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經濟學概念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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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簡介：張德安（1978-），男，黑龍江富錦人，華北電力大學校長辦公室，工程師。（河北保定071003）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13-0001-02

研究型大學代表著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水平，承擔著高層次人才培養和高水平科學研究并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責任和使命。創辦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不僅是促進科技與教育結合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國產生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前提和基礎，更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然選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學校，并以此作為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對于一批已經提出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行業特色型高校而言，如何在新的時期實現辦學特色與高水平的有機結合，依托自身優勢加快建設研究型大學步伐，成為必須思考的戰略主題。

然而，到底什么是研究型大學？行業特色高校建設研究型大學面臨著怎樣的機遇和挑戰？究竟該如何推進研究型大學建設？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答案。本文特對此進行探討，以求對相關院校有所借鑒。

一、研究型大學的內涵與特征

對于研究型大學的內涵，中外學者并沒有統一、明確的論述。

我國知名教育專家王戰軍教授給研究型大學下的定義是：“以創新性的知識傳播、生產和應用為中心，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養高層次精英人才為目標，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教進步、文化繁榮、國家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學。”

美國全國工程科學院院士丹莫特教授對研究型大學的內涵和氛圍作了如下描述：知識的傳播和創造――教學和科研是研究型大學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研究型大學的教授用自己的研究向學生傳授最新的成果，學生感到學知識是一種創造的行為。在研究型大學就讀的學生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在一種研究型的文化中成長，有強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知精神。

美國卡內基教學研究會認為：所謂研究型大學是指那些以研究為重點，開展高層次研究教育，并擁有可觀的研究經費來體現其核心競爭力的大學。但其對研究型大學的分類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反映出對研究型大學概念的認識仍然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化中。

盡管中外專家對研究型大學還沒有一個確鑿的定義和權威的評價體系，但是教育界人士對研究型大學基本持有共性的理解與評判，即研究型大學必然要將創新精神蘊育在教學、科研及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在推動社會知識更新和科技進步中展現出深厚的實力和重大的作用。如對我國研究型大學的評價指標中，學術聲譽、國家級重點學科數、兩院院士和長江學者數、國家級三大獎獲獎數、承擔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數、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教師總數的比例、國家級縱向科研經費的總額、被SCI收錄的論文數、博士學位授予數等旨在表明研究型大學高水平科研創新能力和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實力的參考系數經常被列入其中。2002年10月，由武書連領銜的《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發表了中國研究型大學評價標準：將全國所有普通本科大學的科研成果得分降序排列，并從大到小依次相加，至得分累計達到上述大學科研成果得分的61.8%為止；各個被加大學是研究型大學。以此為標準，2002年至今課題組每年評出30余所中國研究型大學。該評價標準似乎更側重于科研創新能力在研究型大學中的權重。當然，這種評價標準是硬性的，并且必將隨著中國大學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界對研究型大學內涵認識的深化而有所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型大學”與“一流大學”的概念并不等同。在我國各高校的奮斗目標中，建設“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的提法并存，因此，有必要將二者間的關系加以明確。“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二者之間既有關聯又不盡相同，一流大學具有相對性，它強調的是一種水平、一種地位，具有在一定的指標體系下相對排名的性質，例如國內一流、國際一流；而研究型大學具有一定的絕對性，它更強調內在性，是達標性的國家指標體系下的概念。簡單地講，研究型大學重在建設，重在過程；一流大學重在評價，重在結果。就國際高等教育狀況來看，世界一流大學都是研究型大學，但是二者之間卻沒有可逆性，研究型大學的規模和檔次不一定都很高，有高水平和一般水平之分。

在國家的教育發展戰略中，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先后提出“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211工程”和重點支持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的“985工程”，實質上就是要重點建設一批研究型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和中國大學的一個目標，其根本目的是要培養治國之才、創業之才、學術大師這些現代社會需求的高層次人才，同時積極推進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

二、行業特色型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在目前的高水平行業特色型高校中，大部分是在世紀之交由原歸屬行業部門而劃歸教育部直管的。近十年來，在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型的過程中，高水平行業特色型高校的辦學目標、辦學觀念、辦學思路也正在經歷著不斷調整與重新確立，在面臨日益嚴峻的高等教育競爭的同時也迎來了更新辦學理念、提升辦學層次以及建設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契機。

1.行業特色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的機遇

一是當前高等教育處于大發展大改革的時代。新世紀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頒布實施必將帶動全國高等教育改革更加廣泛深入推進。在世界高等教育競爭空前激烈和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時代背景下，高教改革方興未艾，國際國內交流日趨加強，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層出不窮，這不僅為我國高校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剛剛轉型的行業特色大學拓寬了辦學視野和辦學思路。開放辦學、提倡競爭的發展氛圍也為能夠適應形勢、搶抓機遇的行業高校加快和實現研究型大學建設提供了可能。

二是高等院校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受到了高度重視。大學不僅是培養高層次創新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基礎研究和高技術領域原始性創新的主力軍，而且是解決國民經濟重大科技問題、實現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教育部相關文件都明確提出，要通過“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形成一批能夠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研究型大學。在后續推進的“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中，進一步凸顯了對行業特色高校的支持。對于高水平特色型高校來說，從過去的行業辦學到融入國家規范的教育體系、參與到國家創新體系，需要盡快將自身的發展目標聚焦和調整到國家需要的領域中來，這也為行業特色型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實現全方位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了現實驅動力。

三是質量和特色成為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主題。隨著我國當前高等教育分層化趨勢的日益明顯，行業特色型高校因其自身發展歷程的獨特性，擁有一般高校所不具備的固有優勢。在高等教育向內涵式發展的轉型中，強化特色意識，實施特色競爭戰略，已成為包括高水平特色型高校在內的各高校生存和發展的戰略選擇，國家也從政策和資金投入方面加強了對高校辦學特色培養的指導和引導，這為特色型高校進一步密切與行業部門聯系、保持和彰顯行業優勢、特色創造了良好條件，也為建設研究型大學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教育部就在積極推動部分高校與原主管部門的共建，一些行業特色高校紛紛建立校企合作理事會、校企合作委員會等以加強與行業的聯系。而行業高校自身也在有意識地強化特色發展和特色合作。2011年10月，11所擁有“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的行業特色型高校在北京組建北京高科大學聯盟，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進行全方位合作的高校聯盟，也進一步凸顯了辦學特色。

2.行業特色大學建設研究型大學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發展理念與辦學文化方面，由于自身發展受行業辦學的限制，原行業管理的高校易受封閉、狹隘、僵化思想的束縛，與開放教育思想、先進教育理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別是基于原來的行業聯系，使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獲得有力支撐，一些自我滿足、固步自封、不思進取的思想觀念在辦學文化中蔓延，導致發展動力不足，改革停滯不前，尤其是在高層次人才培養、高深學問探究和對國家社會重大問題的高端服務方面存在欠缺，進而影響了向研究型大學的邁進。

在學科建設方面，行業特色型高校的學科發展普遍不夠均衡，僅有幾個學科實力較強，其他學科則總體較弱，因而在推動交叉學科發展、打造創新合作平臺方面顯得學科支撐不足、基礎不夠雄厚。同時，由于有些行業特色型高校在學科發展戰略上重點不突出、力量不集中，甚至對有限的資源采取平均配置的方式，導致傳統優勢學科在學科實力上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對于部分高水平行業特色型高校來說，在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如何合理架構學科體系，在協調發展和特色發展中，實現既有特色保持和優勢凸顯仍是一個主要課題。按照研究型大學的標準，學科層次仍然有待提升。

由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調整，行業特色型高校失去了與原行業部委血脈相連的聯系，不僅能夠獲取的縱向資源大大減少，與行業的聯系也逐步由“緊密型”轉變為“松散型”，行業特色有所削弱。體現在科學研究上，行業特色大學的科研力量與行業內部的科研機構相對獨立發展，缺少有效聯合和協同創新的方式，一方面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同質化競爭，另一方面也難以在重大應用領域取得突破。體現在人才培養上，由于人才培養模式與市場需求、行業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脫節現象，使學生的知識結構難以契合市場的實際需求，人才培養質量也就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發展路徑探析：行業特色高校建設研究型大學應推進三個轉變

與其他高水平大學相比，正在向研究型大學發展的行業特色高校既有優勢，也有不足。從發展路徑分析，行業特色高校尤其需要在戰略愿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上實現三個深層次轉變，并以之引領邁向研究型大學之路。

1.從高水平到研究型：實現戰略愿景與目標定位的轉變

研究型大學的建設和發展是一個動態目標的漸進過程，其建設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對發展目標的大膽愿景以及把愿景轉化為具體目標的明確規劃，形成優先行動框架，找準建設研究型大學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雖然一般行業特色高校都提出建設高水平大學的籠統目標，但相對研究型大學建設而言，應該有清晰具體的發展愿景和目標定位，而這種愿景與定位尤其需要突破原有的思想羈絆。

一是辦學思想的轉變。行業特色大學必須積極轉變傳統的辦學觀念、辦學思路，從以狹隘地為行業服務為主的辦學思想向更加注重遵循教育發展規律、關注國內外高等教育發展態勢和國家社會發展需求的現代辦學思想轉變，以勇于擔當的責任感和勇攀高峰的自信心，團結、凝聚師生智慧和力量，向更高水平的研究型方向努力，圍繞宏偉辦學目標，堅定不移，持之以恒，提升標準。

二是目標定位的轉變。參考研究型大學指標體系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一般行業特色大學要把建設研究型大學的戰略愿景轉化為具體目標和戰略規劃，必須立足自身的優勢去拓展，在目標定位上不再局限于某個行業的當下需求，而是要瞄準國家需求和世界前沿，努力在相關領域取得科學技術研究的覆蓋和領先，搶占學術制高點，為達到研究型水準、增強競爭力而有所為、有所不為。特色型高校建設研究型大學重在質量的提升，而非規模擴展，要把重點集中在幾個最重要的科學領域，達到國際國內一流水平。

三是服務面向的轉變。行業特色型高校與本行業共發展、同進步，逐步成為本行業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使自身發展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但作為研究型大學而言，意味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需要行業特色型高校在繼續堅持和強化與行業合作的同時，以更加開放的視野、更富活力的前瞻性思想、更具人文關懷精神的大學氣度服務整個社會，服務于國際及國內科學技術發展和重大社會需求，發揮出研究型高水平大學應有的作用。

2.從實踐能力到創新能力：實現人才培養目標及模式的轉變

高等學校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研究型大學作為一種大學類型，其類型的特征性在于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職能活動均表現出濃厚的研究性活動特征。行業特色大學因與行業需求的緊密結合，人才培養體系往往具有重視實踐能力的特色，與研究型大學的指標相比，應用性強而研究性、創新性不足。這就需要在原有人才培養模式上，從培養定位和培養模式上向研究型大學方式轉變。

一要通過學科綜合、跨學科等途徑以及寬口徑、厚基礎的課程體系，形成綜合性的人才培養模式，拓展研究性思維。學科體系向門類齊全、綜合化方向發展，實際上是為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發展邊緣學科、培養現代社會需要的研究型人才奠定基礎。

二要推動主要教學環節的改革，形成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制度。要積極探索本科生早期參與科學研究的途徑，優化研究生培養模式，充分利用研究生和研究項目的巨大資源，提高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質量，營造研究型的學術氛圍，以發現知識和創新知識為學生培養的核心目標。

三要增強開放性，加強國際化辦學，營造有利于培養學生參與國際競爭意識和能力的氛圍。要充分發揮國際科研合作、國際學術交流的優勢，著力培養能夠挑戰前沿、參與國際競爭的創新人才。

3.由產學研合作到重大理論突破：實現科學研究重心的戰略轉變，形成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的科研體系

研究型大學要注重基礎理論和戰略性應用研究，并以之體現核心價值。行業特色型大學要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必須在既有產學研合作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提升研究層次，在與行業聯合研發和技術攻關的分工中，將研究重心轉向基礎理論和重大理論突破上，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一要明確校企定位，凸顯高校科研體系的綜合優勢。傳統觀點認為，新知識來源于科學系統，主要是通過大學和政府實驗室內的基礎研究實現的。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角色定位與行業自辦的研究院所應該是有區別的。據此，行業特色高校應圍繞原優勢特色學科進行拓展，實施與其他高校、與原屬行業差異化發展的科研戰略，立足行業領域，提升研究層次，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形成獨特的學科群優勢，充分體現學校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以及促進行業進步的推動力。

二要拓展服務面向，打造為國家戰略和行業服務的技術創新平臺。高水平科研基地是支撐學校優勢學科發展、承接重大科技創新項目、產生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匯聚和培養杰出人才、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的重要平臺，更是研究型大學特點的集中反映。行業特色型高校無論是為行業服務，還是為研究型方向努力，都必須依托優勢學科，全力構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創新基地，使學科建設直接對接行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并且在拓展服務面向的同時打破視野和體制局限，深入推進協同創新。

三要鞏固原有產學研優勢，建立新的合作機制。隨著高校自主辦學權的加大、高校與原行業的脫離，行業特色型高校與原行業院校的連帶關系日漸松動。但對于建設研究型大學而言，實踐仍然是創新的動力，產學研的結合仍然不失為研究型大學建設的一條捷徑。為此，行業特色高校在戰略上必須保持原有的機會優勢和資源優勢，積極與原來的行業部門建立起新的可持續的合作機制，真正形成深度融合、共贏發展的良好局面。

參考文獻：

[1]周其鳳,王占軍,等.研究型大學與高等教育強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2]李凝.解析“研究型大學”[N].科技日報,2002-12-04.

