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三農問題”的研究方興未艾，而農業的溯源研究引人注目。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報》報道，湖南道縣玉蟾巖出土了一萬兩千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被認為是世界最古老的稻谷，將人類的稻作文明推前了三千年，這也鼓舞人們的農業溯源熱望。陳淳等《稻作起源的考古學探索》(6)，根據農業起源理論與考古學實例分析，提出稻作農業在良渚階段成為主要經濟形態，到馬橋文化又退回到狩獵采集經濟；而農業經濟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是由于野生資源持續減少、人口增長和社會復雜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作者特別提示，研究農業起源要擺脫一味尋找最早栽培谷粒來確定起源時間和地點的模式，應當從人地關系及其互動等來了解農業起源的潛在因素和具體過程。

篇2

〔中圖分類號〕F269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3-0045-06

引言

國防與經濟、軍用與民用打破壁壘、日趨融合已成為當前各國競相探索的富國強軍之路的必然選擇。有資料顯示，美國、日本等國外發達國家軍事裝備技術中85%采用的是民用技術，純軍事技術只占15%左右，①民用產品、材料、工藝技術、管理經驗和商業慣例紛紛移植到軍事系統上，軍民資源雙向“溢出”和“擴散”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近年來，我國軍民融合發展水平和層次亦逐步提升，據測算，我國軍工企業中民品產值已占到軍工產值的60%，其中北京、重慶等地民品產值占軍工企業產值的近70%。②而陜西作為全國軍工第一大省，也已經初步形成航空、航天、軍工電子、兵器、專用設備、新材料六大軍工行業。截至2012年底，陜西民品實現銷售收入大約760億元，占軍工企業銷售收入總額的422%。③可見陜西軍地資源統籌發展潛力巨大，軍民融合發展能力有待大幅度提升。而軍民結合產業作為軍民資源深度融合的市場化產物，決定著軍民融合發展的質量和水平。科學評測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能力狀況，將為優化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路徑指明方向。

當前，學術界對軍民融合式發展理論進行了探索研究。德國學者Erika（1995）基于技術經濟學的“溢出”（Spin-Off）理論研究分析軍民兩用技術融合思路。④荷蘭學者Te Kulve.H（2003）通過分析技術演進規律，提出建設“雙能網”推進軍民技術融合。⑤國內學者游光榮通過對建設軍民融合國家創新體系研究，提出要進一步推進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不斷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游光榮：《加快建設軍民融合的國家創新體系》，《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5年第11期。張春宇從產業組織視角提出要進一步促進軍民兩用技術產業化發展，形成開放型產業鏈、開放市場，促進公平有序競爭，完善產業行政許可與組織管理機構。張春宇：《產業組織視角的軍民融合及其規制研究》，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喬玉婷、曾立等通過分析研究軍民融合產業集群競爭力狀況，提出構建軍民融合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喬玉婷、曾立等：《軍民融合產業集群競爭力評估及實證研究》，《裝備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可見，現有研究視角主要在定性層面，定量研究成果較為缺乏；同時，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從軍民技術、體制機制創新等視角進行研究，從產業競爭力角度分析評價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能力的成果較少。本文將通過探索建構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能力評測模型，并運用評測模型對陜西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能力進行實證評測，系統提出優化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路徑的對策建議，為破解軍民融合產業發展難題提供新的視點。

