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4 16: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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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林業綠色供應鏈的共生理論與模式研究”(編號:7087305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生態-產業共生關系的林業生態安全測度研究”(編號:71173107);教育部高等學校博士點基金博導類課題“生態與產業共生視角的林業生態安全測度理論與方法研究”(編號:20113204110005);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林業大學生態經濟研究中心)重大項目“江蘇省生態文明建設的評價研究”(編號:2010JDXM018)。
摘要從產業-生態復合系統的視角研究人類文明演進與生態安全變化的一般規律。現有相關研究在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演進的“質變”邊界、 如何克服人與自然“二元分立”理論的局限性、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的相互作用關系等方面尚有缺陷。為解決這些問題,根據人類文明史和共生理論,將產業系統與生態系統共生關系的已知類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譜系。由此揭示出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演化的本質屬性:共生屬性。為進一步論證這一論斷,由共生關系譜系分別推演出人類文明的產業屬性、科學屬性和生態安全屬性等。研究表明,人類文明的演進包含以下幾個階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獵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黃色文明(即農業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傳統工業文明、天然化學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業文明,包含人工化學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綠色文明(即生態文明、后工業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綠色產業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態文明是從產業偏利共生向產業與生態互利共生演進的模式,它使生態安全達到穩定的健康狀態,是一種比新工業文明更高級的文明形態。最后,將以上成果在產業-生態二維共生空間中進行集成,構建出完整的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的橢圓演化模型。該模型深化和發展了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為我國乃至世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人類文明;生態文明;生態安全;共生理論;產業-生態復合系統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7-00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1
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人們并沒有對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環境的制約性和生態的脆弱性給予足夠的重視。文明的不斷進步極大地刺激和鼓舞了人類改造自然、進軍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加速了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的步伐,但同時也付出了環境污染加重、資源消耗加速、生態平衡破壞等慘重的代價。隨之而來的是大自然的“報復行動”:自然災害頻發、自然資源耗竭、生物物種滅絕、生物多樣性銳減、荒漠化加劇、臭氧層破壞、全球氣候變暖、新疫病爆發等等。隨著人口、資源、環境與人類發展的矛盾逐漸突出,人們不得不開始考慮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到21世紀初提出的低碳經濟理論,都標志著人類已經對自身的發展歷程進行深刻的反思,并意識到生態安全的威脅,為此提出了全新的綠色發展理念、綠色發展模式和綠色行動綱領。當今中國也十分尊崇綠色哲學和綠色文化,提出了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等觀點,并正在積極開展生態文明建設。鑒于以上背景,近年來關于人類文明演進的研究都與生態環境及生態安全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目前已形成了對人類文明發展階段劃分的共識,即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等階段,并正在向生態文明階段演進。但是,關于人類文明各個階段,尤其是生態文明階段的本質屬性,以及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的演化規律,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認識。本文依據共生理論,將自然科學和經濟管理理論相結合,從系統哲學的高度探討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的共生空間演化理論。
1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演化的本質屬性:共生屬性1.1現有研究的分析
關于人類文明與生態安全演化的研究,目前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生態文明是價值觀的革命,是黨對執政規律認識的升華。與長期以來所提倡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清潔生產等概念相比,生態文明具有更深刻、更豐富的內涵,不能將生態文明建設簡單化。科學發展觀要求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體現著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以人為本的現代思維,是人類對自己行為的深刻反思的重大成果
二、治理生態問題的措施
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既著眼當前,又考慮未來,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一,建設生態文明,前提和關鍵是如何發展。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只有發展,才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生態文明要求人類選擇有利于生態安全的經濟發展方式,建設有利于生態安全的產業結構,建立有利于生態安全的制度體系,逐步形成促進生態建設、維護生態安全的良性運轉機制,使經濟社會發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對后代人的需求不構成危害,最終實現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
第二,建設生態文明,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態文明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環境和諧統一、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成果的總和,其本質特征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形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既是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和根本目標,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評價標準。
生態文明是價值觀的革命,是黨對執政規律認識的升華。與長期以來所提倡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清潔生產等概念相比,生態文明具有更深刻、更豐富的內涵,不能將生態文明建設簡單化。科學發展觀要求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這體現著保護環境、保護生態、以人為本的現代思維,是人類對自己行為的深刻反思的重大成果
二、治理生態問題的措施
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既著眼當前,又考慮未來,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一,建設生態文明,前提和關鍵是如何發展。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只有發展,才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生態文明要求人類選擇有利于生態安全的經濟發展方式,建設有利于生態安全的產業結構,建立有利于生態安全的制度體系,逐步形成促進生態建設、維護生態安全的良性運轉機制,使經濟社會發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對后代人的需求不構成危害,最終實現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
