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二戰結束后短期內日本經濟狀況

日本的戰后經濟是開始于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日本經濟遭受到重創，當時的日本處于極度混亂的狀態。生產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二戰后的日本面臨的嚴重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糧食嚴重短缺，人民處于饑餓狀態。第二是出現了大量的失業者。失業者的大部分為軍人、生產軍用物資的工人以及從海外回國的人。第三是通貨膨脹現象嚴重。戰后人們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急劇增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戰爭生產力遭受重創，供不應求，因此物價暴漲，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二、二戰后日本經濟發展階段及原因

（一）經濟復興階段

日本的經濟復興階段為1945年至1955年。經過這一階段，日本工業的潛在力量得以恢復和發展，日本經濟已基本恢復到戰前水平。

在這一階段日本政府采取傾斜生產方式，即將生產重點放在煤炭上，再將生產出的煤炭用于生產鋼鐵，再以此來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這一政策為日本經濟恢復奠定了基礎;此外還采取了道奇政策，其具體措施為：編制“超平衡緊縮預算”，強化稅收，停止復興金融公庫貸款業務。這一政策有效抑制了通貨膨脹。在美國政府的領導下日本政府進行了“三大經濟改革”，即財閥解體，農村，勞動體制改革。這三項改革促進了日本經濟的復興，同時也向日本引進了各種經濟政策，為以后日本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此外，朝鮮戰爭的爆發也大幅度帶動了日本經濟。朝鮮戰爭爆發后，日本成為軍備供給地，日本的出口額大幅度增長，及時緩解了過度的財政緊縮政策帶來的商品積壓的不良影響，而且擴大了經濟規模，1951年國民總生產量已達到戰前水平。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恢復，為50年代后期的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經濟高速發展階段

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為1956年至1973年。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甚至在1955-1970年的15年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每年都在10%以上，被世界稱之為“經濟的奇跡”。

首先，是較高的貯蓄率，日本民眾將剩余財產存入銀行，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本。銀行將錢借給企業，企業購入更多更好的機器設備，然后利用這些性能良好的機器設備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大量的年輕勞動生產力也是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在此階段勞動力不僅豐富而且勞動力的素質也有很大的提高，高中畢業生達到了勞動力總人口的60%左右。戰后日本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尤其是美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大大改善了日本的生產技術 。另外，日本特有的經營體制的形成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此階段日本的企業大都采用終身雇傭制，可以在一個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不會被辭退，因此企業員工都是自己與公司為一體，抱有為公司發展奮斗終生的決心，干勁十足。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日本政府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主要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兩個方面。財政政策方面：在5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加強完善了鐵路和碼頭的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由交通運輸問題帶來的商品積壓的問題;日本政府還實施了稅租特別措施和提供補助金等政策，通過對企業減少稅收、發放補助金增強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成為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堅強后盾。金融政策方面：日本銀行采用了很低的利率，為企業的融資減輕了負擔，另外還限制海外企業在日本的發展，將銀行的貯蓄廣泛用于國內企業的投資為經濟的高速發展確保了足夠的資金。

（三）經濟穩定發展階段

日本經濟的穩定發展階段為1974年至1985年。

1973年11月由于中東戰爭的爆發，石油價格飛速增長4倍，這對于原材料大量依靠進口的日本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在這次打擊下，日本經濟不再高速增長，甚至在1974年出現了戰后以來首次的經濟負增長，由此結束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開始轉為穩定增長。另一導致日本經濟增長急剎車的原因是貿易摩擦的激化，此前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一直存在，但在日本經過第一次石油危機加速產業結構調整、開發新技術之后，日本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進一步加強，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使一向奉行自由貿易的美國開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步步緊逼，迫使日本簽訂了一系列協議導致日本國內經濟政策發生改變，為日后日本經濟的發展留下隱患，其影響遺留至今。但在這些不利條件下日本經濟仍能穩定增長的原因有日本加速產業結構調整，開發新技術，擴大對外貿易。

由此日本經濟在此階段內停止了高速發展，開始轉為穩定增長。

（四）泡沫經濟階段

日本的泡沫經濟階段為1986年至1990年。

在此階段日本國內興起了投機熱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場和土地交易市場更為明顯。其中，受到所謂“土地不會貶值”的土地神話的影響，以轉賣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價開始上升。當時東京23個區的地價總和甚至達到了可以購買美國全部國土的水平，而銀行則以不斷升值的土地作為擔保，向債務人大量貸款。此外，地價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帳面財產增加，刺激了消費欲望，從而導致了國內消費需求增長，進一步刺激了經濟發展。許多人認為造成泡沫經濟的原因是“廣場協議”的簽訂，實際上是由于“廣場協議”簽訂后，日本政府采取的錯誤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造成的。協議簽訂后，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對由此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過度擔心，日本銀行采用了極低的利息政策，從1986年到1987年2月，在短短的14個月里，日本銀行連續5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大幅降低到2.5%，導致投資熱潮，資產價格暴漲，出現泡沫經濟。

（五）經濟衰退階段

日本經濟衰退階段為1991年至2000年。

進入1992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經濟危機，1992―1998年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其中1997、1998兩年出現負增長。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生產能力過剩，由于泡沫經濟階段大量的投資導致日本的許多企業在此時擁有過剩的生產能力，導致供大于求，難以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二是科技創新的后勁不足。日本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靠引進歐美國家的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和創新而取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基礎科學和高新技術的研究。因此，在當今需要技術創新的情況下，日本就沒有了這方面的后盾。三是金融機構存在巨額不良債權。“泡沫經濟”的崩潰使日本金融機構背上了沉重的不良債權包袱。到1998年9月末，經審核，日本所有銀行不良債權總額高達730270億日元。這使得銀行不愿意向企業貸款，并干方百計地收回以前放出的款項，從而造成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籌資困難，致使許多企業破產。

三、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篇2

在新一輪城市公立醫院改革“重心下移，資源下沉”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公立醫院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內在需求都必須進行戰略規劃轉型和內部管理改革。約束理論作為從生產領域引入管理會計領域的重要理論，在醫院發展的各個階段起到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在當下大型公立醫院由“向外擴展型戰略”轉向“向內精細化管理戰略”轉型期，基于約束理論基本步驟的資源配置分析，是醫院進行戰略規劃和內部管理的重要依據。