篇2

二、經濟問題的現實性和緊迫性激勵研究方法的數學化

 

經濟學早期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主要以歷史分析方法與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經濟現象與經濟問題，甚至《國富論》被很多學者視為政治學著作(克羅普西，2005)。但它后來卻開始一個不同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數學化進程，至今一直延續著。經濟學研究目標就是要精確地分析、解釋現實經濟問題。而且社會發展使得經濟問題不僅成為個體活動的核心問題，而且也是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很多經濟問題可能演變成政治與社會，甚至國際問題的特性使得準確地分析與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必然通過數學化的方式來進行，對社會各界來說，重要經濟問題模棱兩可的闡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對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就變得相當現實且緊迫。顯然，經濟學提供分析和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就必須精確，否則會造成個體經濟行為失敗，甚至引起國家經濟混亂。數學化不僅能夠幫助經濟學實現精確地分析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能夠為經濟行為決策提供_個精準的藍圖(至少經濟學家主觀愿望是這樣)。30年代的大蕭條使古典經濟學缺陷與不足凸現，引起凱恩斯革命，很多經濟學家對古典經濟學產生懷疑而讓凱恩斯經濟學大行其道，但是這不僅沒有使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的進程受阻，而是繼續著這一進程。大蕭條加劇了社會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同時強化了經濟學精確分析與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能力的訴求。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的分析、解釋必須盡可能地定量和精確化以便制定相應的經濟對策，而且對經濟政策效果的分析、論證要盡可能地通過精細化來滿足政策操作性要求，這促使經濟學不斷數學化。很多經濟問題就要求經濟學準確說明經濟變量之間關系以及相應對策，迫使經濟學研究走向數學化定量分析之路，經濟學的數學化進程既是經濟問題影響重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對經濟問題的應對緊迫性反應。

 

每一門社會學科都是在不同思想流派相互批判中發展，經濟學也不例外。但是，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用的學科，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問題的特征和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對個人、社會生活影響非常重要。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各階層對經濟活動正常周期性調整都難以接受，這使得經濟學不能完全像其他社會科學那樣可以在沒有統_的概念和各派可接受的標準情況下無休止地爭論。當一個人或者政策決策者應用經濟學理論解決現實問題時，他就需要對經濟學理論進行選擇，比較各派理論優劣。經濟學各派理論在被應用選擇中競爭著，為了在明確概念以及各派可接受的標準下進行理論競爭，經濟學順理成章地走上了數學化道路。

 

從經濟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使經濟學成為_門獨立的學科，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比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的相關論述要詳細得多，但是斯密并沒有將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經過嚴密數學化的論證。這就使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理論難以分出優劣而導致了經濟學領域的無窮紛爭，從而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實踐。盡管市場經濟的實踐早于‘‘看不見的手”理論出現，但是無論市場經濟實踐與否，支持和反對‘‘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經濟理論者都面臨用雙方可接受的方法來證明‘‘看不見的手”理論的正確與否。因為市場經濟實踐在當時不僅僅是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經過杰文斯、門格爾、馬歇爾、瓦爾拉等幾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馬歇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使經濟學形成以效用價值論為核心的數學形式化理論體系，從而使得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較好地得到證明。盡管后來的理論證明，馬歇爾理論與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證明存在缺陷，前者可以參見楊小凱等新興古典經濟學m,后者則是阿羅一德布魯一般均衡的證明。但是以效用價值論為核心的數學形式化理論體系讓其他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學理論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阿羅德布魯對一般均衡的證明發表“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完整數學形式化體系建立完成。

 

當然，20世紀證偽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推動了經濟學數學化進程，在以卡爾波普爾為首的科學哲學家們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后掀起的證偽主義思潮對各學科的影響是深遠的。經濟學數學化傾向恰好迎合這種思潮，并促進了數學化進程。

 

前面敘述了經濟學數學化的原因。但要知道，這些原因同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發展之中。這些社會科學為什么沒有達到像經濟學那樣的數學化程度，建立較為完整的數學形式化體系呢?也就是說，經濟學為什么能夠數學化?

 

所謂數學化就是指在公理假設的基礎上以明確的概念、統一的邏輯、嚴密的演繹推理得到明確的結論。只要演繹推理的邏輯是嚴密的，那么假設與結論之間就有相同的真偽性。換言之，數學化的理論使得檢驗其結論的正確與否和判斷其假設是否合理之間具有‘‘替代性”進而可以對此理論進行判別。下面闡述經濟學能夠數學化的理由：

 

(1)經濟學在實證主義下，以統_理性經濟人的邏輯研究經濟行為規律具有較好的客觀性。自斯密以來，經濟學分析就基本遵循理性經濟人這一分析邏輯“公理”假設。盡管對此爭議頗多，但是理性經濟人的邏輯假設依然有其合理性和一般性。經濟行為主體在做出經濟行為選擇時，經濟利益是它們重要的關注目標，當然，不排除經濟利益以外的其他關注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行為人往往要直接承擔經濟行為后果以及很多非經濟行為后果可以用經濟方式解決(如賠償、保釋和雇傭律師等)，這樣_來，經濟利益對每個經濟行為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影響甚為重要，因此_般意義上講，經濟行為人在做出經濟行為選擇時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自身利益作為主要的關注目標。這就使得經濟學研究對象具有客觀性。毋庸置疑，經濟學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不如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強，這是由于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行為，這種行為選擇可能受非經濟利益目標的影響而使其客觀規律性不如自然科學。因此，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邏輯來分析經濟問題、現象所得到的理論，相對自然科學的理論，有較弱的客觀性，而相對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則比較強。這可能是經濟學比其他社會科學更接近之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2)經濟學清晰、明確的基本概念的形成是經濟學能夠數學化的基礎條件。在經濟學學術史上，關于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然而現在，以效用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在爭論中被廣為接受，這是_個事實。毋庸置疑，效用價值論的確立對于經濟學的數學化進程是一個巨大的推動。效用函數及其相關數學工具的引進使得消費者選擇可以簡化為效用函數的最優化問題。同樣，成本、收益和利潤等概念以及物理學中均衡、彈性等使經濟學數學化框架體系基本形成。很顯然，經濟學基本概念的框架形成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對經濟行為的“理性經濟人”單_化假設才使得這些數學化的概念得以引進，數學推理成為可能。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數學化程度較低受制于這些學科研究的對象，即人的行為是追求多元目標，這就使得這些學科很難運用數學推理的分析方法，因為數學推理需要邏輯上的一致性，行為選擇在多元目標下就難以保證選擇依據始終如一的邏輯。這也是經濟學數學化遭受置疑的地方。但是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行為，經濟行為以理性經濟人的邏輯進行選擇是可以接受的。一般來說，在經濟行為的選擇中除經濟以外的其他目標不是首要的。

 

經濟問題現實性和緊迫性激勵經濟研究方法的數學化。但是經濟學數學化過程中使得經濟學研究的經濟行為人至少部分喪失了生物性與社會性，經濟行為人變成_個信息充分且有計算能力的機器。但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體是社會中的個體，他們的經濟決策與行為并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利益，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為邏輯推進的數學化進程也使得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具有單_化傾向，經濟行為個體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性特征喪失。斯密的分工理論受到重視，而將合作視為順理成章而被忽視，實際上伴隨分工的合作涉及很多心理和社會因素。

 

即便這樣，經濟學數學化進程初期遇到的問題并不明顯。在現代經濟發展初期，經濟情況相對簡單，經濟決策與行為所需信息與計算能力要求不高，經濟個體的決策與行為尚沒有遭遇信息與計算能力瓶頸。另外，脫離傳統社會的貧困，初期現代經濟帶來的物質繁榮掩蓋了經濟活動中個體的社會與心理問題。因此，以理性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為邏輯推進了主流經濟學數學化，并且沒有引起太多的質疑。

 

三、信息與計算能力瓶頸促使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回歸與創新

 

隨著經濟發展，經濟活動的復雜性與日俱增，經濟行為主體的最優化行為對信息與計算能力的依賴已經變得超越經濟個體的生理承受能力。數學化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經濟問題分析與解決的效果受到質疑變得日益明顯。實際上，經濟復雜性使得經濟行為個體的最優化行為決策面臨信息與計算能力的瓶頸，但是現實經濟活動不會因此停止，現實中的經濟個體在信息與計算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經濟決策與行為呢?顯然在此種情況下，理性人的最優化行為的數學化理論的適用性和解釋力就降低了，經濟問題的現實性與緊迫性促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同時_些傳統經濟學方法在逐漸回歸中不斷發展。

 

—方面經濟問題的現實性推動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還原。制度經濟學等發展就是要將經濟行為人置于社會性的情景中加以研究，制度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的復興與發展，并且與數學計量分析相融合。前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通過理性經濟人的單一假設邏輯而建立起經濟學的數學結構體系，同時使得經濟行為喪失社會性。作為_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行為。經濟活動主體是有意識的人，因此經濟主體的行為就不可能只有經濟利益單一維度，還有“行為“意義”和“情感”維度等(汪丁丁語)。這樣就意味著經濟學研究需正視經濟行為的多維涵義，這可能破壞經濟學的數學結構體系。這也是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非主流經濟學批評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行為，不是_般的社會行為。而且行為和意義維度的引入并不必然地否定經濟學數學化，因為有時行為和意義維度與經濟利益維度可以統_起來。當然，對經濟行為的多維度關切將使經濟學家面臨保持和發展經濟學數學結構體系的嚴峻挑戰。經濟行為的單維度假設和多維度關切使經濟學家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因此，經濟行為遵守理性經濟人的單一假設與否將是影響經濟學數學化的重要因素。面對信息與計算能力的瓶頸，經濟行為人依賴于_些制度與歷史慣例進行著經濟決策與行為，制度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等的發展背景就是經濟學研究對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還原。

 

另一方面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日益受到重視。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與神經經濟學在歐美迅速發展，促進經濟學的研究更加關注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為了將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加以還原，使他們的生理特征與計算、信息處理能力特征得以再現，經濟學創造性地將實驗技術方法與生物學研究方法引入經濟學。經濟行為的主體是人，人的行為必然受到其生理限制，并以其生理為基礎。隨著對人的腦科學的研究深入，探索行為背后的生理基礎成為可能，也是讓經濟學返璞歸真的必然。人體，特別是大腦掃描技術(如核磁共振技術)進步使分析人的行為生理機制不再遙不可及。更為重要的是，神經經濟學的研究也會為行為經濟學奠定生理基礎，加快行為經濟學的發展進程，進而影響經濟學數學化。

 

篇3

（2）現代經濟分析數學思路拓展在經濟學中，數學分析法能科學地描述和客觀地分析經濟現象，盡可能減少經濟分析誤差，具有其他經濟分析法不具備的優點。在基礎經濟分析理論基礎上，數學方法的應用有利于完善經濟分析體系，對經濟分析基本概念定義作出合理的解釋。在人類經濟活動不斷變化的背景下，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已經無法適應于現代化經濟發展需求，需要一種更加精確的數據分析法，以此彌補傳統經濟分析的缺陷，這樣數學方法的作用得到了凸顯。數學分析方法不僅能在經濟分析范圍內較好地融入和更新人類活動，還能分析和比較原有的經濟分析體系，為經濟分析帶來更加有效的計算方法，避免經濟活動中出現決策失誤。