第二,建設生態文明,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態文明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環境和諧統一、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成果的總和,其本質特征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形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既是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和根本目標,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評價標準。
文化的定義非常廣泛,學界較普遍地采納泰勒對文化的定義,即“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1]這種“復雜整體”在不同的國家、民族、階級、群體內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所說的全球化背景下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中的“文化”,確切地說既指國家民族文化,也包含兒童群體特有的文化。國家民族文化是對廣義的文化的社會階級屬性而言的,兒童群體特有的文化是從不同于成人的兒童的本質而言的。無論哪個層次、哪種意義上的文化,都需要防止各種因素的干擾、威脅、破壞,維護其存在和發展。為此,我們說文化需要安全。
對于文化安全的定義,一些學者認為它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的安全;有的學者認為它是相對“文化滲透”“文化控制”的“反滲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戰略。[2]我們認為,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既需要維護兒童所屬的社會生態環境的文化安全,又需要捍衛兒童童年存在意義上的文化安全。確保兒童所屬的社會生態文化以及兒童特有的群體文化不受威脅與破壞,避免各種不良因素(包括政治企圖、文化垃圾等)的侵蝕,保持兒童生活在其中的大文化和自身的群體文化獨立健康地生存、發展和進步。
一、兒童與文化
我國學者龐樸這樣定義文化:“文化是人的本質的展現和成因,就是說它是人的本質的展開的表現和人的本質的形成的原因。”[3]可見,文化的本質和人的本質是統一的,文化是人創造的,人從出生起就為一定的文化所熏陶,同時又在實踐中創造著文化。文化的形成、發展、進步過程與人類自身的發展、完善過程是統一的,人只有在文化的滋養中才能生長,文化只有在人的創造下才能發展。
作為社會個體,兒童離不開文化,他一方面受現有文化的陶冶和影響,另一方面又創造著自己的文化。兒童文化是兒童本質的展開的表現和兒童本質的形成的原因,兒童與兒童文化是一體的,兩者不可分割。
1.兒童是丈化的產物,為一定的文化所塑造
兒童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人,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就是文化的產物。每個兒童一出生就必須面對一定的文化,潛移默化地受著一定文化的熏陶和塑造。正如哲學人類學家蘭德曼所言:“兒童能夠航行于遠在他們的時代之前就由其他人開掘了的寬闊的運河系統中……兒童被投入已由我們的祖先積累起來并傳給我們的兒童的某種文化的‘外部裝置’中,除了兒童自己所具有的主觀精神外,他們從祖先那里接受了客觀精神的禮物――文化。”[4]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兒童都被打上了他們所屬文化的烙印,兒童為特定的文化所建設,兒童的思想觀念、知識經驗、言行態度都浸透著他生活在其中的文化風格。文化模塑”’是兒童發展必要和必經的途徑,只有通過文化的浸染,兒童才能掌握知識、規則、習俗、語言、符號、行為方式、意義等;也只有通過文化的模塑,兒童才能實現社會化、文化化發展,從而適應他所屬環境的文化要求。
2.對兒童文化存在的再認識
環境創造入,人也創造環境,人既是文化塑造的對象,也是文化創造的主體。兒童在文化化的過程中也創造著自己的文化。我們認為,兒童文化與兒童是渾然一體的,兒童文化是兒童本質的體現。
兒童文化是兒童以自己的本質屬性和思想行為特點來決定其價值和標準的文化,是兒童群體共有的精神生活、興趣、需要、話語以及思維、行動等。這種文化建立在兒童生理、心理特點的基礎之上,是通過兒童自身與同伴、環境、事物的交往互動、對話交流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兒童相互適應、相互認可的文化。
兒童是詩性的、幻想的,他們自己的、不同于成人的表達方式充滿了童心和童趣,充滿了想像和創造。在兒童眼里,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有生命的,稻草會說話,風兒會唱歌,竹竿會奔跑,蝌蚪會撓癢癢……在涂鴉、歌唱、雕塑、雀躍的世界里,兒童是詩人,是幻想家,是哲學家,是探險家,他們以一種特有的邏輯規則維系著自己的群體文化。在這種規則中,沒有僵死的標準答案,沒有高低貴賤的劃分,沒有至上的理性桎梏,沒有虛偽猜疑的隱匿,他們時刻在想像和現實之間自如地轉換,音樂、舞蹈、繪畫、運動都是他們表達愿望、認識世界的方式,而且這些方式經常是相互融合的。
兒童文化是兒童本身存在的一種方式,也是兒童發展的需要。我們要尊重兒童,就必須尊重兒童文化。
二、全球化浪潮對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提出挑戰
1.西方大國的文化帝國主義政策威脅著我國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經濟的反映,文化傳播中必然滲透著政治傾向性和政治價值判斷標準。西方國家經常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對弱勢國家進行文化滲透、文化擴張,推行文化殖民、文化帝國主義政策,企圖通過文化軟力量達到控制的目的。在符號電子創造奇跡的開放性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在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西方強勢國家更容易對弱勢國家的兒童進行不良文化滲透和文化俘虜。一方面,西方國家利用電視、電影、廣播、書籍、報刊、網絡等現代傳媒工具向弱勢國家的兒童滲透其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憑借其優勢的文化教育資源和文化資訊誘引弱勢國家的兒童對西方大國文化不加鑒別地頂禮膜拜。
在全球化背景下,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的危機愈加明顯,缺乏文化價值識別力的兒童會在不知不覺中被西方不良文化一點點地腐蝕。我們必須重視全球化背景下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重視西方大國的文化垃圾的傳播對兒童文化安全的沖擊,捍衛關涉兒童健康發展的文化安全。
2.日益發達的傳媒資訊對我國兒童的文化安全造成沖擊
隨著傳媒時代的到來,媒介作為一種文化傳播方式,以極大的娛樂性、直觀性、可視性、煽情性占據了市場。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傳媒資訊日益發達,從各個渠道涌人兒童腦海的信息可謂琳瑯滿目,既有優質的文化資訊,也有散發不良氣息的腐朽文化。我們要正確認識媒介的作用,一方面要看到媒介在提供信息資源、拓展知識視野、娛樂身心、消解疲勞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要看到媒介對人,特別是對兒童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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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捍衛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
在各種文化傳播的媒介中,首屈一指的是電視和網絡。網絡無國界、無圍墻、無防護的特點以及電視的“沒有文字閱讀障礙的可視性”和“沒有分別的可接近性”的呈現資訊的方式,使兒童完全暴露在一覽無余的傳媒文化環境中。正如尼爾?波茲曼在論述媒介與童年生活時指出的那樣,“由于電子媒體音圖并現的特點,電視、網絡可謂是完美無缺的平等主義的傳播媒介,6歲的兒童和60歲的成年人具備同等的資格來感受電視所提供的一切。”[6]的確,電子媒體似乎沒有什么不可以展示的。
3.成人對兒童文化進行扼殺和排擠
著名人類發展生態理論的創始人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個體發展的環境是一個由小到大、層層擴散的復雜的生態系統,每一個系統都會通過一定的方式對個體的發展施以影響。兒童的發展是在社會文化的生態系統中實現的,文化生態環境的質量直接影響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
如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技術理性的力量、達爾文優勝劣汰的思想以及精英主義的教育觀念在現代文明迭進中凸顯優勢,人們愈加看到了未來人才競爭的激烈,其生活方式和行為觀念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轉變,都市化、快節奏、高效率、強競爭成為文化生態環境的主流。這種文化生態環境的變化直接影響了關涉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兒童開始在成人的吆喝、催促下為自己的未來生活忙碌,書法班、珠算班、鋼琴班等一系列“特長班”讓他們應接不暇。當兒童用一堆堆的理性話語來解釋“嫦娥奔月”“天上銀河”的時候,兒童文化的特質正在逐漸消失。看著失去靈氣和天真的兒童,我們是否該對成人打造的高競爭的快餐文化生態環境有所反思?