一、 約束理論概述

約束理論（Theory of Constraint，TOC），是20世紀70年代以色列物理學家Goldratt博士在最有生產技術（OPT）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套管理理論。該理論認為實踐中企業的生產系統是一個相互依賴的資源鏈，在所有投入到生產系統中的資源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控制著整個生產系統的有效產出，具有這樣特點的資源就是瓶頸資源。TOC是一套改進解決約束的流程，基本步驟包括：第一，找出企業的主要瓶頸或約束資源。第二，尋找突破瓶頸的辦法。要求企業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制約的資源，提高制約資源的利用率，從而使企業的產出最大化。第三，使得所有其他活動資源配合企業在主要約束因素下的活動。第四，提升約束條件的能力。第五，重復上述步驟。

二、 約束理論在醫院A戰略規劃的應用

（一）公立醫院A的基本情況

醫院A創建于1946年，是該地區最大的綜合性醫院，是國內規模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醫院之一。醫院建筑面積近23萬平方米，現有住院床位數2 729張，年出院病人11.06萬人次，年手術量達到11.1萬臺，年門診量約439萬人次。改革開放以來，在公立醫院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公立醫院A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總體改造階段。1992年至2002年是醫院A的總體改造階段，住院大樓和門診大樓的建設和落成，大型醫技檢查設備的落戶和啟用，為醫院A下階段的高速發展和擴張提供必要的基礎和保障。

第二階段：高速發展和擴張階段。2003年至2012年醫療需求快速增長，在整個公立醫院呈現出偏好規模擴張的行業趨勢下，醫院A經歷了高速發展和擴張的十年。十年間平均開放床位增加了48%，出院人次增長了131%，門診人次增長了67%。

第三階段，成熟階段。經過十年的總體改造和十年的高速發展階段，醫院A規模已接近最大化；受國家分級診療制度的推進的影響，醫療服務工作量增長速度放緩，見圖1。因此，2013年至今醫院A逐步開始探索“由內向外”的發展戰略，探索“優化結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的精細化發展途徑。

（二）約束理論在醫院A不同發展階段的應用

醫院A近十幾年的發展規劃和歷程，也是約束理論在醫院規劃和布局中應用實踐的歷程，不同發展階段面臨不同的約束資源，醫院A遵循著約束理論的基本理念進行醫院整體資源的規劃和配置。

第一階段，床位資源瓶頸期。

2000年以來，整個醫療行業呈“井噴式”增長。面對社會醫療需求的增長，處于高速發展起步階段的醫院A，面臨外部醫療行業的變化，床位資源成為醫院業務發展主要約束條件；床位資源的不足一方面影響必要醫療服務的提供，另一方面導致病源的流失和行業地位的下降。新住院大樓的全面投入使用，保健大樓的落成和全面啟用成了突破床位約束資源的主要途徑，2001年至2004年間，平均開放床位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平均開放床位由1 351張增加至1 871張，增幅達到38%；住院人次也實現了相應增長。

第二階段，人力資源瓶頸期。

2001年至2004年以來醫院A的床位資源擴張實現了醫療服務量的高速增長，在人力資源的配備未能與逐年擴張的床位和逐年增長的工作量相匹配時（2001年至2004年人員數量年增幅僅為3%），一方面人均工作負荷過高影響職工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可能存在醫療糾紛隱患，引發醫療安全問題。2006年起，醫院A 開始積極推行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案，引進人才，2005年至2009年，人員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員工人數由2005年的2 854人，增加至2009年的3 758人，增幅32%。

第三A段，手術醫技類平臺科室瓶頸期。

隨著床位資源、人力資源瓶頸的逐步打破，手術醫技等平臺類科室的對醫療業務的約束逐漸凸顯出來：隨著近年來醫學檢查化驗等診斷手段的高速發展以及疑難病的逐年增多，伴隨醫院A門診量、出院人次的逐步提高，平臺類科室運轉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部分間醫技檢查科室（如放射CT室、放射MR室、超聲科等）的排隊等候時間最長達到一周至一個月，一方面影響了醫療診斷、治療的及時性，導致部分病源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嚴重影響了床位周轉效率。以心臟超聲科為例，2009年至2014年心臟超聲科檢查人次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長，平均預約等候天數從2009年的3.6天增加到2014年的10.65天，增幅高達196%。

三、 基于約束理論的醫院A資源配置分析

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的醫院A（2003年至2012年）基本沿襲著粗放式資源配置模式，即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規模的擴大、服務量的增長和醫療收入的迅速增長。前兩個階段的瓶頸期均通過直接增加資源投入的方式解決，最終使得整體資源利用效率不足，資源分布結構不合理，閑置與浪費并存，運行一段時間即產生新的約束資源。現針對醫院A第三階段面臨的手術醫技類平臺科室瓶頸期進行醫院A的資源配置總體情況分析。科室現將不同床位規模下，部分手術醫技類平臺類科室的資源配置和工作量情況列示如表1。

按約束理論的管理步驟，為解決現階段醫院A的瓶頸問題，建議遵循約束理論的基本步驟，解決瓶頸問題：

（一）瓶頸的識別分析階段

醫院A應該根據現階段工作量和運營現狀尋找醫療流程的瓶頸環節。如前文所述，2010年以來，部分醫技檢查科室（如PET中心、放射MR室、超聲科等）的排隊等候時間最長達到一周甚至一個月；影響了醫院的運營效率，也造成了病源的流失和臨床診治的延誤。從表1中2004年以來的工作量增長數據來看，在病人排隊等候時間逐年延長的情況下，以上醫技檢查類科室的工作量增長率（10%以上）均超過了門診、住院人次的增長率（4%、7%）；說明此類科室的瓶頸現象并非科室工作量下降導致，而是客觀上在醫院整體醫療流程上出現了瓶頸環節――醫技檢查環節（部分醫技科室）。

