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概型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古典概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通過問題情境，總結歸納幾何概型的概念和幾何概型的概率公式;

3.會用幾何概型的概率公式對簡單概率問題進行計算，體會數形結合的數學思想;

4.能根據古典概型與幾何概型的區別判別某種概型是古典概型還是幾何概型;

5.通過大量生活實例，感受生活中處處有數學，樹立數學服務于生活的觀點.

二、教學重點

1.掌握幾何概型的基本特點;

2.會用幾何概型的概率公式對簡單概率問題進行計算.

三、教學難點

判斷一個試驗是否為幾何概型;如何將實際背景轉化為幾何度量.

四、教學方法

引導啟發式、對話式.

五、教學過程

活動一 游戲中的幾何概型

1.教師給出問題情境：甲乙兩人玩轉盤游戲（轉盤如右圖所示），規定當指針指向B區域時，甲獲勝，否則乙獲勝. 在這種情況下求甲獲勝的概率是多少？

（設計意圖：創設問題情境，旨在激起學生學習數學的熱情，調動學生主體參與學習活動的積極性，并讓學生體會身邊的幾何概率模型.）

2.學生會很快得到答案：.教師提出問題：“有什么方法可以說明概率為■？”學生分小組完成轉盤實驗，填寫《實驗數據記錄表》。

3.教師用計算機模擬轉盤實驗.

教師小結：我們發現，指針指向B區域的頻率有大于0.5的，有小于0.5的，但總是在0.5附近擺動. 實驗次數越多，頻率在概率附近的擺動幅度越小.

（設計意圖：一方面是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學習狀態.另一方面，讓學生再次完成大量重復隨機試驗，進一步理解概率的統計定義. 而計算機的模擬實驗也讓學生再次感受到信息技術在數學學習中的意義.）

活動二 感受情境，建構新知

問題情境1：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開始，韓國射箭女隊就開始了在奧運舞臺上的稱霸之路. 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箭手張娟娟成為第一個打破堅冰的“勇者”，先后戰勝韓國箭手闖入決賽，并且在決賽中以一環的優勢絕殺韓國箭手樸成賢，打破了韓國隊在這一項目上二十多年的稱霸，向世界證明了韓國女隊并非不可戰勝，堪稱最有價值的一次突破.

奧運會射箭比賽的靶面直徑是122cm，黃心直徑是12.2cm，假設箭都等可能射中靶面內任何一點，那么如何計算射中黃心的概率？

（設計意圖：通過張娟娟的成就，培養學生的愛國之情，增強民族自豪感，進行情感教育. ）

問題情境2：有一杯800ml的水，其中含有1個細菌，用一個小杯從這杯水中取出100ml，求小杯水中含有這個細菌的概率？

問題情境3：某人在7U00 ～ 8U00的任意時刻隨機到達單位，求他在7U10 ～ 7U20之間到達單位的概率.

（設計意圖：三個問題情境讓學生認識到概率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激發了學生的興趣. 對具體情境進行仔細分析，讓學生跨越“古典概型”，體驗試驗結果在等可能發生的前提下，從少到多，從疏到密，從有限到無限，從量變到質變，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和辯證思想. 同時，問題情境覆蓋長度、面積、體積三個層面，為后續教學做好鋪墊.）

教師提出思考問題：

問題1：上述三個問題有哪些共同特點？與之前所學的古典概型一樣嗎？

教師板書：①無限性;②等可能性.

問題2：上述三個問題中的概率，你是怎樣計算的？能不能模仿古典概型的計算公式，得到一個一般性的結論呢？

（設計意圖：明確指令，幫助學生從直觀感受上升到理性認識，為后續教學埋下伏筆.）

活動三 形成定義，對比辨析

定義：如果每個事件發生的概率只與構成該事件區域的長度（面積或體積）成比例，則稱這樣的概率模型為幾何概型.

幾何概型的概率公式：

教師提出問題：幾何概率模型和古典概率模型的區別有哪些？請同學分組討論，填寫下表.

（設計意圖：讓學生明確幾何概型和古典概型的區別與聯系，進一步理解和掌握幾何概型.）

活動四 理論遷移 學以致用

例一海豚在水池中自由游弋，水池的橫剖面為長30m，寬為20m的長方形. 求此海豚嘴角離岸邊不超過2m的概率.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引導學生分析題意，正確選擇幾何度量.

①試驗的全部結果所構成的區域是什么？其幾何度量是什么？

②記事件A：“此海豚嘴角離岸邊不超過2m”，構成事件A的區域是什么？其幾何度量是什么？

學生很快給出答案：

（設計意圖：給出幾何概型的簡單例題，通過引導分析，幫助學生建構起解決幾何概型問題的一般方法和步驟.答題的格式和規范表述，將解題教學落到實處.）

活動五 小結歸納 布置作業

教師提問：通過這節課的學習，你有哪些收獲呢？

篇2

談及公共藝術，除了圓雕、浮雕、壁畫等傳統樣式，國內的民眾似乎很難找到關于這個名詞的其他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僅城市雕塑大概就可以成為公共藝術的代名詞。并且，在此情況下，這些好不容易冠以“公共藝術”大名的作品，一部分以“宏大敘事”和紀念性為主，占據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廣場；另一部分，則以平民化、通俗化去解構精英藝術的話語霸權，使公共藝術更多的以娛樂、玩賞的尋常狀態出現，并使之迅速融入城市的商業、旅游景觀之中。

在筆者讀到的有關公共藝術的書籍以及本專業的碩士論文當中，許多同仁深感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的匱乏與混亂，一致推崇“百分比藝術”這樣的公共藝術實施框架。但通過查找和閱讀，筆者發現國內公共藝術的文獻當中，對立法和實施及視覺審美方面談得比較多，對介入形式的選擇和人文關懷方面談得比較少。尤其處在今日“圖像時代”，在如何讓當代藝術介入我們的城市生活的問題上，國內幾乎很難找到一本專著。中國當代藝術雖如火如荼，然而仍有自居象牙塔之嫌，與城市公共藝術實際上是脫節的。

此選題是面向創作者的，即討論在中國城市的有限空間里，如何將當代藝術中的新觀念引入公共藝術，拓展公共藝術的介入形式，以及在此之上如何體現人文關懷。

“小品式”是個自造詞，用于“公共藝術”一詞之前，是筆者在對國內公共藝術概貌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對一類形式的公共藝術的暫時性統稱。具體特點由兩方面組成：一、是指非紀念性、非功能性、非主題性；二、在空間上的占用較小。這類公共藝術是在普通市民完全放松的情況下呈現的，是一種“親民”的藝術。筆者之所以要談“小品式”，第一，是因為這種類型的公共藝術不牽涉到過多的功用意義，沒有過多意識形態上的約束，給藝術家和公眾更大的發揮空間；第二，是因為此類公共藝術在日新月異的中國大城市中鮮有奇葩，往往都有“假”、“大”、“空”的弊病。有些作品大張旗鼓，對空間的要求苛刻，而其結果是使之如同天外來客一樣突兀；有些過于個人化，在公共空間很難與大眾進行“對話”；有些則過于通俗化，沒有藝術的前瞻性。

藝術的介入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人們談論一件公共藝術作品，與談論博物館里的一件米開朗基羅的圓雕在情感上應該是有所不同的。與藝術不期而遇所產生的效果遠遠超過有著事先渲染的參觀，對于城市中為生存而奔波的人，那絕對是一種奇妙的體驗。尤其于當下的中國，那種從右至左不帶標點的豎排文的淡然幾乎消逝，城市中充滿了“驚嘆號”和“下劃線”。人們是否需要一種邂逅，一種生活的微微停頓，在沒有任何先前提示的情況下來接受藝術家獻上的一份禮物，來分享這浪漫的“逗號”與“問號”所帶來的靈光？

“人文”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而又難以確切指陳的概念，“人文”與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獨立人格、人的個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義、人的理想和人的命運等等密切相關。

“人文思考”從其根基說是一種對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的角度來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會有一系列超越性問題，如：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系、人和神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因為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所以我們說它的思考是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人文關懷”就是對上述人文問題的關注與愛護。它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是人類自覺意識提高的反映。并且，它的內涵并不是一陳不變，而是與時俱進的。

篇3

[中圖分類號]I20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1300―7326(2009)10―0131―06

一

1933年初，受顧頡剛委托，羅根澤(1900-1960年)在北平編定《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并模仿顧編《古史辨》第一冊，借長篇《自序》暢談自家的學術經歷及理想。此后四年，羅氏又續編《古史辨》第六冊，由此徹底完成了從學歷不太完整的農家子弟向前途無量的著名學者的轉型。這中間，1927年之考取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師從梁啟超研究“諸子學”，以及隨后考取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馮友蘭研究“中國哲學”，極為關鍵。如此學術背景，加上兩篇畢業論文《孟子評傳》與《管子探源》，不久分別由商務、中華公開刊行，羅根澤的學術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勢比人強，輾轉各大學教書，需要開設的課程，除諸子概要、中國學術史外，還有中國文學史、中國批評史等。于是，一半是個人興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這春風得意的十年間，羅根澤時而文學，時而哲學，時而考據學，開始多面出擊。

為何如此縱橫馳騁?在《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的《自序》中，羅根澤做了如下解釋：