化對兒童文化的排擠是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面臨危機的另一個原因。在成人眼里,科學、現實是詮釋萬物的鑰匙,他們往往無視兒童文化的存在,沒有意識到兒童文化的獨特價值,更沒有意識到兒童與兒童文化是一體的,兒童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成人往往用自己的理性權威來壓制兒童,兒童嬉戲、打鬧、玩耍的行為在成人那里就成了“違紀”“亂鬧”,兒童充滿詩意的、幻想的、童趣的語言在成人那里就成了“亂說”“亂講”。教育家羅素說:“成人如果泯滅兒童期的幻想,就等于把現存的一切變成束縛,使兒童成為拴在地上的生物,因此就不能創造天堂。”[7]化對兒童文化的排擠恰恰扼殺了兒童創造天堂的契機。
另外,生態環境的改變也危及兒童文化的安全。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更多的鋼筋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兒童自由玩耍、自由交往的空間變小了,那種小河里打水仗、田野里采豆莢、森林里捉迷藏的天然的兒童游戲文化環境愈加缺乏。兒童文化是兒童同伴群體的產物,離開了兒童與兒童的互動,兒童文化將面臨自身群體文化缺損的危機。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影響下,各種不安定的因素影響了天真爛漫的兒童展示、表達、發展兒童文化的條件,兒童發展的文化安全面臨危機,這一點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
參考文獻:
[1]丁恒杰.文化與人.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2]沈洪波.文化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安全.山東大學學報,2004,6
[3]龐樸.莨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德]米夏埃爾?蘭德曼,哲學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5]鄭金洲.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世紀走向.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3
一、保障生態安全的重要意義:
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等生態安全問題也隨即顯現,這使人們開始反思現代工業文明在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對生態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保障生態安全對構建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綠色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保障生態安全可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安全是指生態系統處于不受威脅的狀態,使生態環境保持既滿足人類和生物群落持續生存和發展,使生態環境自身的能力不受損害,并使其與經濟社會處于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狀態。因此保障生態安全按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
其次,保障生態安全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及社會穩定的基礎
生態環境對人類發展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這種限制作用不可忽視。基于這種理論觀點,生態安全從一開始就將人類發展和自然生態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在兩者之間找到均衡點,從而實現社會穩定。生態安全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保障生態安全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基礎[1]。
二、保障生態安全需要發展生態消費
人類的消費活動既受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諸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又反作用于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2]人類活動對生態安全的影響主要是由消費引起的。不良的消費行為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威脅。而生態消費是在滿足自身消費需要的同時,綜合平衡物質生產和生態生產的發展水平,自覺遵從生態系統對人類消費的約束,實現自然、人、社會之間的和諧共生[3]。它能通過對生產、消費的影響,保障生態安全,具體表現在:
(一)生態消費通過對生產的間接引導,保障生態安全
(1)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威脅
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各種違規生產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威脅。以IT、紡織、日化、汽車等行業為例。根據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IPE)以及自然資源保護協會2014年7月的綠色供應鏈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指數(以下簡稱CITI指數報告)顯示,IT、紡織、食品飲料、日化、紙業、汽車、啤酒、皮革8個行業在華污染數據如下:
企業IT紡織食品飲料日化汽車紙業皮革啤酒
違規記錄2501690055251174170273863200376
數據來源:2014年CITI指數報告整理(IPE及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生產印刷線路板的企業的不穩定達標排放,會給當地河流、土壤和近海造成嚴重的重金屬污染;同時,紡織行業對河流、湖泊的水污染嚴重。日化產品中的黃磷等會造成土壤污染;汽車用鋼、汽車玻璃、輪胎橡膠、蓄電池生產等多個環節都會產生大量污染物,造成水污染、固廢污染,尤其是大氣污染。
(2)生態消費對生產的間接引導機制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工業的高增長是以高能耗、高排放為代價的。這違背了生態消費的本質要求。為了滿足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生態消費不僅要求廠商在生產資料選取中的生態性,在生產過程中,調整生產模式,改變現存的高能耗、高排放的生產方式轉為低能耗、低排放的生態生產方式。更要求其生產的產品在消費過程中不對環境造成危害。
(二)生態消費能直接引導消費者行為,促進生態安全
(2)居民消費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生活廢水的出現是消費直接引起的,目前,城市生活用水的浪費現象嚴重,污水排放量大。有數據顯示:全國97.5%以上的城市有水域污染,其中40%為嚴重污染,90%的重點城鎮的水源地遭到污染。根據中國環保部2004-2012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城鎮居民生活污水占全國污水排放總量的比例逐年上升,如下圖所示:
數據來源:2004-2012全國環境公報整理而得
其次,與居民消費有著直接關系的汽車尾氣污染目前已成為城市主要的大氣污染源。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做的調查顯示:以更寬敞的住房,大排量汽車等“大型化”的消費模式正在興起。隨著汽車銷量的迅速增長,汽車尾氣的排放造成的空氣污染也日益加劇。據統計,汽車尾氣污染占目前很多大城市空氣污染的70%以上。在“京津冀2013年元月中旬強霾污染事件”中,北京產生霧霾的主要原因是機動車的汽車尾氣排放量過大,導致PM2.5污染物嚴重超標。
(2)生態消費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與方式,促進生態安全
目前,我國盲目攀比,隨意揮霍的消費主義傾向明顯,消費主義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動人們的消費激情,刺激人們的購買欲望,消費主義不僅僅滿足需要,而在于不斷追求對于徹底滿足的欲望”[4]。這種對物欲的放縱、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攫取以及對消費品的揮霍會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只有擯棄消費主義的不良消費習慣,才能使人展現其全部潛力,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確立起真正的人道主義關系,促進人的充分、自由、全面發展[5]。
三、如何發展生態消費
改變不可持續生產和消費模式,發展生態消費模式“需要生產者、消費者和政府的共同努力”。[6]因此,發展生態消費需要從這三個角度聯合入手。
(一)從生產者角度出發:
合理調整三大產業的結構比重和內部結構。應貫徹落實十七大報告的部署,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能夠節約資源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有利于優化消費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并使這兩個優化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實現生產、生活、生態共贏,促進社會、經濟、環境協調發展[7]。
(二)從消費者角度出發:
主動提高自身的消費安全意識,養成理性的生態消費行為習慣。目前我國消費者維權意識還相當薄弱,這使不法產商有機可乘,消費安全問題頻發。因此消費者應加強對維權法律知識的了解,運用法律知識保護自身的利益。
(三)從政府角度出發:
適當調整生態消費品價格,加強對保護生態環境的制度建設及宣傳。適當降低生態產品、節能產品價格,或在購買及使用生態產品過程中給予適當政府補貼,增加企業對生態產品的生產,促進生態消費品的普及和使用,并在此基礎上限制供應能產生較大碳排放的產品,完善保護生態消費的法律制度。(作者單位:湘潭大學研究生學院(商學院))
參考文獻:
[1]尹世杰.再論生態需要[N].光明日報,2004-8-24
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開展各項旅游活動的載體.在旅游業蓬勃發展的同時,旅游資源在開發利用的過程中,由于各項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經驗缺乏、加上旅游者自身安全意識淡漠以及對旅游安拿問題研究相對滯后等諸多原因,旅游資源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如稀之寶的敦煌壁畫和雕,面臨風化剝落的威脅;北京故宮、天壇、頤和園的漢白玉浮雕、銅制品,遭受酸雨的侵蝕;一些曾揚名滅下的蘇州園林和庭院,正從地圖上消失;舉世聞名的云南石林,也越來越受到人為的破壞……與此同時,旅游地傳統的民風民情文化逐漸被異化、沖淡或消失等等.自然旅游資源遭到破壞,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新但也不能恢復原生態,人文旅游資源一旦被毀將就水遠失去,旅游資源安全問題應該引起足夠關注.因此,深入旅游資源安令研究,加強旅游資源安全管理,對旅游資源進行安全評價,查找、分析和預測旅游資源安全系統存在的危險、隱患,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對策,以實現旅游資源的永續利用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1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
1.1旅游資源的定義國外把旅游資源稱作旅游吸引物(TouristAt—tractions),它不僅包括旅游地的旅游資源,而且還包括接待設施和優良的服務因素,甚至還包括舒適快捷的交通條件.而在我國,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對“旅游資源”概念的具體界定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認識,提出了許多關于“旅游資源”概念的表述.但對“旅游資源”的定義比較確切和規范的是:“所謂旅游資源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并可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18972—2003)》)根據《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標準,旅游資源主要包括地文景觀、水域風光、生物景觀等8主類,31亞類,155基本類型.涵蓋高山、峽谷、森林、火山、江河、湖泊、海灘、溫泉、野生動植物、氣候、歷史文化古跡、古建筑、民族風情、現代建設新成就、飲食、購物、文化藝術和體育娛樂等類型.