（二）尋找瓶頸環節的瓶頸因素或約束資源

找到醫療流程的瓶頸環節后，需要進一步識別瓶頸環節的約束資源。從資源的角度來看，約束資源包括人員、設備和房屋，因房屋資源相對緊缺且醫院整體改造后相對穩定，調整空間有限，因此本文暫不對房屋資源進行分析和討論。根據表1所示，近11年來，醫技科室資源配置的增長情況來看，人員配置的增長遠低于醫技科室工作量的增長，可推斷人力資源為瓶頸環節的約束資源。

（三）基于瓶頸因素調整短期醫療計劃

短期內，在資源投入有限的情況下，為緩解醫技類科室排隊等候時間過長的情況，需要其他醫療環節配合瓶頸環節相應調整醫療行為習慣，包括：對各類科室開單的醫技檢查項目的陽性率進行分析，敦促門診、住院科室減少不必要的檢查開單，嚴厲杜絕濫開檢查、化驗處方；另一方面，加強輔助類科室如輸送中心對檢查病人的輸送和銜接，避免出現部分時間“機等病人”，部分時段病人集中前往檢查科室的情況。從醫技科室的角度來看，短期內可以增加運營時間，如夜間、周末加班，集中處理積壓的等候病人，但因人力資源限制，很難長期保持人員的超負荷勞動，因此僅能作為短期的解決手段。

（四）基于瓶頸因素調整長期戰略資源規劃布局

長期來看，在醫院進行下階段戰略資源規劃時，重點關注對瓶頸環節的約束資源的投入；根據第二步的初步分析，可考慮人力資源的配備上，加強對瓶頸科室的傾斜。同時探索建立資源配置規劃分析表，在醫院整體戰略規劃、資源布局的基礎上，根據歷史工作量和資源配置情況，以及醫院未來戰略規劃方向，建立醫院資源配置規劃模型，如表2所示，作為醫院未來資源配置的戰略規劃依據。

四、 結論和建議

（一）約束理論是公立醫院進行長期戰略規劃和短期管理決策的重要依據

在政府衛生資源下沉、大型醫療機構規模受限的醫療改革方向下，在社會公眾就醫的期望值逐年提高的社會因素影響下，一方面，無論從大型公立醫院擁有的醫療資源，還是病源資源來看，大型公立醫院壟斷地位在未來將逐漸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和社會公眾對大型公立醫院的公眾滿意度、醫療服務質量和便捷情況、內部資源使用和管理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明確的要求。基于以上外部環境因素，大型公立醫院的發展戰略應逐漸由“向外擴張戰略”逐漸轉向“向內精細化管理戰略”，即在規模受限、補償機制尚不完善、醫療政策限制等資源約束的條件下，優化內部資源配置，改進內部流程，提高運行效率。因此約束理論是現階段公立醫院進行長期規劃和短期決策的重要依據。

（二）約束理論在醫療機構的應用應基于定性分析和定量論證，尋找和識別瓶頸資源，再通過對瓶頸資源供給的增加和對瓶頸資源需求的減少等長短期決策解決瓶頸問題

在醫院發展的初期，基于約束理論的定性分析判斷即可發現瓶頸、提出解決瓶頸的方案；但隨著醫改的深入，醫院的發展，若約束理論的應用僅停留在定性分析，并以此為基礎進行粗放式資源配置，缺乏系統全面的資源配置分析和論證體系，則必然難以單純依靠增加資源投入解決階段性瓶頸問題，將勢必導致醫院內部整體資源利用不足，資源分布不合理，閑置與短缺并存，短期內仍會出現新的瓶頸資源的問題。因此，在醫院現階段發展情況下，需要在t院各項資源投入和產出量化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應用約束理論的基本管理步驟，進行醫院的戰略資源配置規劃，并從瓶頸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提出解決方案。

（三）建立全面的管理會計分析和決策系統，為醫院戰略規劃和管理決策提供參考方案和建議

避免以往的“拍腦袋”管理決策和粗放式戰略規劃，圍繞醫院的戰略定位和發展規劃，結合外部環境信息、內部管理信息，財務和非財務信息搭建全面的醫院管理會計分析和決策系統，綜合運用相關理論和方法，進行定量和定性的成本分析，業務流程分析，基于分析結論提出管理建議和決策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1]白明.基于約束的生產系統再造及評價方法[J].工業工程，2005，8（5）.

[2]朱海麗.淺議管理會計在醫院中的應用策略[J].商業會計，2012，（22）.

[3]鄭陽暉.大型公立醫院擴張型戰略模式原因分析[J].中國衛生濟，2012，（12）.

篇3

引言

自我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就與經濟全球化產生了密切聯系，隨著這種聯系的不斷加深，我國經濟產業結構也不斷轉型升級（周維富，2010）。同時經濟全球化不斷改變著各個國家的社會分工，這種國際化的分工趨勢不斷地推動著我國就業結構的轉變和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劉玉、孫文遠、任志成，2010）。全球經濟化不僅為我國帶來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也為我國帶來全球化的經濟風險。我國作為一個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健全的發展中國家，能夠成功化解幾次全球規模的金融或經濟沖擊，這表明我國經濟發展確有其獨特之處，以維持我國經濟健康、平穩地高速運行。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發展總結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有30余年歷史，我國經濟在過去的30余年之中，保持了持續高速的發展態勢。根據相關資料統計顯示，我國GDP至2010年已高達401202.00億元，相比1978年的3645.22億元，翻了110多倍，可見我國經濟發展成績顯著。按照我國GDP和其他主要經濟指標變化，可以將我國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起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初期發展階段（改革開放-1987年），在這一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主要就是農業經濟發展。包括全國范圍內實施聯產承包制，極大地拉動了我國農業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工業經濟和服務業經濟在此階段發展相對滯后，我國對外貿易總量也處于較低水平（呂延方，2009）。

