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理論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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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理論

篇1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8-0008-03

工業化理論目標十分明確,即貧窮國家如何由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社會轉變為以工業生產為主的富裕社會。該主張與經濟趕超目標高度重合,從而使得20世紀中期以來工業化理論成為探討國家經濟趕超路徑和戰略的重要理論基礎,工業化亦很自然地被視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必經之路。然而實踐表明,通過實現工業化轉變為富裕國家是件十分復雜和艱巨的任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盡管很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國際收入差距總體上仍然是擴大趨勢,僅有少數發展中國家(如東亞奇跡經濟)成功地實現工業化并變為富裕國家。在此背景下,工業化理論開始重點關注決定一個國家處于何種均衡生產方式狀態的因素有哪些?在低水平的農業生產狀態和高水平的工業生產狀態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發展路徑?如何才能沿著合適的路徑到達均衡的工業生產狀態水平?筆者總結,工業化理論關于國家經濟趕超戰略的政策主張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工業化是國家經濟趕超的必經之路

工業是國家致富之本的觀點對國家經濟趕超戰略決策影響極大。該觀點之所以重要,在于其預設了工業化與國家富裕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工業化是原因,富裕是結果。莫菲等(Murphy;Shleifer,et al.,1989)認為,在過去的二百年間,富裕國家(如英國)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增長是通過工業化來達到的,20世紀后實現富裕的經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也都是依靠工業化,而停留在非工業化的國家則處于貧困狀態。這種觀點典型地反映了工業致富的思維邏輯,即長期看工業化導致國家富裕,經濟追趕成功也需要依靠工業化,非工業化國家是貧窮的。要解釋這些基本歷史經驗,工業致富的思維還需要進一步解剖為三個問題:工業為何會致富?工業社會為何存在國際收入差距?后發國家如何實現經濟追趕?(1)工業化理論關于第一個問題的解釋是,工業化生產是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財富來源既包含分工與機器生產結合帶來的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又得益于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帶來的成本節省。與農業生產嚴格受土地和勞動資源限制不同,工業化生產建立于報酬遞增技術基礎之上。由于生產專業化而帶來報酬遞增(Romer,1987),報酬遞增促進累積性增長機制,因而工業時代經濟增長獲得持續而強大的動力(Young,1928)。(2)關于第二個問題,工業化理論認為不同國家進入工業社會存在不一致性,進而導致國際收入差距出現。即前工業化時期,各國收入差距不大,工業革命之后,各國工業化水平和時間上存在的差異是導致國際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進而形成分流格局的主要推動力。(3)關于第三個問題,工業化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時存在工業和農業生產方式的,然而關鍵在于哪一種是均衡生產方式決定了國家是富裕還是貧窮。工業化的本質是從低水平的農業生產狀態到高水平的工業生產狀態的過程。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存在這樣的邏輯,即工業致富,工業化落后導致貧窮,工業化是落后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必經之路。

二、后發國家工業化需要一定的引導力量

工業化理論認為,在國際收入分流格局已經形成之后,落后國家工業化過程需要一定的引導力量,否則其工業化過程是無法成功的。然而以何種力量來引導工業化有兩種基本主張:一種觀點認為自由經濟是工業化引導力量;另一種則認為國家主導是工業化主要引導力量。

1.自由經濟是工業化引導力量。該觀點的理論依據是工業化的驅動力源自規模經濟和經濟外部性(Murphy,Shleifer,et al.,1988),這兩個驅動力均以經濟開放性作為基礎,進而強調自由經濟是工業化的引導力量。強調以自由經濟作為工業化的引導力量必然與主張融入國際貿易體系在邏輯上一致。鮑德溫和馬丁(Baldwin,Martin,et al.,2001)將國際貿易與工業化和概念結合在一起,構建了一個增長階段模型(stages-of-growth model)來系統解釋國際貿易與工業化水平是如何共同決定國際收入差距的。該模型將國際貿易和工業化共同決定跨國收入差異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時期,貿易成本高,各國產業(主要是農業)處于相互隔離狀態,經濟增長緩慢,跨國收入差距小;第二時期,貿易成本中等水平,在該時期北部經濟快速工業化,經濟增長起飛,與南方經濟收入差距擴大;第三時期,貿易成本低,高速增長,在自我持續作用下全球收入繼續分流;第四時期,南部經濟快速工業化,全球收入逐漸收斂。鮑德溫和馬丁構建的模型背后的邏輯是,首先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較早進入工業化階段,導致國際收入差距擴大,但是自由貿易的力量會引導者后發國家收斂到均衡工業化生產水平之上,進而收入差距消失。在對待工業化所帶來的國際收入差異成因與消除對策上,莫菲等與鮑德溫和馬丁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的解釋均屬于主張自由主義力量作為引導力量的學說,將工業化早期形成的中心―結構看作是內生,而非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果,而且認為中心―結構是讓某些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

2.國家力量是工業化引導力量。加強政府干預以加速經濟實現工業化有兩大思想源頭,一種源自羅森斯坦―羅丹(Rosenstein-Rodan,1943)的平衡工業化發展思想,另一種源自赫希曼(Hirschman,1958)所提出的非平衡增長(unbalanced growth)思想。羅森斯坦―羅丹提出的發展戰略主要是針對東歐和東南歐國家工業化,該思想也的確起到了積極作用,此后該思想被發展為大推動(big push)學說。關于為何國家力量是后發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引導力量有兩種典型解釋:(1)在資本主義以不平衡方式發展導致國際分流格局形成之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上會限制后發國家工業化發展進程,此時后發國家必須依靠國家力量打破對領先國家的依附關系,才能順利實現工業化。例如依賴理論倡導者普雷維什(Prebisch,1959)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形成的中心―結構不僅僅是后發國家貧困的根源,同時也根本不會成為后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引導力量。依賴理論所依據的思維在當代依然存在,如張夏準(2009)認為,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在富裕之后卻依然向全球推銷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做法是一種“踢開梯子”的虛偽行為。(2)當前領先工業化國家之所以率先實現工業化,并非是在自由經濟力量引導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結果,相反,是在國家力量干預下獲取國家競爭優勢的結果。貝羅赫等(Bairoch,Kozul-Wright,1996)認為,1870―1913年期間快速工業化的國家采取的措施與20世紀后半期國家主導工業化模式并沒有本質性區別。19世紀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廣泛使用的的提高關稅、支持技術升級、擴大國家在資本借貸,這些做法與二戰之后出現的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模式本質相同。第二種觀點對主張自由經濟作為后發國家工業化引導力量的主張無異于是釜底抽薪。

