員工的凝聚力微弱。多數企業對企業文化的理解還很膚淺，也沒有明確的價值觀。

由于人事配置手段落后，形不成合理流動的優化配置機制，以致企業的人事安排往往是因人設崗。因此，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極需轉變職能，由傳統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資源管理轉變，由職位管理向整體性開發管理轉變，由常規性人才管理向戰略性人才開發轉變，由靜態管理變為動態管理，通過生涯管理、人事研究、追求工作生活品質等，為企業使用人才注入活力。

2、建立核心人力資本產權制度

目前我國在企業產權方面尚未建立人力資本概念，對一個企業來說誰出資誰就擁有產權，這套制度顯然無法安排、解決人力資本的問題。我國的國有企業為什么總是搞不好?恐怕得從產權制度上找原因。一方面由于老板缺位（企業產權名存實虛），企業經營者與企業利益不緊密相關，缺乏把企業辦好的最基本的利益沖動。另一方面，有的經營者非常出色，但是卻沒有承認他們人力資本的價值，僅僅給點工資，更談不上使他們擁有企業的產權。這樣極易導致部分人心理失衡，于是出現所謂的"59歲現象”及大量在職消費。民營企業也一樣，如果出資人僅僅強調自己的收益，沒有看到企業真正的人力資本收益，這個企業最終也做不大.因此,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企業發展，應該注重處理好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互關系。這種關系處理不好，最終必然導致企業缺乏活力。

在現代國際競爭中，企業家群體等核心人力資本是我國經濟的財富。我們要想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在提高他們自身素質的同時，必須盡快制定和建立健全企業家激勵機制，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有人才研究專家建議實行核心人力資本產權制度：一是技術成果入股制度，不再具體規定技術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例，而由市場決定。也就是說由技術持有者與資金持有者根據成果的研究成本、轉化成本、市場前景等因素確定。二是對技術與管理骨干（即核心人力資本）實行持股制或股票期權制。近來在國際企業經營管理中，出現用股票期權等“金手鏈”扣住人才、提供給人才未來企業被兼并、破產等風險保障“黃金降落傘”拴住人才等，不失為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3、重視人力資本市場化運作

是資本就必須關注其效益和增值性，資本增值不是靠政府行為能實現的，而是在市場中去實現。目前，在中國4000多萬干部中，企業干部近1500萬。企業經營管理者和技術創新群休是重要的資本，但由于大多數經營者都是由行政任命所壟斷，忽視了“以人為本”的用人之道，在一種并不良好的環境中以低成本利用著高價值的人才，因而經營者缺乏職業經營者的理性。鑒于此，在我國的人力資本運作中如在選用和更換企業經營管理者，或者企業進行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改造時，應該引入市場機制。

篇7

21世紀初，美國房地產市場呈現一片繁榮景象，由于房貸機構因利益的驅使，不計風險地發放貸款，并將其打包再進行證券化，然后賣給其他金融機構，但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大幅降溫，以及美聯儲為抑制通貨膨脹進行的持續加息，次貸購房者由于沒有了投機的動力，也失去了按揭的能力，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迅速演變成美國的金融危機，并通過各類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蔓延開來，形成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從宏觀和微觀方面來闡述。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宏觀因素

1.金融危機爆發的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觀點認為，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競爭，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是萬能的，不需要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通過自由競爭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實質上是撇開人們的社會屬性及其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脫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制造一種抽象的“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放棄了以國家干預為特征的凱恩斯主義，推崇新自由主義思想和理論，缺乏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導致市場的失衡，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2.金融危機爆發的理論根源是虛擬經濟的過度泛濫。美國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虛擬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 （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統論述。虛擬資本是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獨立于現實的資本運動之外，以有價證券的形式存在、能給持有者按期帶來一定收入的資本，包括股票、債券和不動產抵押等，它通過滲入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馬克思指出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的無差別勞動，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

3.金融監管的缺失導致金融危機的滋生和蔓延。1999年，美國政府正式廢除1933年頒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從而徹底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局面，開辟了世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局面，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正是金融監管的缺位。

二、金融危機爆發的微觀因素是企業價值的缺失和價值鏈的斷裂。

根據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來龍去脈，筆者從微觀方面分析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本文從財務的視角著手，從一個投資銀行或者證劵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假如遭遇到資產壞賬時，如何進行資產調整，處理方式，如圖所示：