二、經濟數學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應用

（一）經濟數學極限理論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極限理論作為大多數數學理論概念的基礎，廣泛地應用于經濟數學中，當然在經濟分析、經濟管理及金融管理等經濟學方面也比較常見。極限理論主要體現事物增長和衰竭的規律，包括設備的折舊價值、放射性元素衰變、人口增長、細胞繁殖等。在經濟分析中，采用經濟數學的極限理論可以更加準確、快速地計算出儲蓄連續復利，包括對連續復利中本金和利息之和的計算。

（二）經濟數學函數模型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應用（1）供需問題在金融分析中，通常會涉及到函數關系，那么利用經濟數學中的函數模型，能有效地解決金融經濟中的實際問題。在對市場供給和需求問題分析時，在充分了解經濟數學函數知識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函數關系，有利于更加明確地分析市場供需問題。在供需問題中，商品價格、商品替代程度、消費者價值取向等都會對市場發展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以商品價格為例建立的函數關系包括兩種，即供給函數和需求函數。商品往往是隨著價格上漲，供給量增加，可見供給函數的一個增函數；而商品隨著價格上漲，需求量會不斷降低，需求函數是一個減函數。因此市場經濟中供需問題，可以看作是價格逐漸向供需雙方均滿意的方向發展，即價格的決定問題。（2）成本與產量問題在金融經濟中，研究成本與產量兩者關系時往往會涉及到成本函數。在產品價格與生產技術保持一定的情況下，成本與產量之間會形成某種函數關系。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應注意成本與收入、收入與銷量的關系，那么將生產出的產品銷售出去，生產者將獲得收益，這樣又涉及到收益函數。通過對各類函數關系分析發現，在金融經濟分析中應用經濟數學中的函數關系，能達到高效率的分析目標，幫助生產者和經營者更好地處理成本與產量的關系。當然在經濟數學專業教學中，適當地引入金融經濟分析案例，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從而提高教學質量水平，培養學生良好的經濟分析能力。

（三）經濟數學導數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應用在經濟學中，很多問題都涉及到導數知識，導數在經濟學中的另外一個概念為邊際概念。將經濟學研究對象從常量引入變量，是經濟數學導數在經濟學中的一個典型，同時也積極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邊際函數包括邊際利潤函數、邊際需求函數、邊際成本函數以及邊際收益函數等。利用導數能比較清楚地觀察到經濟學中自變量的微小變化，并分析該情況下因變量的變化趨勢，以便更為客觀地研究函數的變化率。針對成本函數，對一種產品固定產量下的邊際成本進行計算，將其與平均成本進行對比，能較為客觀地分析商品產品變化情況，從而科學地擴大或者縮小商品的生產產量。若邊際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需要縮小該商品的生產量，反之則擴大生產量，使生產廠商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在對函數相對變化率進行分析時，可以采用經濟分析中的彈性進行研究。以商品價格與需求量為例，采用彈性能客觀地獲取一個價格值，若價格值大于商品價格，那么價格提高的比率應大于需求量減少的比率；反之則價格提高的比率應小于需求量減少的比率，有利于幫助廠家及企業制定合理的商品價格。

（四）經濟數學微分方程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應用經濟學中很多問題與經濟數學中的微分方程息息相關。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經濟活動往往存在量與量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函數關系表達；若一旦遇到比較復雜的函數關系，各種變量關系需要通過微分方程進行表達。微分方程是一種函數關系，主要包括微分、自變量及未知函數等。針對較為復雜的金融經濟問題，無法用導數或者函數表達量與量的關系，因此通過建立微分方程，能直觀地展現出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當然微分方程內容復雜，學習難度大，在經濟數學微分方程教學中，老師應適當結合金融經濟案例，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充分體現出微分方程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工具性作用，從而培養學生金融經濟分析能力和經濟數學應用能力。

篇4

中圖分類號：F014.32；F27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9-0055-05

一、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眾多企業的戰略性選擇，并在實踐中進行了貫徹執行。企業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發揮和傳遞“正能量”的重要主體。受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曾倍受質疑。大量實證研究考察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目標之間的相關性，但至今沒有取得一致結論。但值得注意的是，波特運用大量的成功案例，試圖說明企業可以通過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來兼顧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1]。在理論界的質疑和事實面前，“理性經濟人”假設也隨之撼動。與此同時，傳統的消費選擇理論也僅僅考慮了個體對物質層面的需求，長期以來忽略了消費者精神層面的需求，這使得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難以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現代營銷理論強調了消費者的核心地位，隨著這種理念的確立，消費者逐漸成為解決企業社會責任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沖突的關鍵。就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而言，只有當消費者運用手中的“貨幣選票”來為社會責任表現良好的企業投票——用市場力量回饋企業時，企業才會獲取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與動力。學者們就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相關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如消費者對企業的評價、消費者對公司的認同、消費者對公益機構的捐贈行為、購買意愿、顧客滿意[2]。以往從消費者視角的研究只是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消費者的產品評價、公司評價的直接關系，而忽視了企業社會責任為什么有效這一問題[3]。主要因為這些研究是從消費者行為學視角展開的，再加上傳統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和消費者消費理論對精神層面研究的缺失，使理論界缺乏關于消費者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否存在偏好、為何存在偏好等問題的本質原因的探討，尤其為什么不同消費者會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產生不同的反應這一問題還沒有得到理論和實證上應有的關注及研究——這仍然是一個理論空白[4]。

劉松柏等（2012）初步研究了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需求的心理根源問題，提出了用于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費選擇模型框架，認為應該從心理安全感、道德、倫理等角度入手，引入消費者精神層面的需求，構建擴展的效用函數，從而解釋消費者要求企業社會責任的原因以及消費者偏好和購買決策問題，但是仍未深入地就各個精神需求維度進行全面論證[5]。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特點就在于它研究問題的本質[6]。本文擬運用規范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分析消費者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本質原因，探求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行為作用的理論基礎，這將有助于論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的一致性及其前提條件，并為企業制定與實施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及項目提供建議，幫助企業有效地發揮社會責任的正能量。

二、相關理論

（一）消費選擇理論

1“理性經濟人”假設的修正

作為消費選擇行為的假設前提，“理性經濟人”長期以來受到了大量的批判與質疑，傳統的消費者理論也僅僅建立在人們對衣食住行等物質層面需求的基礎上。阿瑪蒂亞·森（2000）通過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追本溯源，從根本上撼動了這一假設，他認為經濟學用如此狹隘的方式來描述人類行為是非同尋常的，并強調經濟學應關注的是“真實的人”[7]。“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存在，與研究方法的有限性是離不開的，然而隨著人類認識的不斷前進，研究復雜問題的方法不斷增加，這一以“簡化”為目標而做出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也應得到相應地修正，以保證經濟學研究不斷接近“真實的人”。因此，李大凱（2012）主張在批判繼承的原則下，在繼續遵循“理性人假設”核心邏輯的基礎上，結合經濟現實以及相關批判修正理論，實現對基本消費選擇模型的合理性重構，他提出了修正后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在其所能掌握的所有信息以及預算決策能力之下，在其特有的效用構成層面以及利益權重的偏好系統之下，通過成本—收益權衡始終追求收益的最優化，即既定效用滿足水平下的最小成本，獲既定成本下的最大效用滿足水平[8]。這一假設在由價格和收入因素所決定的物質需求之外，將人們對心理安全感、道德、倫理等精神需求納入規范的經濟學研究框架中，從而為傳統的新古典消費理論框架之外的復雜多元化的消費行為研究開辟了全新的范式和視角。

2消費選擇新理論該模型是由加里·貝克爾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提出的，本文運用該模型分析企業社會責任效用問題。

主流經濟學分析遵循“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人類的行為是自私的，其根本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下，傳統的消費選擇理論認為家庭是一個被動的效用最大化者，它只是從市場購買中獲取效用，傳統選擇理論既不能說明偏好如何形成，又不能預言偏好的影響，故而經濟分析中一般傾向于將偏好作為外生變量，以往的經濟研究中并沒有對消費者偏好理論進行深入探討[9]。因此，深入探討偏好形成的根本原因、效用構成與偏好的影響是完善傳統選擇理論的必經之路。

Michael和Becker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個體是一個主動的效用最大化者，它也會從事廣泛的生產活動和投資活動[10]。并據此對消費者理論進行了重構：個體可以用市場商品、自身所支配的時間、技能、培訓和其他人力資本，以及其他投入，生產出作為他們的選擇對象的商品，從而使得其效用函數取得最大值。用公式來表示，即一個個體試圖使以下函數取得最大值：

式（2）中，Zi為進入效用函數的商品選擇對象；fi為第i種商品的生產函數；Xji為生產第i種商品投入的第j種市場貨物或服務的數量；tji為第j個人自身的時間投入；Sj為第j個人所投入的人力資本；Yi為所有的其他投入。

Zi沒有市場價格，因為它們并不是用于購買或出售的，但Zi確實有“影子”價格，“影子”價格取決于Zi的生產成本。如果fi是和tji的一度其次式，那么邊際成本將等于平均成本，并且Zi的“影子”價格可表示為：

πi=kj=1αjipw1，ww1，S，Yipj+lj=1βjipw1，ww1，S，Yiwj （3）

（二）顧客感知風險、安全需求和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1消費者感知風險

Raymond Bauer最早從心理學延伸出了消費者感知風險（Consumer Perceived Risk）的概念，他認為消費者的任何購買行為，都可能無法確定其預期的結果是否正確，而且有些結果會令消費者不愉快——也就是說消費者購買決策中隱含著對結果的不確定性，即風險[11]。之后學者們對感知風險進行了研究，多數都贊同CUN—NINGHAM的定義，認為感知風險是消費者對某件事情造成損失的預計，它是由對兩個因素的判斷而形成的：一是不確定性，即消費者對于某件事情是否發生的主觀概率；二是后果嚴重性，即如果事情發生后，其結果的危險性”[12]。當“人們在社會環境中感知到的威脅或風險刺激超過了本身控制和釋放、能量的界限時”，就會在內心形成“一種主觀感知或感受，比如創傷感、危險感、焦慮、無力感和不確定等”，這便是不安全感[13]。現代社會，不安全感成為了消費者的一種常態[14]。當消費者存在感知風險時，便產生了個體認知上的不平衡——安全需要。只有消費者感知風險降低，才能使這種安全需要趨于滿足。

2安全需求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Maslow（1968）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有一系列復雜的需要，按其優先次序可以排列成階梯式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五個層次的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它們與生俱來，并構成了不同的等級水平，成為個體行為的動力。其中，安全需要是“指安全、穩定、依賴、保護，免受恐嚇、焦躁和混亂的折磨、對體制的需要、對秩序的需要、對法律的需要、對界限的需要以及對保護者實力的要求等”[15]。通過觀察，他發現人們“一般更喜歡一個安全、可以預料、有組織、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他可以依賴的。在這個世界中，出人意料、無法應付、混亂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險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而且在這個世界里，無論遇到了什么情況也會有強大的父母或者保護人使他免于受難。”[16]安全需要使個體趨向或獲取環境中的安全因素或條件而避開或去除環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或條件，從而消除認知上的這種不平衡狀態，獲得安全感[17]。 當消費者有能力獲取這種安全感時，便形成了安全需求。

本文定義的消費者安全需求是指：消費者由于在消費的過程中感知到風險的存在，從而產生了對安全的需要，當消費者有能力通過自身行為獲取對購買行為的控制感從而獲取心理安全感時，便成為了消費者安全需求。可見，安全需求是消費者精神需求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重要變量之一。構建擴展的消費者效用函數及消費選擇模型，必須研究消費者為滿足其安全需求所進行的活動。

3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論中最早提出了安全感的概念。馬斯洛在提出需要理論時首次對心理安全感進行了界定，他認為心理安全感就是一種從恐懼和焦慮中脫離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而后有很多心理學者對已有的研究進行了豐富，普遍認為心理安全感是主觀訴諸于客觀的感覺，是人們對自身可能出現的危險和風險的預感，以及個體在應對時的有力或無力感，主要表現為確定感和控制感。但布列茨（Blaze）則反對用定義界定安全感，并提示只要抓住“主宰”與“負責”這兩個關鍵詞，就能看出安全感背后隱藏著“控制”這種感覺[18]。

對于這種爭論，部分學者贊同布列茨將“控制”一詞引入安全感概念的觀點，如安莉娟（2003）、從中（2004）、孫思玉（2009）等。部分學者則贊同Maslow的觀點，例如，于世剛在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人的安全需要進行經驗描述和理論建構，認為人的安全需要可以分為確定感（Certainty）、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Freud和Maslow，1945）和控制感（the Sense of Control）（Rotter，1972）3個層面[9]。