做考據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學吧，理智又時來搗亂。做哲學吧，哲學要有己見；我呢，覺得凡是己見，都不是最終的真理，最終的真理在若干哲學家之己見的中間：我反對己見，當然不配研究哲學。可是哲學，文學，考據學，又都在被我愛好。那末怎么辦呢?經了這一次的徨，最后體察出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自己沒有已見，因之缺乏創造力，不能創造哲學，亦不能創造文學。但亦惟其沒有己見，因亦沒有偏見，最適合于做忠實的，客觀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愛好哲學而得到的組織力與分析力，因愛好文學而得到的文學技術與欣賞能力，因愛好考據而得到的多方求證與小心立說的習慣，來做整理中國文學和哲學的事業。那時的羅先生，年輕氣盛，展望未來，前程似錦，談起研究計劃時，口氣實在大得很。關于《中國文學史》，請讀者參見他的《樂府文學史》；關于《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期即“諸子研究”中，羅根澤開列了五類研究計劃：人的研究、書的研究、學說的研究、佚子的研究、歷代人研究諸子的總成績。就拿第三類“學說的研究”來說吧。可分成“側重人”與“側重學術”兩種。前一種可分四類，每類羅先生都有擬想中或正在做的具體題目，而其中的第四類“比較的研究”，“細分又可析為四類”。如此發散式思維，以及龐大無比的研究計劃，決定了其工作目標永遠無法實現――即便再活一百歲。而這還只是其眾多規劃中的一個。眼界開闊，志向遠大，喜歡制訂計劃，擅長建立框架，論述時勇于下大結論并列表說明，如此做派，極像其師梁啟超。

談論諸子學以及文學史，羅根澤多次引用“本師梁任公先生”的相關論述，明顯看得出他很重視自己的師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與學問之關系時，模仿的卻是另一位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

王國維在“三十自序”中，談及學問“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無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于文學，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

那一代讀書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將生命與學問合一，而不僅僅是謀一職業。王國維之治學路徑，由哲學而詩歌而戲曲而古史，幾次成功轉型，給中國現代學術留下了極具啟示意義的探尋足跡。羅根澤顯然從中獲得啟示，也在30歲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與學力，最后確定“以畢生的精力，寫一部忠實而詳贍的《中國文學史》和一部《中國學術思想史》”。

此一早年制訂的目標，既未徹底實現，也不至全然落空。這或許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計劃的共同命運。“學術思想史”方面，除了編輯《古史辨》第四冊、第六冊，自家論著主要集中在《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羅根澤說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書互有重疊，也不無差異，可參照閱讀。至于“文學史”研究，在羅根澤這里，日后展開為“批評史”與“文學史”兩翼。1930年秋，在《樂府文學史?自序》中，羅根澤稱準備分歌謠、樂府、詞、戲曲、小說、詩、賦、駢散文八類，撰寫“中國文學史類編”。而1935年發表的《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計劃》，認定歌謠是詩詞樂府的生母，且本身變化極少；“又以文學批評雖不一定也算創作，但確是創作的導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極高”，因此，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類編”，刪去歌謠，添人批評，仍是八類。

只不過隨著學術發展以及本人興趣轉移，“批評史”逐漸自立門戶，不再委托“文學史”代管。至于羅根澤本人，從《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計劃》之將“批評史”作為“中國文學史類編”之一，到《我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之主張“文學批評及文學史的參取”，再到《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章“緒言”之專門討論“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歷陳“文學批評史雖與文學史有關，但文學批評史的去取褒貶，不能純以文學史為標準”，中間多有變化。其實，放長視線，稱《中國文學批評史》也是一種“文學史”，一點都不委屈，而且，更能體現郭紹虞、羅根澤等第一代批評史家的情懷。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中稱自己“屢次想嘗試編著一部中國文學史”，因規模過于龐大，沒有勇氣進行下去，“所以縮小范圍，權且寫這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只想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以解決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對于郭、羅這一代學者來說。在教學、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評史與文學史，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二

這里暫且從俗，尊重現有的學科分野，讓“批評史”與“文學史”并駕齊驅。這么一來，羅根澤的業績大致體現為諸子學、批評史、文學史三大塊。這方面，周勛初有精彩的論述。周先生是羅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學時的得意門生，對其師學問的理解與論述相當精辟，其中的“蓋棺論定”尤其值得關注：

總的看來，羅先生在諸子學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績，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學科的發展；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建設作出了不少貢獻，特別是在材料的發掘與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學史方面的開拓，則有遜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應的成績，這是有其原因的。

所謂“原因”，指的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羅先生，受時局影響，轉而走“以論帶史”道路，教訓十分深刻。關于羅先生的學術業績，到底是諸子學第一，還是批評史領先，可以討論；但文學史只能叨陪末座，這點大概沒有疑問。

按照時下的學科分類，羅根澤先生的文學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學社印行的《樂府文學史》、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國古典文學論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下面就主要圍繞這三書，討論羅先生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貢獻。

《樂府文學史》是羅根澤設想的《中國文學史類編》的第二編，分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兩漢之樂府”、第三章“魏晉樂府”、第四章“南北朝樂府”、第五章“隋唐樂府”、第六章“結論”，共290頁；加上12頁《自序》，在草創時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樣的專著了。因體制新穎，此書曾吸引眾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談論中國詩歌或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史”時，一般都會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類撰寫“中國文學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種文學的變遷的原因，和并時的其他文學的影響，終不及和前代的同類文學的影響大。”也就是說，論及文學創作時，將文類內部的規制與承傳，置于外部的時代風氣之上。可最為關鍵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為線索。如此“以類為經，以時為緯”、“以類為編，以時為章”，作者希望達成的目標是：“指望讀者一方面得到各類文學的豎的觀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學的橫的觀念。”

此一“文學史類編”研究設想，確有創新之處。不過，意識到的歷史責任與承擔者的實際能力之間，其實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稱：“我這本《樂府文學史》，采取他人說最多的，兩漢則有先師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兩漢樂府》一章(未刻)，唐代則有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里《八世紀的新樂府》一章。”可仔細閱讀，你會發現，此書更像是一冊課堂講義，多為鋪陳與綜述，少見精彩的深入探討。

這確實是一本大學教材，作者還沒來得及撰寫眾多相關的專業論文，故線索清晰，但底子單薄。這一點，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羅根澤曾借《何謂樂府及樂府的起源》的“引言”，講述其研究樂府的歷程!

余于十八年秋，應河南大學之聘，以樂府教坊，講授學子。十九年秋，移講席河北大學，整理舊業，對原用講義，大加修改，以樂府一部分，命名《樂府文學史》，交北平文化學社付印。出版后，續有新獲，覺應當增刪之處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講席北平，在燕京大學講“樂府及樂府史”，除以已出版之《樂府文學史》作教本外，又成《樂府中的故事與作者》及此文兩篇。若談論羅根澤“樂府研究”的成績，單憑《樂府文學史》遠遠不夠，非將《何謂樂府及樂府的起源》、《南朝樂府中的故事與作者》拉進來不可。換個角度，新刊《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開出版的《樂府文學史》和1950年代內部印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無論其學術水平高低)，當更能體現羅根澤的“文學史”業績。這樣，方可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羅根澤說諸子》鼎足而一。

不過，在《樂府文學史?自序》中，羅根澤先聲奪人，表達自己的學術志向：“生平有一種怪脾氣，不好吃不勞而獲的‘現成飯’，很迷信古文大家的話：‘凡菜蔬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也。’《中國文學史》雖然已經有了許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現成飯’的我，卻不能不來嘗嘗‘手植手擷’‘其味彌甘’的滋味。”這種白手起家、發凡起例的大氣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確實是羅根澤著述的一大特點。

1955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論集》，收文六篇，共119頁，其《后記》稱：“文學的發生、發展是有客觀規律的，偉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著現實主義傳統，表現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來，發掘“現實主義傳統”與“人民性”，乃“祖國文學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務”。若《古奴隸社會的奴隸歌謠》、《陶淵明詩的人民性和藝術性》、《李白愛祖國愛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適應新環境，認真學習新理論的成果。可我以為，此書最值得欣賞的，還是考辨性質的《絕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點補充”，沒有引入任何時髦理論，反而顯得質樸可愛。

這六篇文章全部進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后者收文42篇，582頁。算篇數，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計算字數，則旗鼓相當。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脫稿，刊于《河南大學文學院季刊》第一期的《五言詩起源說評錄》，最晚的是刊于《文學評論》1959年第4期的《現實主義在中國古典文學及理論批評中的發生和發展》。這兩篇長文，前后相隔30年，論述風格迥異：一考據為主，一以論代史。與其說是作者學術興趣的轉移，還不如說十分形象地體現了時代風氣的變化。

《五言詩起源說評錄》引述13家說法，從晉人摯虞《文章流別論》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以“根澤案”的形式展開論辯。其中談及“本師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書”，稱揚其“兼用考證的直覺的兩種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結論：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漢成帝時)，已有純粹五言歌謠，為五言詩之原始時期。

公元七、八十年(東漢章和時)，已有文人五言詩，為文人初作五言詩時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東漢桓靈時)，已多優美之五言詩，為五言詩完成時期。

公元二百年后(漢、魏之交)，五言詩籠罩一時詩壇，為五言詩全盛時期。

周勛初先生對此文相當欣賞，稱：“這樣的結論，因為是從大量的材料中客觀地概括出來的，也就經得起推敲，可以信從。”延續此等以大量資料考辨，解說某一文類起源的，還有《何謂樂府及樂府的起源》、《七言詩之起源及其成熟》、《絕句三源》等。

在《五言詩起源說評錄》結尾，作者不滿足于就事論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終奏雅”：

今國內文學家無慮千百，而文學史家則無幾，以故時至今日，尚無厘然有當于人心之文學史也。根澤竊為此懼，思竭綿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計劃，擬先將中國全部文學，分為若干類，如詩類、賦類、詞曲類、小說類……。再于每類中分為若干小問題以研究之，茲篇其嚆矢也。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羅根澤1929年已經形成分類撰寫文學史的設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樂府文學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張先做專題論文，而后才寫總體論述的專著。按此標準衡量，兩年后之刊行《樂府文學史》，顯得有點倉促。

至于30年后發表的《現實主義在中國古典文學及理論批評中的發生和發展》，就述學文體而言，與小心求證的《五言詩起源說評錄》風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從恩格斯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爾基關于現實主義的定義人手，轉了大半天才“言歸正傳”。作者熟悉中國文學的相關史料，從遠古神話一直數落到曾樸的《孽海花》，結論是：

綜上所述，現實主義在中國古典文學和理論批評中的發生和發展，經過三個階段：一、不自覺

的“真實的描寫”階段，包括自遠古的歌謠神話到《詩經》中的《國風》和《左傳》以及其他書中所錄存的人民謳謠，時間是遠古到春秋時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紀。二、自覺的“真實的描寫”階段，包括自《左傳》到元、白、韓、柳的詩文及理論批評，時間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紀到公元九世紀初年。三、除了“真實的描寫”，還“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階段，包括自唐代傳奇小說到晚清譴責小說，時間當公元八、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年。M(”)努力爬梳眾多史料，只是為了印證“恩格斯、高爾基的正確指示”，這一時代潮流，雖難以回避，實不敢恭維。生活在50年代中國的文學史家，有冷眼旁觀，有干脆擱筆，也有當時積極參與、日后自我調整的，可惜，羅根澤先生過早去世，沒有這樣的機會。以如此“宏文”收場，與作者當初“以畢生的精力寫一部忠實而詳贍的《中國文學史》”的志愿相去甚遠，能不讓人感嘆唏噓?