從上圖可以看出，在正常情況下，即沒有經濟危機情況下，風險資產造成缺失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行處理，第一種就是通過VaR市值管理，通過資產出售變現彌補損失；第二種方式就是通過股權融資，把風險資產股權化，所獲得的收益可以彌補損失。所以，在正常情況下，金融機構或企業可以自行消化風險資產，可以對資產進行保值和增值。

然而，當出現危機時，金融機構或者企業產生的壞賬處理跟上述就不同了。當出現金融危機后，想要利用股權融資來增加權益資本數額那是不可能了，因為很難找到認股者，所以只有通過通過VaR市值風險管理這一種方式，當出現危機時，因為很多金融機構或企業同時拋售風險資產，就出現了所謂的“去杠桿化操作陷阱”，即通過拋售風險資金，導致資產價值的降低，行業的資產減值又導致金融機構或企業拋售風險資產，即出現了“壞賬—壞賬”的惡性循環，這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到實體經濟，造成實體經濟的扭曲和破壞。整個的流程如圖：

三、金融危機背后價值驅動因素分析

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企業作為商品，同樣也有價值，它是人類體力和腦力勞動的結晶，其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企業這一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但企業價值確定的復雜性在于：企業本身是生產要素的集合體，各個生產要素在企業價值創造中分別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由于企業是各個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所以各個生產要索的價值之和并不等于企業的實際價值，因此，各個生產要素都是企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企業的價值是既反映企業的資產狀況和長期獲利能力，也反映市場對企業的評價的一個綜合值。

根據米勒和莫迪格里尼的MM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的假設下，公司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無關。但是，現實的市場是不完美的或不完善的，由于稅收、交易成本、成本和破產成本等等的存在，使得公司可以運用金融工具進行投資、融資、套期保值、公司治理等等，從而影響公司的價值。基于此，不同學者根據現實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作為理論分析的基礎，進而逐步放寬MM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形成了兩大企業價值驅動理論，主要表現在一下兩個方面。

第一，公司價值最大化價值理論。該理論認為公司可以通過靈活運用金融工具，從而進行風險管理，從而降低財務困境成本和外部融資成本，而且可以獲取投資收益，從而對公司經營效益產生影響，并通過改變公司現金流量，改善和優化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相關決策，最終降低公司經營業績的波動性，提升公司的整體價值。

第二，管理層利益最大化動機理論。根據經濟學理論，管理者和股東之間是委托關系，由于股東和管理層存在沖突，所以企業管理層使用金融工具來創造價值，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也就是美國金融機構的高層管理者為了自身的利益，濫用金融衍生工具蓄意放大了實際經濟的價值，從這謀取自身的利益，所以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是資本家惡性貪婪的結果。

四、金融危機的對策和反思

金融危機雖然爆發好幾年了，但是對世界和中國經濟的影響至今還沒有消除，我們在反思我們人類自己，也許基于人性的貪婪，價值觀的扭曲，但是也許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

第一，在思想上不要崇拜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潮，重振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的思想。自由主義不能解決經濟活動的任何問題，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需要國家這只“有形的手”進行干預，兩者相互配合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利用國家“有形的手”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

第二，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是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由于外匯匯率、市場利率和商品價格的變動日益頻繁和劇烈，嚴重影響公司的銷售和市場份額，從而改變公司的預期價值或實際現金流，公司因此有著較多的風險暴露。此外，公司的資產負債由于匯率期初、期末的不同，在折算過程中會對公司的價值產生影響。金融衍生工具中的遠期、期貨、期權及互換等風險管理工具，可以抵補或轉嫁匯率、利率、商品價格等頻繁波動帶來的風險，從而提升公司的業績和價值。此外，還可以在信用狀況、盈利能力等自身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創造性地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有效地降低外部資金的使用成本，優化企業的融資決策，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完善企業的投資決策，合理地規劃稅收套利等，從諸多方面提升公司的價值。

第三，加強產品創新，提升企業價值。黨的十報告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戰略，從國家層面提出企業發展和國家發展的出路。創新可以增加企業的附加值，可以引申企業的價值鏈。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轉變為集約經營，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道路。

五、結論

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全球經濟蒙上了陰影，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本論文從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從宏觀和微觀分析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得出其根源是企業價值的缺失和扭曲，表現為價值鏈的斷裂，并從財務的視角加以闡述，同時，運用金融學理論分析金融危機背后的價值驅動因素，最后對金融危機提出對策和反思，特別是結合十報告，指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戰略是應對金融危機的良藥，是提升企業價值的根本途徑。