GDP提速發展階段（1988-1995年），在這一經濟發展階段，我國GDP增長較上一階段出現了明顯提速，我國農業經濟雖然持續發展，但是由于受到耕地面積等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農業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但在此階段我國工業經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加速發展態勢，服務業經濟也開始啟動。在第二發展階段，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增長速度逐年增加，但是增速并不大。此外隨著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以及社會需求的增長，消費價值指數快速上升，我國經濟逐漸步入通貨膨脹時期，治理通貨膨脹成為了維護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經濟發展速度回落階段（1996-2002年），在這一經濟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出現了一定的回落。這主要就是由于我國政府開始重點治理通貨膨脹，通過國家調控政策將經濟發展降速，以求中國經濟軟著陸。但是由于經濟治理缺乏經驗，國家調控政策過于嚴謹，我國在這一時期一度出現通貨緊縮。特別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國內需求明顯不足，通貨緊縮日益明顯。隨后我國調控重點又轉向了擴大內需，促發展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隨后逐漸松綁的貨幣政策，為我國后一時期的經濟穩定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建筑經濟爆發式發展（2003年至今），根據我國GDP和其他經濟指數統計顯示，2003年至今，我國建筑業總產值呈現了爆發式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加，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在這一階段，我國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2008年美國華爾街爆發了影響全球的次貸危機，隨后又轉變成了國際金融危機，這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沖擊。隨后我國立即出臺了4萬億經濟刺激措施，保證了我國經濟平穩度過金融危機。在維持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國居民價格指數必然不斷上升，這也導致了新一輪通貨膨脹在我國的蔓延。

通過我國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來看，首先，我國經濟發展受到產業結構的巨大影響；其次，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對外貿易總量高速增加；最后，我國政府的調控政策對保證我國經濟快速穩定的發展，發揮著巨大作用。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的不斷上升，我國宏觀調控政策不僅影響著我國經濟發展，同時也對全球化經濟產生著深遠影響。因此，深入研究我國經濟結構優化發展歷程，以及我國經濟機構與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內在聯系，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產業結構與經濟全球化

從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演進過程來看，我國農業經濟比重從改革開放起總體上一直處于下降態勢，工業經濟穩步發展，服務業經濟則總體上一直處于上升態勢。雖然我國產業結構自改革開放后一直處于不斷優化升級的發展態勢，但我國經濟產業結構仍不發達：首先，我國工業所占比重依舊過大；其次，我國服務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我國經濟學家張曉明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密切聯系。同時張曉明還對我國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做了實證研究。張曉明（2009）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農業產值占我國GDP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我國人均GDP將會隨之增加2.4850個百分點；工業占我國GDP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我國人均GDP將會隨之增加2.8720個百分點；服務業占我國GDP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我國人均GDP將會隨之增加3.0050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服務業占我國GDP比重增加值，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明顯，而工業、農業相對次之。

我國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經濟全球化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而對外貿易發展能夠化解我國的產品結構性過剩或結構性短缺等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我國產品結構升級優化之后，傳統產業結構生產能力必然會出現過剩，而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僅可以將我國的生產能力過剩與其他國家的生產能力短缺結合在一起，同時也可以將其他國家生產能力過剩與我國生產能力短缺結合在一起，實現全球化多贏。

第二，我國經濟發展吸引而來的FDI，為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創造了新的契機。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FDI的到來不僅填補了我國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缺口，同時更廣泛擴展了我國經濟產業發展空間，為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優化提供了強勁動力（袁曉玲、楊萬平、葉林，2008）。

第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技術發展平臺和更先進的技術支持。

第四，我國企業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漸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不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貿易，如承接外包業務、開拓世界市場，這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經濟產業升級優化速度。正是由于我國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優勢，因此我國政府制定了相關的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政策，以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不斷推動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我國經濟的全面高速發展。

我國就業結構與經濟全球化

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1978年從事農業人數占中國總就業人數比重為70.5%，隨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農業就業人數比重逐年下降，到2010年已降為36.7%，而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數比重自1978年開始，就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但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數比重一直低于農業就業人數比重。在1993年之前，我國工業就業人數比重始終高于服務業就業人數比重，直到1994年，服務業就業人數比重才開始超越工業就業人數比重（何興容、谷鳴、凡福善，2010）。這說明我國就業結構與經濟產業結構幾乎同步演進，隨著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就業結構也在同步優化升級。經濟學家葛雨飛（2010）通過對我國1978-2007年的就業機構優化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關系研究發現，就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會進一步刺激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而形成就業機構優化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升相互促進的內在關聯。

我國就業結構的優化遇到了新的契機，而這一契機產生于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背景下，我國企業廣泛參與全球化分工和垂直專業化分工的過程，這一過程對我國就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我國經濟學家藏旭恒、趙明亮（2011）通過研究發現，我國工業企業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分工，在總體上對我國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有所降低，而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卻在逐步增加。通過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相關經驗和理論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分析發現，經濟全球化不僅直接作用于我國的就業結構，同時也在作用于我國經濟產業結構之后，由經濟產業結構再次作用于就業結構，從而多方位地促進就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我國對外貿易結構與經濟全球化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出口貿易中，我國出口產品均為初級產品，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結束。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不斷提升，自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出口產品結構逐漸由初級產品轉變為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初級產品出口比例不斷降低。而我國進口產品則表現為一種與其相反的發展態勢，進口初級產品比率不斷上升，進口工業產品比率明顯下降。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轉變，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結構隨著我國科技水平發展而不斷優化的發展態勢。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十分重視進出口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Galina An等人（2004）就曾對全球86個國家1970-1990年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一個國家出口產值增加，那么這個國家的國民收入必將成倍增長。這也進一步說明，如果一個國家科技水平提升，而在其他因素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國家出口產品附加值必然上升，而進口知識和科技的產值必然下降，明顯提高國家出口產值，增加國家國民收入。例如，我國學者佟家棟就曾提出，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出口產品總體科技水平之間都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而袁曉玲等人更是通過運用誤差修正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協整理論、方差分解技術等現代經濟原理，對我國貿易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等大量數據以時間為序列進行了平穩性分析，最終發現我國的經濟增長與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穩定的、和諧的發展關系，我國經濟增長對我國的外貿經濟發展起到了十分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還發現我國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高于出口貿易。而在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之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總量的不斷攀升，我國進口貿易結構必然需要進一步的優化升級。也只有不斷對我國對外貿易實施優化升級，才能在抵御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風險的同時，利用經濟全球化這一發展契機，將我國經濟發展推向更高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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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一詞最早于1962年由日本提出，我國稱之為功能性食品或者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是指聲稱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補充維生素、礦物質為目的的食品，即適宜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疾病為目的，并且對人體不產生任何急性、亞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功能性食品經歷了3代的發展。第1代功能性食品是根據基料的成分推斷產品的功能，沒有經過驗證，缺乏功能性評價和科學性。第2代功能性食品是指經過動物和人體實驗，證實其確實具有生理調節功能。第3代功能性食品是在第2代功能性食品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功能因子結構、含量和作用機理，保持生理活性成分在食品中以穩定形態存在。