三、工業化進程可能存在多重均衡

平衡工業化是一種線性思維,它將人類物質和文化等的復雜變化簡單化了。二戰之后有不少發展中國家采取平衡工業化戰略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少數采取非平衡工業戰略和出口導向政策的經濟工業化績效良好。這意味著工業化戰略需要以更加嚴謹而非假說為基礎作為指導,在此背景下學術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提出能夠解釋工業化演化路徑的理論模型。工業化演化路徑模型一個主要任務是解釋為何不同國家工業化程度存在差異,甚至有些國家長期處于低水平附近的現象。工業化演化路徑模型關于可能會存在多重均衡的主張意味著,在某種條件下有些國家會均衡地處于低水平生產狀態,即在農業生產方式和工業生產方式之間存在欠發達陷阱。

從農業生產到工業生產轉變未必是必然和自動的,如果條件不具備的話就會陷入欠發達陷阱,從而長期處于低收入階段。關于欠發達陷阱的成因主要解釋有兩種視角,即向后看、向前看。(1)歷史因素論。向后看視角將歷史因素視為均衡水平決定因素,克魯格曼(Krugman,1981)提出最初資本積累水平(primitive accumulation)決定均衡狀態,以此為基礎構建了一個資本是可以跨國流動的條件下兩階段工業化模型。在第一階段貿易是領先國家增長的發動機,第二階段國外投資是增長的發動機。該模型描述的階段特征與霍布森―列寧帝國主義理論(Hobson-Lenin theory of imperialism)類似。歷史因素論強調演化路徑存在歷史依賴性,認為歷史事件決定選擇停留在“好的”還是“壞的”技術上,歷史依賴性與技術相關性、規模經濟、不可逆性有關(David,1985)。克魯格曼(Krugman,1987)后來又進一步認為學習效應會將特定經濟鎖定在由于歷史事件形成的專業化生產模式上,因而內生地決定國家是走向富裕還是貧窮。(2)為解釋貧窮國家脫離低水平均衡的對策,克魯格曼(Krugman,1991)對歷史決定論進行了修正,認為歷史與期望(history and expectations)――如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分別提供了后向和前向兩種動力機制,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呈螺旋形狀發展路徑,調整成本影響演化路徑形狀。松山(Matsuyama,1991)構建了一個具有實時調整的工業化模型,認為歷史效應和實時調整共同決定對工業化均衡結果以及實現的路徑特征,并強調政府旨在增加主體之間進行協作的干預能夠使經濟脫離低水平均衡狀態。

參考文獻:

[1] Bairoch P.,Kozul-Wright R.Globalization myths: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economy.(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1996.

[2] Baldwin R.E;Martin P.,Ottaviano G.I.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1):5-37.

[3] David 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332-337.

[4] Hirschman A.O.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58.

[5] Krugman P.Trade,accumulation,and uneven developmen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1,(2):149-161.

[6] Krugman P.The narrow moving band,the Dutch disease,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Notes on trade in the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1,(1):41-55.

[7] Krugman P.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2):651-667.

[8] Matsuyama K.Increasing returns,industrialization,and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um[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617-650.

[9] Murphy K.M;Shleifer A.,Vishny R.W.Income distribution,market size,and industrialization[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Research Cambridge,Mass.,USA),1988.

[10] Murphy K.M;Shleifer A.,Vishny R.W.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5):1003-1026.

[11] Prebisch 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9,(2):251-273.

[12] Romer P.M.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2):56-62.

篇2

對于文化工業理論的淵源問題,學術界存在著一些分歧。大多數學者認為,法蘭克福學派是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理論的始作俑者。但有的學者指出,最早涉及“文化工業”問題的是馬克思,雖然他并沒有提出過“文化工業”概念。如在談到雇傭勞動使得“我的活動成了商品,我完全成了出賣的對象”時,馬克思說:“一切所謂最高尚的勞動一腦力勞動、藝術勞動等都變成了交易的對象,并因此失去了從前的榮譽。全體牧師、醫生、律師等,從而宗教、法學等,都只是根據他們的商業價值來估價了。”[1]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同一種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例如,密爾頓創作《失樂園》得到5鎊,他是非生產勞動者。相反,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家,則是生產勞動者。·····一個自行賣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但是,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板雇傭,老板為了賺錢而讓她去唱歌,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生產資本。”[2]可以說,馬克思的確涉及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商品化、文化市場化現象,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本質特征,但是很顯然,馬克思所探討的還不是依托科學技術的、具有工業生產模式和意識形態“同化”功能的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工業。文化工業是文化商品化、文化市場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法蘭克福學派正是針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文化狀況,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盧卡奇的物化理論的影響下,最早提出文化工業理論的。