心理學研究將安全感區分為特質安全感（整體安全感）和狀態安全感（具體安全感）。整體安全感類似一種人格特質，相對穩定，不隨情景而輕易變動，而具體安全感隨著具體的情境會發生變化[20]。姚本先等探討了安全感的心理發生機制，并強調狀態安全感是個體基于客觀事物與安全需要的認知評價下產生的情緒體驗，而特質安全感則是在隨著安全感需要的發展、認知的深化而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情感體驗，同時特質安全感又會在具體情境中以狀態安全感的形式表現出來[21]。因此，個體需要通過認知客觀事物來獲取安全感。

本文采納布列茨的主張，將控制感和確定感引入消費者心理安全感（Consumer Psychological Security，CPS）的概念，認為消費者安全感是指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應對處置感知風險時的有力感或無力感，主要表現為確定感和可控制感。為了滿足自身的安全需求，消費者必須通過各種努力，“生產”并“消費”心理安全感。能夠使消費者對商品產生并深化認知的信息可以來自于以往的消費經驗、媒體、親朋好友的交流等。

（三）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與消費者

1企業社會責任信息

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指與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直接相關的信息（李正等，2007）。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1971年經濟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出版了《企業社會責任》一書，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三層同心圓的概念：同心圓的最里圈代表企業最基本（如工作、產品和經濟增長等）的經濟方面責任。同心圓的中間層包含的是在關注到社會價值與優先權的變化下（如講究公平、重視雇傭關系、重視消費者的信息反饋、注重環境保護以及對考慮安全防護等）而采取的措施。同心圓的最外層是更多地改善社會環境的責任，是商業行為為促進社會環境發展而需要采取行動的部分，是對那些尚未成形、新出現的企業責任的描述。Carroll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理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22]。

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以往研究中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進行了劃分。國際會計公司Ernst和Ernst于1978年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劃分為環境、能源、公平雇傭實務、人力資源、社區參與、產品、其他等7個大類。美國的全國會計師協會（NAA）（1974）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主要領域包括社區參與、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環境、產品與服務等4個大類。Trotman和Bradley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應包括6個大類指標，即環境信息、能源、人力資源、產品、社區參與和其他[23]。Gray R H等回顧了Trotman K T（1979）、Guthrie（1985）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所做的分類后，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包括15個大類[24]。

2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與消費者心理安全感

由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內容可知，正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尤其是消費者問題類、健康與安全類等的信息能夠增加消費者對企業及其產品的認知，因此有助于降低消費者感知風險，如財務風險、功能風險、身體風險、心理風險、社會風險和時間風險等，故可成為消費者“生產”安全感的信息來源之一，從而滿足消費者的安全需求，最終促使消費者選擇該企業的商品。大量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能夠對消費者反應產生影響，Brown 和Dacin通過實驗設計和實地調查方法，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會間接影響消費者的產品評價[25]。此外還有大量研究發現消費者會通過價格支付來支持或懲罰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較好或較差的企業[26～29]。盧東基于歸因理論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利他歸因會正向影響消費者的企業態度和產品感知質量，而利己歸因會負向影響企業態度和產品感知質量[30]。也就是說，由于消費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目的的揣測，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本文暫不考慮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利己歸因，僅考慮消費者正面接受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情形；將消費者負面考慮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情形另行探討。

3 消費者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活動

根據信息搜索的二階段理論，消費者信息搜索分為內部信息搜索和外部信息搜索階段。內部搜索指的是在記憶中搜索相關信息；外部搜索是指在記憶以外的信息渠道中搜索相關信息，如包裝、店內陳列、廣告、雜志等[31]。同樣地，在日常生活中，消費者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例如新聞、廣告、企業主動披露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等。可見，消費者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動地、無意識地獲取，例如通過新聞了解到某企業的慈善活動、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等，消費者對這些信息的知覺處于前注意階段；另一種則是主動地、有目的地搜索，例如通過互聯網搜索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消費者對這些信息的知覺處于特征整合階段。在這個信息搜集和處理過程中，不但需要消費者花費時間（t），且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消費者個人搜索信息的能力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非常關鍵的。由于知識、技術、思維基礎的影響，決策者對同一事物可能產生不同的反應，或者因為對某些技術不了解而無法做出準確的認知[32]。但是，隨著經驗的積累，消費者會通過自身的努力提高這種搜索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這可以被視作一種人力資本投入（S）。

三、安全需求效用函數構建及最優化分析

根據以上論述和貝克爾的消費者選擇新理論，為了滿足自身安全需求，消費者可以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作為一種投入要素來“生產”并“享用”消費者心理安全感。將由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作為投入要素所產出的消費者心理安全感總量（Over all CPS made from CSR，OCC），記為“C”。相應地，稱由OCC滿足的安全需求實際上就是“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記為DCSR。將除了OCC之外的消費者所生產和消費的商品量記為Z。根據貝克爾在消費者選擇的新理論中構建的效用函數，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

OCC主要是根據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量和消費者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能力來決定的，前者需要消費者花費時間（tc），后者則取決于消費者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Sc）（其他投入忽略不計）。假定Cctc>0，CcSc>0，這一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人力資本的增加會提高其收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生產率。

為了分析“人們更多地傾向于享受OCC”的消費后果，OCC的生產和消費必須注明日期。在任一時點j上，OCC的產量Cc取決于該時點上分配于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時間tcj以及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存量Scj，后者可部分地通過不斷累積先前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這一“邊做邊學”的方式生產出來：

為了分析簡便，假定效用函數同式（4）所表示的各個時期效用函數的折現值之和。C和Z是指一定時期的商品，并且折現率由時間的偏好所決定。即消費者效用函數為：

消費者全部財富的約束條件為：

式（8）中，twj為第j時期的工作小時數；bj為這段時間的財產收入。

消費量的最優分配方案取決于它們的邊際效用比與影子價格比相等時的消費量：

影子價格等于增加1單位商品產出的邊際成本。對于消費者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能力而言，其邊際成本是復雜的，因為在任何時點j上，OCC的生產對隨后的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都有正面影響，可看做是在時點j上通過降低j點上的生產成本所生產出來的OCC的投資回報。

可以推出，在時點j上，邊際成本等于：

式（10）中，w為工資率（假定對于所有不同年齡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r為利息率；n為壽命；Aj為消費者對OCC依賴行為的影響，它可用于度量未來時間投入的儲蓄價值，這種儲蓄來自在時期j內所生產的C對隨后投入的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人力資本產生的影響。

通過分析，可得到以下結論：

（1）假定πZ并不取決于年齡的變化，πc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持續下降，根據式（9），消費者對OCC的消費量將隨年齡的增長而上升。由此可見，隨著消費者不斷地接觸和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其處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能力也越來越強，生產并消費OCC的成本則越來越低，從而消費者將越來越多地生產并消費OCC，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對于消費者購買決策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消費者對OCC的需求曲線越富有彈性，則用于收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時間越有可能增加。在現實生活中，有些消費者只關注產品價格及通常意義上的質量，而不考慮是否承擔社會責任，而有些消費者則傾向于購買社會責任口碑較好的企業的產品，這是因為消費者對OCC的需求曲線彈性是有所不同的。

四、結論

本文通過引入心理因素，用貝克爾（1996）的消費者選擇新理論對消費者行為進行最優化分析，深入剖析了企業社會責任為消費者提供安全感從而滿足消費者安全需求的過程與成本，從而從精神層面解釋了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具有需求的本質原因。消費者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根源在于內心對安全的需求，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收集與加工，消費者將偏好于那些能夠給他帶來更大心理安全感的廠商所提供的商品。

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能力和需求將不斷上升，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要求也將越來越高，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一個長期的戰略行為。同樣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對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也將越來越有效。由于消費者心理構成的不同，個體的效用函數之間存在著差異，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彈性也是不同的，這便解釋了為何消費者之間對企業社會責任反應存在差異。因此，對那些對企業社會責任需求彈性較大的消費者，正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將起到積極的善因營銷效果，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也將對企業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對于那些對企業社會責任需求彈性較小的消費者則恰恰相反。企業應充分識別消費者的企業社會責任需求彈性，有針對性地制定“消費者導向”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計劃，從而保證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實現社會目標的同時兼顧經濟目標，使企業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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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盡管保險是金融業中非常古老的行業，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保險常常被看作為或有商品，有時又被當作與賭博有關的概念來討論。自從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發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對不確定性經濟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險活動才納入了主流經濟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紀60年表的幾篇重要論文，既可以看作是對保險進行現代經濟分析的開端，也是保險經濟的經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圍繞它們展開的。Arrow認為極少有風險能在市場上被完全轉移，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交易成本是風險轉移受到限制的三個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慮道德風險因素的條件下，如果保險費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費用，則有絕對免賠額的足額保險是最優的。Borch論證了風險帕累托最優交換的充要條件，提出了風險厭惡是如何影響參與者的最優保險金額。Mossin提出了風險厭惡決策者保險需求的一個簡單模型，從該模型中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當保險費為精算公平保險費時，被保險人購買足額保險，否則購買部分保險；二是當被保險人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時，保險對他來說是劣質品。

從微觀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阿羅、博爾奇和莫森討論保險經濟問題的主題是價格和產品需求(保險費率和保險金額)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但是對于保險需求而言，與一般商品的最大區別在于，保險需求的產生以風險的存在為前提，因此風險的變動是保險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而風險的變化從期望效用的角度來說，表現為效用概率分布的變化，因此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數學解析表達式來說明其經濟學上的意義。

篇6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大變革時期。在英國工業革命拉開序幕、經濟系統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增長理論為典型代表。

1、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亞當•斯密在著作中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涉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原因以及如何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和環境，這些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基礎。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財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并指出，若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先增加資本積累，只有蓄積的資財的豐裕，才能雇傭到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增加勞動的設備或進行改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也要增加資本積累。因此，資本積累是勞動分工的基礎，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2、大衛•李嘉圖的收入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他認為只要資本積累增長，就會出現正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下降，經濟增長也會下降。不過，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著眼點在于收入的分配，強調各種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響資本積累，進而決定經濟增長。李嘉圖贊同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認為一旦資本積累停止，投資即不再增加，經濟增長也將停滯，要使經濟從低水平重新增長，則要求資本家擴大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自動轉化為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

3、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強調資本積累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該意義上，古典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積累決定論。同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暗含著資本要素服從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假定，意味著由資本積累決定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最終經濟增長將處于停滯狀態。但工業革命以后的長期時間內，經濟增長未出現停滯跡象，表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并不很科學，且忽略了現代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在工業革命以后，由于儲蓄與投資實現分離，金融中介的產生下，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經濟理論

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分析并論證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認為薩伊定律是不正確的，提出凱恩斯定律。凱恩斯拋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數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數原理。凱恩斯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投資需求的效應方面看，產出的增長與投資變動之間存在乘數效應，即國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定時期投資增加額的數倍，反之，投資額下降，則國民收入將以投資減少的若干倍縮減。

2、加速原理。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投資在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同時，國民收入增加也會帶來引致投資，從而國民收入變化對投資變化具有加速效應。

3、儲蓄—投資論。凱恩斯理論的一個貢獻是用收入決定的儲蓄—投資論替換了古典學派利息決定的儲蓄—投資論。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動機選擇的行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儲蓄者依據其收入決定儲蓄量，根據利息率決定儲蓄形式，而投資則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成本，不受儲蓄的支配。

4、對凱恩斯理論的討論。凱恩斯理論特別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政府投資不僅可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而且還可通過乘數作用帶動私人消費和投資，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不過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難以突破其時代局限性：即著重短期分析，不太適用長期經濟分析；投資決定儲蓄論僅適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蕭條時期；只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而忽視了投資的供給效應；儲蓄多少與投資的數量對利息率缺乏彈性，儲蓄和投資均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假設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不符合實際情況；投資對國民收入乘數效應要發揮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

20世紀40年代前后，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通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開始。

1、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提出資本—產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認為經濟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資本—產出比率，經推導得出哈羅德經濟增長率方程為：gy=sv。

2、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注重投資的二重性，經濟的需求方面，投資通過乘數過程決定國民收入的實際水平；經濟的供給方面，投資通過增加資本存量的規模而提高了國民經濟潛在的生產能力。多馬得出的經濟均衡時的增長率：gy=YtYt=ItIt=σs。可見，哈羅德增長模型和多馬增長模型本質上是一致的，故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表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gy是由儲蓄率s和資本產出比率v共同決定的，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產出率成反比，在資本產出率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取決于儲蓄率。