1.2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物質生產資料,是旅游活動最基本的載體.換句話說,旅游資源安全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穩定,旅游資源安全的內涵和意義深遠.谷樹忠,等人(2006)在綜合各種解釋和理解的基礎上,提出“資源安全”的基本定義,所謂資源安全,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持續、穩定、及時、足量和經濟地獲取所需自然資源的狀態或能力.這個概念揭示了資源安全的本質,在我國使用較為廣泛.鑒于此,我們可以得出,旅游資源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可以獲得穩定的旅游資源供給,同時旅游資源基礎難以依存的生態系統處于良好或免遭不可恢復破壞的狀態.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旅游資源需在數量、質量、結構和功能上保證持續、穩定的供給.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也需考慮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各地區在旅游開發利用時,做到有一定的旅游資源賦存量或儲備量,以備及時、持續的利用.二是人們在旅游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要保證旅游資源基礎的生態系統不被破壞.旅游資源也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對外進行著物質、能量的交換,以維持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平衡.此外,我國也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試圖去分析和探究旅游資源安全的本質內涵.如:從經濟學觀點來看,是指其對一個地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起到支撐和保障作用.具體來說是指旅游資源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始終處于一個良性循環狀態.在旅游生產中的資源安全,是指旅游資源的占有和使用過程,以及原始提取、加工改造中,旅游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的改變、可利用范疇的延展或局限;在旅游資源分配中的資源安全,是指旅游資源開發利用中所獲利益的再分配問題;在旅游產品交換中的資源安全,是指旅游產品在市場流通渠道中的暢順;在旅游資源消費中的資源安全,是旅游者對作為旅游產品載體的旅游資源的占用與消耗.消費結構越合理,旅游資源利用效率越高,對資源的破壞越低.從可持續發展觀點看,旅游資源安全是指是在生態與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基礎之上,旅游業的發展要以不破壞其難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及其他資源為前提,堅持“以人為本”觀念,運用科技創新方法,維持生態系統與人文環境的動態協調,實現可持續利用資源并且有助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利用.由此可見,旅游資源安全的內容豐富,需要深入探討.2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的“天一人一機\"系統旅游資源安全系統是一個龐大的系統,通過對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和內涵的研究,我們將影響旅游資源安全的因素分為三個子系統,即旅游資源安全狀態應由生態子系統(天)、行為子系統(人)和保障機制子系統(機)三大子系統組成(如圖1所示),
2.1生態(天)子系統生態子系統是天然稟賦狀況,是旅游資源安全的基礎,為旅游資源安全提供基本保證.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主要由旅游資源的種類、數量、結構、質量和資源的承載能力等組成.一地區旅游資源稟賦種類、結構的多樣性增加了旅游資源供應的安全性,也滿足多樣性的旅游需求,促進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旅游資源的質量越高,開發利用的成本越低,利用效率越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過度開發,所以旅游資源的安全程度也就越高;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需要數量做保證,某種程度上說,數量越多越安全;另外資源的承載能力和抵御自然等災害能力越高,則安全的保證程度越大,反之資源短缺、脆弱,安全的可靠程度就低.保證旅游資源的生態子系統的安全,就是要維持生態系統在數量、種類、結構等方面平衡,實現旅游資源的自我更新和恢復.
2.2行為(人)子系統行為子系統是人類的行為對旅游資源安全影響的直接作用力,主要包括旅游資源開發利用行為、旅游企業經營行為、以及旅游者行為等構成.旅游資源安全問題的很大方面由人為因素造成的,例如:開發商在景區的大量建設、過度開發;旅游企業過分商業化、舞臺化,扭曲民俗旅游資源的原始性;旅游者的不文明行為,旅游者外來文化對旅游地的傳統文化的沖擊等.旅游資源的行為子系統的安全,就是樹立科學合理的旅游資源開發利用觀念,防止n-目開發、重復建設、模仿跟風;規范旅游企業的經營,防范經營過程中造成生態破壞;嚴厲禁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為,減少旅游者的“碳足跡”.
2.3保障機制(機)于系統旅游資源安全的保障機制子系統主要為生態、行為子系統的安全提供組織制度和物質技術保障,它由安全管理組織、安全政策制度、安全資金技術、周邊禮區保障、事故保險等方面內容組成.安全管理組織是整個旅游資源管理的組織保證;安全政策制度關系到旅游景區安全管理的有力執行;旅游資源安全狀況離不開資金、技術的支撐;旅游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離不開劇邊禮區的支持;旅游資源安全保險是規避、化解旅游資源利用過程中遇到風險的有力手段.保障子系統的內容共同為旅游資源安全的提供安傘保障.在旅游資源安全系統中,生態子(天)系統安全為旅游資源安全提供皋本保證;行為(人)子系統安全決定于行為作用力的正負,正向作用力可以減少旅游資源發利用中的損失,是旅游資源安全系統的重要推動.保障機制(機)子系統是為旅游資源安全的生態、行為子系統提供管理支持、資金和技術等保障,是生態子系統和行為子系統安全的重要調控.3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3.1旅游資源安全的研究現狀關于資源安全的評價研究成果較多,如王禮茂(2002)分析了影響資源安全5個主要因素(資源本身的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運輸因素、軍事因素),并在此基礎上,選擇了14項指標,初步組成了資源安全的評估指標體系;姚予龍、谷樹忠(2002)研究了資源安全的機理,闡釋了資源安全的經濟學含義;梁亞紅(2008)。在明確影響自然資源安全的主要因素(資源因素、政治因素、運輸因素、經濟因素、軍事因素、技術進步和資源替代因素)基礎上,構建了含有資源稟賦狀況、資源開發狀況、資源進口安全、政治安全因素、經濟安全因素、運輸安全因素、軍事安全因素7個一級指標,23個二級指標的自然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指標內容較為全面.然而,國內外關于旅游資源安全層面的研究不多,學者大多是探討旅游資源的評價。和旅游資源安全『口J題產生的原兇12-14~,認為主要南自然破壞和人為破壞造成;另外,我國還有些學者針對旅游地生態安全進行_r評價,如曹新向(2006)¨根據生態足跡模型,并以人均旅游生態足跡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載力的比值米確定旅游地生態安全的狀況,構建旅游地生態安全評價的指標體系;周國海(2009)¨以生態安全理論為基礎,應用壓力一狀態-響應(P.S.R)模型建立了旅游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壓力指標反映人類活動給環境造成的負荷,狀態指標表征環境質量、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的狀態,響應指標表征人類面臨環境問題所采取的對策與措施.它較好地反映了自然,經濟,環境,資源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這些研究都是旅游資源安全的重要內容,對于構建旅游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不乏有啟示意義.3.2旅游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根據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和系統分析,以及參考已有的相關文獻,同時按照層次分析法的結構,提出旅游資源安全評價的指標體系,共分三層次(包括目標層、準則層、因素層),共23個指標,其中生態(天)子系統包含8個指標,行為(人)子系統包含9個指標,保障機制(機)子系統包含6個指標,具體見表1.
3.2.1生態(天)子系統指標構成生態子系統的評價指標是用于判斷其對日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狀況的影響程度,包括:①旅游資源的總量,反映了目的地旅游資源的稟賦狀況.總量越多,可利用的空間越大;②旅游資源品質,反映了資源的價值和抵御災害的能力.資源價值高,往往旅游資源的品質、等級也高;同時品質好的旅游資源,保護的壓力越大,對整個資源的生態系統安全影響較大;③旅游資源結構,反映了旅游資源的多樣性,結構多樣,利用空間越大,越利于生態的平衡;④自然災害發生概率,概率高,對整個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和資源安全的破壞程度越大;⑤植被覆蓋率,影響了生態的自我恢復和生態系統的平衡性;⑥旅游資源承載力,反映資源容量的大小,容量越大,破壞程度越小;⑦旅游資源的退化速度,資源生態系統有進化過程,但是退化速度過快,直接影響生態的自我更新和生態平衡;⑧工業“三廢”排放量,目的地工業企業排放的“三廢”,造成的酸雨等物質對自然資源破壞嚴重.