一、軍民結合產業屬性及成長機理分析

1軍民結合產業屬性

產業融合是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中不同行業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最終融合為一體，逐步形成新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張功讓、陳敏姝：《產業融合理論研究綜述》，《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產業融合有異業融合和同業融合之分，軍民結合產業是典型的異業融合類型。關于產業融合動因分析，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由于“技術進步和管制放松”，發生在產業邊界和交叉處的技術融合，改變了原有產業的特征和市場需求，導致企業之間競爭合作關系發生改變，從而導致產業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需重劃產業界限。實際上，“技術進步和放松管理”只是產業融合發生的前提條件，而非必然條件。“資源優化配置的合理化需求”是產業融合發生的內在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是產業融合的外部誘導力量。由此可以歸結產業融合發生的條件，資源優化配置合理化需求和市場有效需求是產業融合發生的根本推力；技術、產品、市場、管理、政策等是產業融合的“保障因子”，在“兩種動力需求”的推動下，“保障因子”發生相互作用，產業融合才得以發生并實現可持續推進。而軍地資源優化配置合理化需求愈來愈強烈，市場對軍民結合產品需求加大，軍民通用技術增多，產業邊界模糊，在管制放松和軍民融合支持政策共同作用下，軍民結合產業應運產生。軍民結合產業有別于單純的軍工和民用產業，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軍民技術融合為基礎，資源設施共享為依托的一種新興產業。具有軍民資源融合的復合性特征；技術、體制及市場融合的創新性特征以及高技術產業成長的高成長性、風險性特征。

2軍民結合產業成長機理

產業在演進過程中，一方面要不斷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同時，產業系統內源動力也將不斷促進產業發展變遷。向吉英：《產業成長的動力機制與產業成長模式》，《學術論壇》2005年第7期。軍民結合產業成長受外源動力系統和內源動力系統支配。其中，外源動力系統主要由消費需求、目標市場容量、投融資及政策規制組成；內源動力系統主要由創新能力、體制機制、營銷策略、價值網絡體系等組成。其中消費需求及目標市場容量影響著軍民結合產業發展的速度和潛在規模的形成；投融資及配套政策影響著軍民技術融合產業化水平及市場拓展能力；技術工藝創新能力、體制機制變革、營銷策略重構、價值網絡變遷影響著軍民結合產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

產業如同動物生命體，其規模和盈利能力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存在成長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張會恒：《論產業生命周期理論》，《財貿研究》2004年第6期。軍民結合產業也不例外，軍民結合產業生命周期可劃分為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產業發展變化特征也會有所不同。

（7）光機電一體化技術。應重點開發和利用計算機集體制造系統技術（CIMS）、自動識別及傳感器技術、特種機器人技術、廣域物流系統技術以及激光、微光、紅外熱成像技術等。

（8）新型化工技術。應重點開發和利用苯及甲苯衍生物技術、高品質纖維素及衍生物技術、新型農藥技術、工業炸藥特種技術、工業雷管技術等。

（9）醫藥與生物工程技術。應重點開發和利用醫藥產品及其中間體等新型醫藥技術、醫藥產品原料的分析、分離和提取技術、生物工程制藥技術、菌種及霉技術等。

2打造優勢軍民結合產業鏈

（1）通用航空產業鏈條。依托西飛、陜飛、西航、慶安、寶成公司，著力打造大中型民用飛機――航空設備――零部件轉包――航空維修――航空旅游――航空服務產業鏈。

（2）航天及衛星應用產業鏈條。依托航天四院、五院、六院、北方電子科技集團、電子39所等企業，著力打造航天運載動力設備――衛星通信導航遙感――空間應用產業鏈。

（3）電子設備及元器件產業鏈條。依托陜西電子信息集團、西光集團、西安微電子研究所、雷通科技等企業，著力打造通信設備――電子元器件――電子信息――應用軟件產業鏈。

（4）專用設備制造產業鏈條。依托慶安、陜柴重工、寶雞專用汽車、東方集團等企業，著力打造制冷設備――汽車及零部件――柴油發動機――工業專用設備――應急救援裝備產業鏈。

（5）新材料產業鏈條。依托航天四院、寶鈦公司、西部超導、西核公司、華山機電等企業，著力打造碳纖維――鈦及鈦合金――金屬復合材料――光電材料――核級鋯材――核材料產業鏈。