上海古籍版《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補充。比如，《蘇軾的文學思想》就延續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冊“兩宋文學批評史”第六章“蘇軾及其他議論派的述意達辭說”的思路，而又有較大的推進；至于《筆記文評雜錄》(九則)和《筆記文評新錄》(四則)，提要鉤玄各種宋人筆記中的文學觀念，可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冊附錄的《兩宋詩話輯校敘錄》對照閱讀，進一步坐實了郭紹虞的評價：“他搜羅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詩詞中的片言只語，筆記中的零楮碎札，無不仔細搜羅。”

三

作為文學史家的羅根澤，喜歡“宏大敘事”，若《中國文學起源的新探索》、《中國詩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還有《樂府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開篇必是“緒言”，義界與分期，從頭說起。朱自清表彰羅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編制便漸漸勻稱了，論斷也漸漸公平了”，但以下這句話，卻蘊含著某種批評：“羅先生的書除緒言(第一冊)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錄，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為他抓得住的原故。”明顯地，北大哲學門畢業的朱自清，并不喜歡羅著的“緒言”。可這總共14節、長達30頁的“緒言”，是羅著的特色。從“文學界說”一直講到“編著的體例”，確實是噦嗦了些，很多“常識”沒必要如此大張旗鼓。可羅根澤肯定不這么看，會認為這是體現其“因愛好哲學而得到的組織力與分析力”的絕好機會。幾乎每做一個課題，無論專著還是長篇論文，羅先生都想來一點總攬全局的“緒言”。其實，引述時髦理論，非其所長；討論著作體例，屬于操作層面。在同時代的人文學者中。羅根澤并不具備與外國新學說直接對話的機遇，也缺乏就文學或人生展開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愛好哲學”，主要體現在思路清晰，擅長條分縷析上。相對來說，我更看好其“因愛好考據而得到的多方求證與小心立說的習慣”，認定此乃其文學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執著于自己這方面的擅長，加上對于文類的敏感，羅根澤先生在文學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績。

如此事后諸葛亮，很可能不為羅根澤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羅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標。在《我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中，有這么一段：“中國文學的歷史很長，文學及其他書籍真是浩如煙埃，一人的精力當然無法全讀，更不用說細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應當從大處著眼，但必需從小處人手。”因此，羅先生制訂一“以論文為始、以通史為終的步驟表”：

第一期：各種文學史論文

第二期：各類文學史、各代文學史

第三期：中國文學通史

只是人壽幾何?哪經得起如此龐大且周密的研究計劃。不過，這也是羅根澤先生可愛之處：只考慮學問之“可愛”與“可信”，而不考慮計劃可行不可行。此文沒有注明寫作時間，但提及十幾年前編著《樂府文學史》，據此推斷，當撰于1940年代。大處著眼小處人手，這當然是做學問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時間與精力(更不要說才華)。

“千古文章未盡才”，學者何嘗不是如此?做學術史研究的，當有更多悲憫之情。茫茫學問路，除了規避外界的風刀霜劍，還得有把握機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學者中，羅根澤的“人生規劃”不見得是最為成功的，但像他那樣坦誠，不斷地自我表白，實不多見。在這個意義上，除了諸多精彩的專業論文，我推薦羅書中那些有點繁復、略帶自戀的“自序”、“緒言”以及“研究計劃”，因其能讓我們了解前輩學者的思考與探求、奮起與失落。

[參考文獻]

[1]羅根澤.《古史辯》第四冊《諸子叢考》自序[A].羅根澤說諸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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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羅根澤.現實主義在中國古典文學及理論批評中的發生和發展[A].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篇4

我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璀璨的詩歌文化，從古至今在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幾乎無處不縈繞著詩、凝聚著詩。孔子曾多次說過“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以侍父，遠以侍君”。古典詩詞是中華文化的精粹，其音韻和諧、節奏鮮明、結構跳躍、情感凝練、意境深邃，讀來朗朗上口，是最適于誦讀的文體。

《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7～9年級）對誦讀課程目標的建議為“能用普通話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誦讀古代詩詞，有意識地在積累、感悟和運用的過程中，提高自己的欣賞品位和審美情趣”。教學“實施建議”部分提到：“各個學段的閱讀教學都要重視朗讀和默讀。加強對閱讀方法的指導，讓學生逐步學會精讀、略讀和瀏覽。有的詩文應要求學生誦讀，以利于積累、體驗、培養語感。”

基于此，筆者寫這篇論文，試圖找到能夠充分調動初二年級學生學習古詩詞積極性的方法，使古典詩詞教學不再枯燥乏味。讓更多的學生愛上古典詩詞誦讀，提升鑒賞能力，弘揚民族精神。

一、分類誦讀以積累

布魯納說：“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進構造得很好的模型里面，否則就會忘記。”心理學上把貯存在大腦中的信息單元稱作“相似塊”。學生在學習、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信息單位和知識單元，這些“相似塊”有不同的類型。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利用它把古詩詞引入課堂，內容相同或相近的集中學習。

初二年級語文課本中所選古詩詞，大多是名家名篇。這些歷代篩選過的精品題材廣泛、思想健康、內容豐富，既有閱讀和欣賞的審美價值，又有多方面的教育意義。

分類積累誦讀會給學生一種自覺認知的習慣，這樣讓學生理解同種內容的詩詞是比較容易的，學生可以舉一反三，同時也梳理了知識點。如教師在教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時，可以引導學生重溫學過的送別詩，以歌送別詩，如《贈汪倫》：以物送別詩，如《別董大》；以酒送別詩，如《送元二使安西》等，組織學生進行反復吟誦，這樣，埋藏在學生心底的感情就有可能被煥發。一旦煥發，讓學生再來吟誦《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心中便有了幾多的感觸。學生體會到的，除了依依惜別之情，還有對友人的祝福。

二、翻譯誦讀以解意

要把詩詞讀出感情，了解其意是基礎。只有這樣，學生才能把握和處理好詩歌的感情。筆者認為讓學生逐字逐句翻譯文本，會讓學生感到很枯燥，會影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學習熱情，讓學生結合注釋和工具書，了解詩詞的大概意義即可。

大語文閱讀教學提倡“學習古文，貴在會意”的精神，把字詞句的處理作為一種手段，它服從于、服務于文意的理解，一些文質兼美的篇章，不求字字落實、句句翻譯，而是注意誦讀感悟。

教師說出譯文，讓學生說出原文，以此來考查學生對詩詞的理解是可行的。如學習陸游的《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可以這樣引導，它的作者是位愛國詩人，盡管年老體衰，閑居鄉下，卻盼望著為國效力，一個深夜，風雨大作，詩人睡夢中仿佛正在戰場上激烈拼殺。學生在引導下，誦出“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這樣的考查，既能反映學生對詩歌的理解，又能引導學生深入自覺讀詩詞，一舉兩得。

三、畫圖誦讀以入境

浙江省編寫的義務教育初中語文課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古詩詞，每一作品都配有一幅精美的彩圖。把握文學形象，絕不能簡單地把文字“翻譯”成圖畫，所謂“但見情境，不睹文字，此詩之極境”，其中也要借助想象。想象可以喚起語言中的形象，使之鮮活靈動，一方面幫助更好的記憶和理解，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觸發某些靈感，產生閱讀的深刻感受，甚至萌生創作的思想火花。

古詩詞是含而不露的中國畫。詩與畫互相生發，相得益彰。可以利用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把詩中靜態的畫面、文字，轉化成動態的或立體的畫面，方便學生誦讀。《紅樓夢》中“香菱學詩”片段，香菱揣摩王維的《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兩句時，用的就是畫圖法。“孤煙在大漠上直”、“落日在長河上圓”，畫面壯闊，流露出詩人走馬西來天盡頭的豪情。蘇軾評價王維的詩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實不僅僅是王維，許多詩人的詩都是情景交融的。

如學習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其三），可以讓學生給這一場景畫圖，學生在圖中再現一個躬耕者，帶月荷鋤，路旁的草上有點點露水。用實景激發學生體會作者作為一個從仕途歸隱田園，從事躬耕者的真切感受。學生有了這樣深切的感受后，有利于指導學生誦讀出詩詞的感情和深意。教學時詞畫對照，相映成趣，為學生想象活動提供了豐富、鮮明的表象信息，學生很輕松地進入了詞的情境。

綜上所述，我們提倡的“誦讀法”，不是采用單一的朗讀訓練來達到背誦的目的，而是通過誦讀來帶動學生對詩詞意象的認識，對思想感情的領悟，把詩詞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初二年級是形成道德品質最關鍵的時期，在這個年級有針對性地實行古典詩詞誦讀教學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過誦讀古典詩詞，增強初二年級學生的文化知識底蘊，夯實了傳統文化基礎。

誦讀古典詩詞有效地培養了學生對語言細致入微的感受能力，加深對文章思想感情的深入體味，有利于促進記憶。通過“熟讀成誦”積累語言素材，在現實生活中更好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培養自己的語感，激發想象與聯想，啟發頓悟，深入理解。同時也滋養了學生的性情，開闊他們的視野和胸懷，而且也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和重鑄。

參考文獻：

[1]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語文基礎知識六十講.北京出版社，1981

[2]鐘為永.語文教育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篇5

 