1947年,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合著了《啟蒙辯證法》,在該書的《文化工業:作為欺騙群眾的啟蒙》一文中,阿多爾諾認為“大眾文化”( MassCulture)一詞模糊而不準確,應該用“文化工業”( Cultural Industry)這一新術語取而代之。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文中并沒有給文化工業下明確的定義,只大致提出它指涉憑借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大規模地復制、傳播文化產品的娛樂工業體系。在((文化工業再考察))一文中,阿多爾諾對這個術語作了闡釋,認為其中的“工業”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它表示事物本身的標準化和分配技術的合理化,而不是指嚴格的生產過程,除了文化工業的某些主要部分(如電影工業)之外,個別的生產形式(即構思及創作)仍被保持。因此,文化工業一詞并不表示生產,而是表示文化產品的“標準化”和“偽個別性”。“文化工業”概念提出后,法蘭克福學派其他主要代表人物馬爾庫塞、本杰明、哈貝馬斯等人也對這個主題加以闡述,形成了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體現在《文化的肯定性質》、《單面人》、(機械復制時代中的藝術作品》、《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和科學》等文本中,由于每個文本都有自己的主題,因而在闡述文化工業時也各有側重,但總體上都對文化工業采取了批判的、否定的態度。這與該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文化批判理論是一致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批判精神才是的生命力所在,他們秉承了的批判精神,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進行強烈譴責和徹底抨擊,展開了對文化工業的批判之維,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文化工業與文化/藝術的性質相悖。文化工業對文化/藝術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的首要之點。文化/藝術彰顯個性、獨創性、否定性以及超越性等。而文化工業則借助于科技進步和工業化生產,把文化/藝術產品納人市場交換的軌道,按照從生產到流通到消費的商品操作程序運作,使之服從于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則,最終蛻變為純粹的商品。首先,文化工業通過模仿、復制和包裝等使文化產品具有了同質化、標準化、齊一化的性質,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指出的:“在文化工業中,這種摹仿最終成為絕對的”[3],“達到個性化的努力最終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o [4]文化工業使文化/藝術失去了個性、獨立自主性,降低了、損害了文化/藝術真正的、內在的價值。其次,文化工業在追求利潤、形成文化同質性的過程中,剝奪了文化的批判功能,即其否定的、大拒絕的方式,使文化/藝術喪失了對社會的否定、批判的維度。再次,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發展是文化服從于資本的權力、資本的邏輯的結果,在其中,價值原則支配了文化的各個方面,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領域,甚至支配著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意味著文化的人文意義和內在價值的全面覆滅。總而言之,文化l藝術淪為商品,帶來了文化/藝術產品標準化和齊一化,引起了文化/藝術的質變。

第二、文化工業與人性相悖。文化工業行使著意識形態的功能,通過大量標準化、齊一化的文化產品的影響和滲透,不知不覺中實現對人的思想、心理的控制。阿多諾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他認為現代社會對個人的控制程度大大超過以往,這種控制不是通過暴力和恐怖手段實現,而是通過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功能完成;馬爾庫塞在《單面人》中提到:“娛樂和信息工業不可抗拒的產品所帶來的是各種定式的態度和習慣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應,這種反應使消費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與生產者緊密結合起來,并通過后者與整個娛樂和信息工業緊密結合起來。這些產品向消費者灌輸某些思想并操縱他們的行為;它們提倡一種不受其虛偽影響的虛偽意識…~.這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他們都致力于說明,文化工業通過文化商品的生產,控制和規范著消費者的需要,成了一種支配人的力量。文化工業造成“啟蒙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倒退”,人們逐步習慣于看似豐富多彩、實際上卻單一機械的生活方式,缺乏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識,喪失了主體意識、感性能力和主動性,失去了從事更有價值和更為充實的活動的潛力。文化工業不僅侵人了人們的生活世界,更滲透到人的“私人空間”。“私人空間”本是人具有內在自由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可以成為并仍然是‘他自己”。但是文化下業控制了大眾日常生活直至內心意識,一體化的公共輿論侵人了“私人空間”,剝奪了個人的內在自由,使人喪失了‘他自己”。“文化工業的每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再現為社會需要塑造的那種樣子”,[5]成為與人的本性相背離的物化存在。

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文化的一種模式一文化工業進行了深刻的、否定性的分析和批判,其批判的主題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緊密相關的。與法蘭克福學派所關注、反映和批判的20世紀40.50年代相比,20世紀后半葉至今的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現時代,文化工業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手段,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即出現了文化工業全球化的現象。就資本主義世界而言,美國學者杰姆遜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中,著眼于“后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狀況,指出當代資本的一大特點在于其勢力已擴張到精神領域、文化領域,資本主義文化已被徹底商品化、工業化;當代資本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為文化工業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礎,使得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在原有的基礎上,形成了更為系統的文化工業體系;而在非資本主義世界,就我國而言,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人,文化/藝術的商品化、工業化也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發展我國的文化工業,規范我國的文化市場勢在必行。總體而言,文化工業已成了一種全球性的文化現象。

篇3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2](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3]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4]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5]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4].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6](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7],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2](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2](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7]。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7]山東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3],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2](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2](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2](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2](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織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6](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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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R].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篇4

2.有利于提升化工企業競爭能力管理出效益,管理出生產力。對于化工行業來說,安全管理更是防控風險、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的重要戰略性舉措。由于化工行業的特殊性,一旦企業出現安全生產事故,就會給企業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同時也會影響企業的社會形象,嚴重的會使企業瀕臨破產邊緣。化工行業只有加強安全管理,才能確保企業始終在安全的環境下運行,才能保證企業始終控制好風險成本,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提升化工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確保企業經濟效益。

3.有利于促進我國和諧社會建設防范和控制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由于化工行業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不能抓好安全生產,就極有可能對人民群眾的生產財產造成威脅,進而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化工行業加強安全管理工作,不僅是順應現代生產的需要,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二、化工行業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1.強化安全管理理念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化工行業要想更好的加強安全管理工作,首先必須進一步強化安全管理理念。化工企業決策層、領導層和管理層必須正確處理好安全管理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風險控制的關系,從思想上、作風上、行動上重視安全管理工作;化工企業要進一步加大對安全管理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力度,提升安全管理部門的地位,配強配齊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最大限度的提升化工企業安全管理組織基礎和人力資源基礎,同時還要積極引導廣大員工牢固樹立安全意識、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時刻繃緊安全生產這根弦,提升安全生產的執行力。