（6）特種化工產業鏈條。依托惠安、西安近代化研究所、北方民爆、中天火箭等企業，著力打造纖維素及其衍生物――氟化工――民用爆破器材――特種玻璃纖維產業鏈。

（7）極端制造產業鏈條。依托西飛、西船、航天四院、宏遠、中科納米等企業，著力打造大件裝備――納米科技――重型裝備產業鏈。

3搭建軍民融合載體平臺

加大整合政府、軍工、民用、社會中介機構資源，推進建設軍民結合產業發展協同創新平臺、企業孵化平臺、信息服務平臺。

（1）協同創新平臺。依托西安航空、航天、兵器、船舶基地及西北工業技術研究院，積極整合軍工骨干企業、高校、科研院所智力資源，組建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戰略聯盟，構建利益分享機制，推進軍民結合產業協同創新。

（2）企業孵化平臺。依托軍民融合優勢集聚區，加快建設軍民融合企業孵化平臺，為入駐的中小軍民融合企業提供技術、資本、政策、信息及創業綜合配套服務，培育壯大“專精特新”軍民融合企業。

（3）信息服務平臺。構建基于云服務的軍民融合信息資源中心，促進資源共享。采用高性能計算、海量數據并行處理等技術，建設集數據挖掘、智能分析、空間展示于一體的軍民融合信息綜合分析平臺，進行技術融合、產品潛力、市場預期分析，提高信息綜合應用水平和決策支撐能力。

4構建軍民利益協調機制

軍民結合產業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軍隊、軍工企業和民營企業等多方利益關聯主體，當利益主體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協調和補償時，必然爆發利益沖突。從根本上解決軍民融合發展障礙，需要構建利益協調機制，統籌解決產業鏈條中相關利益主體利益訴求。

（1）建立軍地共同參加的高效決策機制，統籌制定融合發展總體規劃、配套政策措施，協調軍隊、政府、企業融合發展中的權責劃分、利益調整，監督、軍地各方推進融合發展的落實情況，確保軍民融合式發展的領導有力、決策科學、推進有序。

（2）制定并出臺《軍民融合促進法》，加強軍民通用標準體系建設，推動軍民融合向深度發展。

（3）加大軍民融合式發展考評考核。將基礎發展能力、融合能力、產業成熟能力、保障能力、績效表現能力納入軍民融合發展考評考核體系，分解落實考評考核任務，加大檢查督導，推進軍民結合產業可持續發展。

5設計差異化支持政策

遵循軍民結合產業成長生命周期，可綜合運用不同政策工具。

（1）起步期政策。制定軍民結合產業發展規劃，明確軍民結合產業發展思路、布局及重點；設立專項資金，加大支持軍民融合科研立項和研發活動；支持軍民結合產業化成果轉化、商業化運作；共性技術平臺及科研服務平臺建設；進一步完善面向全社會的軍品市場準入和退出制度，鼓勵企業和其他主體參與融合式發展項目建設和軍品研制生產。

（2）成長期政策。支持引導企業運用持續采辦和全壽命CALS信息化戰略，促進產業集群發展；建立中小企業聯盟，支持中小企業參加國防采購；建立規范的軍工領域市場準入制度，在保證國防軍工重點領域和核心技術安全的同時，建立和完善招標投標、技術標準、信息等政策，降低民用企業進入軍工領域的“門檻”；積極構建官、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加大軍民結合產業領域專利、商標、標準等知識產權的管理和保護。

（3）成熟期政策。支持通用航空、航天及衛星應用、電子設備及元器件、專用設備制造、新材料、特種化工及極端制造產業鏈條形成；加大航空、航天、兵器、船舶、軍工電子、軍民用新材料基地建設，構建軍民融合孵化基地；支持軍民融合基地發行債券，吸引外資、民營等各類資本投入；建設產業發展擔保機構和各種風險分散機制；推進軍工企業產業配套體系建設，對參與國防配套的民用產品免征消費稅和企業所得稅；延伸產業鏈，提升產業集群化水平。