3、對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討論。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是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作了一些比較大的修正：將時間因素引入儲蓄—投資分析中，用增長率的概念代替凱恩斯的水平分析，實現了動態分析；從“加速原理”出發，強調投資增長決定于收入增長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絕對變化；認為投資行為不僅能增加投資的需求效應，更重要的是投資能提高供給能力。實際上，哈羅德和多馬說明了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儲蓄率。但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增長條件有如“刀刃一樣脆弱”。而整個經濟系統內部并不存在任何內在的作用機制滿足這些條件，因此，該均衡是極不穩定的。

四、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索洛和斯旺分別獨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經濟理論的增長模型，他們對哈羅德—多馬模型假定進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長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長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該模型表明儲蓄一方面可促使資本廣化，另一方面也可促進資本的深化。

2、增長過程的穩態。當經濟處于穩定增長狀態時，人均資本停止變化而成為常數，從而得到使人均消費最大的儲蓄率，即黃金律儲蓄率。當儲蓄率大于黃金律儲蓄率、人均最優資本存量也高于資本積累的黃金率水平時，隨著儲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費水而下降，即經濟增長中的過度儲蓄是無效率的。

3、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長模型表明，經濟的長期均衡是穩定的，并總是向一個平衡增長路徑收斂。短期內，產出的增長率可能因儲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長期內，產出增長率取決于勞動增長率，與儲蓄率無關，并且過度儲蓄對經濟有不利影響。在某些情況下，投資對產出增長率可能產生負影響。不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靜態最優資本積累。另外，新古典模型關于均衡收斂的預測并未實現。同時，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均衡增長率取決于外生的勞動增長率，因此把經濟的長期增長仍歸因于經濟系統的外生變量，實際上，經濟的穩定增長更重要的在于系統內生變量，內生經濟變量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理論于80年代開始了新一輪的研究熱潮，此時的增長理論擴展了資本概念，把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及知識等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稱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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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之爭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說,認為"在自由經濟中,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從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①第二類以管理學家斯蒂芬?P?羅賓斯為代表,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除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以外的企業責任,一般還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環境、發展慈善事業、捐贈公益事業、保護弱勢群體等等。②第三類,把企業社會責任看作是一個與企業責任幾乎等同的屬概念,其涵蓋各種企業責任。美國佐治亞大學的阿奇?卡羅爾教授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在某一時間點上社會對企業的經濟、法律、倫理和合理期望"。③筆者認為,存在此爭論的根本原因在于學者們對概念的界定范圍不同。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概念。宏觀上看,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每個企業的興衰存亡都直接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相對于社會來講,企業的所有責任都是企業社會責任。而從企業角度出發,企業的責任又分為對內的責任和對外的責任,對內企業首先要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在此基礎上,企業才能有能力對社會承擔責任。另外,還要注意企業所指的范圍,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公司是指依法設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由股東投資形成的企業法人。因此,所謂"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指的是營利性企業的社會責任,政策性企業、社會企業等只是非典型的企業。如果企業的范圍沒有界定清楚,存在爭議也在所難免。

    (二)動機之爭

    除概念界定存在爭議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也存在很大爭議。曼尼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要素之一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必須是自愿的,按照法律規定而采取的社會行為仍屬于利潤最大化的行為。而反對者認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并非公司自愿的利他行為,而是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所表現出來的"外部性"④。與此同時,大部分國學者都在呼吁企業要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目的而不是盈利的手段,更有人提出企業作為"企業公民"應盡與公民相同社會責任的說法。

    從企業成立的初衷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產生的,如果企業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將很快湮滅于激烈的自由市場競爭中,企業的社會責任更無從談起了。"企業公民"更是有別于真正的公民,因為對普通公民來說法律都會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和救助,而企業如果經營失敗就會面臨著破產解散,因此,企業永遠會將生存與發展放在第一位。另外,如果企業的目標多元化,必將對經營者決策造成迷惑,甚至為自己的錯誤決策找借口,以社會責任作為傷害股東利益的擋箭牌。而且,根據"激勵不相容原則",會有經營者為自己謀私利的風險。其實,在科學管理方法和可持續發展觀指導的今天,企業追求利潤的目光變得更為長遠,其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表現形式可能不會那么明顯。有時甚至,會為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來犧牲短期、眼前的利益,我們稱之為,企業價值最大化。因此,對現代企業來說有且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企業價值最大化。事實上,企業僅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并不阻礙其承擔社會責任,反而會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原動力。

    因此,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實質上是,由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作用下企業為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主動實施的正外部性的最大化與負外部性的最小化。也就是說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過程中,政府和社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就像引渠人一樣,制定、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企業就如自上而下的水,承擔社會責任自然水到渠成。總之,企業社會責任不只是企業的事情,企業只是責任的最后承擔者而已。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及層次劃分

    同概念一樣,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及層次劃分也是眾說紛紜、百家爭鳴。其中,卡羅爾的四成分責任說最具代表性,在他構建的"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中將企業社會責任從低到高劃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慈善責任四種責任。而爭議也是由不同的概念界定發展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是等同于企業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的,還是包含它們的呢?正如概念中提到的,此爭議是由于角度不同所致。筆者認為,企業的責任分為內部責任和外部責任,其內部責任當然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保證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內部責任大致可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的外部責任,它是由企業在履行內部責任時產生的正外部性。相對應的也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如圖:內圈為企業的內部責任,外圈為企業的社會責任。

    虛線代表兩者之間互相占據的變動狀態。內圈中的經濟責任包括企業為滿足自身發展必須生產產品、支付工資等等的經濟活動中的責任;而外圈中的經濟責任則是由內圈經濟責任帶來的外部性,正外部性如企業為社會提供了產品、就業崗位、改善人們生活質量等等;負外部性如產品質量問題、職業病、拖欠工資等等。內圈中的企業法律責任是企業為了生存與發展而履行的法律明確規定的企業義務,一般情況下法律責任會包含經濟責任,故二者在事實上難以區分;而外圈中的法律責任就是企業在履行內圈法律責任時產生的外部性,負外部性最小化如:企業履行環境法時,會對環境產生最小的破壞,履行勞動法時,會提供最低工資等等,其中提供最低工資是由經濟責任過渡過來的。企業道德責任是基于社會道德要求的并期望企業承擔的正常職責范圍之內的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屬于企業自愿負擔,促進整個社會福利的行為,它與道德責任的區別在于,如果企業不承擔某種社會責任,也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

    同理,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亦是如此。企業在逐利的競爭過程中,因受到社會倫理、道德的限制,會為了維護良好的公眾形象、得到更廣的宣傳、獲得長期利益和可持續發展,而為此付出合理的成本,這就是內圈中的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當然,這會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正外部性,因此,也就承擔了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目前看來,企業承擔的內部責任大于企業的社會責任。由于企業內部責任是企業主動、積極去承擔的,而外部責任則是由其外部性引起的,因此,如何去合理的調控、運用這個外部性,是企業發揮好企業社會責任的關鍵,這就對政府和社會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

    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長期爭議,與不同的學科視角和理論基礎密切相關。不同等理論基礎所得出的結論也是有所不同的。但經過仔細推敲、邏輯推理后,會發現各個理論是相互聯系、互相貫通的。并可以由此得出統一的結論,就是企業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承受者,但是需要政府和社會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1)社會契約理論與囚徒困境

    社會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是不同個人基于社會契約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實體,企業的行為實際上就成了一組復雜契約系統的均衡行為。⑤而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滿足社會之間不斷變化的社會契約的要求,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滿足社會契約對企業行為的期望與要求。⑥也就是說,是在社會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契約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根據"囚徒困境"理論,企業都是理性經濟人的情況下,都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如果社會沒有良好的企業也社會責任環境,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意味著比別的企業付出了跟多的成本,也就減少了自身的競爭力;因此,在此情況下企業是不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這也體現了良好外部環境的重要性。

    (2)公司治理理論、企業競爭力理論與企業價值最大化國外更流行的觀點是,寄希望于調整公司內部的治理機構中,希望能通過合理的監管配置來起到監督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效果。實際上,如果明白企業目標是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道理就會明白,這樣做只會徒勞無功,甚至如"囚徒困境"理論中所述,會導致企業的經營失敗。而企業競爭力理論認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會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提升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這已成為中外學者的共識。很多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只是道德概念的學者最終也會以此來勸說企業去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這仍然證明了企業最終的目標還是價值最大化。這一點對政府在制度調控政策時,具有方向性的指導作用。政府應該利用企業的這一明確目標,制度適宜的監管與激勵制度。

    (3)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博弈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在作出決策時除考慮股東利益以外,還應考慮有"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供應商、消費者,乃至整個社區等等的利益。因此,企業除追求利潤最大化外,還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其實這一理論的推斷在理想狀態下沒有錯誤。但是,現實中企業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在與個人如員工、消費者的博弈中占據著博弈的上風。首先,對員工來說,在勞動力市場中,需求彈性大于供應彈性。而且,對低收入人群來說,工資是剛性需求。如圖,在勞動市場模型中可以看出,勞動需求曲線D和勞動供給曲線S的相交E點達到均衡,該均衡點決定了均衡工資為W0,均衡勞動數量為L0。但是由于處于社會底層的務工人員收入較低,人們靠工資維持生活,因此,在供求雙方博弈時,在強大的企業組織面前,勞動力供應明顯缺乏彈性,進而導致勞動需求曲線向左下方移動至D0,即只要比生活成本或法定最低工資高一部分即可在E0達成新的均衡,這樣就導致了工人工資、福利被企業吞噬。企業更不會去考慮工人的利益。

    另外,同理,壟斷市場形成時也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除此之外,對消費者、社區來說,存在信息不對稱的風險。如在購買產品時,不具備專業的識別能力,對產品的質量、價格不能很好的甄別。又如企業對社區環境造成潛在污染和破壞時,社區不能及時的察覺。在此情況下,根據企業"理性經濟人"的特性,企業是不會主動通報的。這時候,政府的作用就尤為重要了,就需要政府制定更嚴厲的懲罰制度,使企業在做出決策時,考慮到更高的懲罰成本,而主動考慮利用相關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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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理論，輕實踐。目前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由于課時的限制，普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大量的理論知識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就已經耗費了教師和學生很多精力，忽視了經濟學的實踐性；同時由于教學條件的限制，實踐環節很少，這就大大影響了學習的有效性。導致了學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說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分析和解釋當前的熱點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了。

（3）傳統的板書教學具有局限性。同時，大部分院校的本專科西方經濟學課程都是采用黑板式教學，但是由于該課程包含很多經濟模型和圖示，單一的黑板式教學給教師在上課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同學們也很難做到過目不忘，一堂課下來，黑板擦了很多遍，但是學生對模型的推導或作圖仍然是云里霧里，不能對模型的整體有一個宏觀把握，有時甚至是黑板一擦，腦子里一片空白，收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

獨立學院本身的特點

獨立學院，是指實施本科以上學歷教育的普通高等學校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作，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舉辦的實施本科學歷教育的高等學校。獨立學院雖是民辦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公益性事業，但獨立學院不同于一般的二級學院，帶有公辦民助的性質。因此，在辦學教學過程中存在一些顯著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獨立學院師資問題

獨立學院在初創時期，其辦學條件是由母體高校提供的。尤其是在獨立學院的創辦初期，基本上教師結構屬于“三三制”，由母體高校在職教師兼任、聘用母體高校在內的退休教師和獨立學院自己的教師三部分構成，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并且由于獨立學院本身的性質，許多教師都把自己定位為打工者或者合同制員工，缺乏對獨立學院的歸屬感和共同的價值觀念。

另外，隨著獨立學院大量擴招，師資不斷趨于緊張，但是根據教育部的規定，獨立學院必須有自己的教師隊伍，各個獨立學院都加緊“招兵買馬”，引進新教師，這部分教師絕大部分是剛剛走出校門的碩士研究生，他們的優勢是知識結構比較系統，同時在教學風格上學生也比較容易接受，但是普遍沒有受過系統的教學方法、教學技巧等訓練，缺乏教學經驗，同時在教學過程也存在著一些劣勢，比如對教學內容的把握不夠準確、教學方法不夠合理、不會合理運用教學技巧等。這些都影響了教學質量和效果。

2獨立學院教學條件的局限

由于近年獨立學院大量擴招，其教學設備，硬件設施（如多媒體教室的安排等）不夠完善，不能充分滿足在校生的自由使用。本課程經常采用合班上課的方式，對于一個有近百人的班級來說進行教學互動是較困難的，既影響學生對知識的接收，又影響教師對學生學習情況的了解，最終影響教學效果。