3.2.2行為(人)子系統指標構成行為子系統的評價指標是用來衡量旅游者、開發商、旅游經營者的行為和資源保護意識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程度,包括:①旅游資源的儲備率,合理的預留儲備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②旅游資源綜合利用率,利用率越高,使用價值和程度越高,有利于保護旅游資源;③景區新增建設面積,影響了植被覆蓋率和生態系統平衡;④本地居民人口增長率,人口增加,資源需求量增加;開發利用和破壞的機會加大;⑤旅游接待人次增長率,接待人次增加,對旅游資源的需求量越大,影響到旅游資源的承載力;⑥本地文化異化現象,文化異化對本地文化是一種破壞,不利于文脈的傳承;⑦游客行為,文明的出游行為,對資源安全有利;反之,給景區景點造成破壞和環境污染;⑧旅游企業經營行為,反映了旅游資源保護意識,也影響到旅游資源安全;⑨本地居民資源保護意識,直接關系到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狀況,影響到旅游資源安全.
3.2.3保障機制(機)子系統指標構成保障機制子系統的評價指標是用于衡量保障措施和手段對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狀況的作用大小,包括:①資源保護的法律規范制度,制度健全,管理規范,旅游資源開發使用和保護越合理,旅游資源越安全;②管理人員的結構,管理組織結構合理,職責落實到位,責任到人,資源越安全;③資源安全教育和宣傳情況,宣傳教育以提高旅游資源保護意識,規范人們的行為,較少對旅游資源的破壞;④資源保護的資金技術投入,資金技術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不投入也不利于保護,關鍵是科學的支配資金和利用技術;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條件,開發利用的限制條件越多,門檻越高,開發的難度加大,直接減少了對旅游資源的破壞;⑥旅游資源保險狀況,保險是化解和規避自然災害對旅游資源造成的破壞,對旅游資源的保護和災害防范有利.
3.3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旅游景區安全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采用層次分析法與德爾菲法相結合的方法來進行權重的賦值.通過旅游景區管理者、旅游者、院校專家們組成德爾菲小組,對評價指標的相對重要性進行了兩兩互判,構造判斷矩陣,然后按照層次分析法的步驟,使用yaahp0.5.2軟件進行計算,分別計算出準則層、因素層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并使用軟件通過了一致性檢驗,評價因子權重的計算結果見表2.由表2可以看出,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系統中,行為子系統和保障子系統的權重值分別為:0.3528和0.3771,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程度較大,生態子系統的權重值為0.2702,說明先天的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是自然稟賦,是旅游資源的一種生態進化和演化過程,而后天的人為因素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和破壞顯著.三個子系統的各自指標權重情況:生態子系統各指標中,自然災害發生的概率影響相對較大,權重值為0.1592;工業污染物排放對旅游資源直接造成破壞,權重值為0.1179;退化速度是衡量資源安全的破壞速度,權重為0.1179;旅游自然的稟賦狀況,如總量、品質、結構等影響也不小;植被覆蓋率和資源的承載率也不容忽視,其權重值分別為0.1015,0.1122.在行為子系統中,根據權重值可以分成三層面,其一是本地居民的資源保護意識和行為,分別為0.1433,0.1199和0.1226,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較大;其二是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旅游資源的儲備率和綜合利用率權重值分別為:0.】199和0.1147;其三是新增因素的影響,有新增建設面積、新增加的本地人口和旅游人次以及本地文化異化,這些方面也是旅游資源安全的重要制約因素.在保障子系統中,資金技術的投入和教育是重要的保障措施,其權重值為0.1948和0.1884;制度規范、管理隊伍和利用的條件相對也比較重要,分別為0.1649,0.1704和0.1595;從目前看來旅游資源安全保險的作用還不是很明顯,權重值為0.1221,但是未來旅游資源安全保障的一項有力措施.4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管理的策略通過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系統的內容分析和評價指標體系的權重值確定,可以了解影響旅游資源安全的因素及其程度.為更加全面加強旅游資源的安全管理,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性,本文提出如下相應的策略:4.1加強生態(天)子系統的安全管理對于目的地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安全,要求在旅游資源數量、質量、結構、承載率、抵御自然災害和文化旅游資源“文脈”的傳承等方面加強安全管理,保證旅游資源的多樣性,旅游資源結構的合理性和“文脈”的永續傳承,維護旅游資源生態系統的平衡,實現可持續性的旅游資源需求.具體措施有:①在旅游資源數量上,根據《中國旅游資源普查規范》,對目的地旅游資源總量進行摸底,統計出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各自的數量,建立旅游資源檔案,并調查分析旅游資源的狀況,正在開發利用的旅游資源需加強管理;對于尚未利用且瀕臨滅絕的旅游資源,加強保護、做好檔案記錄,使其自然進化;對于新發現的旅游資源,既要保護也要科學轉化利用,維護旅游資源數量的多樣性.②在旅游資源質量上,按照《中國旅游資源等級評價辦法》,對目的地旅游資源等級進行評定,并依據等級采取保護措施.③在旅游資源結構上,既要保護自然旅游資源,人文旅游資源更需重視,以維持旅游資源的協調.自然旅游資源遭到破壞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夠稍微復原;而人文旅游資源破壞,將永遠消失.通過建立生態博物館、合理的“舞臺化”等方式,讓人文旅游資源得以永續傳承.④對于旅游資源的承載率,在對旅游資源規劃開發時,需要依據國家標準計算出旅游環境容量,為防止旅游高峰期因旅游容量超載導致事故發生和資源受損.⑤自然災害是造成旅游資源危害的最重要的因素,為此,需針對在自然災害中經常受損的旅游資源,通過安全技術構筑安全防護攔,強化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⑥文化旅游資源是易損資源,雖然文化資源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一旦不注意保護,亦易失傳.根據文化資源的等級申報相應級別的文化或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確定好相關傳承人,使人文旅游資源的“文脈”得以傳承.