（4）衰退期政策。制定軍民結合產業轉型升級指南和投資導向目錄；支持軍民融合新產品、新項目開發。

篇3

隨著當今人類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也漸趨于白熱化。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類所面臨的諸種危機，諸如生態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氣候問題、物種問題等的日趨嚴重，實際上是以“天災”方式而表現出的“人禍”，即是人類自己所親手釀造的惡果。這一客觀事實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們對歷史時期人類自身開發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為一個農業素稱發達的傳統農業大國，中國的許多學者在追溯生態環境問題歷史根源的時候，也自然對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有所關注，甚至遠溯至傳統農業技術體系奠基形成，認為此即禍患之始也。這些認識的產生，在當前生態問題空前嚴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當的警示意義；但仔細推究，這一結論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實依據，而其研究問題的方式與思路也似乎與歷史研究的本質存在一定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種結論與思路的產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人們對生態問題產生主要原因與時代的關注視線，雖然減輕了今人的內疚與自責，但卻無助于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

一、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托

正確地認識與估價某一歷史時段或某一歷史事件的地位與作用，不能孤立地從其某一個方面簡單地臆測或武斷，而是要系統地、全面地考察，即需建立一種“整體史觀”。對于古代農業開發經營中的生態問題的認知，也同樣需要如是視角。在古代社會，在農業生產作為社會最主要的生產經營方式的條件下，認識農業經營開發的積極意義或消極，必須把其放在一個長時段下系統地考察。也就是說，我們在注意農業開發經營所產生的諸如生態問題、人口問題等消極影響同時，還有必要充分地認識其積極的意義與作用，尤其是從社會時間這一角度權衡把握二者的關系。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認為傳統時期的農業開發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其一，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先民賴以生存延繼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為天”，生存是人類誕生以來首先面臨的問題之一。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在人類誕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經濟方式是采集與漁獵，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茹毛飲血，生存條件相當的惡劣，故此，探尋新的生產方式就成為了人們的共同愿望；而農業這一生產方式的產生，也正是在這一探尋過程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完成的。應該說農業的誕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不僅使先民在解決生存問題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別”的歷史進程，也因為如此，其在傳統社會一直是絕大多數民眾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這一點也是農本觀念最基本的含義。以之為基點，還衍生、引申出許多的涵義：“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諧輯睦于是乎興，財用番殖于是乎始，敦龐憧純固于是乎成。”[1]

其二，農業開發經營是中華民族興起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紐帶。中華民族不僅源遠流長，而且以輝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些成就的獲取，不能不說與農業的開發經營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系。反顧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看出，炎黃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對農業的關注，而此后中華民族形成發展也是以傳統時期農業的開發經營為主要載體與途徑的一個逐漸凝聚的過程，應該說，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與農業開發經營結下了不解之緣。

其三，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古代社會與文明發展的基礎。正是以農業技術、農業經濟、農業文化的發展邁進為基礎，我們的先民不僅率先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而且創造了一系列的燦爛輝煌，使得古代中國的社會與經濟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國的農業文化還是構筑中國傳統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與基礎，正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念、思維以及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2]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農業與農業文化的確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根基。這是一個誰也不能忽略和否認的事實，也應該成為我們探討歷史時期農業開發經營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

二、農業開發經營中生態問題的歷史性

生態問題的產生由來已久，不可辯駁地說，今天所面臨的嚴峻的生態問題，與歷史時期若干生態問題的逐漸積累密不可分；而當時生態問題的產生也是與農業這一生產經營方式密切相聯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壞，即與原始農業時期“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3] 這一刀耕火種式的農作方式相關，與傳統時期農業區域性拓展過程中的與山爭田、“斬伐林木亡有時禁”[4] 相聯系。再譬如生態脆弱地帶的土壤荒漠化問題，也是與歷史時期農業發開之觸角延及諸多生態脆弱地帶，破壞其植被相關。考究史冊我們也不難發現，由于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生態問題已經對當時的生產與生活產生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們的警覺。如秦漢時期的貢禹在探究當時災患頻仍原因時的“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之謂、劉向在《別錄》中的“唇亡而齒寒，河水崩而其壞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時期類似的記載與言論則更為豐富。對于這一點，不僅已為眾多的學者所充分地證明，而且也可以從歷史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中找到蹤跡，故此不再贅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這一問題過分地簡單化。既然其是一個歷史過程，就意味著傳統時代面臨的諸種生態環境問題，并非如我們今天一樣如此嚴峻；而且，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其對環境作用程度相聯系，還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所面臨生態問題的內涵也是有所差異的，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借助環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在整個世界文明史發展進程的長時段中加以分析。環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與環境關系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人與環境基本和諧相處——環境與前文明；人類中心主義——現代文明對環境的征服；走向生態中心主義——超越現代文明的新文明觀。而其分界點分別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說，從世界歷史進程的角度而言，生態問題的嚴峻以及人類對此問題的高度關注，是始之于近代化，這同樣是一個不容辯駁的歷史事實，所以有些學者就曾明確地指出：“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生態危機產生于市場機制”。回顧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生態問題嚴峻，同樣也是始之于現代化、尤其是工業化，是與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對自然環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從這一角度講，我們不宜對傳統時期生產經營方式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給予過分的夸大。