0 引言

當人們開始接觸數學或把數學作為研究自然的工具時，就覺得數學有抽象性、精確性、和應用的廣泛性等特點，其中它的精確性特點體現在既有因就有果。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認識到自然現象和科學實踐的結果并非都是確定的，經常碰到在相同條件下可能得到多種不同的結果，這時人們便注意到另外一類現象一一隨機現象。隨著概率理論的不斷完善，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尤其是量子物理的發展，概率觀點終于上升到一種全新地位。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在拼搏，在努力，在決定一件事情之前都要對成功與失敗的機會的大小有一個估算，雖然每件事情都不是“零風險”，但總希望失敗的概率越小越好，概率方法提供了我們估算成敗可能性大小的數學方法，是一門十分有趣的數學分支。因此，針對這門課程的特殊性，教師若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課程教學中進行合理的教學方法，會起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1 把概率觀點滲透于教學之中，啟發學生轉換思維方式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這門課程與實際問題聯系密切，應用面比較寬。其考慮問題的對象及討論問題的思想方法與數學專業的其它課程明顯不同應用能力，即其他課程體現了精確性特點，而概率論則體現了隨機性，所以學生在初學這門課程時普遍感到概念抽象，問題解決難以入手，方法難以掌握。因此，如何使學生改變過去的思維定勢，盡快適應該門課程的學習，就成為這門課程開始時的關鍵。我們知道對于個別隨機現象，其結果事前不可預知，是偶然的。但是對于大量的同一類隨機現象，就往往呈現出一定的統計規律性而成為一種必然。譬如拋擲硬幣、抽簽、生日聚會、人口普查等問題。在學習概率的概念時我們都是先學概率的統計定義、頻率概念。在教學過程中，有同學提出，大量隨機現象存在統計規律性可以理解，但問題是我們總面對著個別的隨機現象，如“今天會不會下雨，這場球賽誰贏誰輸”，“地震是否會發生’ 等等諸如此類問題，那么對一個個別的事件其“概率”又具有什么意義呢?可否用頻率解釋?這個問題在概率邏輯史上也一度成為疑難。因而教師在課堂上要讓學生盡快了解這門課程的特點。譬如，在活動中，把賭金押在某一只球隊上上，是根據這支球隊歷次比賽中的成績“認定”下賭的對象。換句話說，對個別事件的認定要成為最佳，須以高一層次的事件所發生的概率作為基礎，而這一概率便成為個別認定的權重。因而可以告訴學生概率換一種說法也可稱為“機會”，所謂概率大就是機會大。例如天氣預報說本市明天下雨的概率是40%，就是告訴我們明天下雨的機會是40%。

2.滲透相關歷史典故，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學生在學概率統計時感到學習困難，難以入門，還與對概率統計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實際應用缺乏了解，對于這門課程的學習缺乏興趣有很大的關系。因而在教學中結合教學內容，選取相關史料，通過在教學中貫穿歷史典故使學生在學習知識和方法的同時，了解概率統計發生、發展的歷史脈絡，從而激發出他們學習的興趣與熱情。例如在講古典概型后插入歷史典故：十七世紀中葉，歐洲貴族盛行擲骰子游戲。當時法國有一貴族德.梅耳（De Mere）在玩時遇到一件苦惱的問題，他發現擲一顆骰子4次至少出現一次6點是有利的，而擲兩顆骰子24次至少出現一次雙6點是不利的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他解釋不了這個現象的原因，于是向當時法國數學家帕斯卡（Pascal）請教，帕斯卡接受了這些問題，并把它提交給了另一個法國數學家費爾馬（Fermat）互相討論，他們頻繁的通信應用能力，開始了概率論和組合論早期的研究。

3.聯系生活實際，注重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培養學生的實用意識

每門學科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其知識都是在各自學科思想的指導下建立的。學習的目的不僅體現在成績上，更重要的是讓學生能用所學的知識、方法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要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產生和發展也有其一定的實際應用背景，在該門課程中有許多概念和問題的解決方法都是通過實際問題或從實際模型中來的，因而在教學中盡可能的聯系課本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將他們回歸到實際背景中。例如，在講隨機變量的概念時我們可以用下棋作為例子。下棋比賽的結果為贏、平、輸，我們用變量X來表示取得的結果，則X可能取值為1，0，-1（分別對應贏、平、輸）以此例加以抽象化引進隨機變量的概念，讓學生對隨機變量的概念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在學習古典概率時引導學生設計一種彩票的玩法，達到一定的中獎率；在講一元回歸分析問題時舉例：父親身高X和兒子身高y之間的關系。顯然，y與x有關，父親身材魁梧，兒子也往往很高，父親矮小，兒子身高也有限，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x的身高并不一定完全有y決定，同一父母生的孩子其身高未必相同。然后隨機抽取幾名學生以他們和他們父親的身高為例學習線性回歸分析。通過這些方法讓學生明白該們課程是一門運用性很強的學科，與我們的實際生活有緊密的聯系，使學生更加重視該課程的學習。

4.通過一題多解，培養學生解題能力

我們都知道該門課程的學習目的并不是僅要求學生會算幾道題，而是要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實際問題千變萬化，不能只用公式解決，這就需要學生的創新能力。通過一題多解的鍛煉，不但可以加深學生對概念的理解，還可以培養學生靈活多樣運用知識的能力，達到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的目的。例如： 1.袋中有a個紅球，b個白球，現從袋中每次取一球，去后不放回，試求第k次取得紅球的概率（。本例說明同一個試驗，樣本空間的選取可以不同，但若都按古典概型求解，則必須保證都滿足“等可能性”和“有限性”，而且求解時基本事件總和有利事件數的計算要一致，即要么都用排列，要么都用組合：；或；本例還可利用全概率公式應用能力，對k用歸納法求的概率為.

5．教學過程中注重數學學科之間的關系

概率論研究的是隨機現象，它在科學技術、工業生產、物理、生物、醫學等方面都有及其廣泛的應用。尤其是作為數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數學的其它分支學科也有緊密聯系。在教學中通過建立一些恰當的概率模型解決其它一些數學問題使學生從中感悟到數學的統一性。

例1：證明三角形不等式（是任意實數，）。

證明：若全為零．顯然不等式成立．下證不全為0的情況：

設前項不全為0（若不然，經過恰當的變換總可達到上述目的）

要證：　，只須證　　即

，建立概率模型：設離散型隨機變量　，則＝

，根據數學期望定義：，

，即．從而命題的證．

例2．證明

證：構造概率模型：設有件產品，其中有一件次品，只正品，現隨機的抽取只產品．（），設事件：＂抽取只產品中恰有一件是次品＂．則抽取只產品中恰有一件是次品的概率和抽取的只產品全部是正品的概率分別為：

因為，所以

則　。

6.結束語

由于學生的基礎不同，思維方法也因人而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學習方法和技巧。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合理的采用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對基本概念的理解，基本性質的運用，讓學生從多方面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提高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張弛概率論導引【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2】徐秀麗概率論教學體驗教學研究2006第2期

篇6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6-0244-02

數學建模是指對現實世界的特定對象,為了某特定目的,做出一些重要的簡化和假設,運用適當的數學工具得到一個數學結構,用它來解釋特定現象的現實性態,預測對象的未來狀況,提供處理對象的優化決策和控制,設計滿足某種需要的產品等。數學是在實際應用的需求中產生的,要解決實際問題就必需建立數學模型,從此意義上講數學建模和數學一樣有古老歷史。例如,歐幾里德幾何就是一個古老的數學模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也是數學建模的一個光輝典范。今天,數學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向其他科學技術領域滲透,過去很少應用數學的領域現在迅速走向定量化、數量化,需建立大量的數學模型。特別是新技術、新工藝蓬勃興起,計算機的普及和廣泛應用,數學在許多高新技術上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因此數學建模被時代賦予更為重要的意義。

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自1985年由美國開始舉辦,競賽以三名學生組成一個隊,賽前有指導教師培訓,賽題來源于實際問題。比賽時要求就選定的賽題每個隊在連續三天的時間里寫出論文,它包括:問題的適當闡述;合理的假設;模型的分析、建立、求解、驗證;結果的分析;模型優缺點討論等。數學建模競賽宗旨是鼓勵大學師生對范圍并不固定的各種實際問題予以闡明、分析并提出解法,通過這樣一種方式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并強調實現完整的模型構造的過程。以競賽的方式培養學生應用數學進行分析、推理、證明和計算的能力;用數學語言表達實際問題及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語言表達數學結果的能力;應用計算機及相應數學軟件的能力;獨立查找文獻,自學的能力,組織、協調、管理的能力;創造力、想象力、聯想力和洞察力。他還可以培養學生不怕吃苦、敢于戰勝困難的堅強意志,培養自律、團結的優秀品質,培養正確的數學觀。這項賽事自誕生起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逐漸有其他國家的高校參加。中國自1989年起陸續有高校參加美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1992年起中國開始舉辦自己的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在2009年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中,河南工程學院共有28個隊87名學生參賽,其中甲組(本科組)的成績取得突破,張鳳羽、王壘壘、任建輝代表隊獲得國家二等獎;7個代表隊獲得河南省一等獎;多個代表隊獲得省二、三等獎。