獨立學院學生自身的特點

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學生相比，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偏于感性認識，數學基礎薄弱。獨立學院經濟管理類的學生思維方式偏重感性認識，數學基礎相對薄弱，對邏輯推導、圖、表和公式等比較不敏感。這樣的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比較感興趣，但對定量分析方法和步驟不感興趣。然而，西方經濟學中有許多知識點需要運用較復雜的數學知識加以理解和分析，這使許多學生感覺比較困難。例如，在學習“均衡價格的形成機制”時，多數同學對與生活密切相關的需求和供給知識非常感興趣；但對于學習到“需求彈性”分析的概念，涉及數學公式比較多，大部分學生就感到枯燥難學，學習效果不太理想。

（2）學習積極性不夠。學生出于考好成績或找工作的原因，最初對西方經濟學學習興趣較濃，但隨著課程的深入，聽不懂時學習積極性就減弱了。同時由于教學安排比較緊湊，學生往往在當堂課程學完后，對所學的知識點印象非常模糊，不能系統地歸納總結所學知識。還有很多學生認為理論知識沒有用，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對理論知識學習的積極性就更差了。

（3）學生對企業和社會關注不夠。西方經濟學涉及的內容覆蓋面廣，有較強的實踐性，但經管類專業學生對企業和社會普遍缺乏深入了解。學生剛開始接觸該課程會感到比較新鮮，隨著教學的不斷深入，由于受到自身生活閱歷、觀察與思考能力的限制，就會感覺難度較大。就各種現實的經濟問題而言，學生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明顯不足，與教師的期望更是相去甚遠。

獨立學院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進

1選擇合適教材，針對專業特點合理組織教學

獨立學院的目標是培養應用型人才，應該選擇有較多的實例運用和通俗易懂的教材，比如臧良運出版的《西方經濟學》，里面有一些較新鮮的案例，與生活掛鉤緊密，可以選用。有條件的學校，可以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國內外有特點的經濟案例，輔以習題，編寫適合本院學生特點的教材。與此同時，為更新教學內容，教師要不斷地結合當前熱點，收集相關資料帶到課堂上，讓學生直接透過這些實例來理解所學的內容。面對不同專業的學生，教師要做到結合其專業特點安排教學內容。比如針對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可以側重于宏觀部分，如：如何實現社會經濟的增長，如何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如何衡量一國通脹水平等。這樣有助于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其日后工作也有積極作用。

2加強案例教學，理論聯系實際

西方經濟學與實際經濟生活聯系緊密，因此在教學方式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案例教學的本質是讓學生從客觀理論的角度來深入討論經濟現實問題，通過分析發現問題并找到對策，加深學生對基礎專業理論的理解及應用，培養其分析問題的能力。如用“谷賤傷農”來加強對彈性理論的學習；用公共健身設施的例子分析市場失靈的問題等。另外，除了講授過程中老師列出的現實案例外，還可以組織學生進行案例討論。在某一問題或某章講授后，教師提出一個小案例讓學生分析討論，最后教師進行總結。如在講完均衡價格理論后，可以引導學生思考“為什么蘋果在旺季價格下降，而海景房在旅游旺季價格卻上漲呢？”等案例。因學生還不具備運用各種綜合理論知識的能力，這時所選的案例要緊扣所講理論問題，不宜過分復雜。

3傳統教學與現代教學相結合

實踐證明，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特點決定了多媒體教學是一種理想而實用的教學方式。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在電子課件中把經濟學中大量復雜的公式的推導過程，各種圖表及其變化規律清楚地體現在屏幕上，既可以節約課堂教學的板書時間，又可以通過直觀的演示使學生清楚各類圖表曲線的變動情況，從而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有效提高教學效果。對于學生仍然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重點輔助板書，兩者結合效果更佳。同時，我們可以利用網絡進行輔助教學，如將課件、習題和案例分析等放在公共郵箱，供學生課后復習，并通過該郵箱可以反饋課程的學習效果；另外可以開設課程微博或者博客，作為師生的交流平臺，推薦一些與經濟學有關的時事和經典案例，教師還可以在郵箱和博客中征求學生對教學的意見和建議，實現教學相長。

4利用獨立學院優勢，采取產學相結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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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3.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6―0053―07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從最廣泛的角度探討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的新興交叉學科，為人類在進入生態約束時代各種自然資源日益稀缺的硬性約束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同于傳統經濟學的新視角與方法，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因而。近些年有關生態經濟學的理論與應用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在眾多自然資源中，水資源既是基礎性生態自然資源，又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性經濟資源。然而自20世紀以來，隨著人口和經濟規模的急劇膨脹，人類對水資源需求的急劇增加，水資源稀缺、水環境惡化、用水沖突等水資源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影響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制約因素。本文試圖以生態經學基本原理、方法為指導，對當代水資源管理中如何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公平、高效利用等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1　生態經濟學的產生及其基本觀點

1.1　生態經濟學產生的現實背景和思想淵源

生態經濟理論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和思想淵源。自人類進入18世紀中葉以來，受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工業革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工業革命在滿足人類物質需求的同時，與之相伴的經濟增長卻極大地削弱了人類最終依賴的自然提供物品和服務的能力。目前全球變暖、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銳減及其衍生的極端氣象災害增加、水土流失、糧食減產等環境問題正嚴重威脅著人類生存與發展。正如生態經濟學家所警示的那樣”，相對于生態系統，經濟快速增長與過渡膨脹已將人類由“空的世界”帶進一個“滿的世界”(圖1)。眾多自然提供的物品和服務已經成為制約人類發展的稀缺資源，人類進入生態約束時代。這種環境及人地關系的巨變，必然要求對傳統的經濟系統與經濟理論進行變革。生態經濟學試圖“為傳統經濟學推理方式提供生物物理環境和道德約束”，“讓經濟系統能在有限的資源限制范圍內，在新的道德、倫理價值觀的約束下有效、良性的運行”。

當代生態經濟學理論有兩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古典經濟學中John Stuart Mill的穩態經濟思想及物理學中的熱力學定律。Mill認為，人口和(人造)資本存量是確定經濟規模的兩個基本的物理量，當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經濟生產率與折舊率分別相等時，人口與資本存量將不再變化，經濟系統處于動態平衡狀態，即“固定狀態”；這種“固定狀態”并不意味著人類發展的終止，人類“所有類型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都同以前有同樣多的改進的機會”，“一旦人類不再專注于使經濟變大，就會轉向如何變好”。生態經濟學家Herman E.Daly在引入吞吐量的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穩態經濟思想。認為，穩態經濟就是把人口和財富維持在一個固定的水平上，而在此水平上人們能享受長期而美好的生活；維持這種存量的吞吐量是低而不是高的，總是處于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范圍之內，因而系統是可持續的。這里的吞吐量是指從環境中進入自然資源流量和從經濟系統中反饋給環境的廢棄物流量。

熱力學定律認為，能量既不能憑空消失也不能被憑空創造；能量在系統中的流動總是向熵增的方向發展。其中“熵”是指“單向的不可逆的變化，宇宙無序性的增加”(Clausius，1865)。20世紀20年代，Soddy首先發現了熱力學定律，對于解釋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70年代，生態經濟學家Georgescu―Roegen進一步發展了熵的概念，并最早將熱力學中熵定律引入到經濟系統分析中。他認為，熵定律不僅適用于能量的轉化過程，也同樣適用于物質轉化過程；在經濟系統中，物質和能量的流動即熵的流比交換價值的流動更為基本(圖2)。這里的“熵”是對有用資源和無用的廢物之間定性差異的標度。

Boulding、Costanza、Brown等人對生態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60年代Boulding在其著作《一門新的學科一生態經濟學》與《宇宙飛船經濟觀》首次正式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循環經濟”的理念及“經濟一社會一自然”協同發展的初始模型，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產生。1989年Costanza等創立了國際生態經濟學協會(ISEE)，并定期出版名為《Ecologicaleconomics》的雜志，借以推動生態經濟理論與方法研究的發展。Brown，則提出了一種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新的經濟發展范式，從而向人們描述了一幅和諧美好的生態經濟藍圖。

1.2　生態經濟學的基本觀點

“經濟系統是有限的、非增長、物質封閉地球生態系統開放的子系統。”這是生態經濟學區別于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的觀點，也生態經濟學家認識世界以及分析問題的基本愿景。由此，生態經濟學家推演出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幾個基本命題。

1.2.1　將經濟系統看作生態系統的子系統意味著，經濟系統存在著最佳規模，經濟系統不可能無限增長。這是因為，一方面作為生態子系統的經濟系統的物質擴張必然會侵犯生態系統的其他部分，造成某種損失一資源枯竭及自然空間與某些生態服務功能的消失，即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成本。因而“增長是有成本的”。當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成本高于其產生的價值時就會出現“不經濟的增長”，因而人類整個宏觀經濟存在著一個最佳規模(圖3)。另一方面，作為生態系統的開放的子系統，經濟系統需要與生態系統進行不斷地物質／能量交換，即吞吐量。經濟增長即為吞吐量的增量。根據熱力學定律，經濟系統自身既不能憑空產生所需要物質和能量，也不能使自身產生的廢棄物憑空消失，經濟增長需要不斷的從環境中輸入物質和能量并不可避免地排放廢棄物，以維持自身正常運轉。由于生態系統的有限性和非增長性，其容納廢棄物的能力也有限，因而經濟系統不可能無限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已經將人類由“空的世界”推向“滿的世界”，自然向人類提供的資源和服務日益稀缺，甚至許多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邊緣。因此，經濟必須停止增長，即將經濟系統的規模限制在生態系統可持續承載力范圍內。但是，停止經濟增長并不意味著發展的停滯，因為生態經濟學認為“發展是指在一定吞吐量下物品和服務質量(即提高人類福利能力)的提高”。

1.2.2　在資源稀缺與停止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必須考慮對資源和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這是因為：首

先，過于貧窮的人不會考慮可持續性問題，窮人的基本需求必須得到滿足。其次，過于富裕的人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資源，這有可能剝奪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手段，從而與可持續發展相悖。第三，如果在資源有限，限制經濟增長以保證后代人福利情形下，就沒有理由讓當代的窮人繼續忍受剝奪。而且窮人消費的邊際效用要遠遠高于富人消費奢侈品的邊際效用，為使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有必要對資源進行公平分配。第四，重視可持續問題本身就包含著資源的代際公平問題。此外，公平的資源分配還可以產生一些公共物品，如經濟穩定、較低的犯罪率，更強大的社區和更好的健康狀況。

1.2.3　在“滿的世界”里，自然資源日益成為稀缺物品與生產的限制因素，因而同樣需要有效利用。但生態經濟學認為，當社會生產限制性因素由人造資本變為剩余自然資本時，其有效利用的方式和政策也必須相應的改變。Daly指出“利用自由的市場配置稀缺資源必須牢固地限制在規模和分配的極限上”。這是因為，在對稀缺的自然資源配置時，傳統市場經濟手段至少隱含著以下兩方面的缺陷。首先，應當作為交易主體之一的“后代人”不可能參與到市場對稀缺資源的分配中來，因而市場無法保證其利益不受侵犯。這表明由于“后代人”的缺席，市場對于“代際公平”這樣的一個分配問題的失靈。其次，傳統經濟學試圖通過對環境物品估值形成“合理價格”，并將其“內化”到市場體系，通過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來解決外部成本問題。但是，由于人類對生態服務功能及其狀態的無知，以及對其估值方法的不熟悉，人們根本無法準確計算環境物品的“合理價格”。此外，在人類逐漸由“空的世界”走進“滿的世界”，價格是否能平衡與反映人類進一步消耗和破壞環境產生的成本與獲得的收益仍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1.2.4　實現經濟系統可持續規模、資源的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生態經濟學關注的三個政策目標。其中，可持續規模要求將經濟系統吞吐量限制在生態系統的吸收和再生能力的范圍內；公平分配要求對財富和收入進行合理分配，并限制市場的不公平范圍；而有效配置要求充分利用市場手段對稀有資源進行配置，以產生最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福利。三個政策目標相對獨立。任何一個目標的實現都不能順帶實現其他目標，因而需要三種政策手段。生態經濟學進一步指出，三個目標及其相應的政策安排具有先后次序。這是因為控制規模意味著為自然資源和服務的利用總量設置上限。原本被認為無限和免費的資源成為有價值的稀缺資產。從而產生分配問題(誰擁有)。因為分配免費和非稀缺物品的所有權沒有任何意義，因此規模先于分配問題。在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人們不能交易不屬于自己的東西，資源配置之前需要對資源所有權進行分配，故此解決規模和分配問題是利用市場對稀有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前提。當優先解決了規模和分配問題后，市場配置決定的有效價格將間接的反應規模和分配的限制，從而可將規模和公平的價值取向內生到市場體系之中。