參考文獻：

[1]朱小平.金融危機中的美國、中國與世界.[M].新星出版社，2009年6月

[2]朱撿發.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金融與企業價值創造的研究[D].江西師范大學.2010年

篇8

一、虛擬經濟的概念與特點

虛擬經濟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詞語，其釋義尚無定論。最為普遍的解釋，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虛擬經濟”的概念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在《資本論》第3卷第5篇中，特別是在論述信用和虛擬資本的第25章及其后，對此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虛擬資本是在借貸資本（生息資本）和銀行信用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包括股票、債券、不動產抵押單等。虛擬資本本身并不具有價值，但它卻可以通過循環運動產生利潤，這是它與實際資本的共同之處。

虛擬經濟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間的商務借貸行為。例如某甲急需購買某種貨物，但他本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而某乙手頭正好有一筆錢閑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數額的錢，許諾在一定時期內還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據就是虛擬資本的一種雛形，它通過借款與還款的循環活動而取得增值。這時某乙并未從事實際的經濟活動，只是通過一種虛擬的經濟活動來賺錢。

由此可見，虛擬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閑置貨幣的資本化，即人們手中的閑置貨幣變成了可以產生利息的資本。第二個階段則是生息資本的社會化，即由銀行作為中介機構將人們手中閑置的貨幣借入，再轉貸出去生息，人們還可用閑置貨幣購買各種有價證券來生息，這時人們手中的存款憑證和有價證券也就是虛擬資本。生息資本的社會化可以引導資金從不能用于生產、流通等實體經濟活動的人們手中，轉移到能將其用于實體經濟活動的人們手中，并可以將分散在各人手中的資金集中起來進行較大規模、收益較高的經濟活動，從而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第三個階段是有價證券的市場化，即有價證券可以根據其預期的收益而自由買賣，從而產生了進行虛擬資本交易的金融市場，例如，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貨幣市場等。市場化不僅能使人們手中的有價證券可以隨時變現，大大提高虛擬資本的流動性，還能引導資金向預期收益較好的產業流動，從而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

第四個階段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即虛擬資本可以跨國進行交易。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能在國際范圍內引導資金向收益較好的產業流動，可以大大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同時還形成了一種新的金融市場——外匯市場。

虛擬經濟發展的第五個階段是國際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國國內的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相互間的影響也日益增大。隨著因美元脫離金本位而導致浮動匯率制的形成、金融創新的增強、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虛擬資本的流動速度越來越快，流量越來越大，從而使得虛擬經濟的規模不斷增大。

虛擬經濟具有五大特性：

1.復雜性。虛擬經濟是一種復雜系統，其主要組分包括投資者、受資者，以及金融中介者，他們按照一定的規則在金融市場中進行虛擬的經濟活動。雖然每個人都有按照自己對環境及其發展前景的了解及其預定目標獨立決策的自由，但每個人的決策又不能不受其他人的影響。

2.介穩性。所謂介穩系統是指遠離平衡狀態、但卻能通過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系統。這種系統雖能通過自組織作用而達到穩定，但其穩定性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擾動所破壞。虛擬經濟是一種介穩系統，必須要靠與外界進行資金交換才能維持相對的穩定。

3.高風險性。虛擬資本的內在不穩定性導致其價格變幻無常，而金融市場交易規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種的增多使其變得更為復雜；人們對市場及環境變化的預測能力不足，從而較易導致決策錯誤；還有許多人因為追求高收益而甘冒高風險，從而促使各種高風險、高回報的金融創新不斷出現。

4.寄生性。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虛擬經濟由實體經濟產生，又依附于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可看成是資本的循環運動。

5.周期性。虛擬經濟系統的演化大體上呈現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實體經濟加速增長、經濟泡沫開始形成、貨幣與信用逐步膨脹、各種資產價格普遍上揚、樂觀情緒四處洋溢、股價與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外部擾動造成經濟泡沫破滅、各種金融指標急劇下降、人們紛紛拋售實際資產及金融資產、實體經濟減速或負增長等階段。但是這種周期性并不是循環往復，而是螺旋式向前推進的。