2.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的重要作用。化工行業在加強安全管理過程中,必須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將企業安全事故關進制度的“籠子”。要從化工企業實際情況出發,修改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產規范、安全操作流程等一系列制度體系,為廣大員工開展安全生產創造有利條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生產培訓制度,加強與各級各類院校的合作,共同建立安全生產培訓基地,有條件的企業應當建立自己的安全生產培訓基地,通過對員工安全生產知識、安全生產操作、職業道建設等多方面的教育培訓,確保安全管理成效。

3.加強安全管理監督化工行業要把安全管理監督納入安全管理的重要內容,通過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確保安全管理落到實處。要建立安全管理績效考核制度,對于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安全生產責任人員以及不同崗位的生產工人,都要建立安全管理目標責任制,使安全管理有人抓、有人負責、有人落實;要建立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對于因管理不到位、執行不到位、操作不到位造成的安全生產事故,哪怕是很小的事故,都必須對責任人進行批評教育,嚴重的要給予經濟、行政甚至法律制裁。

篇5

1.2神華包頭煤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消防氣防中心堅持每天到生產現場對直接作業預申報執行情況、作業安全措施落實情況、作業票證辦理規范情況及特種作業人員持證作業情況進行檢查,并將檢查情況進行通報。安全健康環保部也定期到現場對直接作業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發現的安全隱患和問題責令立即落實整改,確保現場作業安全,否則責令停工整改。

2從實際需求出發,抓好安全培訓工作

2.1加強對領導層的安全培訓領導層及不僅把握著企業生產經營方向同時也是安全管理工作的主力,其安全素質的高低和安全生產技術、安全管理知識的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企業對安全生產各方面管理的重視程度、方式方法及各項安全規章制度的執行力度。

2.2抓嚴抓實新員工的三級教育對新員工的培訓基本屬于的安全啟蒙教育,要讓員工一入廠就建立對安全工作的正確認識,樹立“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意識和不斷學習安全知識、積累安全經驗的理念。使廣大員工逐步在處處、事事都牢記安全,落實行動,每個人都能做到“自主管理”、“三不傷害”,天長日久形成企業固有的安全習慣以及員工頭腦中固有的安全意識。

2.3在日常安全培訓中應認真貫徹按需施教、注重實效的原則安全培訓工作的成績不僅是看培訓了多少課時,培訓了多少人,重要的是看培訓是否符合企業需要、是否真有實效。實施培訓階段,要從師資隊伍、培訓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保證安全培訓的質量。培訓內容的確定要從強化意識、掌握理論和提高技能的需要出發,精心安排培訓計劃,按照“干什么,學什么;學什么、教什么”的原則科學設計。重點放在員工安全操作規程、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基本常識和器材使用、勞動防護用品的正確佩戴使用、職業危害預防、事故應急處理等與員工實際工作切實相關的方面。突出案例分析培訓,挑選出適合培訓對象的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其發生的直接和間接原因、事故的進程、造成的后果或損失、事故的應急處理與救援、責任人處理,以及吸取教訓,如何防范以避免發生類似事故等環節,對學員進行針對性強的安全知識培訓。

3組織全員對所有崗位存在的安全風險進行辨識分析,并制定控制措施

神華包頭煤化工有限責任公司風險評價,采用工作危害分析(JHA)和安全檢查表分析(SCL)法,JHA方法是從作業活動清單中選定一項作業活動,將作業活動分解為若干個相連的工作步驟,識別每個工作步驟的潛在危害因素,然后通過風險評價,判定風險等級,制定控制措施。SCL方法是一種經驗的分析方法,是分析人員針對擬分析的對象列出一些項目,識別與一般工藝設備和操作有關的已知類型的危害、設計缺陷以及事故隱患,查出各層次的不安全因素,然后確定檢查項目。再根據掌握的《風險評價清單》的各風險因素依據風險矩陣法進行判定,根據事故發生的可能性(L)和后果的嚴重程度(S)確定風險度(R),制定控制措施。公司各個崗位存在的風險因素是是不同的,該項工作要求組織全體員工參與。首先要對員工進行相關內容的培訓,使其了解該項工工作的真正目的和重要性并傳授其辨識方法;其次要以裝置、班組為單位合理組織,正確引導,使其能根據自身的工作程序、工作環境,結合工作經驗,實事求是的反映本崗位存在的風險。員工在實際工作中要把風險辨識作為一項常規活動,不斷地更新風險信息,反饋控制措施的可行性,并提出改進措施,不斷完善。

4開展全員參與隱患排查活動,加大重大隱患治理力度,實現本質安全生產

4.1各專業主管部門和各中心定期組織進行大檢查和自查,對檢查出的問題和隱患按照“五定”原則落實進行整改,對于問題嚴重的,下發《安全檢查隱患問題整改通知書》,限期整改,對于違反法律法規或限期仍不能整改完成的,給相關單位負責人下發公司級或部門級安全工作督辦單,由公司領導或部門領導督促整改落實。

4.2建立了隱患排查報告評審獎勵機制,鼓勵員工及時發現現場存在的安全問題和隱患,對員工發現并提出的問題及時落實整改措施并制定整改完成時間跟蹤整改。同時根據問題和隱患后果的嚴重性給與一定的獎勵。通過隱患排查獎勵機制,現場的隱患和問題數逐年降低。

4.3通過公司安全例會,請各中心員工代表參加,在會上提出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隱患和好的建議,對于員工提出的隱患問題和好的建議落實整改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同時對相應的員工按照《員工提出問題和隱患獎勵辦法》在月度考核中給與一定的獎勵。