從最近幾年的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題目中,我們看到,競賽題目涉及的概率和統計知識較多,電力市場的輸電阻塞管理、2008年北京奧運會人流分布、醫院病床的合理安排等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概率和統計知識。《概率論與數理統計》課程描述、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與其他數學分支不同,這是一種觀測試驗與理性思維相結合的科學方法。概率統計中蘊涵著豐富的數學方法,如模型化方法、構造方法、變換方法、數量化方法等。特別是模型化方法貫穿本課程全過程,如古典概型、幾何概型、貝努里概型、正態分布、回歸分析等。但是在全國大學生建模競賽中,學生往往直接調用統計軟件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時間序列預測等統計模型,不懂得充分考慮實際的隨機數據的屬性和性質。他們常常忽略了對現實數據進行充分分析,去識別模型、估計參數,對自己所建立的模型進行必要的檢驗。由此可見,要使學生較好地掌握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掌握相應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將數學建模思想與方法融入《概率論與數理統計》課程就非常必要。另一方面,在大學數學主干課程中融入數學建模的思想和方法是教育部倡導的一種新方法、新思路。作為數學教育工作者,自覺地在教學過程中去探索、實踐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數學家李大潛教授指出:如果數學建模的精神不能融合進數學類主干課程,仍然孤立于原有數學主干課程體系之外,數學建模的精神是不能得到充分體現和認可的;數學建模思想的融入宜采用漸進的方式,力爭和已有的教學內容有機地結合,充分體現數學建模思想的引領作用;為了突出主旨,也為了避免占用過多的學時,加重學生負擔,對數學課程要精選數學建模內容。

按照常規的教學方式,學生雖然從課堂上認識了大量的概念、定理和公式,對于它們的實際用途卻知之甚少,容易造成理論與實際的脫節,因此難以激發學生的興趣。許多學生之所以不能在實踐中運用在學校學到的數學知識,其根本原因是數學學習僅僅是和教室的情景相關聯的,數學建模思想是讓學生體驗數學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的價值和作用,體驗數學與日常生活和其他學科的聯系,體驗綜合運用知識和方法解決問題的過程。這就需要教師整理一些具有現實意義、應用性較強的實例,讓學生去分析、調查、研究,最后引導學生上升為概念、性質和理論,讓學生在探索、創造的過程中體驗數學的魅力,充分感受創新思維的樂趣。

例如,有一個古典概型問題,計算班級中“至少有兩人生日相同”這一事件的概率。首先分析班級中同學“生日各不相同”的概率,這一問題就與下面問題具有相同的數學模型。

將n只球隨機地放人N(N大于等于n)個盒子中去,試求每個盒子至多有一只球的概率。

從最終的理論計算和實際調查結果都可以看出,在僅有64人的班級里,“至少有兩人生日相同”的概率與1相差無幾H,這一結果出乎多數同學的預料。

日常生活中數學無處不在,而概率統計作為數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樣也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用處。投資和理財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它可以用概率模型進行定量分析。1952年美國學者馬柯威茨全面考慮“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確定性(即風險)最小”,創立證券組合理論。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布萊克和斯科爾斯,引進概率統計和隨機變量函數的一些定理和積分求值,探索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定價模型,導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近年來,概率統計學及其相關學科在證券期貨交易中的作用愈來愈被人們所認識和重視。在給學生講授“數學期望、方差”這一概念時,可以指導學生查閱相關資料,進行簡單的證券組合收益與風險的計算,選擇合理的證券投資組合方案,熟悉經典的投資組合模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啟發學生,嘗試建立新的投資模型。

繼股票之后,彩票也成了城鄉居民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熱點。花幾元錢買一張彩票,然后就中了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的巨額獎金,這大概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可是這樣的機會有多大?同學們計算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彩票,發現等獎的概率一般接近千萬分之一,中一等獎的概率往往是幾百萬分之一。因此彩票的中獎率,尤其是中大獎的概率是很小的,只有極少數人能中獎,購買者應懷有平常心,既不能把它作為純粹的投資,更不應把它當成發財之路。

另外,可以結合學生的專業選擇一些具有專業背景的問題,然后利用概率統計的知識去分析。例如與機械制造專業有關的問題有:生產過程中機械出現故障的概率的計算,維修人員的安排,工藝參數的估計和產品質量的假設檢驗等。與經濟貿易專業有關的問題有:蔬菜水果(大蒜、蘋果等)價格分析及預測,商品需求量的估計和利潤的分析等。對于保險精算、醫學等專業,也能夠找到許多與概率統計有關的問題。最后,還可以從歷年的數學建模競賽中選擇一些優秀論文交給學生課后研讀,組織學生在課堂上匯報交流。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實踐,從學生反饋的信息表明:大部分同學對數學學科越來越有興趣,能夠主動地嘗試用概率統計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學生的整體素質有所提高。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更新速度不斷加快,如果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不能與信息革命的要求相適應,就會失掉與社會同步前進的機會。如今市場對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人才流動、職業變化更加頻繁,一個人在一生中可能有多次選擇與被選擇的經歷。通過數學建模的學習和訓練,學生不僅受到了現代數學思維及方法的熏陶,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利用各方面的知識解決不同實際問題的能力。這樣的學生具有較高的素質,無論以后到那個行業工作,都能很快適應工作環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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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1722(2012)06-0070-07

一、前沿

科斯(Ronald H.Coase)因1937年發表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獲得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Williamson(1993)稱該文研究的是“一件明顯正確、難于分析，卻又顛覆了目前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科斯在獲獎演講中提到本文“將我們帶入了具有正的交易成本的世界”，而以前的研究假設都是“零交易成本”。該文的核心思想認為企業和市場是組織相同交易活動的可替代模式，即“自制”和“購買”之間的替代，最關鍵的問題是交易成本決定了交易如何完成。他還指出了經營和管理的區別：經營主要是進行預測，利用價格機制和新合約的簽訂進行操作；管理是只對價格變化做出反應，并依此重新安排生產要素。這和我們一般的理解“經營就是創造資產增值的可能，管理就是降低保護資產的成本”有異曲同工之妙。

自科斯之后，對企業本質的研究從來沒有停止過，并且近幾年又出現了一股研究熱潮。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就說，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企業是分工與專業化的產物。從那以后，對企業理論的研究就形成了四個大概的類別：古典和新古典的企業本質理論；完全契約下的企業本質理論；不完全契約下的企業本質理論；與管理學和組織理論相結合的企業本質理論(聶輝華，2003)。現代企業理論的發展日益深入，更加強調企業軟因素(如文化、聲譽、權力等)的研究，更加重視企業異質性的研究，更加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如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等)來改進已有的研究，這些工作都使得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不同約束條件下的企業行為，從而更加準確地理解企業的本質。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筆者試圖從自己的個人觀察來說明對企業有關理論的認識，重點是針對科斯的企業理論來表達一些不同的看法。

二、企業與市場的過渡、融合

按照傳統的理解，企業是一種專業化的合作組織，通過協作能夠產生超過個人生產力加總的集體力量，而市場是一切交換關系的總和。市場和企業的區別在于：企業通過權威組織物資的生產，市場利用價格工具進行商品的交易；一個是生產單位，一個是交換單位。

科斯的眼光似乎不夠遠大，因為他僅僅看到了企業和市場，而沒有看到其他中間形態的經濟組織。交易進行的經濟組織不僅包括企業和市場，還包括企業和市場的中間過渡形態。如果把企業和市場看作兩個極端的話，那些既不全是市場性質或者不全是企業性質的經濟組織就屬于這些中間過渡形態。比如，價格聯盟(典型的是寡頭市場上以一致方式行動的企業集團即卡特爾，目前最大的卡特爾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虛擬企業(依賴軟資源的虛擬企業很少有具體的經營活動，甚至接近于零物質、零邊際成本)，這兩類經濟組織既不具有完全的企業特征，也不具有完全的市場特征，只能看做企業與市場的過渡形態。

實際上，不僅存在著市場和企業的過渡形態，也存在著市場和企業的相互融合：一方面，企業在經營層次上利用市場機制代替科層機制，在戰略層次上用模塊協調代替行政協調，充分實現了權威和價格這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有機結合；另一方面，市場在管理上引入企業的科層機制來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費用。從而出現了“市場型企業”和“企業型市場”，兩者互相融合，都是一種以模塊化運作為基礎的網絡(李海艦，聶輝華，2004)。

可以看出，科斯既沒有指出市場和企業的過渡形態，也沒有說明企業和市場的相互融合，而是把企業和市場看作了絕對區分的兩個類型，這盡管有利于對交易的分析，但是缺乏深刻性。

三、交易選擇在企業或市場中進行的原因

科斯說，交易費用是決定交易在企業或市場中選擇的依據。在筆者看來，交易費用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如果再加上路徑依賴和理性預期這兩個因素就更有說服力了。這不僅邏輯上順理成章，而且也更加具有科學性。

這就好比我們到餐館吃飯，我們不會僅僅用成本——效用分析來取舍午餐，在此，我們會根據我們的偏好、飲食習慣(路徑依賴)和對陌生食物的風險回避(理性預期)來共同決定，在此基礎上，成本才算是重要因素了。

任何一種行為，不管是個人的，還是企業的，都應該是由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共同因素決定。企業和市場的交易行為，不應該也不可能僅僅是由現在的因素——交易費用來決定的，任何交易都有路徑依賴性——在做出決定的時候都要考慮過去的習慣和偏好，同時也具有理性預期性——對未來可能存在風險的深思熟慮，另外還要考慮交易費用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企業喜歡和具有良好信用(這也是路徑依賴的一種表現)的企業做交易，為什么很多企業對于有利可圖的市場機遇并不一哄而上(這是對風險的一種回避，是理性預期的一種表現)。在種種情況下，交易費用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釋能力。

所以，一項交易是選擇在企業中進行還是選擇在市場中進行，應該是路徑依賴、交易費用和理性預期三種因素共同決定的結果，僅僅依靠交易費用理論進行分析，是一種靜態的、片面的和不科學的分析方法。