二、實體經濟的概念與特點

實體經濟并不是一個專用術語，至少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這樣的詞語，有時候這個詞語甚至被應用得很通俗化。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頻繁使用實體經濟這個詞語，與之相關聯的是除去房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之外的部分，就美國經濟數據的構成來看，其中包括制造業、進出口、經常賬、零售銷售等的部分被美聯儲籠統地概括為實體經濟。由于不包括房市和金融市場這樣的特殊的部分，所以實體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國內市場運行的“流水賬”部分。之所以這樣來描述，是因為雖然實體經濟往往不是要害部門，而是民用普通領域。

盡管不是要害部門，但實體經濟顯然對于美國市場的日常運行具有關鍵意義，一旦實體經濟出現震蕩或反復，往往反映到美國人的生計問題上，像美聯儲十分關注食品價格指數和消費者核心物價指數以及庫存和零售銷售等指標，這說明美聯儲所謂的“實體經濟”反映的是市場運行基本面的狀態好壞。

我們還可以認為，美聯儲把核心能源消費這一塊也排除在實體經濟之外，理由就是美聯儲所謂的“實體經濟健康”往往與能源價格走勢相反。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美聯儲所關注的實體經濟指標往往同時反映大量中小企業的運行態勢。這樣看來，美聯儲所謂的實體經濟與中國的“民生疾苦”問題大同小異，不過美聯儲同時十分注重大中小型的工商企業的運行態勢等“企業疾苦”的問題。

在全球化過程中世界經濟結構是不斷調整變化的，既有產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也有發達國家夕陽產業苦苦維持起死回生的掙扎，當然還有發展中國家積極調整產業結構適應全球化這樣一種趨勢。那么在這樣一個經濟結構普遍調整的年代，美聯儲堅持盯住實體經濟這個概念，并為了維護實體經濟的運行態勢而在所不惜的答案或許很簡單，那就是實體經濟盡管不包含要害部門和尖端領域，但它卻是一國市場穩定運行的最廣泛基礎，實體經濟指標的偏差往往反映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直接與民生疾苦和企業生存聯系在一起，越是在經濟結構經歷深刻變革的時期，實體經濟的穩定運行對于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往往越重要，這正好與劇變裂變是對立的兩個方面。而美聯儲把近年來出現泡沫的房產市場和快速變化的金融市場排除在實體經濟之外，由此也可以看出，美聯儲維護實體經濟的良苦用心。

實體經濟具體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實體經濟始終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實體經濟的特點表現為：有形性、主導性、載體性、下降性。

三、準確把握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

虛擬經濟是和實體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活動模式。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匹配良好時，虛擬經濟將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為廣泛的融資渠道，轉移市場運作的風險，從而有效保障實體經濟的發展。然而，當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時，就會產生泡沫經濟或者金融危機。因此，必須準確把握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以維護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就是實體經濟借助于虛擬經濟，虛擬經濟依賴于實體經濟。

1.實體經濟借助于虛擬經濟。這表現為三點：第一，虛擬經濟影響實體經濟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實體經濟要生存、要發展，除了其內部經營環境外，還必須有良好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這個外部宏觀經營環境中，就包括全社會的資金總量狀況、資金籌措狀況、資金循環狀況等。這些方面的情況如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狀況，而這一切都與虛擬經濟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如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第二，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后勁。實體經濟要運行、尤其是要發展，首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有足夠的資金。資金的來源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向以銀行為主體的各類金融機構貸款；另一條則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各類有價證券籌措資金。從發展的趨勢看，相比較而言，通過第二條途徑解決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資金問題，會更加現實，也會更加方便、快捷。這樣，虛擬經濟就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后勁。第三，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制約著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從歷史上看，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經過了五個階段，即閑置貨幣的資本化、生息資本的社會化、有價證券的市場化、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國際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實證明，虛擬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就不同，亦即虛擬經濟發展的高一級階段對實體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總比虛擬經濟發展的低一級階段對實體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要大一些；反之，則會小一些。

2.虛擬經濟依賴于實體經濟。理由是：第一，實體經濟為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虛擬經濟不是神話，而是現實。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上。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無論是它的產生，還是它的發展，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物質條件。否則，它就成了既不著天也不著地的空中樓閣。第二，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整體經濟的進步，實體經濟也必須向更高層次發展。否則，它將“消失”得更快。實體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對虛擬經濟的新要求，主要表現在對有價證券的市場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上。也正是因為實體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對虛擬經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夠產生、特別是使得它能夠發展。否則，虛擬經濟就將會成為無根之本。第三，實體經濟是檢驗虛擬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虛擬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實體經濟，即發展虛擬經濟的初衷是為了進一步發展實體經濟，而最終的結果也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因此，實體經濟的發展情況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虛擬經濟的發展程度。這樣，實體經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檢驗虛擬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我們在制定宏觀政策時，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規，完善各項規章制度，規范虛擬經濟系統中的主體行為；其次要規范、完善資本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效規避和轉移風險；其三要加強監管和嚴格執法。