5建立具有專業素質的應急救援組織

應急救援的重點是對受害人員的營救,迅速控制事態,這就要求這一組織行動一定要迅速、準確、有效,所謂迅速就是要建立快速的應急響應機制,能迅速準確地傳遞事故信息,迅速地調集所需的大規模的應急力量、設備物資等資源,迅速建立起統一指揮的協調系統,開展救援活動。要滿足以上三點,生產企業一是要建立嚴密的應急救援體系,這一體系包括安全、消防部門、生產裝置、后勤部門、醫療部門等。并在每個部門設置專門負責人,負責相關人員的培訓演練、物資儲備和設施維護;二是制定貼近實際的應急救援預案,包括各個級別、各個方面的應急救援預案,定期組織不同規模的演練,在演練中發現問題并不斷地修訂改進,在演練中鍛煉救援人員心理素質、反應速度、應急能力;三是要提高專業救援隊的應急救援能力,包括相關理論知識的掌握,身體素質、心理素質的訓練,各類消防救援器材的熟練使用等。要樹立憂患意識,有緊迫感、使命感,搞好訓練、演練,以備在特殊情況出現時能迅速應戰。

6剛柔并濟全面提升煤化工安全管理水平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從煤化工實際出發,不斷完善分工會基礎管理、安全維修管理、安全宣傳教育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和程序,推進煤化工安全管理。

6.1結合公司總體部署,利用各種形式(如:板報、征文、宣傳畫、網絡平臺等)廣泛宣傳,發揮陣地作用,抓好安全教育;

6.2采取崗位培訓、維護經驗交流、召開技術研討可靠性會等形式,組織員工學習業務、學習規章,學習各類安全知識,養成按章辦事的習慣,強化了全員的安全意識,充分調動了大家的工作熱情。

6.3根據PDCA循環加強現場監督檢查。煤化工正是依據PDCA循環原則,對質量計劃的制訂和組織實施進行全面管理。這一體系、平臺,是合理規范個人活動、組織團隊協作行為、維系煤化工組織正常運轉的基礎,必需真正體現出公正、合法的原則,才能增強煤化工的凝聚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柔性化管理賦予煤化工非凡的應變能力:它把圍繞生產的管理結構調整為適應發展的柔性管理機構;把被動的事后檢查的管理方式,轉變成事前預防的管理方式;把剛性管理的制度,轉變為柔性的約束機制,采取信任-指導-感化-自控的方式,發展為員工自覺的行為準則;增強廣大員工對煤化工的向心力、凝聚力與歸屬感,把員工在煤化工中自我價值的實現與煤化工的發展目標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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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業文化建設促進員工團結和努力,提高客戶忠誠度。企業的活力來自于員工的創新能力,企業的凝聚力則來自于員工的團結和友愛。只有當人類有共同的文化熏陶和價值追求時,他們才會相互勉勵,相互競爭,為同一個目標而奮斗。這種精神力量是對他們潛移默化的改造,包括他們的一言一行,精神狀態和做事風格;優秀的企業文化會讓員工站在企業這邊,將自我形象與企業形象融為一體,在企業出現困難時不會輕易離去,真正將企業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樹立優良的職工道德規范,并且團結一心將企業發展壯大作為自己分內的事。

3)企業文化建設幫助客戶了解產品,促進合作。對于屬于國有企業的電力公司來說,在電能的生產,運輸,配送中,都會面臨廣大的百姓和企業用戶。關系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可以將電力公司建設為“以客戶為中心“,并通過企業員工的服裝、行為、態度以及企業的LOGO(標識)具體地表現出來。那么企業的優劣就很容易區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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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油化工企業設備可靠性管理研究

設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設備管理是為了保證企業能夠提供最優質的技術而存在的,讓企業的生產建立在最佳化的物質基礎之上。管理好、使用好、維修好、改進好現有的企業設備,能夠用最少的設備使用壽命獲取最大的設備經濟效益,從而保證企業在產品質量、品種和產量上,降低企業管理成本。

2.1設備管理的難點

2.1.1設備管理的組織落后。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嚴密的分工和固定工作職責,會形成企業機構重疊,不能快速的做出反應,企業運轉靈活性較弱。

2.1.2設別管理流程落后。石油化工企業的管理職能分布在企業的財務、物資、科技技術研究,發展等部門,設備的使用、采購、維修等都分置于各個部門,不利于管理設備運行的全過程,也不利于管理設備費用的周期性。

2.1.3管理人員的思想觀念。想要提高企業的設備管理水平,就應當先進行管理人員的思想觀念培訓,原有的設備管理制度嚴重制約了企業設備管理水平的提高,不能滿足企業正常發展的需要。

2.1.4缺乏管理約束獎懲機制。企業設備管理水平的提高離不開獎勵和約束,沒有配套的獎懲機制和約束機制,就不能有效的調動設備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進而無法保證設備的可靠性運行。

2.2實行以利用率為中心的設備維修管理

以設備利用率作為維修策略中的主要維修,是以利用率為中心的一種維修方式。對于企業設備維修的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四種維修。一:定期維修。這種維修的特點是利用生產的空隙對設備進行有效維護,在人力、物力上都有事先充分的準備。對于隨著時間變化的設備故障,定期維修不失為一種可以利用的有效方式。但是這種方式不適合故障發生無規律和故障復雜的設備。二:視情維修。指的是根據故障出現后再確定維修策略和方法,這也叫設備狀態維修。三:事后維修。事后維修就不需要任何的計劃,但是要在人力、物力上做好準備,對設備故障詳細檢查,再進行維修。這樣的成本較低,可以作為最后考慮的維修。四:機會維修。是配合視情和事后的一種維修方式。機會維修講求的是把握時機,提高費用的有效使用率。如果設備的維修發生的比較頻繁,可以適當考慮改進維修,再選擇其他的維修方式。