我國功能性食品的發展現狀

我國功能性食品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①起步階段（2 0世紀8 0年代初～80年代末）：保健食品主要是以滋補品為主，而且大部分是以酒為載體的藥酒；②成長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21世紀初）：隨著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保健逐漸成為時尚，保健食品行業進入快速成長階段；③信任危機階段（2001～2003年）：保健食品行業連續發生負面事件，消費者對保健食品信任度不斷降低，保健食品行業陷入暫時的危機；④復興發展階段（2003年至今）：2003年的SARS讓消費者重新建立了對保健食品的信心，需求有了極大的增長，同時國外保健食品巨頭紛紛以高姿態進入直銷，整個行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2003年行業產值為300億元，2004年增長到400億元，2005年超過500億元，近些年的年復合增長率均在20%以上。

我國功能性食品發展至今，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也逐漸被消費者關注和青睞。目前，我國功能性食品發展現狀具有以下特征：

（1）企業數量較多，企業規模正在增大

雖然我國保健食品企業的總體規模偏小，但這一問題正在逐步改善。截止2010年年底國內約有2000家保健食品企業，投資總額在1億元以上的大型企業占1.45%，投資總額在5000萬元至1億元的中型企業占38%，投資在100萬元至5000萬元的企業占6.66%，投資在10萬元至100萬元的小型企業占41.39%，投資不足10萬元的作坊式企業占12.5%，大中型企業所占比例逐年提高。

（2）產品數量較多，種類豐富

截止2010年8月31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共批準10606個保健食品，其中國產保健食品為9971個，進口保健食品為635個。2010年前7月，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共批準427個保健食品，其中營養素補充劑115個，功能類食品312個。在中國保健品原料中主要有植物類、動物類、真菌類、益生菌類、生物活性物質類幾種，保健品種類相對豐富。

（3）新產品開發卓有成效

近幾年新產品的數量增長非常迅速，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網站數據顯示，僅2010年，批準的新保健食品數量就達550多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以低聚果糖、低聚異麥芽糖、低聚半乳糖、赤蘚糖醇等功能糖（醇）為配料開發的新產品。

（4）產品質量不斷提高

國家和企業都已經認識到產品質量的重要性，政府設立專項研究課題，加大對保健食品財政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企業加大技術研發投入，通過產學研合作研究，或者借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攻克了一批技術難題；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保健食品的監督管理，使得保健食品的質量有了明顯的提高。

（5）發展迅速，市場需求持續提升

我國功能性食品行業正處在高速發展階段。2009年功能性食品年產值1000億元，銷售額已躍居全球第2。2010年5月功能性食品進出口額2888萬美元，同比上升55%。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市場需求仍在繼續增加。由于肥胖病、亞健康、老年病發病率的上升，以及亞健康狀況的增多，使得學者和大眾更加關注飲食和健康的關系，因此對功能性食品的需求持續增加。

（6）國家支持力度不斷增大

慢性疾病預防已經納入國家“十二五”目標規劃中，成為我國預防醫學的首要目標。政府將在這方面持續加大公共財政和人力資源的投入，國民健康素質的提高將表現在健康意識的大幅提升和保健消費預算的增加。

（7）6大問題亟待解決

我國的功能性食品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也正是處于這一階段，使得功能食品發展中仍存在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①消費地區分布不均勻：中國保健食品消費的主要區域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等經濟發達省市，其他地區分布很少。②產品類別集中：產品主要集中在免疫調節、排毒養顏、健腦益智、減肥、補腎等方面，與目前一些發生率較高的亞健康類疾病相關的保健品很少，大部分還處于研究階段。③企業規模較小，研發投入不夠。上規模公司所占比例較少，企業在資金實力、創新技術和營銷模式方面仍然有待改進。④產品質量參差不齊。一些大企業產品質量有保證，但是也有一些企業產品品質有待提高。⑤國外品牌的挑戰。國外品牌保健品強勢進入中國市場，本土品牌面臨激烈的競爭。⑥功能評價體系有待完善。更加科學、嚴禁的功能評價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備。

功能性食品的發展趨勢

（1）產品更具有針對性

首先，產品開發越來越具有針對性，企業越來越關注針對不同人群開發不同功能性產品。根據個人年齡、性別、飲食狀況、基因、健康狀況、生理活躍水平的不同，提供獨享的個性化營養健康解決方案。其次，功能食品之功效也更具有針對性。

（2）第3代功能性食品成為研究的重點

功效經過動物和人體實驗證實，功能因子的結構、作用機理清晰，含量明確，并且活性成分能夠在食品中保持生理活性的第3代功能性食品將受到消費者的認可，這類產品的開發將是今后功能性食品研究開發的重點。

（3）充分利用傳統植物提取物資源

發揮中國藥食同源的優勢，開發具有良好的藥食同源性的傳統植物，如銀杏紅景天、人參等，使這些功能效果得到大家廣泛認可的資源成為功能食品開發的原料來源。

（4）保健知識和健康理念宣傳成為重點

隨著保健品生產企業的發展和成熟，產品銷售及消費不再只靠廣告宣傳來吸引消費者，而是更多的傳播保健知識和健康理念，讓消費者通過自己獲得的保健知識去選擇適合的保健產品。