篇8

一、目前音樂鑒賞課的現狀

1.目前各高校公共音樂選修課幾乎無一例外將《音樂鑒賞》作為開課首選，旨在通過欣賞音樂提高大學生的音樂審美能力，提高綜合素質。特別是一些規模大的學校，公共選修開設課程較為細致、多元，即使很小眾類的音樂課程也能形成一定規模的學生群體；而相對于一些起步較晚的高職院校，因處于辦學初級階段，師資、學生數量有限，加之學生之間的音樂感知能力差距并不是很大，這在客觀上也決定了音樂公共選修課的開設類別不可能很細致，承擔著美育重任的《音樂鑒賞》課程的質量在這類學校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現行《音樂鑒賞》課程教材的內容主要是中外優秀經典曲目、人物及一些音樂基礎性知識，試圖通過音樂美的特殊魅力和育人因素感染學生，潛移默化地對學生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教育，但是特別是學生們喜歡的現代流行音樂的內容分量很少，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其次，如果學生不具備一定的音樂基礎的話，這類傳統教材會讓學生有高高在上的距離感，從心理上就會產生排斥。如果以《影視劇音樂鑒賞》為切入點會讓學生從心理上更易接受，產生共鳴。因為影視劇是一種比較大眾化的娛樂類型，其音樂既有古典音樂的深刻，又有流行音樂的通俗，二者與一定的劇情、畫面結合更具親民特質，更貼近現實生活，況且結合劇情欣賞也不易造成聽不懂的現象。內容選取得科學、合理的話，可以將《音樂鑒賞》教材的大部分內容巧妙的滲透進去，潛移默化間就完成了教學目標。隨著課程的改革和體制的逐步完善，公共選修音樂教育的視野也需要與時俱進。目前《影視劇音樂鑒賞》我國只有極少數的傳媒及影視類院校已經開設，大部分高校公選音樂課仍然以傳統教材《音樂鑒賞》為主。

2.自筆者任教高職類學生的音樂公共選修課以來，發現選修學生中大概三分之一學生是抱著混學分的態度，覺得這類選修課又不是專業課，對就業又沒有什么明顯的益處，只要輕松拿到學分就萬事大吉了。另外，大部分學生的音樂審美傾向比較單一，基本只對流行音樂有興趣，對于音樂其他類別，特別是古典音樂、民間音樂、戲曲基本沒有什么興趣，課堂上也很難產生共鳴。而影視劇音樂結合一定的故事、情節、內容的表達等，并融合了一定的畫面，視聽的結合賦予了音樂更加直觀、立體的特質。課堂教學應該調動不同層次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以影視劇音樂鑒賞作為音樂欣賞課的切入點，首先從心理上抓住了學生的興趣點，消除了距離感。

二、開設影視音樂鑒賞課的理論支撐

鑒于上述現狀，如何讓高校公共藝術類的欣賞課更加趨于合理、規范、人性化？這個問題也早已進入學界同仁們的理論研究視野，國內學界對這一課題的探索為《影視劇音樂鑒賞》課的開設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如曾宏華《高校音樂公共課中滲透影視音樂教學的意義》、陳晨《淺談影視音樂如何輔助大學音樂教學》楊佳君《論大學生影視音樂欣賞能力的培養》、郭婧《古典+流行=時尚――從影視音樂談起》韋民《淺談影視音樂的價值與魅力》、張紅穎《淺談影視音樂對大學生綜合素質的積極作用》、郭強《影視音樂在大學音樂欣賞課中的作用》、左建新、張譯文《音樂欣賞課中的影視作品應用》、吳躍華、閆輝《論影視音樂在學校教育中美育功能的實現條件》、張達生《讓大學生在電影中體驗音樂的美》、溫洪青《談影視音樂的德育功能》、石延春《淺談影視音樂在音樂教學中的運用》等眾多學術論文充分肯定了影視劇音樂在大學生音樂藝術素質教育中的迫切性、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以及現實意義；另外，鐘春明的學位論文《普通高校音樂欣賞教學內容調查研究》、吳曉燕的學位論文《選取電影音樂在普通高校開展音樂欣賞教學微探》、沙欣的學位論文《獨立學院音樂欣賞公選課教學的問題與對策研究――以西南大學育才學院為個案》中除肯定了影視音樂在大學生音樂素質教育中的重要性，并對此課程的必要性、前瞻性、可行性以及課程的實施等方面進行了可行性探討，這些都為本課題的實際操作奠定了學理基礎。

三、影視劇音樂鑒賞課程的教學內容優化、整合

1.將傳統音樂鑒賞課的內容滲透在影視音樂中開展教學，首先課程名稱使學生從心理上會樂于接受，可以有效解決學生對古典音樂、戲曲、中國傳統音樂的距離感和心理上的排斥，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其次，鑒于大多數學生音樂審美趣味狹隘、單一，只對流行歌曲有興趣，不利于從人文素養的角度得以綜合提升，使課程的育人功能大打折扣。而優秀的影視劇音樂包含有我國優秀的民間音樂及西方的經典音樂，內容豐富多樣，雅俗共賞，更容易產生共鳴，潛移默化中提升了學生的審美水平。著名作曲家譚盾的電影音樂將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結合西方現代作曲技術，使作品既有東方神韻，又不失現代感，巧妙地詮釋了中國式東方哲學，在國際樂壇贏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電影《臥虎藏龍》中，譚盾將絲竹與戲曲的元素發揮得恰到好處，音樂在配器上選用二胡、竹笛、琵琶、鼓、巴烏與鐘類、西洋管弦樂器等，中西音樂相得益彰，作品具有濃濃的中國風，將中國音樂元素展示于國際舞臺，效果震撼；在電影《夜宴》中因為臺詞較一般電影偏少，音樂的分量顯得尤其重要，許多部分是靠音樂渲染氣場和情緒，這對于作曲家來說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特別是其中的《越人歌》想必一定讓人過耳難忘了，作曲家除了運用民族樂器，還將這首壯族古老民歌經重新編曲和配器，煥發出新的生機。歌曲僅有短短的六個樂句，根據劇情通過變奏、配器、男女聲的演唱等使其有了豐富的層次與表情，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充分向聽眾展示了中國音樂的獨特魅力。如果離開電影這個媒介，特別是目前的90后大學生，對于中國的傳統民族民間音樂和戲曲尤為疏離，對這類音樂作品，學生會從心理上就排斥。而借力電影，不知不覺間學生就隨著電影音樂走入其間，受到感染，會突然發現我國的民族民間音樂、戲曲等還是蠻好聽的，有著其獨特的魅力。陳凱歌執導的電影《和你在一起》，片中主人公為證明自己學有所成而苦練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定會在學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若離開了劇情純粹讓學生欣賞這個作品，就沒有這樣好的鑒賞效果了。影視劇音樂的綜合性很強，融合了聽覺、視覺、文學、戲劇、詩歌等藝術，優秀的影視音樂更是情感、道德、價值觀的體現，更直觀地體現了音樂藝術的育人功能，拓展了音樂的內涵和外延。對此，早在2008年就有學者張紅穎撰文《淺談影視音樂對大學生綜合素質的積極作用》指出：“影視音樂具有較高藝術審美價值和廣泛社會學價值，對提高大學生們的綜合素質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另外，“影視音樂不僅對人們的心靈、性格、情感、意志、思想有所陶冶，而且使美的藝術感受力得到升華，使他們在精神上、心理上、行為上處于和諧的健康狀態，擁有平衡的心境和開闊的胸懷，從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①

2.將傳統公共選修音樂課的音樂鑒賞課授課內容優化、整合，增加現代輕音樂、流行音樂以及近年來熱播的部分影視劇音樂的內容，并將傳統教材中的大部分內容滲透在雅俗共賞的影視劇音樂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教學學生都有收獲，進而提升學生們的音樂鑒賞能力。“普通的大眾往往不具備專業的音樂知識，欣賞起大部頭的交響樂、歌劇等往往有困難，但是電影的畫面、故事為大眾欣賞電影中的音樂提供了理解的條件。”②只有理解了，才會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影視劇音樂中不乏交響樂這種配樂形式，如《指環王》《亂世佳人》《阿拉伯的勞倫斯》《泰坦尼克號》……依托影視劇為媒介，結合特定的劇情，學生們會有聽懂了的感覺。動畫片《貓和老鼠》里面的配樂甚至還有肖邦的圓舞曲，靈動的音樂與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劇情交織在一起，定會在學生心里留下難忘的印象。音樂鑒賞課程里通過感性的對比聆聽而理性分析中西方在音樂觀念、音樂審美、音樂思維方面的異同，這部分內容如果沒有很好的媒介激發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主動探索、思考，學生要么被動地依賴老師的講解，要么根本就沒興趣思考，不利于開展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如果以影視劇音樂為媒介，學生體驗到中國音樂較為含蓄細膩的審美與西方音樂強調矛盾、沖突，注重音樂的戲劇效果，進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的音樂審美和音樂觀念。近年熱播的電視劇《甄?執?》第13集中出現的《驚鴻舞》具有濃厚的中國宮廷音樂風格，音樂主要的演奏樂器為古琴、古箏與笛子，歌詞是曹植的《洛神賦》，舞蹈是水袖舞，音畫結合，古韻濃郁，可以令學生感受到濃濃的中國古典音樂的神韻，進而引導學生思考、討論古琴的文化意義，深化、拓展音樂鑒賞的內涵。只有激起了學生的興趣，才有了引導他們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可能性，才能將學生的音樂審美能力在不知不覺間逐漸提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感性、娛樂的較淺的審美層次上，真正達到“潤物細無聲”的育人境界。

四、結語

伴隨著時展，經濟、教育改革的推進，高職類公共音樂鑒賞課程也需要順應時代潮流，根據新時代社會的發展對人才結構的需求做相應的調整。當今社會更加需要具有綜合素質的人才，青年一代是國家、社會新的希望，肩負著國家富強、文明的重任。高等教育擔負著培養青年一代的歷史使命，怎樣更有效地提高青年一代綜合素養，是教育界永恒的主題，對此，本文探討了高職類音樂鑒賞課程在新形勢下，根據當代大學生的特點，以雅俗共賞的影視音樂鑒賞為切入點，在教學中更好地發揮學生的積極主動性，激發學生的興趣，育人效果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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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31-0083-02

一、傳統概率統計教學中的問題

（一）重概率輕統計

我國概率統計教學中普遍存在“重概率輕統計”的問題，具體表現為：（1）大多數工科院校概率統計課程只能講授到參數估計中的點估計部分。因為學時較少，統計推斷中重要的區間估計和假設檢驗只能作為自學內容。（2）大部分教師對于概率部分內容非常熟練，但是統計部分內容較為生疏。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公共基礎課概率統計學時一般較少，例如安徽理工大學概率統計課一般為48學時；（2）統計推斷部分內容，實用性很強，計算量也比較大，動輒數百個數據。因此，如果不借助軟件僅靠人工計算確實難度很大。（3）考研概率部分的試題一般不考統計部分內容。