2.3維修機構改革管理

隨著石油化工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專業維修隊伍,也成立了一系列設備預防、檢測中心。各個企業的檢修部門都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逐步的獨立出現,形成單獨的檢修公司,實行獨立的經營和核算。除此之外,各個石油化工企業之間加強了相互合作,相互支援。這些改革都調動起了維修人員對設備維修工作的積極性。

2.4采用先進的技術維修手段

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內外的先進維修技術在石油化工企業中得到了有效的應用,各種各樣先進的機械化、自動化的維修設備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即減輕了員工的勞動強度,又提高了生產效率,還保證了維修的質量。尤其是近幾年像耐火纖維噴涂與新型防腐材料等高科技的應用,獲得了明顯的效果。縣級的技術維修手段,大大的提高了石油化工企業的現代化維修水平。

2.5設備的維護與技術改造管理

一:日常設備維護管理。日常維護是要求操作工人在每一班生產中進行的,包括生產前對各個部位進行檢查,做好設備發成異常的情況的準備,能夠及時的處理設備故障;二:管理設備技術改造。設備技術改造指的是運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經驗與成果,改進目前的設備結構,更換新的部件、安裝新的設備,來補償有形的、無形的磨損。通過新型的技術改造,改善原有的設備技術性能,增強設備功能,,讓設備整體或者局部達到新設備的技術要求。而新設備技術應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經濟效益好、現實作用高。

3設備運行的可靠性研究

可靠性指的是在產品、系統的有關條件、時間的規定之下,完成規定功能的能力。產品的可靠性主要存在“時間”、“條件”和“功能”上的規定。規定條件:企業設備所在的使用環境、使用的條件、維護及保養條件等;規定時間:一般來說設備工作時間越久,其可靠性就越低。企業設備的可靠性強調了時間條件這個因素,但是在產品產生的質量性能上卻不包含時間條件這一要素。所以一個設備的可靠性區別于其余技術性能的根本在于時間內的規定其評價的優劣;規定功能:企業設備應當具有的技術性能指標的綜合評價。

從通俗意義上來說,設備的可靠性保證的主要手段就是維修。維修主要包括維護與修理兩方面,細化些也可以分為監測與維護。設備的維修效果直接關系到設備的可靠性,也可以保證系統的有效度。提高設備的可靠性,就能夠延長系統正常使用時間,提高設備的維修性,可以縮短設備使用時停留的時間,從而提高企業產品的生產效率。

3.1設備運行的監測

實施設備運行監測是對設備維修保養的有效措施,可以讓管理者輕松的了解設備的運行情況、缺陷及隱患,及時的幫助管理者選取合適的維修方式,在什么時間段進行維修,才能保證設備的可靠連續性。

3.1.1基于風險特種設備檢驗

基于風險檢驗指的是通過設備的風險分析,找出企業高危害設備,通過RBI分析并計算出重要設備的風險,依據設備風險的排序進行可能性和后果性的分析。根據風險分析結果,制定相關的企業設備維修計劃,然后制定有效方法管理可能引起的風險,來減少不必要的檢查,進而達到降低風險,節約成本的目的。

3.1.2定點測厚法

對企業設備和管線進行大規模的定點測厚。在設備容易腐蝕的部位,進行測厚。然后根據所得數據來判斷,從而對腐蝕減薄的趨勢作出對應計劃,進行周期性的維修,及時的發現設備故障隱患,確保設備正常運行。

3.1.3大型機械監測與診斷

石油化工企業中,大型旋轉機械運用的較多,由于機械的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對維修造成很大的難題。在大型設備的運行中,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設備的各種故障。大型機械本身價格昂貴,機械故障會引起整條生產線的停車,帶來的損失也是不可估計的。

大型機械的監測與診斷應分為選擇設備、確定設備監測級別、建立預測維修系統、制定監測標準、做好預警報告、處理設備缺陷。合理的運用監測和診斷:可以及時、準確、有效的判斷設備運行中的各種異常,從而讓故障得到預防和消除,將設備故障危害降到最低;可以判斷出故障維修的時間與部位,從而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通過減少誤工來降低維修成本;對設備的狀態監測,可以提供設備的最新數據和信息,確保設備的技術改造和優化。

3.2設備維修

3.2.1設備維修的重要性

維修是為了保證設備更好的運行狀態,延長設備使用壽命的活動。主要包含有維護(保持設備良好狀態所進行的工作),修理(將設備恢復到良好狀態的工作)。

維修對于設備可靠性運行有著重大意義。維修可以提高設備完好率,增加設備使用的壽命,提高設備使用率,維修的結果能夠讓企業生產的產品數量得到增加,也保證了產品的質量,確保企業能夠健康、迅速的發展。維修是對未來的一種隱性投資,經過一段時間,維修可以收獲投資成本,并可以增值。

3.2.2預防性維修

預防性維修是通過對設備提前的檢查,發現設備存在的故障隱患,防止設備故障的發生,讓設備能夠在規定的狀態中進行的各種維修。

3.2.3恢復性維修

恢復性維修指設備在發生故障以后,通過維修將設備恢復到規定狀態的方式。(狀態的監控維修是通過積累設備故障信息,對設備故障的原因、趨勢進行分析,對設備連續可靠性水平的維修。監控維修沒有規定設備的使用時間,能夠有效利用設備受命,降低工作量,是一種經濟效益明顯的維修方式。)

3.2.3改進性維修

改進型維修是指有效利用設備任務完成的時機,對設備進行改進,是提高設備可靠性、安全性的維修,主要分為改善性與無維修設計。

改善性維修指的是為了消除設備設計與制造上的缺陷,再配合上設備的維修,提高設備的可靠性與經濟性上的改良。無維修設計指設備在到使用壽命之前都不存在設備維修,作為一次性產品直到報廢。