篇9

一、問題提出的背景

隨著經濟發展，交通方式日益多樣化，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人們出行時對出租車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在打車軟件興起之前，出租車司機和打車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

這一背景下，隨著互聯網科技的發展，打車軟件應運而生。常用的打車軟件有滴滴出行、優步Uber、易道用車等，這些軟件大大提高了打車效率，實現了司機和乘客的雙贏。但近年來，這些軟件推出了“專車”與“快車”服務，它們憑借服務質量好、叫車時間快、費用少等優勢頗受乘客青睞。然而這些車并非都屬合法運營，很多推出“專車”的公司采用掛靠的方式規避交通部門的規范管理，即并不購買車輛，在與正規汽車租賃公司合作的同時，以私家車“掛靠”租賃公司的方式，招募私家車加入，一些本是“黑車”的車主，通過“掛靠”第三方租賃公司，簽訂勞務派遣合同，借機“洗白”身份，這給出租車市場和交通監管部門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二、相關文獻回顧

我國打車軟件正式地興起并普及運用僅僅經過了幾年的時間，2008年打車軟件剛興起時，運營商對乘客和司機實行了諸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快的打車和滴滴打車等公司紛紛斥資血拼以占領市場，引起了無序的競爭，這在學術界引發了不小的關注。自此與打車軟件相關的論文層出不窮，有分析打車軟件運營前景的、有對打車軟件經營模式進行探索和創新的、也有對政府監管提出切實建議的等等。繼燒錢競爭之后，“專車”成為出租車市場又一競爭熱點，滴滴、神州及Uber等各大巨頭紛紛進入，學術界對其的研究也緊跟時代變化。2015年5月7日，《人民日報》用幾乎一整版的篇幅報道和評論“專車”服務，首次引述專家建議：在鼓勵移動互聯網發展的大背景下，“在預約出租汽車許可中，允許移動互聯網企業整合個體司機”。專家學者不僅對專車運營之路進行了系統的探究，而且對“專車”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了探討。

在國外，抵制私家車靠邊打車軟件也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例如，2015年，歐洲多國出租車司機在旅游中心和商業區舉行罷工，敦促政府制定嚴格政策限制打車軟件Uber，因為其興起使得大量私家車進入出租車行業，影響了正規出租車司機的正常運營和收入。國外學術界在一定高度和特定環境下探究了打車軟件行走困境、分析了互聯網專車、提出規范打車市場。

三、理論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

打車軟件的興起歸根到底是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帕累托改進”。我國實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自由尤為重要，依據《資本論》觀點，自由的市場必須是信息對稱、完全競爭、產權明晰、意思自治的。打車軟件的發展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打車者能與出租車司機直接溝通，減少了不必要的時間等成本；二是打車者可以自主選擇車輛，充分實行意識自治，最大程度地省時省錢。從這一層面說，打車軟件及 “專車”的出現，使得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從中獲益，屬“公共優品”，具有正外部性，有利于達到“帕累托最優”。

（二）公平運營

專車的出現則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市場秩序，引發了打車市場的不公平。2015年的第一周，沈陽、青島、南京三座城市分別發生不同程度的出租車停運事件，這樣的情緒還在許多城市的出租車從業者中蔓延。出租車司機們將主要訴求集中在了打車軟件上的專車上，稱私家車依靠打車軟件非法運營搶占了很大一部分市場，使得正規的出租車司機陷入困境。非出租運營車輛利用“專車”叫車軟件參與租賃運營是違規違法的，目前只有出租車才具備運營資質。

（三）法律空隙

虛擬網絡和虛擬運營商是近年來的“新寵兒”，以前我們多把視野放在了實體經濟的規范和管理上，對于手機互聯網終端的規范性遠遠不夠。例如打車軟件的“專車”服務，則是在一定程度上鉆了法律的空子。雖然近期，全國各地紛紛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嚴禁私家車利用打車軟件從事營運，倡導把國家公權力介入到對專車的管理中來。但我們在立法和執法中仍無經驗可循，需自己開創一套對非運營業務的車輛從事經營業務展開集中整治的辦法。