前言
目前,國內外對城市濕地與城市生態安全關系的研究仍比較薄弱,城市生態安全評價機制的建立與完善、城市濕地在城市生態安全中的生態功能與作用機理以及城市濕地與城市生態安全之間的定量研究,將是今后國內外學者研究和關注的熱點。
1 城市生態安全的范疇
1.1 城市自然生態安全
城市自然環境系統包括大氣、水體、土壤、太陽能、風等非生物系統和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系統。它是城市居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物質環境,也是城市生態系統的基礎。一方面它們自身對城市安全產生影響,比如自然災害、水資源的匱乏等;另一方面是具有加重或緩解人類活動對城市安全產生的影響作用,比如風對大氣環境污染的調節等。維護城市自然生態安全最終目的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人類經濟、社會、人文等與自然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1.2 城市經濟生態安全
城市經濟生態系統涉及城市生態系統中生產、分配、流通與消費等重要部分,包括工業、農業、貿易等。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人類在忽略環境成本的前提下單純地追求GDP的增長帶來了一系列的生態災難。傳統的城市經濟系統遵循“資源消耗―產品工業―污染排放”的經濟運行方式,具有高消耗、高產量、高廢棄的特征。從生態學的角度,這種違背生態規律的發展模式必然危害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這種單一的發展模式也必然會帶來城市產業布局的不合理性、產業升級的困難性、城市規劃和發展的短視、城市經濟系統的單一性、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不可持續性等弊端,而這些弊端已經成為影響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安全因素。
1.3 城市社會生態安全
城市社會生態系統是整個城市生態系統的“上層建筑”,涉及城市居民物質、精神生活的諸多方面。居民的文明程度是影響城市社會生態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諸如人地矛盾、環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會問題,根本在于文明程度的不發達,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不協調。城市社會生態安全與城市自然、經濟生態安全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經濟環境的健康發展將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而社會問題的存在又必將導致經濟、環境的不健康發展。因此在分析城市生態安全問題時,必須以城市生態系統為載體,從生態安全的定義出發,在自然、經濟、社會三個方面進行剖析。
2 城市濕地在城市生態安全中的作用
城市濕地是伴隨城市化進程消失最快的成分之一,是導致城市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原因之一,嚴重威脅城市生態安全。作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分別從自然、經濟、社會三個方面,闡述城市濕地在城市生態安全中所起的作用。
2.1 城市濕地與城市自然生態安全
2.1.1 調節氣候、改善環境
城市濕地影響著城市的區域小氣候和微環境,在維護城市自然生態安全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濕地由于其特殊的生態特性,在植物生長、積淤造陸等生態過程中具有固定CO2的作用,可緩解全球氣溫變暖。由于濕地蒸發是水面蒸發的2~3倍,城市濕地的高蒸發帶走了大量熱量,使得濕地區域的氣溫明顯降低,可有效緩解城市熱島效應。此外,濕地植物不僅可以憑借旺盛的蒸騰作用維持城市空氣的濕度,提高和改善城市環境質量;還可吸收大氣中的CO2、H2S等毒害氣體,起到凈化空氣的功效。
2.1.2 降解污毒、凈化水質
城市濕地的降污、凈水功能,在維護城市水環境安全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市濕地中的底泥和水生植物通過沉降、過濾、吸附、降解等途徑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質,實現對水體的有效凈化。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態系統中建立與污水處理相配套的人工濕地,可處理大量的污水用于景觀、灌溉,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污水的循環利用;同時污水中的N、P等被濕地中水生植物吸收利用,實現了城市污水的資源化利用,起到良好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效應。有關研究表明,在進水濃度較低的條件下,人工濕地對COD去除率超過80%,BOD5的去除率可達85%~95%。
2.2 城市濕地與城市經濟生態安全
2.2.1 優化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是影響城市經濟生態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作為城市生態系統中重要組成部分的城市濕地,對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具有重要作用。以杭州西湖為例,西溪濕地不僅為居民提供了大量食用的魚蝦、食用植物、花卉、中藥材等,并且城市濕地環境優美,是城市居民休閑娛樂、觀光旅游的好場所,流動的人口又帶動了周邊旅游、餐飲、住宿、房地產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據2013年12月11日《大江快報》報道,在旅游旺季,鄱陽湖國家濕地公園11月接待游客約23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0%,每年游客都以近120%的增幅遞增。此外,城市濕地還是開展環境教育和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2.2.2 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
城市綜合競爭力是制約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城市濕地通過其特有的生態功能,調控、改善著城市環境質量,影響城市綜合競爭力。生態環境是城市核心競爭力的主要內容,城市濕地帶來的優美環境對人才、資金等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以西安哄筆地公園為例,其優美的環境,使得毗鄰的哄斃慮吸引了大量的高新企業進駐,帶動了該地區經濟的迅猛發展,年產值突破千億,形成經濟與環境互促發展的良性循環。此外,從土地經濟的角度,城市濕地提高了土地價值。以長春市為例,其高新北區長東北城市濕地公園的開放,拉升了周邊地產項目的價值,帶動周邊近3000hm2土地大幅度升值,房價均升1000元/m2。
2.3 城市濕地與城市社會生態安全
與城市化進程伴生的諸如資源、污染等環境問題以及所導致的經濟發展效率低、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等經濟問題,必將加劇城市就業、治安、醫療衛生等社會問題.因此,研究城市濕地在城市社會生態安全中的作用,本質上就是揭示城市濕地的社會服務功能,有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削弱、避免或者解決社會問題的價值.首先,城市濕地作為一種景觀類型,為居民提供了休閑娛樂的場所,陶冶居民的情操,在優美的環境中釋放來自生活或工作的壓力,有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其次,從城市生態系統組分間相互關系的角度,濕地在城市的自然和經濟職能對城市社會安全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以城市水安全為例,位于城市水源地上游的城市濕地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生態保障,其凈化水質的功效保證了城市用水的質量,維護了城市的社會生態安全.