3.2.4綜合性維修

綜合性維修是將以上所述的所有維修方式按照相互配合,取其各種維修方式的長處,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

3.3維修方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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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進后的集中采購和基于供應鏈的庫存管理

針對目前我國傳統化工企業在采購和庫存方面的缺陷,針對當下在采購和庫存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本文認為我國化工企業應該采用先進的供應鏈管理理念,提高采購和庫存管理水平,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集中采購和基于供應鏈的庫存管理就是目前比較流行的管理模式。

2.1新的采購管理模式

集中采購是指企業在原材料和技術物質方面的采購都是采用集中化的,并且在全國各個領域都有自己的集中采購平臺,為各個子公司服務。由于大型化工企業的規模比較大,下屬的各個工廠采購都要成立單獨的采購部門來滿足,并且各個子公司在采購方面有很大的類似性,都要向同一供應商采購,所以采購信息的共享特別重要,集中化采購就是這種統籌安排的體現。詳細來說,大型化工企業在利用集中采購時的主要優勢包括:第一,降低采購過程中人力和物力成本。通過集中采購模式可以由采購平臺的人員集中處理各個子公司的訂單,這樣就取代了以往那種各個分公司單獨處理的局面,這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更加節省。由同一采購組織處理采購需求,還可以減少重復的供應商評估、報價和其他費用,這也就避免了很多重復勞動的出現,對提高采購的效率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二,有利于需求量的整合。大型企業下屬的各個子公司在大部分物資方面都是相同的需求,所以才有集中采購模式可以將各個子公司的需求量整合為一體進行集中采購。如果供應商在接到更大訂單時,在原材料、物流成本等方面都有比較低的報價,這對化工企業來說可以減少大量的成本。第三,有利于產品的標準化。目前市場上在技術物資方面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產品,而如果各個子公司單獨采購,就會在物資品種方面不盡相同,這樣就營銷了產品的相對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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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化工企業;現場管理;問題;措施

化工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行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和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化工企業生產的產品、原材料以及中間產生物等大多為易燃易爆物品,存在巨大的安全隱患,同時化工生產的條件特殊,需要在高溫、高壓的條件下才能順利進行,如果在生產過程中,反應裝備發生氣體泄漏等故障,容易導致爆炸等危險,對企業經濟以及人生安全帶來影響。所以在企業生產過程中,管理人員需要增加現場管理強度和水平,確保工作設施完好安全,為工作人員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現場管理是企業管理人員針對生產的場地、工藝流程、原材料以及生產裝備等環節進行嚴格、科學的安排和控制,利用現金的管理方法實現物資調配等,保證員工安全、高效的生產作業,促進企業正常運轉。

1化工企業現場管理問題

當化工企業發生危險事故,多數的原因在于管理強度不足,管理不到位。現場管理過程中,管理人員缺乏宏觀調控與安全意識,對安全問題認識不到位,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有缺陷等都會造成管理漏洞,使得化工現場生產存在安全隱患。

1.1管理人員安全意識差,盲目追求效益

對于大型制造業,生產加工的復雜度越高,生產過程安全隱患越大。但是許多大型的化工企業管理人員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了員工安全問題,導致安全事故頻繁發生。企業管理者安全觀念缺乏,對于現場管理重要性認識薄弱,為增加利潤而降低生產成本,采用落后的加工設備和生產工藝,對產品質量要求不高,只追求有產品輸出而忽視產品質量。管理態度差,安全意識不高,對生產設備和存儲倉庫沒有定期安排檢查和故障診斷,增加事故可能性。

1.2缺乏專業人員,管理水平低

人才是推動企業發展進步的核心動力,盲目增加生產量而不注重技術創新只能在短時期內獲得效益。但是許多化工企業生產者住往只追求眼前利益,不注重科技創新,現場管理時對生產設備,加工工藝要求不嚴格,專業就職人員的培訓不充足,導致員工缺乏對生產操作問題的深入理解。員工容易產生誤操作,且操作出現問題時手忙腳亂,不能采取應急措施,導致事故發生。同時,化工企業在管理模式上有所欠缺,在安全管理、人員管理、環境管理方面存在管理問題,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現場管理人員沒有制定強力有效的管理規則,現場生產沒有規范,操作只追求能滿足加工要求,設備沒有清掃整理,工具沒有按照要求擺放,生產線混亂,現場沒有秩序,不僅造成現場環境惡化,也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2高效的化工現場管理方法

加強現場管理的效率,應加強管理人員素質的培養,并根據企業現場生產存在的問題,采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因地制宜,減少事故風險。

2.1不斷完善現場管理制度

現場管理需要有制度的約束,針對企業特點制定出強有力的現場管理制度體系。首先管理人員應責權明確,對于自己管理的范圍應保持負責任的態度,嚴格控制管理的時間和管理內容,對現場生產情況全面了解,定期檢查機械加工設備。同時如果管理出現漏洞,造成現場事故,根據制度約束進行懲罰,追究其責任。其次就是根據企業現場情況,因地制宜式的健全現場管理制度,增加管理的權威性和科學性,不斷提高員工安全意識,增強員工對于現場管理體制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不斷推進現場安全、質量以及生產管理的管理模式,設定標準的指標體系,保證人員安全的前提下不斷提高生產效率,為企業創造更豐厚的利潤。

2.2加強專業技能考察與培訓

化工生產的工作人員均需要樹立高度的安全意識和責任意識,對自己對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負責。生產一線的員工通常不具有專業的技能知識,或者在安全意識方面存在缺陷。企業現場管理人員需要對員工進行安全教育,定期進行安全報告演講和技能培訓。管理人員可以通過邀請專家進行安全回報和安全工作知識宣傳等活動,來促進員工提高安全意識,確保企業有高效的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在現場加工過程中,高層領導應定時查看現場生產狀況,詢問員工質量安全問題,對現場生產提出要求建議,增加管理的權威性。高層領導應全面了解化工企業行情,對企業可能出現安全事故的地方做重點強調,介紹先進企業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積極改進現場生產環境。