四、Y論與建議

（一）對于政府

北京市政府應出臺訂立更多關于規范打車軟件和規范車輛“非法營運”的政策措施，給打車軟件中的“專車”和“快車”定性，將之與“黑車”或是正規出租車區別開，讓國家公權力介入到對“專車”的治理中去，對已經被查處的私家車相關打車軟件公司展開調查，聯合公安、工商部門，對非運營業務的車輛從事經營業務展開集中的整治。另外，可從國外做法中汲取管理經驗，以保證市場公平運營，協調各方利益，且對于這一產業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出臺一些標準，如準入標準和理賠標準等，并給予相應的市場扶持，使這個行業向著正規方向發展。

（二）對于打車軟件運營商

合法營運，堅決執行只有車價超過20萬元的中高檔私家車才有資格加入運營行列，這能相對的減少司機的犯罪率，提高乘客出行的安全性，且駕齡和車齡以及第三者責任險金額都必須達到一定要求，才能為其貼上“專車”標簽。打車軟件運營商應把眼光放得長遠些，不要只顧一時的金錢利益而喪失信譽，應積極應對國家對于“專車”的監管，積極配合交通部門調查，提高透明度，加快自我整肅，建立一套完善、合規的專車運營模式。

（三）對于出租車行業

對出租車司機而言，最首要的是改善服務態度，防止再出現拒載的情況，在一些方面向“專車”司機學習，提高在乘客心中的聲譽，以此贏得乘客的青睞。其次，可以用法律手段維權，對于一些私家車靠邊打車軟件即黑車形成的“專車”進行舉報。對出租車公司而言，應適當減輕出租車司機繳納的份子錢，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出租車司機負擔，讓其重新在打車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吉波.大城市出租車需求對策及經營管理模式研究[D].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14.

篇10

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零售商利用商業欺詐手段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事件愈演愈烈，已成為當前市場監管的難點。研究商業欺詐行為的機理，強化對零售商和零售業的監管，對于提高零售業的公信力，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引導消費市場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商業欺詐行為占消費者投訴的比例居高不下，已成為影響消費市場健康發展的難題。商業欺詐主要表現為價格欺詐、假冒仿冒、虛假宣傳、虛假表示、合同欺詐等形式。2012年全國消費者協會組織共受理商業欺詐投訴385 616起，占消費者投訴的70.97%。回顧5年前即2007年的消費市場，商業欺詐投訴案件占消費者投訴案的比例僅下降了5.82%，幾乎沒有顯著變化。分析近年來商業欺詐的特點，合同欺詐案件數量持續上升，由2007年的35 645起上升到2012年的57 487起，上升了61.27%；假冒、仿冒和價格欺詐案件有所下降，6年間分別下降了42.15%和25.38%；虛假宣傳案件除了2011年接近 2萬起外，其他年份一直在1萬起左右波動，如圖1所示。自2011年以來，國家進一步加大了打擊商業欺詐的力度。2011年1月，國家發改委查處了家樂福、沃爾瑪等外資零售巨頭的部分連鎖店虛構原價、低價標示高價結算、不履行價格承諾等誤導性商業欺詐行為；隨后，相關城市發改委相繼對違規連鎖店處以金額不等的罰款。當時，僅用了兩周時間就查獲了家樂福11家門店，共處罰款550萬元。商業欺詐事件的接連發生，加劇了消費者對零售業信任度的下降。以家樂福為代表的外資零售業的“價簽門”事件，更是給零售業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輿論沖擊與信任危機（李智，2011）。在這一背景下，國家職能部門強化了對商業欺詐的監管力度，但針對消費者的商業欺詐行為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商業欺詐案件仍然居高不下。這不僅嚴重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使得消費者對整個消費市場的信任度下降，而且商業欺詐行為嚴重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對此，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對商業欺詐行為的機制進行剖析，并提出一些相應監管對策。