再具體到中國古代歷史內部來看，我們也同樣不難發現，真正的、整體性生態問題的凸顯也是始之于明清時期[6]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過了生產力供給水平與自然的承載能力，迫使人們從各個角度、各種途徑千方百計探尋增加糧食總量的方式與。人們一方面從提高單產的角度發掘農業內在潛力：如引種諸如番薯、玉米、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進一步提升精耕細作程度，這是使得傳統的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在這一時期迅速達到了巔峰狀態的基本動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開發之，改善農業生產的基本設施與環境……等等。但是，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種縱深的、內涵式發展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也遠不能滿足社會的巨大需求。因此，農業橫向的、外延性開發，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這一時期進入了新的。同時，由于宜農之地早在歷史時期就已經開發殆盡，所以其觸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嶺、草原牧場、水澤湖泊，宋元而始的與山要地、與水爭田之趨勢至此而達到高峰：長江中下游河湖縱橫地區，人們圍墾湖面及濱江瀕湖之洲灘，以致出現了“江右產谷，全仗圩田。從前民奪湖以為田，近則湖奪民以為魚”[7] 之現象；在東部沿海地區，則大量圍墾蕩地，至明中葉已是“草蕩多被勢豪侵占，開墾為田”（朱廷立《鹽政志》卷7）；在北方的農牧交匯地帶，大規模的農業墾殖再掀，如寧夏花馬池一帶，先前“全無耕牧”，但“自筑外大邊以后”，“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孽牧遍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54）；人煙稀少乃至人跡罕至的山區更是當時開發之重點區域，“國家承平，二百年茲矣，各省生齒繁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開墾”[8] ，尤以鄂豫陜交界山區之開發最盛，“廣、黔、楚、川、陜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17），以致于“深林剪伐殆盡，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師承瀛：《浙西水利備考》杭嘉湖三府三道總說），“棚民租山墾種，阡陌相連。”（清·嘉慶《建始縣志》）

明清時期的大規模農業墾殖，雖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緩解需求壓力之利，但又因其重點區域大都為生態脆弱之地帶，且開發經營也往往缺乏規劃、不計后果，所以也產生嚴重的生態問題。其表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9] ：一是森林縮減。西北的許多山嶺在此前大都“林木蔥茂”，但由于明清時期的不斷墾殖樵采，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連山脈的黑松堡，“昔則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涼全志》卷4）；秦巴山區“比年來開墾過多，山漸為童”（同治《房縣志》卷4），“群獸遠跡，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光緒《紫陽縣志》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于當時對山嶺的墾殖多以刀耕火種之粗放形式為主，故導致了水土的嚴重流失。如秦巴山區，“老林開墾，山地挖松，每當夏秋之時，山水暴漲，挾沙擁石而行”（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區墾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則由于對河湖灘地的圍墾影響了調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后期以后，許多河流“水道漸隘，洪流沖突，無復疏導，則勢不得不潰堤而入”（萬歷《荊州府志》卷3）；江南地區瀕江瀕湖去處，勢豪之家“不分河港寬狹，即種茭蒲、蘆葦，占為菱蕩、蓮蕩”，以致“水道日隘，為下流數十州縣之害”（乾隆《蘇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擴張。明清時期，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墾殖破壞了植被，使得沙漠擴張的趨勢日益加快。如寧夏鐵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間，當時泉眼“水涌甘冽”，“日飲數萬騎弗之涸，幅員約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寧夏新志》卷3），筑城后將“四周空閑肥沃地土”撥給軍士，“聽其盡力開墾”（張萱《西園聞見錄》卷65），遂致其逐漸沙漠化。明后期，在長城沿線，“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是很常見的現象。到清代，特別是清后期，由于漢人大量進入蒙古草原墾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為沙漠。