結語
濕地資源最直接的產出是水,濕地具有的重要功能和價值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物質基礎。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需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降低對環境的壓力;強化水資源的管理和提高生態意識。人工濕地是一項自然的污水處理技術,同時具有開源節流、美化環境的特點。應是實現人與水資源和諧發展的最佳選擇,也應是生態城市建設中合理利用水資源的首選途徑。
參考文獻:
由于信息技術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互聯網的安全問題,互聯網中包含了大量的用戶信息,會導致出現網絡安全問題,這也對人們使用互聯網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只有認真分析當前網絡安全的現狀,找到問題的關鍵,并根據出現的問題找到本質,才能更加有針對性地解決網絡安全問題,讓廣大用戶更加安心的使用互聯網。
一、網絡安全的發展現狀分析
1.安全工具的應用缺少相應規定。互聯網由于使用范圍廣的原因會涉及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這就會產生很多種類的安全工具,但是沒有統一專業的管理,這就讓網絡安全系統中會存在用戶濫用的情況。由于種類繁多,系統的安全軟件缺乏必要的安全技術作為支撐,會讓黑客對這種情況加以利用,破壞網絡的安全管理工作[1]。網絡安全工具一旦被黑客利用,就會對網絡進行攻擊,產生巨大的安全隱患。
2.固有的安全漏洞變得日益明顯。互聯網的安全系統往往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這些漏洞中難免會存在設計人員故意操作,為的是以后一旦發生意外,可以更加順利地進入系統。但是就因為這個漏洞,一些非法的人員,就會充分利用這個黑洞,對系統進行破壞和攻擊。更有甚者,破壞者會根據這些漏洞,發現一些鏈接,不但能夠增加網絡系統的負荷,在用戶再次使用的時候出現“請求超時”的字樣,還會通過一些渠道傳播這些鏈接,嚴重損壞網絡的正常使用。
3.網絡設備本身存在的安全問題。網絡設備自身也會存在一定的安全問題,這些安全問題一旦被有某些意圖的人發現并加以利用,就會嚴重影響到網絡的安全。例如,眾所周知,互聯網分為有線和無線網絡,有線網絡相對比無線網絡更加容易出現問題,這是因為,黑客可以利用監聽線路,以此對信息進行收集,這樣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2]。與此同時,通過有線的連接,一旦其中的某一個計算機受到的病毒的襲擊,那么會導致整個網絡系統變得癱瘓,整個網絡都無法再次使用,引發嚴重的網絡安全問題。
二、未來網絡安全技術發展的趨勢
1.網絡安全技術產業鏈要轉變成生態環境。網絡技術在最近幾年不斷發展,并開始進行了跨界合作,這讓網絡安全技術的概念發生了轉變。網絡安全技術已經不僅僅是技術產業鏈,而是在產業鏈中不斷有新的進入者,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尋找更加優秀的開發商和戰略合作伙伴。產業價值鏈在計算機產業和行業融合的大軍中,不斷成長,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和分化、重新組合,導致價值鏈有著越來越復雜的結構[3]。由于參與者之間也存在競爭關系,現如今已經使用“生態網絡”來描繪網絡安全技術的產業鏈。生態環境的生存法則就是:任何環節都是有可能被替換,這將取決于他的整個影響力;此外,生態環境具有很快的發展速度,參與者需要具備較強的適應能力和觀察力。
2.網絡安全技術優化向智能化、自動化方向發展。網絡安全技術的優化過程是長期的,并能夠貫穿整個互聯網發展的過程。網絡優化的步驟是: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并進行跟蹤,對信息進行測試,分析等,通過對整個網絡安全技術進行分析,才能夠找到問題的本質,通過改善網絡的軟件和硬件的配置,能夠促使網絡的最佳運行模式,高效利用有限的資源。網絡優化不斷發展,并逐漸朝著智能化和自動化的方向l展和進步,出現了人工智能專家,這就打破了原有的思想,通過智能決策支持系統,可以更加有效地對機制進行運用,針對網絡中存在的問題,網絡優化人員能夠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3.向大容量網絡發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原有的數據業務無法滿足當今的使用需求,這就對路由器以及交換機的處理能力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未來每過10個月,互聯網就能夠增長一部的寬帶,以此來支持業務的發展需求。網絡技術就是朝向大容量網絡發展,也可以通過交換硬件,以此來轉發引擎,提供了使用的性能。通過使用大容量交換矩陣和網絡處理器,都讓網絡安全得到保證,解決了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這已經得到了普遍的共識。
總而言之,由于互聯網技術的出現,人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了極大的便利,但是互聯網能夠傳遞大量用戶的使用信息,網絡安全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只要不斷進行分析和研究,找到問題的本質,并加強技術的發展,提供更加安全和優質的網絡服務。
參 考 文 獻
理論基礎對接—自然、人、社會的內在統一性
自然、人、社會三者是何種關系?恩格斯認為“大自然是宏偉壯觀的,……歷史比起大自然來甚至更加宏偉壯觀。自然界用了億萬年的時間才產生了具有意識的生物,而現在這些具有意識的生物只用幾千年的時間就能夠有意識地組織共同的活動:不僅意識到自己作為個體的行動,而且也意識到自己作為群眾的行動,……歸根到底,自然和歷史—這是我們在其中生存、活動并表現自己的那個環境的兩個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974)。這表明,人不僅生活在自然環境中,而且也生活在社會環境中。換言之,自然、人、社會是內在統一的。這種人與自然、社會的有機內在統一性,必然要求人類有義務和責任去維護生態安全,使自然界和諧發展。
就社會向度而言,人與自然關系的背后隱藏著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也就是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通過人與人結成的社會關系表現出來的。因而,馬克思在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不是孤立地去考察它們,而是把它們放在以勞動為中介的社會生活中進行的。人通過勞動形成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本身就具有社會性,“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產,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德意志意識形態,2003)。“自然界的屬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著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對人說來是人與人之間聯系的紐帶,才對別人說來是他的存在和對他說來是別人的存在,才是屬人的現實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表現為他自己的屬人的存在的基礎。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為人的屬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成為人”(馬克思,1844)。這表明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互動并生的。人與自然的整體和諧、協調,既取決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也取決于人與人關系的和諧。可以說,在人類發展史上,馬克思的自然、人、社會的內在統一性觀點,第一次在理論上為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發展指明了方向。
實踐基礎對接—人與自然互為對象性的存在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與自然互為對象,彼此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是一種“對象性存在物”,它不能離開它的對象即自然界而生活,人的所有活動都和自然界聯系著,并且“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作為人的物質活動要素的自然,與人是不可分離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沒有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人與自然這種對象性存在關系是通過實踐活動作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實踐是人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邏輯起點,實踐本身就是一種對象性活動,只要人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能客觀地活動。它所以能創造或設定對象,只是因為它本身是被對象所設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作為實踐活動的主體,人本身就是實踐(勞動)的產物,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人通過勞動創造、占有和再生產而形成的“人化自然”,它也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從實踐的角度看,人與自然除了表現為對象性關系外,還表現為一種主客體之間的能動的、雙向性的相互作用關系,即人通過實踐活動,能夠把自然納入自己的需求之中,把“非我之物”變為“為我之物”,即客體主體化。這種“為我”與“非我”的關系就是一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自覺的、特殊的主從關系。而動物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純粹的、本能的、自發的依賴關系,它們不能自覺地去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因而不能形成以實踐為中介的主客體關系(徐巖,2010)。
哲學基礎對接—實事求是
馬克思之所以能前瞻性地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一切從事實出發,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僅就創立科學的唯物史觀而言,馬克思曾明確指出:“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象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于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72)。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過程,是以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發展的。目前,我國生態安全居國際倒數18位。2010年我國地表水污染很嚴重,在我國204條河流409個地表水國控監測斷面中,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為16.4%;在監測營養狀態的26個湖泊中,有11個處于富營養化狀態。在全國471個縣級及以上城市所開展的環境空氣質量監測中,有3.6%的城市達到一級標準,79.2%的城市達到二級標準,15.5%的城市達到三級標準,1.7%的城市劣于三級標準。在全國開展酸雨監測的494個城市(縣)中,出現酸雨的城市有249個,占50.4%(徐巖,2011)。環境退化不僅帶來巨大的直接經濟損失,而且還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下降,直接危及著國家生態安全與社會的和諧穩定。蘊涵了維護生態安全思想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正是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體現。