二、多方經濟主體在商業欺詐中的博弈分析

縱觀商業欺詐行為發生的過程，一般由零售商、消費者和監管部門三方參加博弈，商業欺詐發生的嚴重程度與監管部門職責履行的好壞直接相關，是博弈各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一）零售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在本博弈中，博弈參與人為零售商1和零售商2，且參與人均為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定每個參與人都是利己的，都不關心另一參與者的利益，且兩個參與人都不愿意與對方共謀。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某種商品市場總占有率為100%，假設市場中僅有零售商1和零售商2。如果雙方都誠信經營，零售商1和零售商2各獲得50%的市場占有率。但由于零售商具有天然的利己性，必然通過追求市場占有率的擴大，達到提高利潤的目的，就會不惜違背誠信原則，直至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這是由商人追求高額利潤的天性所決定的。對此，卡爾·馬克思有過精辟的論述：“只要有50%的利潤，商家就會積極的冒險；有100%的利潤，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潤，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當零售商中的一方率先違背誠信經營原則，進行商業欺詐時，他的市場占有率就可能達到80%，誠信經營的一方市場占有率就會減少，僅為20%；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誠信經營的一方為了維持自己的市場占有率，也只能選擇商業欺詐，從而通過博弈逐漸達到市場占有率新的平衡。具體博弈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假如零售市場中缺乏職能部門的監管，各個零售商面對其他零售商的欺詐行為，如果堅持誠信經營，必然失去已有的市場占有率。為了維持自己的市場占有率，選擇欺詐就成為最佳策略。

（二）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1.模型假設與構建

在本博弈中，博弈參與人為零售商和消費者，且參與人均為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設零售商在不欺詐時可獲得正常收益R1，其在進行商業欺詐時可獲得額外收益R2，但其在發生商業欺詐行為后一旦被消費者投訴，就需向消費者賠償P，且會被監管部門罰款F。零售商的選擇策略有：欺詐或不欺詐兩種。

消費者購買商品后會獲得滿足效應為U，但其若發現零售商存在商業欺詐行為，可依法向監管部門進行投訴，其投訴成本為C，一經核實，消費者依法可獲得零售商額外收益R2的N倍賠償額P（P=NR2）。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可以選擇的策略有：投訴或不投訴。

根據上述分析，得到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間的收益矩陣。如表2所示。

2.模型分析

當零售商選擇欺詐時，如果消費者向監管部門進行投訴，由于現實生活中投訴成本（時間成本、精神成本、交易成本）一般較高，而其投訴后獲得的賠償P一般較小，《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即P一般僅為消費者購買商品價款的2倍（含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成本）。假定P-C0，消費者通過投訴所獲得的收益為正數，消費者在利益的驅動下就有可能選擇投訴。

當零售商進行欺詐時，消費者如果選擇投訴，零售商就有可能受到監管部門的處罰，罰款金額為F，而且還要對消費者進行賠償，賠償金額為P。理性的零售商在這種情況下的最佳策略就是不欺詐。當消費者選擇不投訴時，零售商進行商業欺詐時就可多獲得額外收益R2，其最優策略顯然是欺詐。綜合以上分析，如果消費者投訴成本過高，在零售商進行商業欺詐時，消費者就會放棄投訴，客觀上縱容欺詐行為的發生。如果監管部門缺位，欺詐行為就會愈演愈烈。

（三）零售商與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1.模型假設與構建

政府監管部門承擔著對零售商的監管職責。監管的過程就是雙方的博弈過程，而且雙方都是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面對零售商的商業欺詐行為，監管部門的選擇策略有：監管或不監管兩種。如果監管部門忠于職守，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就可能維持市場秩序的穩定，監管部門社會聲譽提高，取得收益R0，同時付出監管成本C1；如果監管部門不履行監管職責，就可能受到政府的批評，而且還會導致零售商欺詐行為的猖獗，從而造成消費者的嚴重不滿，此時，政府監管部門必然社會聲譽降低，其失職成本記為-R0。

根據上述分析，得到零售商與監管部門之間的收益矩陣，如表3所示。

2.模型分析

當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時，由于零售商欺詐時的收益R1+R2-F-P0小于不欺詐時的收益R1，所以零售商的最佳策略是不欺詐；當監管部門不監管時，零售商一旦欺詐成功就會獲得額外收益R2，而不需要花費額外的成本，所以此時零售商的最佳策略是欺詐。當零售商不欺詐時，監管部門不用付任何監管成本，便可獲得較大收益R0，其最佳策略是不監管；當零售商進行商業欺詐時，監管部門的策略取決于R0+F-C1與-R0的比較。當監管成本較高，且監管部門失職的成本較低時，R0+F-C1