（5）管理更加規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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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穩中有進，轉型升級穩中有升。”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就2014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時說。

“經濟調整在很多時候是在看不見的領域進行。比如制造業有一些下滑，但同時部分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在進行，質量在提高；又如，互聯網經濟對傳統經濟的破壞性創造正在進行當中，這其中既體現為互聯網經濟和服務業的增長，也有傳統產業的下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三室主任劉培林告訴《財經》記者。

6月下旬，劉培林曾赴江浙兩省調研“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專題。在他的印象中，很多產業的此消彼長，需要更嚴謹的數據和現象結合的分析。

而對于從2010年就開始的經濟增速下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曾在2011年就“中國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墻”進行專項課題調研。隨后形成的報告中，劉世錦對于2010年之后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判斷，幾乎與事實上的GDP增速大多吻合。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課題結論中，對于此輪經濟增速放緩，有不同于多數經濟學家的技術解釋。 中速增長的技術追趕解釋

劉世錦之所以在2011年對于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增長收入陷阱進行專項調研，源于這樣一種擔心：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有可能面臨經濟增長趨緩、社會矛盾加劇等一系列挑戰。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是否會落入拉美等地區一些國家曾經遇到過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進入現代高收入社會？

調研得出的結論是：在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前，中國落入與拉美國家類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較小；中國面臨的真實挑戰，是在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這一階段積累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財政金融風險，并將低成本要素驅動為主的增長轉變為創新驅動為主的增長，進而順利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課題組對這一結論的解釋，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業化中期后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的前提下發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關國家的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業化進程無法持續，特別是高速增長過程無法順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墻”之后的增速下降，發生在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之時，是一種“自然回落”。

調研發現，即便成功追趕型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上，經濟增速也開始下臺階。并且在經濟增速下臺階過程中，會伴隨著明顯的經濟結構變化：下臺階之前，工業產出占GDP比重高、投資占總需求比重高、城市化推進速度快；增速下臺階后，工業產出占GDP比重和投資占總需求降低，城市化推進速度也放緩。

對這一描述，幾乎符合中國前30年的高速增長和2010年之后的增速下滑，以及相伴而生的各類現象。

最近由劉培林參與的國研中心“增長階段轉換：成因、挑戰和對策”課題組，則在前述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后發經濟體的“追趕周期”理論。

調研發現，后發經濟體的追趕周期表象上是一個經濟追趕過程，其實質則是一個技術和生產率的追趕過程。同時，一個推斷是，決定后發經濟體追趕潛力進而增長潛力的最重要變量，是其與世界前沿國家的技術距離，而非與前沿國家的（絕對或相對）收入差距。

調研還發現，“經濟追趕”的背后是“技術追趕”，因此后發經濟體在高速增長的平臺期技術水平也應有持續的高速增長。追趕周期的高速增長為期20年-30年，即使資本快速積累，資本的產出效率也不會有明顯的下降。

一個數據支撐是，在1978年-2009年，中國TFP（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達到3.16%，對人均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77.89%，TFP是最重要的增長源。與日本、香港、韓國等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其高速增長追趕時期的TFP增長及貢獻率相比，中國增長的“技術含量”實際都要更高，這并不支持所謂中國以往增長是“粗放式增長”的說法。

高速增長有周期。到了技術追趕中期，出現了完全不一樣的特征。由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長階段轉換”，實質是“技術進步模式”的轉換，而后者只有在后發經濟體的技術水平接近前沿國家時才會發生，因此，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增長階段轉換應該也是在這個時期發生。

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在2010年之后出現了增長的逐步下滑。在課題組看來，這一中速增長是完全符合東亞五國曾經出現的類似增長規律的：高速增長結束后期，仍然能夠保持10年-20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長。

中國2009年TFP水平接近美國的40%。而那些有過持續高速增長的追趕經濟體在增長減速時的同一指標都遠高于此，中國技術追趕的空間仍然可觀。

從上述解釋框架看，中國現階段的中速增長雖然有風險，但其增長潛力仍然巨大。其核心，是保持繼續改革，并將創新驅動的制度設計引入國家政策，從而實現中國的技術追趕和經濟增長繼續保持中速水平。“最重要的是實現鼓勵創新、鼓勵創業、鼓勵創造的制度。”劉培林表示。 尋找技術爆發力

如果從技術追趕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經濟現有增長速度和特征的邏輯，就不難發現，技術升級，創造性破壞，以及以互聯網經濟為主體并帶動的相關產業的發展，包括服務業的發展，就會自然成為下一步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

“一定要保護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創新。”美國通用無線通信有限公司總裁王維嘉告訴《財經》記者。在他看來，以余額寶、微信支付、網絡小額信貸等產品為主的互聯網金融創新，將會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金融結構演化。他很擔心監管當局會對這些創造性破壞的主體進行干預，從而削弱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創新能力。

阿里巴巴研究院出品的《增長極：從新興市場國家到互聯網經濟體》報告，則對創新的制度設計提出了具體建議：鼓勵各類科技與互聯網企業開展各種類型的創新型金融服務；加快相關制度創新與變革，建立完善促進信息生產力、互聯網經濟體及電子商務經濟體發展的制度環境。

“最重要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北京的私人投資者鄭旭光告訴《財經》記者。鄭旭光最近在網絡上推出了一款叫做“喜來快遞”的微信服務號和公共號。這個產品類似于快遞業的“滴滴打車”，只要寄件人在微信上有這款產品，就可以讓最近的快遞員上門取件。而這款產品由鄭旭光投資此前的喜來快遞物流公司而來。但他和其他互聯網的創業者和投資人最大的擔心一樣，“如果有人快速模仿這個產品，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快遞行業是因為互聯網而迅速改變和增長的傳統行業之一。根據國家郵政局6月13日的《2013年度快遞行業市場監管報告》，2013年中國規模以上快遞企業業務量同比增長61.6%。

根據前述阿里巴巴研究院的報告，2012年，中國電子商務經濟體規模為8.2萬億元。到2020年，中國電子商務經濟體規模預計接近50萬億元，約為2010年的10倍。

到2020年，中國網絡零售交易額將超過10萬億元，約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6.3%；電子商務服務業規模將達到4萬億元，支撐超過30萬億元的電子商務應用。