總而言之，與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相適應，傳統農業經營時期的生態問題總體上不宜過分地夸大；而在其內部，也經歷了由區域性到整體性、由簡單到復雜、由輕微到漸次嚴峻這樣的過程；是明清以降，這一問題才真正顯現，并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三、農業開發中生態的區域性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的地理、氣候、資源等條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而有不同的自然帶之劃分；而不同的自然條件與環境，又與一定是生產、生活方式相適應，形成了不同的帶。因此，作為自然再生產與再生產結合的農業生產，其開發經營所引發的環境問題不僅具有一定的性，也明顯表現出一定的區域性。也就說，農業經營方式與這一地區的自然條件是否相適應、和諧，這是最終是否導致生態環境問題或生態問題之大小的關鍵。具體到古代社會，也同樣是如此，農業經營在一些地區引發了生態問題，在另外一些地區則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地帶，農業的過度開發的確帶來嚴峻的生態問題，甚至有些真是所謂萬劫而不復。眾所周知，農業生產區域的不斷拓進、即其橫向性的，是中國農業歷史發展中最為主要的內涵之一。可以看出，在這一進程之中，中原農業民族以農業技術體系的率先成熟為動力，以農業經濟的發展為依托，以體系強勁的政權為后盾，使得農業這一生產方式得到不斷的拓展，不僅在各核心農區內大致呈現出一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的發展趨勢，而且也很早即把開發之觸角延伸到了諸多非宜農地區，實質上歷史時期以農牧分界線迭移為標志的、農進牧退之歷史巨劇，即是這一進程的反映表征。在農業經營方式擴展的進程中，由于生態意識的缺乏和經營中的某種無序性，自然帶來了諸多的生態環境問題。上文我們所提到的明清時期山地開發所引發的森林縮減、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尤其是在廣袤的西北地區，其生態環境總體上就相當地脆弱，而過度的農業開發又很容易對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典型如秦漢時期盛極一時的河套平原開發，當時通過大規模的移民、屯墾等舉措，很快將陰山以南、烏蘭布和沙漠以東的廣大農牧交錯地帶發展成為了新的農區，“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10] ，富庶幾欲關中相媲美，故號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這里則是黃沙漫漫，昔日的繁盛與輝煌早已成為了歷史遙遠的回憶。類似的例子在這一地區還有很多，都無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慘痛的教訓。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由于農業具有自然再生產因素的這一特殊性，也使得農業經營在諸多宜農地區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環境。譬如水利的興修，其不僅僅局限于農業生產，所帶來的生態效益也是相當的顯著，甚至可以說，水利從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著名如大禹治水、關中水利網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興修……等等，其在帶來巨大經濟、社會效益的同時，所產生的生態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載鄭國渠渠就之時，“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后，“水旱從人，不知饑謹”，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國”之謂。除此之外，具體到農業技術體系內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觀生態環境的措施與意識，對于這一點，本文將在后面做專題討論，這里不再贅述。

四、生態問題產生原因的多元性

諸多的事實表明，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包含多個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類生產、生存方式對自然環境的改變或破壞而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時也包括了自然環境自身的變遷所引發的環境問題，如地質變遷、氣候干濕變化、氣溫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發一定的生態環境問題。可以說生態問題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相互激蕩、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形成了惡性循環之后的結果。