基本目的對接—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在不斷打破原有的人與自然平衡的基礎上的生產力發展史,更是一部人類認識、改造自然環境的生態安全史。自然環境也稱為自然生產力,它是社會生產的自然物質基礎,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直接的物質基礎和自然條件。“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創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顯然,自然生產力直接關系到社會生產力的運行和效益。人類對自然生產力的認識越深刻、利用越全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迅速。如果人類掘取自然資源的規模和速度超過自然系統自身的循環能力或承載力,生態系統就會發生紊亂,甚至崩潰,繼而造成自然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因此可以說,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破壞生態環境就是破壞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就需要在發展社會生產和保護生態安全之間尋求一種均衡與協調,并能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最適當的“尺度”,既能使生態環境始終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提供最佳的自然條件,又能使生產力高速發展而不損害自然環境。這就要在堅持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注意保護生態潛力,把經濟發展的綜合度控制在生態系統自我調節的閾限內,使生態潛力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在生產和消費增長的同時增長生態潛力(徐巖,2010)。這就要求人們首先在觀念上要深刻體認到,“生產力是人與自然的溝通和對話,而不是脫離自然的社會主體力量的孤立演繹,不能將自然排斥在生產力之外,或者脫離自然力來考察生產力。我們只能在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關系中探求生產力,在人與自然矛盾的協調中實現生產力,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平衡狀態中發展生產力”(王建輝,2005);其次在行動上把保護、發展生產力與保護生態安全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思想基礎對接—可持續發展觀
生態安全為探求人類不安全的根本原因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97)。它包括“需要”和“限制”兩個重要概念。一是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需要,而維護生態安全正是人們的一種最基本現實需要。這種現實需要具體表現為生態環境能夠有利于經濟增長,有利于經濟活動中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人民健康狀況改善和生活質量提高,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二是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生態環境滿足眼前和對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強制性限制。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已自覺地把自然生態系統納入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變量,從而開始了物質資料再生產、人口再生產和生態再生產并存,經濟持續、社會持續、生態持續并重的新時期。
因此,實現生態安全,對于生態系統本身而言,就是要在它的承載能力范圍內,合理使用自然資源,避免因自然資源衰竭、資源生產率下降、環境污染和退化給社會生產和生活造成短期災害和長期不利影響,使生態環境處于一種良好、健康的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講,研究生態安全既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礎,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所以說,生態安全是可持續發展為達到人類安全的目的提供的衡量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狀況能維系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時,它的生態環境是安全的;反之,則不安全(徐巖,2010)。
終極價值對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合理利用自然,保護生態安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終生追求的目標。在馬克思看來,人類通過勞動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馬克思所追求的目標,是要將人從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使人成為具有精神素養和文化內涵的全面發展的人,也就是要使作為社會主體的每一個人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的和諧、自由、全面地發展和完善,而片面發展的人是對生態安全的最大威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人的發展三階段”理論,從人對自然的關系和人對社會的關系兩個角度來考察人的解放和發展,闡明了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重要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也是人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展的變更出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72)。也就是說,人與自然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人類自身的生存狀態,既可以促進人類的發展,也可以阻礙人類的發展,只有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下,人的全面發展才有實現的可能。因此可見,在講人的全面發展時,如果離開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來談論人的全面發展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保護生態安全,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備條件和物質保證,所以既要講人與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又要講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一句話,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協調人和自然相互關系的終級價值。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人民出版社,1974
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M].人民出版社,2003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5.徐巖.以人為本話語下國家生態安全的哲學思考[J].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7.徐巖.論和諧社會視域下我國生態安全體系的構建[J].淮陰工學院學報,2011(6)
8.徐巖.論和諧社會語境下國家生態安全的現實意義[J].前沿,2010(15)
1 引言
低影響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簡稱 LID)孕育于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雨洪管理實踐中,美國馬里蘭州喬治王子郡的環境資源部在 1990年首次提出了在源頭對徑流進行控制的LID[1],LID 是近年城市雨洪管理方面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隨著低影響開發理念的發展以及我國城市地下水過度開采、水資源緊缺、水質污染、城市內澇、雨水資源流失等一系列復雜的雨水問題,破壞水資源循環體系,導致生態環境惡化。我國逐漸關注雨水資源的管理、開發、利用,于2014年10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出《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構建》。
2 海綿城市理論
2.1 海綿城市的概念
海綿城市在《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中對其有界定: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吸水、蓄水、滲水、凈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并加以利用[2]。海綿城市的建設時刻以生態環境為優先考慮因素,將城市綠地、景觀設計與人工雨水控制利用措施結合,在確保城市雨水安全的情況下,把城市綠地和河道中的雨水收集、雨水滲透和雨水凈化達到最大化,實現雨水的資源化和環境資源的保護,保護城市的水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環境。
2.2 海綿城市的本質
海綿城市的本質目標是城市建設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城市:可以“彈性適應”環境改變,同時能夠保持原有的水循環和生態環境。海綿城市的理念發端于自然生態的水循環過程,優先利用自然生態手段,通過生態處理的方法對土壤、綠地、生態水景等雨水,進行自然下滲、存蓄、凈化和回用,轉變原有的城市建設發展模式和與大規模的灰色建設理念,將城市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結合起來,全面統籌協調發展。
2.2.1 生態性
自然界中的河流、湖泊、濕地等生態體系使之盡量維持在城市建設開發前的自然狀態,達到地塊開發前后水文條件不變的要求,實現低影響開發的目標。海綿城市的多項雨水設施如綠地、土壤滲透、屋頂綠化、生態水景都具有綠色生態的屬性,對維護城市生態平衡,維護國家和地區的水生態安全,保持城市生態多樣性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打造的不僅是一塊“城市海綿”,更是一塊“綠色海綿”。因此,自然生態是海綿城市的一大特征。
2.2.2 彈性
彈性是海綿城市的一個本質特征。所謂彈性,主要針對的是將所有降雨量均勻、大面積地收集到城市的每個角落中,通過多種雨水調蓄收集手段,應對不同降雨量的天氣。強降雨時啟用所有的調節容積,弱降雨時只啟用普通調蓄設施,具有良好的“彈性”[3]。當強降雨來臨時,海綿體起到了一定的緩沖作用,降低了災害的破壞性,將雨水均勻地收集到城市中。同時,城市需要水資源時,又可將收集的雨水釋放加以利用,因此彈性與釋放相呼應,是海綿城市的主要特征。
2.2.3 低影響開發模式(離散式)
海綿城市強調了分散式的源頭控制的特征。改變原有的集中收集污水及雨水、集中處理、集中回用等集中式模式。龐大的管網、大型處理廠都難以應對暴雨帶來的災害,目前很多城市仍然是這樣的現狀才會出現“城市看海”的景象。海綿城市就是要求雨水分散地收集在城市中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城市海綿體中,不僅能有效降低暴雨災害的損失,同時補充地下水。因此,海綿城市是從原先雨水集中后直排到分散式蓄留的一種理念的轉變,是低影響的開發模式。
3 海綿城市的雨洪管理規劃
城市海綿體具有吸收雨水的功能,形式多種多樣,存在于城市的每個角落。海綿城市規劃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所涉及方面和達成的目標是復雜多樣的,不能依靠單一的學科知識或理論體系完成,因此是一項綜合復雜系統的工程。建設海綿城市不僅需要園林相關的規劃設計,還需要城市綠地系統規劃,更涉及到城市市政建設設施的規劃和實施。
3.1 綜合規劃
城市的水生態循環系統是一個整體,單一的規劃或按小區域進行設計無法形成安全的、完整的水生態系統。因此,海綿城市的雨洪管理規劃不僅需要水利專業的專業技術,還需要其他相關專業相互配合,包括園林、城市規劃及環境工程專業等。雨洪管理系統不再是單一方面的排水管網、處理設施等專業內容,而是包括城市中的水體、道路、建筑、綠地、場地等多方面系統相結合。它們在海綿城市建設體系中相互協調共同作用,所以建設海綿城市體系必須全面綜合的規劃,連接各個專業及學科,對城市的水生態系統進行綜合分析并提出對策,從而解決城市水資源缺乏以及暴雨時的城市內澇和水質污染等多方面雨水問題。
3.2 控制徑流的源頭及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