“互聯網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破壞，既要看到其對傳統產業尤其是商業零售企業的沖擊，但也要注意其對傳統行業的加速整合和帶動。”劉培林認為。

互聯網經濟的技術追趕之外，中國制造業等產業的升級和技術進步也成為經濟增長的一支重要力量。

7月14日，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向國務院總理建言，企業最重要的不是資金問題，而是質量和技術問題，以及競爭公平性。她表示，國家此前的家電節能補貼政策容易帶來尋租交易空間。“總理，我們不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

據格力電器2014年一季報顯示，報告期內實現營收246.67億元，同比增長11.62%。而據中怡康數據顯示，2014年1月-5月中國空調市場穩步增長，零售量規模達到2039萬臺，同比增長11.2%，零售額規模達到709億元，同比增長11.3%。

國務院總理在7月14日接見六位企業負責人時表示，創新不僅是科技創新，更包括體制創新，要改革調整企業管理方式，從過去“拼價格”變為現在的“拼質量”。

一個數據是，中國制造業經濟效率低于規模增速，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增加值率一般在35%，中國只有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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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創意產業呈現高速發展

數字創意產業是以文化創意、設計服務為核心，依托數字技術進行創作、生產、傳播和服務，滿足人們現代生活需求、引領新供給新消費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它主要包含網絡文學、動漫、影視、游戲、創意設計、VR（虛擬現實）、在線教育七個細分領域。

2009年是中國數字創意產業的一個重要界碑，此前這一產業在中國處于萌發狀態，此后隨著國家不斷推出政策促進和大量科技相繼加入，而加速發展。

《報告》對中國數字創意產業發展概況、長三角數字創意產業發展概況、中國數字創意產業發展指數進行了專業解讀。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數字創意產業已集聚了36948家企業，同比增長13.8%；從業人員384萬，同比增長13.1%；產業規模達5939.85億元，同比增長22.9%。中國數字創意產業已經進入高速發展期。

《報告》還對2009年以來中國數字創意產業政策的發展脈絡作了一次系統梳理。指出數字創意產業作為國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將持續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消費增長、引領社會風尚提供有力支撐和有效供給。

這一產業呈現出十分美好的前景。

相比歐美，中國尚有十多倍差距

近年來，全球數字創意產業不斷突破創新，成為信息服務業中一個高速增長的新興產業，并引領著文化產業的發展。

《報告》深入分析了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數字創意產業發展情況，為中國企業的決策者提供了參考：目前數字創意產業占GDP的比重，英國高達8%，中國僅為0.7%，有著十多倍差距；全球音樂的15%、視頻游戲的16%來自英國，全球影視票房收入的1M3歸于美國，全球60%的動漫制作來自日本……

這些數據表明在數字創意產業發展上，中國既有較大差距，又有巨大發展空間。因為中國受眾眾多，市場龐大，具有后發潛力。

數字創意產業漸成長三角經濟發展主動力

《報告》對中國數字創意產業的整體和區域發展狀況做了全面客觀分析。其中的2015年數字創意綜合指數顯示，獲得區域排名前三的依次為：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

值得注意的是，區域發展已經呈現差異分布格局：長三角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珠三角成熟穩定，京津冀則有分化，河北發展程度偏低。江蘇省數字創意產業保持高速增長態勢，與北京、廣東等發展較為成熟穩定的地區相比，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區域綜合指數還顯示：北京市在政策扶持、產值占比、文化普及和工作薪資等方面表現突出，綜合指數居于榜首；上海市需求指數排名第一，文化娛樂消費意愿較強；廣東省企業指數居于首位，營收能力旺盛；江蘇省要素指數、企業指數均高于平均值，政策和技術環境、企業數量和營收規模可觀。另外，江蘇省在政策扶持、科研人才和企業發展方面都排名前三，科研支出方面最為突出，說明江蘇省高度重視創意產業研發，推動行業發展。

“數字創意產業成為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主力。”《報告》認為，上海、江蘇、浙江三地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這一可喜局面：三地發展數字創意產業，有著“經濟效益高、創意基石多、文化特色濃”的良好背景，如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吳越文化和江南文化等；三地政府都出臺了相關政策加以扶持，第三產業獲得快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占地區GDP的比重均超過5%，逐漸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之一；創新研發動力強，呈現多元化、開放性、融合發展的特點，如上海以“文創+旅游”為主，江蘇以“文創+金融”為主，浙江以“文創+高端制造”為主；數字創意企業積極采用VR、AI等新型技術，如常州恐龍園文化以“恐龍人”為主題打造優質IP內容，《恐龍寶貝》、《米多龍》等作品贏得國內外市場。

從細分領域看發展尋商機

2015年中國數字創意產業規模達5939.85億元，同比增長22.9%；其中VR增幅最大，達267.5%，顯示其發展具有較大的潛力和活力。

中國數字創意產業的七大細分領域，目前呈現出“游戲盈利強，動漫衍生廣，VR潛力勁”的外部特征。睜眼細看，不難發現其中蘊含的商機―――

網絡文學：處于發展階段，作為IP源頭，提升機會大；

動漫：處于發展階段，IP衍生市場潛力大；

影視：處于成長階段，受眾廣泛，優質內容爆發力強勁；

游戲：處于成熟階段，電競、VR是其新增長點；

創意設計：處于起步發展階段，經濟附加值空間大，但創意理念和水平有待提高；

VR：處于起步階段，潛力大，高增速，但技術、產品和內容等有待提升；

在線教育：處于成長階段，融合語音識別、直播互動、AI等技術可獲得快速發展。

突破瓶頸，方能獲得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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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悲觀主義者質疑中國能否在經濟發展上繼續保持追趕勢頭。他們認為，即使廣義的經濟制度問題不大，現有的發展模式也會使中國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將問題歸咎于體制原因是中國式思維的典型，但已經實現了30年高速增長的體制難道真的比不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高速發展期內，從中央計劃體制演變而來的中國經濟體制無疑有其過人之處，但經濟體制的發展及其最終結構與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或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如果現有體制的某些方面無法支撐經濟進一步發展，就有可能反過來產生阻礙作用。經濟增長并不一定需要“最好”的體制，而要看體制能否調整適應新的經濟發展需求。從這個角度講，關鍵是要確保經濟體制能夠許可全面的制度改革。