2　生態經濟學的政策選擇與當代水資源管理研究

2.1　水資源利用規模管理一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生態經濟學認為，規模問題屬于生物物理范疇，而非市場經濟范疇，必須由社會和政策手段解決。Da―lv提出了三個解決可持續規模問題的操作性原則：(1)對于可再生資源，可持續的利用率不能大于再生率；(2)對于不可再生資源，可持續利用率不能超過可持續性替代品的開發速率；(3)對于污染物來說，可持續的排放率不能高于污染物被回收、吸收或由環境無害處理的速率。同時在處理生物物理規模問題時，生態經濟學還要求政策設計應為錯誤預留一定的緩沖空間。從系統的角度看，這些原則的實質就要是嚴格經濟系統的控制吞吐量。為此生態經濟學認為可通過下面幾種政策措施解決規模問題：直接管制，庇古稅、庇古補貼、配額制，四種政策手段各有利弊(表1)。其中，直接管制與配額制是直接控制。

人類對資源索取和廢棄物排放的總量，達到可持續規模的要求；稅收是通過影響價格減少需求從而間接達到可持續規模的要求。在“滿的世界”，全球人口和人均資源量還可能繼續增長的情況下，生態經濟學家優先選擇直接管制和配額制手段，因為相對于稅收這可保證生態安全，并與預留較大生態安全空間的政策原則相一致。

水資源是一種有限的自然資源。盡管通過自然循環，水資源(包括地表水淺層地下水)能夠不斷更新，但在特定時空內，水資源存量和更新數量有限，水體容納與凈化廢物的能力也有限。水資源還是基礎性的生態資源，與生態系統與榮共榮，與損俱損。當人類取水規模超過水資源更新量，無視和擠占生態用水時，必然造成水源枯竭，生態惡化。因此，特定區域水資源對人口和經濟的承載能力有限，區域人口和經濟用水規模不可能無限增長。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鍵在于將人類用水規模限制在水資源可更新、容納廢棄物的范圍內，并不對生態用水構成威脅。

通過上述分析，在水資源管理實踐中，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的核心在于嚴格控制資源利用總量。為此，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對相關區域水資源做出全面評價。這包括對區域水資源總量(含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態需水量、區域水體的納污能力進行調查，核定區域可用水資源量與區域內污水可持續排放量作為實際取水量和排放量的基礎。同時應在區域實際用水量和排污量與核定的可用水資源量與可持續排放量最佳估計之間留有一定的緩沖量。其計算公式為：

實際可用取水量=水資源總量－生態需水量－緩沖水量

實際可排污量=水體最大納污量－緩沖排污量

(2)對各取水戶和污水排放者的取水量或排放量做出限定；這包括實施用水配額制、發放取水許可證和排污許可證，保證總取水量或排放量不高于總的實際可取水量與實際可排污量。

(3)運用經濟手段促進水資源的節約與保護，包括實施取水和排污收費(稅)制度。收費不僅是對成本的一種補償，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激勵機制，有利于提高使用者節水意識和用水效率，減少取水量和排污量。

(4)努力改變傳統的水資源利用方式。通過宣傳培訓、公眾參與水管理以及節水技術設備的推廣等手段，提高人們的節水意識、節水能力，進而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

2.2　水資源的分配管理一實現水資源的公平利用

產權制度是進行資源及其收益分配的基礎。生態經濟學家認為在對資源另行分配之前，產權應屬于由國家的代表全體社會成員，其分配應由一個考慮后代的民主過程決定。自然資源和服務是自然賦予人類的共同財富，人們有平等的權利獲取自然資源或社會提供的財富，而不受個人能力的約束。在確定自然資源和服務利用規模后，生態經濟學認為，為保證資源的公平分配應該做到：(1)通過教育培訓、基礎設施建設及稅收手段，使窮人具有平等的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機會。(2)擴大資本所有權基礎以改善資源收益分配。在市

場經濟體系下，生產要素的集中是收益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廣泛分配資本所有權有利于改善資源的收益分配。但這并不是要求直接分配現有財產，而是改變新資本的所有權模式，如實施股份制讓更多的人參與到資本分配中。(3)在某種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時，資源費(稅)應用于更需要投資的公共物品如基礎設施建設上來，或者對窮人補貼。

與其他經濟資源不同，水資源是人類生產生活廣泛使用的不可替代的公益性資源。因此合理分配水資源，實現水資源的公平利用尤為重要。依據生態經濟學方法原理，實現水資源的公平利用應做到：(1)加大水利基礎設施投入，特別是對貧困地區的水利基礎設施投入、補貼。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更為公平便利的水資源利用條件。(2)在供水服務中，優先滿足人類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生產用水。在生產用水中，應優先保證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用水。這是由生活用水與農業生產用水的基礎性和水資源必需性決定的。(3)允許并鼓勵私人特別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參與到參與水資源服務行業中來，讓更多的用水戶從水資源行業中受益。(4)將收繳的水資源費(包括開采費用和排污費)除保證水源管理正常運作外，更主要地投資于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水資源環境的保護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用水補貼。

2.3　水資源配置管理一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

市場是當代社會對稀缺資源配置的有效機制之一。生態經濟學并不否認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但認為其效率必須以資源具有排他性與競爭性為前提。然而不幸是大多自然提供的物品或服務，都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或者兩者兼備。因而僅靠市場的力量無法提供和有效配置這些物品，而需要額外的政策和制度(表2)。在“滿的世界”，特別是在限制了利用規模后，大多自然物品日益成為稀缺資源，利用競爭更為激烈，因而利用市場對自然資源的有效配置的關鍵在于使資源具有排他性。對此生態經濟學家的政策選擇是，通過有償配額制或開采／排放許可制度明確資源的產權。在此基礎上生態經濟學認為，在優先確定了分配和規模問題并使自然物品或服務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后，配置效率的傳統經濟學手段仍然是有效的，但同樣需要規范資源的市場價格及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防止壟斷和不公平性。

在水資源作為一種公益性自然資源由公共部門向公眾免費提供的情況下，水資源不具有排他性，因而無法利用市場機制對水資源進行高效配置。然而，當前水資源日益成為限制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稀缺資源，水資源使用競爭日趨激烈，水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非競爭性物品。根據生態經濟原理，在水資源管理中通過政策制度建設限定水資源利用規模和程度，并在公平的基礎上實施有償配額制和發放取水或排污許可證，使水資源就具有排他性，可為水資源及其服務的市場有效配置提供必要條件。水資源的供給和廢水的終端處理可以由私人供給或經營。

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來平衡供求關系從而對市場物品進行有效配置。如果在優先解決了規模和分配問題，且在分配的物品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情況下，能夠對非市場物品進行估值，并建立相應機制將其內生到市場體系中，市場將會導致有效配置。水資源價格由水成本決定，并受供求關系制約。水資源成本由完全經濟成本和與公眾健康和生態系統維護有關的環境外部成本構成(圖4)。在限定了水資源利用規模并進行公平分配后，市場經濟體系交易中水資源價格主要由完全經濟成本決定。這包括資源獲取、運行管理、設備維護費、資本費(利息)；用水替代方案的機會成本；受間接影響的行業改變經濟活動引起的經濟外部成本。目前，水資源管理中，為保證水資源管理機構和水公用事業機構正常有效的運行，以及可持續的投資能力，應至少回收全部的供水成本。

市場很少是完善的，需要法制等手段進行管制。水資源是人類必需的非替代性資源，因而相對于其他資源有著特殊的市場需求價格彈性(圖5)。當水資源豐富時，常被用于非基本需求，因而需求對價格富有彈性；當水資源變得較為稀缺時，通常僅用于重要需要，需求對價格變得缺乏彈性；當水資源變得更為稀缺時，即用于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比如種植糧食和飲用，需求對價格完全缺乏彈性。由此，在水資源的市場配置過程中會產生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因為市場所追求的“有效使用”是創造最高交換價值的使用，而交換價值由支付意愿決定，因而在收入不平等，許多人支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日益稀缺的水資源用于高收入者的非基本需求，而低收入者連基本和重要的需求都得不到滿足的情況。這顯然有悖于水資源優先滿足人類特別是窮人基本生活生產需求的原則。其次是壟斷問題：供水基礎設施龐大而成本高昂，故水資源的市場供給具有自然壟斷性；當水資源稀缺時，需求缺乏價格彈性及水資源為人類必需。因而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私營水服務部門可能會隨意提高供水價格、降低供水水質及供水效率。故此，在水資源管理過程中，需要市場以外的措施：首先政府要保證水資源優先配置于人們特別是低收人群體的基本需求，防止高收入群體壟斷供水服務；其次要加強對私營水資源服務部門的監控，限制私人水資源供給不合理地市場行為。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規范的水資源市場法律規章制度，及其公眾參與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如建立水資源價格聽證制度等。

3　結論

篇10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3-0092-05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生活條件的日益改善,人們在商品的需求結構方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以蛋糕食品為例,其消費中的一個突出現象是,相對于小蛋糕市場上需求變化的不明顯而言,大蛋糕的需求量比以往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斷言,這種大蛋糕需求量的增加顯然不是低價格因素造成的,因為從價格差異來看,市場上小蛋糕一般每個2～5元,而大蛋糕每個動輒100～200元不等,即便轉換成同一規格類型來比較,大蛋糕比小蛋糕在價格上也高出許多,然而其銷售量卻絲毫不減｡價高的大蛋糕比價低的小蛋糕反而好賣的現象似乎違反了眾所周知的“需求定律”,并因此引起了業內部分人士的置疑｡

產生置疑的原因主要在于,同其它行業相比較,比如服裝市場,許多高檔名牌服裝的價格雖高但其需求量卻相對較小,而低檔服裝乃至假冒名牌服裝,其價格低而需求量也相對較大,這種情況倒是非常契合“需求定律”的｡

問題是:從蛋糕市場來看,大蛋糕是作為蛋糕行業的高檔商品存在的,而在服裝市場上,名牌服裝同樣是服裝行業的高檔商品,二者同樣是各自行業內的龍頭型商品,它們都具有價格高､質量好的共同特點,然而為什么其市場需求的表現卻不盡相同,也就是說,在同一經濟背景下,為什么大蛋糕需求量相對于小蛋糕來說會顯著增大,而高檔名牌服裝相對于低檔服裝或假冒名牌服裝來說,需求量卻相對較小｡

事實上,生活中類似“大､小蛋糕現象”的例子并非絕無僅有,如煙酒商品,不難觀察到這樣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心理,即人們總是傾向于購買低價格水平的普通煙酒商品供自行消費,購買高價格水平的高檔煙酒用于請客送禮和人際交往｡考慮到中國是一個注重禮尚往來的禮儀之邦,跟大蛋糕市場定位一樣,人際交往中高價格水平的高檔煙酒的需求空間是非常廣闊的,如果再加上另一部分非常可觀的高收入家庭對高檔煙酒的自行消費,則可斷言,高檔煙酒的市場規模(包括銷售量和銷售額)實際上并不見得比普通煙酒市場小｡那么,如何從經濟學上理解和分析因不同商品的社會屬性差異而產生的 “高價格､高需求”和“高價格､低需求”現象同時并存的根本原因呢?以下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二､經濟解釋

眾所周知,經濟學規范分析的主要任務是“求真”,把問題弄清楚,以便正確揭示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為找到產生經濟現象的真正根源奠定基礎,同時也為人們有效地利用經濟規律提供可能性｡馬歇爾認為,解釋經濟現象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抽象的經濟理論如不從解釋具體的經濟現象角度入手,就不會有關于真實世界的本質內容[1～2]｡對于本文的“大､小蛋糕”現象,分析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收入導向型商品和價格導向型商品

經濟學上收入導向型商品與價格導向型商品有著不同的分類標準｡一般根據需求彈性大小的不同,可以把收入導向型商品分為低檔商品和正常商品兩類,把價格導向型商品分為必需品和奢侈品兩類①｡也就是說,收入導向型商品中的低檔商品和正常商品是根據需求的收入彈性大小不同來劃分的｡一般而言,凡是收入彈性小于零的商品,就是低檔商品,收入彈性大于零的商品,為正常商品｡或者說,當一種商品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需求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的商品,就稱為低檔商品,反之則為正常商品｡而價格導向型商品中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含義則是根據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來劃分的｡一般當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時,或者說當商品的需求富有彈性時,可稱該商品為奢侈品;反之,對于缺乏需求彈性或者說需求的價格彈性的絕對值小于1的商品,可稱它為必需品｡這是因為,當價格水平變化時,如果商品的需求量減少的幅度要小于其價格水平上升的幅度,則說明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總第147期)崔到陵:收入導向型商品､價格導向型商品和文化消費――由“大､小蛋糕現象”切入的分析人們為了消費這種商品而甘愿承受價格相對高昂的代價,從而在另一方面說明人們的生活是離不開該種商品的,否則,將不會作出如此選擇,顯然這種商品當然應該是必需品,反之則相反｡