（二）重理論輕應用

概率統計特別是統計推斷部分的內容有著很強的應用背景，例如：近些年的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大賽的賽題，幾乎都涉及到統計學的內容。對已給數據進行初步的檢驗、分析比較、分類篩選、總結回歸等，這些都是評閱要點中明確指出的重要得分點。由于教學中沒有涉及統計推斷部分的內容，造成很多參賽學生只能臨場邊學邊做，十分被動。

由于長期輕視統計應用的教學，造成很多數學專業的學生在畢業設計時選題范圍十分狹小，很難寫出高水平的畢業論文。

（三）重解題技巧，輕視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

長期以來概率統計相關習題主要以手工計算為主，因此過分強調解題技巧。例如，古典概型的題型中需要很多排列組合的技巧、計算一些連續型變量的函數型分布和函數型數字特征時需要用到很多積分技巧等。但是很多實際的問題，例如以統計推斷為背景的題型，往往更加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包括對大數據的處理能力（分析數據、標準化數據等），以及借助常用軟件計算一些常用統計量的值等。由于平時疏于這方面的教學，很多學生遇到一些簡單的實際問題往往束手無策。

二、多種數學軟件輔助教學的優點

引入多種數學軟件輔助教學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概率統計總課時有限，不可能系統地學習某一特定的統計軟件。針對不同問題的特點，選擇最為有效、最簡單的數學軟件來解決。這樣可以節約大量的時間，增加效率。本文在第四部分會結合實例進一步說明。

2.通過多種軟件的使用，可以最大程度地擴展學生的知識面，使學生學到在傳統課堂教學中無法獲取的實用知識。

三、多種數學軟件輔助教學的具體措施

具體如何來改善傳統概率統計教學，提高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各學校可以根據具體實際情況結和自身條件因地適宜地選擇不同的措施。下面給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1.開設概率統計教學實驗課。概率統計總課時并不多，課堂時間在專門介紹應用以及各種軟件的使用確實時間不夠。因此，可以在原有的課時基礎上專門增加3～4次實驗課，結合各種軟件討論和解決概率統計別是統計部分內容。

2.錄制教學視頻或者直接收集相關資料。因為各學校的課時都比較緊張，如果無法開設單獨的實驗課可以錄制視頻，或者直接給學生提供相關的資料。最好能夠建立相關的監察機制，這樣可以更好地引導和督促學生自主學習。

3.開展相關的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在高年級學生中的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選題中有針對性地加入一些統計類型的課題。

4.利用數學建模平臺建立跨學科交流平臺。每年一次的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比賽給各學科提供了一個重要合作契機。統計學在數學建模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幾乎每年都會有與數據處理、數據檢驗和分析等相關的題目。可以把歷年來有關概率統計內容的題目在學生中進行推廣，也能提高學生的概率統計實際應用能力。

五、結束語

通過本文第四部分可以看出，很多概率統計的問題如果借助數學軟件來解決可以省去很多煩瑣的計算過程，有利于解決更加復雜的實際問題。如果能夠在平時教學中加入適當的數學實驗課，學習相關軟件的使用，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還可以一舉解決傳統教學中的諸多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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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曉毅，徐兆棣.概率統計教學與數學建模思想的融入[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8，26（2）：245-247.

[3]韋程東，唐君蘭，陳志強.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教學中融入數學建模思想的探索與實踐[J].高教論壇，2008，（2）：98-100.

篇10

有些理論家指出,目前,從書法的表象來看,若有復興之勢。受時代整體審美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書法的創作形式較以往有了更為廣闊的選擇與借鑒。其中不乏創新之舉,但同時也衍生出大量的格調偏低的品式追求,創作者不理內質,偏重華而不實的形式表現。如此,很不利于書法事業特別是創作方面的健康發展,所以對“古雅”有關內在品質、結構原理及獲得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提升書法的藝術高度和厚度等方面,無疑將會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

“古雅”作為一種藝術欣賞的審美范疇,是指藝術作品在內在氣息上能反映出較為久遠又深厚高雅的獨特趣味。在中國藝術,特別是中國傳統藝術門類中,對“古雅”的審美追求一直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國維在其著名論文《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對古雅的審美內涵作了深刻的闡述。他以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美學思想為基礎,由康德的“美本來只涉及形式”引發出去,得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立點。雖然有些絕對,比如,他排除了美在內容上的要求,但對于形式美學的建設,樹立了一個參照系,就這一點來說,在中國美學史上是有其可貴之處的。他的有關古雅的審美范式就是基于該立點而來的。

對于“古”,王國維說道:“吾人所斷為古雅者,實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斷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于近世之制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觀古雅之判斷,后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與近世大異,故吾人睹其遺跡,不覺有遺世之感隨之,然在當日則不能。”在該段議論中,王國維指出,古是時間的作用與影響。因時代的不同,對同一作品會有不同的認識,如同樣一件藝術品,在它產生的時代,有可能不被認可,但卻被后人推崇。所謂“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

在書法藝術中,“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的現象尤為突出,《佩文齋書畫譜》中很有一些關于今天當做書法作品的“古意”的評述。如“《丁亥父山尊》,銘字畫奇古,不容盡識。”(《鐘鼎款識》)“《鮮鼎》,銘一字,作魚形,款識簡古。”(《鐘鼎款識》)“《召仲考公壺》……此壺文更奇古,體類大篆,周宣以后物也(《鐘鼎款識》)。”所列鐘鼎均為三代遺物,而且都談到了作為具有美學價值的古的問題。而在當時,人們在青銅器的制作過程中(鐘鼎器多為高溫的液態青銅澆鑄而成,壁上的文字在制作陶模的同時已刻畫好了,器皿成形過程更多的成分為工藝制作流程),并沒有今人的理性分析摻雜其間,更多的是出于實用的目的。時人自然不會覺得時物為古,更不應說由古而美,上升到藝術審美了。至于對古的追求,則是后人的事。同時,因為時間的作用,會使實物發生變化,這一點不容置否。由此帶來了另外一種審美意象,那就是朦朧美。特別是一些石刻文字,因為自然界風霜雨雪甚至人為捶拓等外在因素的作用,使作品呈現殘缺、模糊的審美感受。這就是有學者的“歷史能在審美的天平上不斷增加砝碼,時間的力量能使不美者美,美者更美,這就是高古之美――歷史造成的時間距離及其殘缺斑駁的形式之美”的論調。這種視殘缺、模糊、斷損、剝落、陳舊為別樣的審美意象從唐宋就開始并有意識的追求了,如對《石鼓文》的評價,就很明顯地看出。像韋應物的《石鼓歌》云:“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漫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詩中“風雨缺訛苔蘚澀”即對石鼓因受自然外力的侵蝕風化所滋生的狀貌描繪。又如,蘇軾也在他的《石鼓歌》中說道:“模糊半已隱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云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其中,“模糊半已隱瘢胝”、“娟娟缺月隱云霧”等也是對石鼓文的朦朧美的描述。很明顯,所有這些描繪,都是在作者懷有禮贊的心理狀態下進行的。

對于“雅”,王國維說道:“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唯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夫然,故古雅之致存于藝術而不存于自然,以自然但經過第一形式,而藝術則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創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

此處的“第一形式”是自然中的形式;“第二形式”是作品中的形式。自然中的形式是原生狀態,作品中的形式是再生狀態,它是經過作者藝術創造、巧妙加工而出的形式面貌。只有通過作者利用合適的藝術手段、表現方法和工具,才能使自然中的形式狀態上升到一定的藝術境界。對此,王國維又說道:“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壯者,實以表出之之雅故,即以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雖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第二形式之美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

那么,“雅之第二形式”如何獲得呢?從兩個方面講,一是創作主體,二是創作客體。

第一個問題,關于創作主體的“雅化”問題。在進行藝術創作過程中,創作主體和審美主體常常是合二為一的,即創作主體在藝術創作的同時,也在接受來自本身的對已創作的作品的欣賞和反思,他本身就是在已擁有的審美范式和理想表達的保障下進行藝術創作的。所以這是一個綜合的問題,牽扯到作者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藝術價值觀)的取向問題,或者簡縮為人格問題。“雅化”的人格表現在高尚的思想品德、純潔的志趣愛好、淵博的學識修養、寬闊的胸襟胸懷,等等。對此,古人已認識到了,如清代劉熙載《書概》中說:“凡論書氣,以士氣為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傖氣、俳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棄也。”文中第一句中的“士氣”就是指書卷氣,文化氣,或曰“雅氣”;最后一句“士之棄也”的“士”為讀書人,在封建社會中,“士”為一個群體,一個受到各種教化、藝術熏陶的文人群體。因為所受教育原因,常表現出一種磊落蕭散的情懷,具備高尚人格,封建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客觀上有偏頗,但著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學子。

由此,很容易引出創作主體“雅化”的量化指標。

其一,注重人品建設。

何為“人品”,邵大箴先生說:“首先,是指藝術家的主體人格,指他的人格力量。所謂人格力量,突出表現在他對社會、對現實的關注上,表現在他對社會現實、對人生生存狀態的人文關懷,和出于這種關懷的獨立判斷與獨立思考。這種人格修養對藝術家來說不可或缺。其次,才是其他方面的修養。”在我國歷史上,從漢魏開始,歷代文藝批評家都把藝術品當作藝術家的人格物化,對藝術批評常與人品評價聯系起來。這種把人品、藝品捆綁一起對藝術作品綜合評判的做法從漢末出現后,在兩宋時期達到興盛,延續明清,直至近現代,數千年來影響不衰。因為書畫一事,從表面上看來,是一門技術,深入內里是藝術,藝術是人的內心世界的客觀反映,是人的內在人格力量的表現。于是藝品高低很直接地反映了人品的高低。