如果拒絕改革，沒有哪種“最優”經濟體制可以保證經濟長期發展。創造了后1945年的經濟奇跡后，日本因其體制不夠靈活、無法適應以全球競爭加劇為特點的經濟發展新階段而進入到超慢增長階段。相比之下，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經濟增長勢頭一直非常強勁。西方經濟學家經常批評韓國經濟體制，但關鍵問題在于這種體制非常靈活，也就是說具有很強的經濟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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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擁有較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擾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而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環境的基礎之上，良好、健康的經濟可以提升技術與科技，幫助抵御惡劣環境，減輕自然災害影響，但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過快或不健康發展會損壞生態環境平衡，破壞生態環境自愈或供給能力，造成環境惡化、資源供給降低等問題，引起政府干預，生態環境系統便通過環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饋制約經濟的發展.生態系統主要是以自然資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給能源的形式參與經濟系統活動，而經濟系統活動主要以“三廢”回流生態系統。可以看出，經濟與生態環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又通過積極和消極的作用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而生態環境又受到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影響.只有當兩個系統互相以積極的效應抵消掉消極效應，形成協調、健康發展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與兩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1.2數據來源及處理

山東省作為國內的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處于南北經濟連接處，研究其環境-經濟系統，有其良好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總體來說，近年來山東省GDP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十一五”年均增長12.3%.2011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GDP達到了45429.2億元，比上年增長10.9%.2012年GDP實現50013.2億元，比上年增長9.8%.年均增長率在10%左右，總量居全國第三位.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根據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的劃分及特點，本文主要按照科學性、代表性、實用性等原則，借鑒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研究成果［13-14］.構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發展的指標體系，選取了山東省1996—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自1997—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環境狀況公報》及山東省統計局的官方網站，個別年份數據的缺失采用相鄰年份值插值法補齊.

2實證分析

根據、計算得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f(E)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都呈曲折緩慢上升態勢.其中，生態環境系統指數在2008年出現了一個峰值，這與2008年青島市作為奧運會分賽場，政府加大環境治理投入有關.經濟系統指數經歷了“九五”（1996—2000年）期間的緩慢增長后，從“十五”初期（2001—2003年）開始，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開始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在時空上的特點，根據表2繪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演化圖（圖2）.可以看出：1996與1997年山東省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耦合度處于區域Ⅰ，經濟和生態環境相互影響極低，處在低級協調階段.1998年開始一直處于區域Ⅱ，經濟和生態環境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說明系統處于協調發展階段，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共同發展.2002—2012年，45°<α≤90°時，1<tgα，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態資源系統的演化速度，生態環境為了滿足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源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生態環境開始制約經濟發展.兩系統協調耦合度于2011年緩慢到達最大值，隨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

3結論及政策建議

3.1結論

1）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沒有呈現完整“倒U型”曲線關系，而出現“倒U型”的前半段，但該省近幾年加大了對環境治理的重視力度和投資，2011年耦合度數到達了頂點，2012年出現了下降趨勢，也就是拐點已經出現，表明環境與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更加適宜，開始從生態環境制約經濟的發展（45°<α≤90°）向環境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向轉變.

2）山東省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往往處于“不進則退”的相持階段，現階段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其重點在于控制環境排放和加強環境治理上.經濟排放不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污染排放的沖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說明山東省在發展經濟時，不應該采用粗放式發展模式，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3）經濟增長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治理卻同樣產生負效應，這與許多研究提出環境治理會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不一致，產生這個結論的原因是：第一，山東省現階段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對治理環境的設備、資金投入，環境治理依然是被動地受限于經濟系統，環境治理投入短期內表現為消耗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二，環境治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具有一定的門檻效應.耦合分析認為，山東省在研究期內主要處在資源消耗速度大于經濟發展速度的階段，長期以高速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環境治理水平相對較低.這就造成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實際上沒有和經濟增長的演化速度相適宜，從脈沖分析的結果看，達不到許多研究者得出的環境治理促進經濟增長的響應效應.

3.2政策建議

1）處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容易形成經濟系統演化速度高于生態環境系統演化速度，如果不對經濟與生態環境進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兩個系統崩潰的結果.雖然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長期處于協調發展的狀態之下，兩系統間的內在作用情況也是十分復雜并沒有固定規律，所以，為了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其宏觀政策與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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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底,中國經濟強勁復蘇,歐美日受債務拖累,經濟形勢仍不夠穩健。2009年日本的名義GDP為5萬億美元,略高于中國此前官方公布的4.9萬億美元。目前各方都預測中2010年GDP增長9%左右。這樣一來,2010日本將被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超越,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而另一方面卻是資源緊張。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介紹,中國石油市場是世界需求量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2010年中國原油的需求量將達到3億噸,原油需求缺口達到1億噸,中國原油進口依存度將逼近50%。

還有,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 2009年世界排名106,相比之下,日本排第23,臺灣43,俄羅斯53。

最近,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介紹,我國的基尼系數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他說,“我國基尼系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后仍在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總結一下,國家實力已進入世界前列,但是資源緊缺,老百姓比較窮,弱勢群體龐大。這就是國家現狀。

總理在今年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加快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健全覆蓋全民的公共服務體系 ”。如果把社會保障也視為泛公共服務的話,針對當前形勢的對策,就是兩件事:優化經濟和健全公共服務。

從技術的角度看,信息化經歷了單機、局域網和互聯網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

在單機階段,信息技術為個人提供信息服務,使個人優化的工作流程。在局域網階段,信息技術為組織提供信息服務,優化了組織的業務流程。在互聯網階段,信息技術整個生態環境提供信息服務,優化了全生態的業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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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洋：建議加快期貨法立法工作推動期貨法盡快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