收入導向型商品和價格導向型商品在相互替代時,它們對價格水平變化的敏感程度是有差異的｡或者說,當價格水平發生變化時,由需求的收入彈性作為主要區分標志的收入導向型商品中的低檔商品和正常商品的相互替代,與由需求的價格彈性作為主要區分標志的價格導向型商品中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相互替代,其結果對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是有差異的｡這是因為,就一般情況而言,當低檔商品和正常商品相互替代時,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增加,人們會減少低檔商品的消費轉而增加對正常商品的需求,此時盡管正常商品的價格相對于低檔商品的價格而言要高出許多,也不會影響人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傾向性｡相反,當必需品和奢侈品相互替代時,隨著商品價格的提高,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追求會使人們傾向于減少奢侈品的消費,以便增加對必需品的需求量｡從“大､小蛋糕”現象可以看到,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大蛋糕作為正常商品逐漸取代了小蛋糕作為低檔商品的需求滿足,其中價格水平的變化不會引起人們過多的關注,而高檔名牌商品與冒牌商品的替代則不然｡作為同類型的替代商品(以服裝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小商品市場上有許多“adidas品牌”的服裝),由于冒牌和名牌商品在價格彈性大小上的差異,進而也是在奢侈品和必需品特征上的差異,人們寧可選擇價格低廉的假冒名牌服裝,而不愿意購買價格高昂的真正名牌服裝,這主要是由于兩類替代品對價格水平的敏感程度不同造成的,即需求價格彈性小且價格低廉的商品將受到歡迎,需求價格彈性大且價格水平較高的商品需求量小｡這就是“大､小蛋糕”的需求問題從現象上截然不同于名牌與冒牌商品的需求問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當然,收入導向型商品和價格導向型商品也是有關聯的｡一般而言,價格導向型商品同時也一定具有收入導向型商品的性質,反之則未必｡也就是說,價格導向型商品(奢侈品與必需品)亦可以同時具有低檔商品或正常商品的屬性｡這是因為,對價格導向型的兩類商品來說,高價格條件下的奢侈品需求往往起到了降低消費者實際收入的效果,相應地,低價格條件下的必需品需求往往起到了增加消費者實際收入的效果,所以,價格導向型商品對收入變化的反應程度也必然是敏感的｡反過來,收入導向型商品卻未必是價格導向型的,因為高價格水平的商品往往要比同一類型的低價格水平的商品能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效用滿足｡所以高收入者往往傾向于消費高價格水平的商品｡這意味著,名牌和冒牌商品(如上文提到的名牌服裝和冒牌服裝)的價格差異懸殊,不僅體現了作為價格導向的奢侈品和必需品的需求差別,而且也體現了作為收入導向型的正常商品和低檔商品之間的需求差別｡(二)由收入變化引起的替代效應

如前所述,正常商品與低檔商品､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分類邊界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時甚至是相互重疊的｡也就是說,即便是正常商品,亦可能是具有必需品或奢侈品的屬性;即便是奢侈品,亦可能具有正常商品或者是低檔商品的屬性｡如某些具有炫耀性的珠寶奢侈品,就具有低檔商品的屬性,因為該類商品價格越高,消費需求就越大,從收入的角度來看,價格越高,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就越低,而其需求量大,表明其收入彈性為負值,這說明此類商品為低檔商品｡所以,相對于小蛋糕來說,大蛋糕價格高而需求量大,一定有另外方面的原因｡下面來看由收入變化而引起的替代效應規律｡

在初始狀態,由于人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故用于蛋糕上的消費支出也相應比較少,預算線AB與大､小蛋糕的總容量曲線MN相交于均衡點E1位置,表示這時人們對小蛋糕的需求數量x1相對比較多,大蛋糕的需求數量y1相對比較少｡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普遍改善,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即收入水平Y提高了,于是預算線向右移動到CD位置,并和大､小蛋糕的總容量曲線MN相交于均衡點位置,這意味著小蛋糕的需求量減少到,大蛋糕的需求量增加到｡

由圖1可以直觀地看出,絕對收入水平的提高會形成大蛋糕對小蛋糕的替代效應｡這也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形成的正常商品對低檔商品的替代｡當然,也可以經過類似分析得出這種替代效應同樣會形成奢侈品對必需品的替代效應｡例如,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過去,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商品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但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和都市人生活習慣的改變,這些商品如今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了｡可見經濟學上的低檔商品和正常商品､必需品和奢侈品等概念的外延都是相對的,是一直處在不斷變化的狀態之中的,這種變化打上了很深的時代烙印,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變化的進步性｡(三)以商品消費為載體的文化消費

從商品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及其對商品消費的影響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與文化的結合,文化與消費的結合,幾乎代表著商品升級的主要方向,因為這將能給商品帶來更高的附加值｡事實上,消費一旦與文化相結合,這樣的消費就容易持久､穩定,而且能夠被推進到更高的消費層次,因為,人們在消費特定文化內涵的商品時,不僅可以帶來商品使用價值賦予的最基本的效用滿足,而且可以帶來美好的具有刺激性的大眾文化或品牌文化的聯想[5]｡這種聯想可以使得人的認識觀念得到強化和相互肯定,促進相互交流和共同分享等,因此,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比以往更加注重商品的文化內涵所帶給他的情感心理上的滿足｡另一方面,在當今時代,由于使用價值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消費效用信息時,往往過于直接和單一,成本過于高昂,而與之相反,商品所依附的審美等一系列文化價值則具有易于在人際間快速傳播､接受范圍廣大､影響力持久等諸多優點｡因此,商品與文化的聯姻具有客觀必然性｡

眾所周知,基于商品使用價值的消費,就某一特定的消費過程來看,必然要受到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約束,但是,當某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一旦被賦予文化價值后,從一個長期消費的過程來看,或者從群體消費的可持續性前景來看,文化價值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滿足,抑或是效用的滿足,有可能會出現邊際效用不變乃至遞增的趨勢｡事實上,例如,大蛋糕比小蛋糕更容易受到市場的青睞,可以說大蛋糕自身較豐富的文化內涵不無關系｡因為大蛋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文化角色,它可以被廣泛應用于生日慶典､朋友聚會､關愛幼童､孝敬老人､恭賀新禧以及傳遞和表達人際間美好愿望等社會交往功能,相比之下,小蛋糕則缺乏這方面的文化內涵｡因此,與其說當今人們對大蛋糕的偏好情有獨鐘,不如說在物質生活十分豐裕的今天,人們更有閑暇崇尚健康理性的文化消費｡

事實上,人際間的文化消費行為,從消費成本的負擔者角度來看,往往還具備一定程度的投資行為的特征｡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愿意將高價格水平的大蛋糕,乃至前文提到的高檔煙酒商品用于人際交往或請客送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商品能夠給其帶來更多超過投入水平的有形或無形､直接或間接的預期收益,此時,承載了人際間文化交流使命的大蛋糕和高檔煙酒商品無疑地地道道地充當了投資品角色｡因而其市場需求的增大,就不僅僅要受到來自收入水平和價格水平的影響和約束,更多的要受到來自預期收益因素和大眾對這種文化商品廣泛認可程度的影響｡

因此,正是大蛋糕被成功地賦予了濃厚的文化價值的特殊內涵,于是原本屬于收入導向型的正常商品的性質就立刻表現出屬于價格導向型中的必需品的某些性質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正是價格水平同樣處于較高位置時,作為奢侈品的高檔名牌服裝需求量相對較小,而作為社會認可的投資品的大蛋糕的需求量依然保持相對旺盛的根本原因｡

三､啟 示

通過以上對“大､小蛋糕”現象的經濟學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把正常商品逐漸演變為低檔商品,把奢侈品逐漸演變為普通必需品的趨勢｡或者反過來說,收入水平的提高會自動實現產品包裝的更新｡這種包裝形式不僅限于產品本身的有形外包裝,更是指那種體現產品內在價值的無形的文化包裝方式｡通過對產品進行符合自身特點的具有可接受性的文化內涵的包裝,正常商品有可能演進為必需品,奢侈品亦可能演進為必需品｡

當正常商品､奢侈品完成經濟學意義上的低檔化､必需品化的使命后,帶給社會的將是豐富多彩的體現個性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的商品,這反過來又印證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因為,收入的增加導致社會公眾的購買需求增加,新的購買需求的增加,又必然引導著審美､文化等依附于實物商品的附加價值的創新,于是不同層次的替代品的消費結構比例,將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包裝適度的商品將取代包裝粗俗的商品,文化內涵豐富的商品將取代文化內涵缺乏的商品,等等｡

商品的有形包裝和無形包裝的進一步發展,將促使產品的形式朝著體現不同個性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的方向發展｡例如手機的發展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通訊功能相差不大的情況下,需求的增大､收入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使手機的形式､花色向著多樣化方向升級｡正如蛋糕的花色品種不僅可以分為大蛋糕和小蛋糕,還可以根據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裝飾類型一樣｡因此,又可以說,多元化和多樣化是產品升級的主要方向,也是時代進步的主要表現｡

第二,由于“大､小蛋糕”這兩種商品的相互替代的能力是不對稱的,在人們的收入水平一定時,人們的消費行為將會向文化內涵豐富的商品集中,從而引起文化內涵較少的商品需求的減少直至消失｡這一規律的經濟學含義是,企業應當十分注重商品文化價值的二次挖掘和創新,否則隨著時代的變遷,企業將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因無法滿足人們的商品文化的高端需求而被淘汰｡如同樣的旅游服務“商品”――游覽揚州的瘦西湖,由于李白的詩句“煙花三月下揚州”而賦予揚州旅游以特定時節的文化內涵,于是會引起在“煙花三月”這個季節形成旅游消費的旺季,而在其它的季節,則可能形成旅游消費的淡季｡其原因,正是這種“煙花三月”時候的揚州旅游商品的文化內涵賦予的｡由此看來,文化的繁榮與經濟的繁榮是息息相關的,經濟繁榮可以自動促使文化繁榮,而文化的繁榮又反過來可以促使經濟繁榮｡但總的說來,經濟繁榮是起決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

第三,“大､小蛋糕”現象中的經濟學印證了產業經濟學中的一條重要規律,即克拉克定理｡大蛋糕和小蛋糕從產值的構成方面來看,第一次產業和第二次產業的貢獻大體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們所包含的第三次產業價值的差異｡大蛋糕的第三次產業價值顯然要比小蛋糕的含量高｡這說明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特定商品的使用價值的創新功能是有限的,這意味著商品使用價值的新增就業能力是有限的;由商品衍生的服務文化的創新是無窮的,這意味著第三次產業將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新增就業功能｡于是,隨著服務文化的日益興起,就業將更多地向第三產業轉移｡其二,產業的升級滿足了薩伊定律,即供給自動創造出它的需求｡可以看到,在大小蛋糕中間,先是由商品文化功能的創新供給促進了人們對文化商品的需求,人們對文化商品的需求又促使人們形成對文化產品的創新,創新行為使文化商品朝著多元化和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創新創造了供給,供給創造了它的需求｡

注釋:

①由于理論上存在單一價格彈性,而實際經濟生活中,單一價格彈性的商品并不多見,屬于特例,為方便起見,這里對此類商品不作討論,類似地,收入彈性為0的商品也是如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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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邁克?費瑟斯通[英].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nd the PriceOriented Product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An Economic Analysis

Inducted by “the Phenomenon of the Big and Small Cake”CUI Daoling,XU Chengan

(Economics School,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29,China)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nd priceoriented products is stated as: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priceoriented products, while the priceoriented products are certainly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When the incomeoriented products are endowed with the widely acceptable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values, they can be changed into priceoriented products, which means that the demand of the products will have less sensitivity to the price. Furthermore, their demands will increase dramatically when the prices go to a high level. The law indicates that if the enterprises want to create and maintain high demand of their products, they have to discover and cre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roducts.

Key words:IncomeOriented Products; PriceOriented Goods; Substitution Effect; Cultur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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