首先，從長時段來看，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是生態問題產生的基礎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對脆弱的環境基礎是產生生態問題的基本前提。表明，西北地區的沙漠化問題，就與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范圍廣大的古沙源相聯系，雖然其在全新世適宜期發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卻相當脆弱。正是因為這種固有基礎的脆弱性，所以當農業開發的觸角延及這一地區之后，便會很容易破壞這種區域性的生態平衡，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生態問題，而且其恢復也往往是相當的困難。另一方面，所謂的滄海桑田這樣的巨大變遷，實質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為的因素是間接的、細微的。眾所周知，與人類歷史發展演替一樣，大自然也是一個變動不居的變化過程，這其中包括了氣候的冷暖干濕變化、地質變遷等諸多方面，其勢必會對生態環境產生深刻的影響。回顧歷史時期諸多的生態問題，實質上很大程度的與這些自然因素變遷相聯系。典型如樓蘭古國的突然湮沒，世人就有諸多的推理與猜測，如戰爭說、過度開發說、氣候變遷說、冰川說、沙漠風暴說、河流改道說……等等[12] ，其中大都歸因于自然因素變遷。有些學者還運用衛星遙感考古資料從環境地質學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考察，認為樓蘭古國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后出現過兩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斷供水源而導致[13] 。另外，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西北的氣候環境在經歷了距今4000年前的氣候惡化事件之后，就大致呈現出一個由暖濕而干冷的變化過程，這一點也似乎已為學術界所公認，而這一變化發展事實上與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應該有必然的聯系[14] 。

其次，人為因素是諸種生態問題產生的主導，在自然變遷的基礎上加速了環境的惡化進程。從歷史時期生態問題的產生、發展來看，的確大都如此。如上文我們所談到的西北地區沙漠化發展問題，就是因為人類的諸種活動破壞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發，并伴隨人類活動的深入而加劇的；而這一進程似乎又以農業的開發與發展為其最主要誘因。史籍記載中反映農業開發過程中伐木毀林的史料就相當地多，如居延漢簡中的所見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記載，就是一個例證。也因為如此，“加大了對植被的破壞程度，導致歷史時期西北生態狀況每況愈下，呈逐漸惡化的趨勢，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區后來出現的大沙漠即肇始于此。”[15]

但是我們也同樣知道，在導致生態問題產生的諸種人為因素中，除了農業生產方式影響的長期積累之外，也包括了諸如戰爭、建筑興修、城市發展等因素的影響。而且從歷史記載來看，似乎諸多文明的隕落更多地與戰亂直接相關，典型如東漢時期西域屯田的“三興三絕”，即具體反映了這一特點。西北農牧交錯地帶，自秦漢始即為戰亂紛爭之地，因此，這些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農業開發的破壞外，可能也與戰亂戕害聯系。應該說，戰爭的破壞作用，除了表現在、經濟以及文化領域之外，還應該包括生態領域。此外，與農業經營相聯系的生活方式，如歷代的大興土木，即對森林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關于這一點，史籍中同樣有相當集中地反映，如《鹽鐵論·散不足》所謂：“宮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學者閻繩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競為居室，南山之木，采無虛歲”，以致于“天若暴雨，水無所礙，朝落于南山，而夕即達于平壤，延漲沖決，流無定所。”總而言之，對生態環境問題致因的詮釋，不能僅僅關注于某一點，而應該多維度、多層次的分析。

五、農業經營中的生態思想與經驗

農業生產是再生產與再生產相結合的一個生產過程，因此其與自然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一方面，農業生產與勢必對自然環境產生諸種，客觀上改變著生態環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會對農業生產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就是說，農業生產作為一種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種活動，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不斷地面臨著環境。從這一特點出發，農業生產者必然會在主觀上產生改善環境以促進生產的某些意識，并以之為指導而注意把握自然、生產經驗。探究傳統的農業技術與文化體系內涵，實質上也的確不乏類似的諸多。