朱和羹《臨池心解》中有關于人品與書品關系的詳細論述,曰:“學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并不朽于千古……世稱宋人書,必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京書姿媚,何嘗不可傳?后人惡其為人,斥去之,而進端明(蔡襄)于東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則士君子雖有絕藝,而立身一敗,為世所羞,可不為殷鑒哉!”朱和羹這番議論與蘇軾的“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書唐氏六家書后》)如出一轍。這種評判方式要求藝術家在追求藝術表現、藝術傳達、藝術技巧至臻完美的同時,能夠追求自我人格的逐步完善。很長時間以來,這種藝術批評的方法論一直在我國傳統藝術賞評中占據主要地位。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對藝術批評的角度和立點都在發生變化,對藝術作品批評更多地來自作品本身而不是人,但在藝術教育的功用性方面,由人品而提升藝品是有其積極意義的,應該提倡。

其二,讀書萬卷,行路萬里。

先看古人對有關學問于書法中意義的議論:張懷《書議》云:“論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其中的“文”是指文辭、寫作能力,也就是學養;“墨”指寫字,書寫水平。蘇軾有詩曰:“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東坡集》)。”黃庭堅《山谷文集》:“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賢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書耳。余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在繪畫上面也有讀書萬卷、行路萬里,方可作畫的說法,那就是明代的董其昌。對這個問題,山水畫大師黃賓虹先生解釋道:“畫之為學,包涵廣大,圣經賢傳,諸子百家,九流雜技,無不相通,日月經天,江河流地,以及立身處世,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有畫。非方聞博洽,無以周知;非寂靜通玄,無由感悟(《畫學之大旨》)。”事實上,書法何嘗不如此。

為什么古人和今人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讀書、做學問在書法中的作用與地位了呢?我們知道,在各種門類藝術中,書法的載體比較特殊,即漢字書寫。在文字體系中,漢字本身的抽象特點已使其從開始就蒙上神秘的色彩。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歷代書家學者的創造、研究,賦予書法、線條、筆墨豐富的審美意象,所有這些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正如陸維釗先生所說:“寫字,如僅從技巧上來說,的確可以說是‘小技’;然而區區小技要能通乎‘道’,體現書者的崇高理想和高尚的人格,非有很高的修養和廣播的學識,是絕對辦不到的(《中國書法》第三輯)。”同樣,陸維釗先生還說過:“不能光埋頭寫字刻印,首先要緊的是道德學問,少了這個就立不住。古今沒有無學問的大書家,我們浙江就有這個傳統,從徐青藤、趙叔到近代諸家,他們的藝術造詣都是扎根于學問的基礎之上的……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靜心做學問。”

其三,提升審美情趣。

因各方面的綜合原因,不同的審美主體對相同的審美客體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杜甫的評書標準為“瘦硬”,他有“書貴瘦硬方通神”的詩句,于是對以瘦硬為特點的柳公權書法倍加推崇。而蘇軾和米芾卻持不同看法,蘇軾在《孫莘老求墨妙亭》中有:“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米芾稱規矩的柳書為“惡札之祖”之另一員(還有一員為歐陽詢)。從事物審美的多樣性來看,蘇軾的“各有度”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

于是,審美主體本身的審美素養的高低(或不同取向)將直接導致對作品的評判結論。如何提升審美情趣呢?關鍵也在讀書,“不僅是讀本專業的書,而且要讀文史方面的書,這是因為文史書籍所傳達的知識是其他專業知識的基礎,只有基礎扎實了,其他專業方面的知識才能融會貫通……其實,藝術家要感悟人生,感悟的資料來源,除直接的生活經驗外,還有通過讀書間接獲得。由近(直接的生活經驗)到遠(間接地書本知識),由遠到近,如此迂回往復,藝術家的感悟才能達到一定的境界。”

為什么這么說呢?從書法上看,古代書論家早已對書法的品評做好了三六九等的分類梳理了,如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中有:“鐘繇書如云鵠游天,群鴻戲海……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蔡邕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張芝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這些比喻,上文已有說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古典美學和藝術評價的一大特色,從兩個方面反映出來,一是人物品藻的角度由實用轉向審美,即以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比喻人格;二是以人格魅力比喻藝品高低。蕭衍的《古今書人優劣評》中所列即是對東漢以前代表書家書風與客觀物象的鮮明對應。品讀這些評價,再反觀具體作品,無形之中會提升審美主體的認識水準。再如,宋曹在《書法約言》中關于“貴”與“不貴”的審美準則的描述,雖然是他個人的審美觀念,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封建文人的整體審美準則。這“貴”與“不貴”即是:“筆意貴淡不貴艷,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做作。”王羲之書風特點(不激不厲、風規自遠)和康有為書論宗旨(和平簡靜、遒麗天成)都與宋曹的審美觀念暗合。

由此可見,書法審美雖然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呈現“與時俱進”的特色,但作為書法本體、作為藝術發展、作為技巧層面的諸多表現等,又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它呈現“螺旋式上升”的趨勢。所以對古人審美情趣范式的梳理,將有利于我們對更寬視野的書法審美的把握。

其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這個問題是一個藝術格局的問題、氣象的問題,因人而異。如周星連《臨池管見》云:“古人謂喜氣畫蘭,怒氣畫竹,各有所宜。余謂筆墨之間,本足以覘人氣象,書法亦然。王右軍、虞世南字體馨逸,舉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氣,即所謂喜氣也。徐季海善用渴筆,世狀其貌,如怒貌抉石,渴驥奔泉,即所謂怒氣也。褚登善、顏常山、柳諫議文章妙古今,忠義貫日月,其書嚴正之氣溢于楮墨。歐陽父子險勁秀拔,鷹隼摩空,英俊之氣咄咄逼人。李太白書新鮮秀活,呼吸清淑,擺脫塵凡,飄飄乎有仙氣。坡老筆挾風濤,天真爛漫;米癡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二公書橫絕一時,是一種豪杰之氣。黃山谷清癯雅脫,古澹絕倫,超卓之中,寄深遠,是名貴氣象。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所論重在最后一句“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為了達到某種氣象,要海納百川,盡量接受更多信息、吸收更多養料,不可固步自封、自命不凡。豐坊謂“曠達則風度閑雅,可以寄百里之命”。一個人如果沒有寬闊的胸襟,其勢必將狹隘,氣局弱小,意境萎縮。

第二個問題,關于創作客體的“雅化”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形而下的問題,即更多地表現在技術操作層面,有了創作主體雅化的人格修養做支持,這個問題就變成一種順承關系,也是合二為一的。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的形式;一是作品的內容。

按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形式和內容都直接顯現作品的本來面目。但這里所指的形式與內容與我們所說的形式與內容還是有一定區別的,在美學和藝術理論領域所探討的“內容與形式問題,通常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的含義:(1)就任何一部具體的藝術作品而言,其內容與形式都具有與別的作品不同的個性;(2)就一類作品而言,即通常所說的藝術的種類和體裁,是指某些藝術作品就其在反映的對象、表達方式和傳達手段等方面具有共同點,因而在這些藝術品之間不論內容與形式都存在著共性,而與其他類型相比,又具有特殊性;(3)就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的藝術品而言,或者在一種藝術類型內部,或者在幾種藝術類型之間,存在著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風格的類似性或一致性,這就是所謂藝術流派。”我們所說的作品的形式,也是指在藝術表現中通過技巧運用所呈現的某種具象(在書法中是一種抽象的具象,書法線條本身是一種極具抽象意味的線條,但結果出現了一種具象表現,那就是具有各種審美意象的線存在),不過作為書法表現的審美考量,這些線條要蘊含豐富的獨具東方美學思想的美感信息,或蒼茫渾厚、或清麗可人,不一而足。這些正是書法線條中應該擁有的內容,而“作品的內容”則專指書寫內容。

在藝術表現和審美中,最終形成的認識和心理感受首先得通過作品的直觀面貌,再經過審美主體根據已經存在的審美經驗和思維重組,結合作者的全面修養,從而大略勾勒出作品的內在品質和價值,完成審美過程。這兩個過程是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的。因創作主體的不同,所表現的雅的方式是多樣的,同樣是雅,卻有古雅、文雅、典雅、秀雅、淡雅、清雅、高雅、溫雅、儒雅之別。但所有這些雅,都蘊涵著一個根本性的東西,那就是作品從內在質量上看都屬于上乘之作,不論是從局部還是到整體。關于作品內在質量高下的闡述,在古人書論中屢見不鮮。豐坊《書訣》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則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枯,則如壁坼:言布置有自然之巧也。指實臂懸,筆有全力,衄頓挫,書必入木,則如印泥:言方圓深厚不輕浮也。點必隱鋒,波必三折,肘下生風,起止無跡,則如錐劃沙: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水墨得所,血潤骨堅,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于曲直,則如折釵股:言嚴重渾厚而不必蛇蚓之態也。”豐坊的這番總結幾乎涵蓋了線條中最典型的價值觀念,用今天的話講,即代表了最高境界的線形模式、搭配組合、血肉氣脈、形質神采等。達到這樣高標準,作品自然脫俗。

在章法布局、尺幅形式、裝飾裝裱方面等,要講究大方、和諧、高雅的原則。古代,包括近現代的一些書法杰作中有取之不盡的資源,形式稍加變革就可出新。完全沒有必要像如今眾多展覽中出現的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謂形式創新,諸如各種拼接、紙色變換、故弄玄虛的做舊等。在日趨注重內涵建設的當代書法創作世界中,那種“形式高于一切”的創作理念已不再時髦,相反只能引起人們對作者投機心理的輕視,創作者預期的藝術收獲不會出現,對于還有清醒頭腦的創作者來說,這是一種有意義的打擊。

另外,對作品內容的選擇要十分慎重。因時代原因,古人在文學修養上普遍高于今人,所以他們的作品多為自己的詩文,文辭優雅。當今書家寫自己詩文的為數不多,更多的是抄錄古典名篇,詩詞歌賦。但在選擇的時候要合乎客觀實際,一方面,起到了勵志、禮教、怡情功效;另一方面,還為藝術教育的社會性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而不是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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