2.3提高管理科學化水平

在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形勢下,科學高效的管理模式有利于促進企業的安全管理能力和經濟效益。企業需要借鑒先進的管理技術手段,在管理時做到科學規范,提高管理的專業化水平。同時,由于專業化的生產工藝以及管理方法需要專業知識和人員配備,這就要求企業應加大對這部分資金的投入。運用科學優化的管理手段實現管理工作的有序進行,保證現場生產的安全高效。

3結語

加強化工企業現場管理水平,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生產效益,更能保證企業員工的個人和整體安全。面對化工企業的安全制度缺陷,管理人員須因地制宜的建立管理制度,加強管理水平,促進企業健康發展,保證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和社會和諧。

作者:鄭連基 單位:亞洲硅業(青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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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激勵 企業 管理 運用 激勵機制 具體績效措施

一、煤化工企業管理中引入激勵的作用

1.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激勵理念的運用是企業績效提高的決定性因素。通過激勵方法能夠充分調動煤化工企業員工的積極性,提高員工的個人能力,使員工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奉獻全部精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績效。

2.通過激勵理論在煤化工企業中的良好運用,可以使企業員工的個人潛力充分被挖掘出來,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是企業人力資源部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3.運用正確的理論和方法對企業員工進行激勵,可以使員工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得到充分滿足。企業員工的自我價值需要主要來自于兩個基本方面,一個是健康方面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個是社會性的需要,即: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健康需要是員工最基本的需要,是企業生中生活中必須要保證的,社會性需要的滿足是企業實現更好發展的基本保證。社交需要是指員工之間需要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團體的接納與組織的一致。需要通過借助企業優秀員工的努力工作來實現更多的利潤。尊重需要是指對員工的地位、名分、權力、責任及與他人薪水的相對高低的尊重。企業要通過運用人事考核、表彰獎勵、選拔進修、晉級升遷等管理機制,對員工做出公正的優劣評判,并以尊重人性為人才理念來指導企業發展,建立相應的管理機制,滿足員工追求進取的需要,從而推動企業的發展。自我實現的需要是員工需要中最核心的需要,是煤化工企業員工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所具有的潛力的需要。員工一般會追求發展個人特長的工作環境,追求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為了使自己需要得到滿足,需要企業建立各種激勵機制,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二、煤化工企業激勵理念中的激勵模式

1.物質激勵模式

企業通過物質刺激來鼓勵員工工作是煤化工企業激勵模式的基本模式,它是一種外在的激勵形式,企業通過滿足員工的物質需要,通過工資、獎金、津貼、福利等來對企業員工在物質上進行正激勵,也可以通過罰款、扣工資等負激勵對員工進行管理。企業還要通過針對不同人人群制定不同的薪酬管理辦法和輔助獎勵措施來避免物質激勵的弊端,在發放管理人員的獎金時要和企業的經營效益及其本人的工作情況充分結合考慮。

2.精神激勵模式

企業通過對員工精神上進行嘉獎和鼓勵的方式來滿足員工心理上的需求的激勵模式即為精神激勵,安全感、承認感、尊嚴等是企業員工除了最基本的生存安全目標外的權力和成就目標。做為企業的管理者要充分挖掘員工內心深處的目標,制定詳細的工作步驟,引導和幫助員工為實現他們的目標而做出最大的努力。員工迫切需要實現目標的愿望越強烈,他越會關注企業的發展,從而激發他們對工作的責任意識,自覺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3.情感激勵模式

情感激勵模式強調企業管理者與員工的情感互動,注重通過尊重員工的情緒來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情緒是一種動機激發功能,它能夠使人們的狀態被激發出來。企業管理者要通過打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與員工進行良好的協調、溝通來實現情感激勵。

企業在需要運用激勵理論的建立激勵機制來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的同時,還要注意把握激勵的度,如果過度進行激勵,會使企業人員流動性增加,導致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過多,阻礙企業的發展。

三、激勵理論在煤化工企業管理中的運用

企業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把企業的目標變成企業中每個員工的需要,實現集體利益和員工個人需要的統一,從而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正確運用激勵理論可以有效地激發員工的動機,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1.深入了解員工的心理需求和人格類型

企業的管理人員不但可以通過了解員工的政治、才能、尊重和榮譽的需求等,運用不同的激勵模式,對員工的種種需求最大化的實現滿足。而且還可以通過對員工人格類型進行分類,采取相應的激勵模式,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2.采用有效的激勵策略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

一是企業管理者通過為員工設計出適合其自身特點的工作內容,增加員工的責任感和成就感,使其意識到自己在企業中的重要性。 同時為其設立合適的目標, 充分有效地利用目標對其進行激勵。

二是合理有效地運用獎懲手段,通過物質和精神獎勵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通過增加員工的收入、福利等方式調動員工的勞動積極性,降低離職率,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企業利潤。在獎勵的同時, 還要輔以相應的懲罰措施,來教育那些阻礙企業發展的個別存在問題的員工。嚴格按政策、按規章制度對其做出嚴肅慎重處理,使受懲罰員工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避免產生敵對情緒。

三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真正實行按勞分配。企業管理者要公正、無私的對待企業員工,在工資、獎金、職稱等個人利益的問題上做到公平合理, 努力做到各盡所能, 按勞分配,并實現為員工提供養老、醫療保險及建立休假制度等來使工作人員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四是提升親和力,提高工作滿意度。企業管理者通過與員工的人際關系交往來實現激勵員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的目的,并通過為員工創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尊重員工勞動成果來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從而激勵員工努力工作。

參考文獻:

[1]劉正周.管理激勵.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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