首先就是思想層次上的“三才”。“三才”理論是我國先民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所逐漸形成的一種自然觀，即《呂氏春秋·審時》所謂的：“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農業生產看作“天”（氣候、季節）、“地”（土壤、地形）、“人”（農業生產主體）、“稼”（農作物）等各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深刻地體現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相依相親、協調統一的關系[16] 。這一認識，不僅是中國傳統農學思想的核心內涵，而且也在農業生產的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是先秦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淵源。因此，以之為指導和基本出發點，即有了所謂的“時禁”與“三宜”，即不僅要求開發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規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而且還有必要樹立一定的生態保護觀念、明確一定的生態環境保護措施[17] ，以達到永續性利用的目的。鄭玄注《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時說這是“順陽養物”，可謂深得其旨。這一天人觀，實質上就是一種生態思想。

其次，在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中也包含了諸多改善生態環境的具體技術與環節，典型如改土肥壤技術、農田水利環節。伴隨農業從起源地向四周的擴展，農業生產的環境必然發生很大的變化，必然會面臨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適合農業生產的需要就成為一個焦點問題[18] 。圍繞這一問題，我國先民不僅很早就認識到土壤性質的多樣性，構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類體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改土肥壤的觀念和技術措施，如觀念層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說、“地力常新壯說”；如技術層面上以恢復地力為宗旨的輪作制度、用肥技術等等。這些技術措施與環節，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土地資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此外，我們上文所涉及的農田水利之興修，其所產生的生態效益也同樣是相當顯著的。

再次，我們就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體系整體的發展趨向而言，實質上也是在朝著對環境有利的方向發展，耕作制度的變遷就是一個典型。回顧中國農業史之演進進程可以發現，耕作制度大致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時期的休閑耕作制——春秋戰國時期的連種制度——秦漢魏晉以降的復種制度、套作制度、輪作制度。與耕作制度變遷的這一取向相適應，實質上還包含了耕作技術發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漸向精耕細作邁進，這些無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因此，繼承發揚這些優良的傳統，對于我們今天建設生態農業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與借鑒。

結 語

總而言之，時期農業開發經營與生態問題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命題，對其的與認識，應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并放置在一個較長歷史時段下系統的考察：既要關注其消極影響，也要尊重其重大貢獻，有必要權衡比較二者在謀求人類的生存及生存條件改善這一內在統一中的關系；既要注意歷史時期生態環境問題存在這一客觀事實，同時也要適度考慮傳統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其對環境影響的力度與程度；既要注意農業開發在生態環境問題產生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不能忽略生態問題的產生從來就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的這一基本事實；既要看到開發與生態之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系，也必須注意二者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某種互動統一關系，等等。只有這樣歷史的、系統地考察這一問題，而不是一味地歸因于歷史、歸罪于先民，這才能真正有助于我們對歷史時期農業開發中的生態問題給予的分析與評價，也才能真正地直面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并最終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與途徑。

注釋

[1] 《國語·周語》．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9．

[2] 張岱年：《序》，見鄒德秀：《中國農業文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鹽鐵論》卷一。

[4] 《漢書·禹貢傳》。

[5] 包茂宏：《環境史：、和》，《史學理論》2000年第4期。

[6] 確切地講，早在宋元時期，由于與的不平衡、尤其是區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區已經出現了“與水爭地、與山要田”的這種不計后果的農業開發趨勢，但其規模化、持久性的發展則是真正始之于明清兩季，尤以清代最為顯著。

[7] 包世臣：《安吳四種·齊民四術·留致江西新撫部陳玉生書》卷27。

[8] 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9] 高壽仙：《明清時期的農業墾殖與環境惡化》，《光明日報》2003年2月25日。

[10] 《漢書·匈奴傳》。

[11] 《史記·河渠書》。

[12] 中國社會院新疆分院考察隊：《羅布勃地區考察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87。

[13] 何宇華、孫永軍：《空間遙感考古與樓蘭國衰亡原因的探索》，《考古》2003（3），77~81。

[14] 關于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學術界已經取得了相當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認為歷史時期氣候大致經歷一個由暖濕而干涼的過程。

[15] 陳業新：《秦漢時期西北開發史鑒》，《光明日報》2003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