設零售商欺詐的概率為p，監管部門監管的概率為q，那么存在如下結果：給定q，監管部門監管的期望收益為U1（p，1），不監管的期望收益為U1（p，0）。

此時，若零售商欺詐的概率小于p，則監管部門的最優策略選擇是實施不監管；若零售商欺詐的概率大于p，則監管部門的最優策略選擇是實施監管；若零售商欺詐的概率等于p，則監管部門的最優策略選擇是實施監管或不監管。

3.變量分析

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C1增加，則零售商欺詐的概率p就會增加；若監管部門對零售商商業欺詐的罰款F增加，則零售商欺詐產生的代價就會增加，其欺詐的概率p就會減少，同時監管部門由于進行罰款，可能得到政府的獎勵而獲得收益增加，其行使監管權的概率q也會增加；若社會輿論對監管部門的影響R0增加，則監管部門履行自己職責的認真程度就會增加，此時零售商迫于政府職能部門嚴格監管的形勢和強大的輿論壓力，其欺詐的概率p就會減少。若零售商商業欺詐時獲得的額外收益R2增加，則零售商獲利空間增大，就更傾向于進行欺詐，此時監管部門進行監管的概率q也會隨之增加；若零售商商業欺詐后對消費者的賠償P0過大，則零售商對消費者的商業欺詐就會有所遏制，此時監管部門進行監管的概率q就會隨之降低。

三、結論與建議

（一）基本結論

通過上述博弈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一是在零售商與零售商的博弈過程中，由于零售商之間沒有穩定的信任基礎，在政府職能部門監管缺位的情況下，他們為了求得市場占有率的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必然會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和誠信經營的商業道德準則，選擇對消費者進行欺詐。

二是在消費者與零售商的博弈過程中，消費者是否選擇投訴，與投訴的成本有密切關系。如果投訴成本過高，當零售商進行商業欺詐時，消費者往往對其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放棄投訴；當投訴成本低，投訴方便快捷，獲得的收益高時，消費者才會選擇投訴。

三是在零售商與監管部門的博弈過程中，零售商進行商業欺詐的概率p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執法機關對零售商商業欺詐的處罰力度、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失職成本三個因素。在現有條件下，政府職能部門監管收益有限，失職成本較低，政府職能部門失職瀆職成為普遍現象，從而導致零售商商業欺詐愈演愈烈。

（二）政策建議

1.必須明確政府職能部門職責，強化市場監管打擊力度

國家必須明確各職能部門職責的劃分，加強對政府職能部門履行職責的監督檢查，促進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加大對商業欺詐行為的打擊和處罰力度，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政府職能部門必須認真履行各自的職責，對于多次實施商業欺詐涉嫌構成犯罪的，嚴格依照國務院310號令做好案件移送。同時，執法機關在執法中必須做到公平公正，嚴格依法實施行政處罰，提高執法的公信力，降低零售商逃脫處罰的饒幸心理，達到治理和預防的執法效果。

2.必須建立方便快捷的投訴渠道，鼓勵市民參與監督投訴

行政執法機關必須樹立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理念，建立起快捷、高效的消費者投訴渠道，讓消費者能在遭遇商業欺詐時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進行投訴并獲得賠償。同時，要通過多種途徑提高消費者的維權能力，指導消費者維權。要建立市民舉報獎勵制度，對舉報商業欺詐行為的市民，一經查實，就給予適當物質獎勵，鼓勵全民參與市場監督。對于消費者投訴舉報集中的經營者，通過立法授權消費者協會提起公益訴訟，以達到打擊欺詐行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

3.必須加大媒體監督的力度，強化對執法部門的監督

要健全以社會輿論監督、群眾廣泛參與為主的社會監督體系，加大監管部門失職、瀆職成本。賦予新聞、網絡等媒體及廣大人民群眾在監督執法者方面更大的發言權，通過來自外部的廣泛監督，促使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依法監管市場，提高監管水平。同時，國家監察機關必須加強對行政執法機關的監督，督促其認真履行職責。對于行政不作為的公務人員必須依法給予處分，直至清理出執法隊伍。國家檢察機關必須加強對行政執法機關的監督力度，對于失職瀆職的機關和人員，必須依法追究其瀆職責任。

【參考文獻】

[1] 李智.外資零售業“價簽門”事件理論闡析——異質化信息條件下的逆向選擇與三方博弈[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1（8）：23.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39.

[3] 陳姝玥.超市價格欺詐法律問題調研報告[D].西安：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