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新興市場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機制模型

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過程中并沒有考慮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與進出口結構特點。也就是說，匯率對進出口傳導機制對不同產業結構特點的產品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經提到，相關系數和數據都表明，對于貨幣貶值在產品相對價格上的影響，在工業產品分類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在現實中，發達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不一定成為其貿易的阻礙，而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亞洲國家卻更偏愛于匯率的穩定。這與其出口產品結構是極其相關的，不同的出口產品結構的匯率對出口價格傳導機制是不同的。這里選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與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彈性出口價格傳導公式：

從此公式可知，出口國貨幣升值（de<0），會使以外幣衡量的價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傳導是不完全的。這源于兩個原因：一是當本幣升值時，進口投入成本下降，對于固定的溢價來說，出口價格不需要充分升值；當由于進口投入成本γ變大時，這種效應會更為明顯；二是價格彈性與溢價會隨著價格改變。如果γ=0，溢價是一個常數，本幣的升值對出口價格傳導彈性為1。但在這種情況下，本幣升值引起溢價下降，匯率傳遞是部分的。當本幣升值時，出口商相對于外國競爭廠商來說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減少市場份額，如（8）式，從而減少了出口商在外國的市場能力與出口者的溢價。

從公式（9）中，可以看到產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匯率傳導給本幣價格機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與兩國產品更激烈的競爭有關。如果兩國產品高度替代，競爭性越強，這時本幣貶值，出口廠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國市場的份額，為了保護市場份額，出口廠商會降低其溢價，對出口價格傳遞機制減弱。所以，在下列兩種情況下，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會較低，一是進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況，另一則是與外國產品相似、競爭激烈的產品。這意味著，面臨著更少競爭的產品對匯率傳導更為敏感：如競爭行業產品比壟斷行業產品的匯率傳導機制敏感程度不強，工業體所面臨的匯率傳導對出口產品反應更大，交通設備等工業品比紡織工業品的匯率傳導機制更小等。

二、新興市場體的出口結構與匯率制度選擇

80年代以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外向型經濟策略。整個東亞各國（地區）更是以低估匯率為基礎、保持匯率穩定來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從而帶來高速經濟增長的典范。

1．東亞國家匯率穩定的選擇

對于東亞匯率制度的經驗觀測一般選用外部貨幣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為計值貨幣，測算各國匯率對三種主要貨幣——美元、日元與歐元（或其前身歐洲貨幣單位ECU）的以天為單位的匯率運動。

Kawai(2002)與MicKinnon對亞洲外向型國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匯率回歸結果都表明，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與泰國明顯釘住美元，臺灣、泰國、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釘住的一籃子。不過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歸結果也大致提示了亞洲外向經濟體實際上保持著與美元釘住的穩定匯率制度。

97年貨幣危機沖跨了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度。但危機幾年之后，經濟學者通過實證檢驗觀測了東亞國家危機后的匯率變化趨勢。大部分學者發現危機后采取獨立浮動的國家實際上也沒有真正“浮動”起來。Calvo與Reinhart(2000)與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貨幣法，認為這些國家危機之后已經回到了危機之間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東亞重新回到了明顯地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為基礎的高頻率水平上是這樣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共同維持了本幣對美元的穩定。”

2．東亞國家匯率穩定的出口結構因素

以外向型經濟戰略為主的東亞各國有著對釘住匯率的偏愛本質，這主要由各國與地區的出口特點與結構所決定。最初，東亞經濟體很大程度上依賴對美國、日本與其他工業國的進出口，與這些國家的出口顯示為比較優勢，產品上競爭不明顯，而且出口貿易集中于初級與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中間品數量有限，即ρ、γ較小，這一時期的匯率穩定主要是出于遠期匯率市場缺失與穩定物價名義錨的考慮。但近二十年來，東亞出口發生了很大變化：

第一，金融危機前東亞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一個共識的因素-梯形貿易結構的雁形模式。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對東亞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投資額外從1985年的10.32億平均增至1995年178.91億美元，這種以生產為導向的直接投資帶動了東亞區域內產業結構的相應升級，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利用后發優勢繼起追趕，產業結構不斷趨近。“四小龍”產業結構日益呈現知識與技術密集態勢，同時高層次服務業不斷完善；東盟各國則開始注重由勞動密集為主，向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并存的結構升級。不過在此過程中，出現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同化（如表），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從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韓國等在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子元件行業的比較優勢異常突出，而東盟國家與中國正加速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其比較優勢產業正逐漸從勞動密集行業轉為資本密集行業，在電子產品行業的比較優勢也十分明顯，同時部分行業已呈現出技術資本密集特征。比較上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電子產業發展迅速，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電子產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產業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撐該地區出口的最主要支柱產業。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東亞各國普遍在消費類電子產品和電子元件行業具有比較優勢，這必會導致競爭愈加激烈，產品出口替代彈性較大。

第二，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成品生產和貿易中開始轉向加工出口工業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業發展較早的新興國家和地區已開始與發達國家之間實行高新技術產業內的水平分工和貿易，產業結構迅速向高新技術方向升級。如新加坡利用電子信息產業配套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優勢，以加工貿易方式同發達國家在IT產業進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優勢的產品上，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研發、生產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實現的。而東盟與中國等利用當地勞動力的價格和文化素質優勢，大規模從事技術產品生產的本地化加工。這種進口中間品，并通過加工貿易出口的形勢必定使得匯率的變化對出口價格傳導的機制因為對中間品進口價格反向傳導而減弱。

第三，出口結構的變化還體現在東亞經濟體產業內部貿易上。東亞內部貿易現在顯得更為重要：如2004年中國區內貿易占35%；而對于東亞大多數其它國家或地區，區內貿易所占份額更大。對于大多數國家或地區，與美、日、歐之間的區際貿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國產業結構不斷趨近，另一方面，各經濟體通過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參與區域內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調整，增加了中間產品的流動規模。

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斷上升，從而導致匯率傳導η值趨于減小。

三、政策含義與借鑒

匯率波動對各國出口的作用表現是不相同的，與發達國家不同，匯率波動在新興市場體會抵制出口。

1．政策結論

若一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著較多相似產品、競爭激烈或需進口大量中間品時，此種貿易結構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剛性，對價格變動不敏感，這意味著匯率的貶值對貿易促進作用是有限的。故我們可以說，匯率不變的成本較小；但新興市場體由于遠期外匯市場的不完全性，為了抵消外匯市場缺失的影響，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機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匯率的穩定，可以有效地減少貿易商的交易成本，匯率穩定收益較為明顯。從成本收益角度考慮，該國政策會極大地傾向于以每日為基礎的高頻的匯率穩定。

所以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如果以促進出口為重要目標，可以實施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當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產業結構更為優化，金融市場更為完善時，采取相對浮動匯率制度則更為合適。

2．對中國的借鑒

中國的外貿從總體上來講一直處于初級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工業制品出口競爭力持續上升的階段，高新技術產品也取得了長足發展，出口逐年增加，顯示了中國外貿結構的優化。從1999年起,中國電子產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類出口產品。據統計，近10年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生產增長迅速，平均每年遞增32.2%。中國的貿易結構日漸與東亞各國趨同。據有關統計，在2003年雙邊貿易中，中國的出口與東盟出口前十位產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機械與電子產品上。同時，我國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在2003年為55.2%。即使高新技術產業也僅從事一些產品的來料加工和裝配，以研究、開發和生產為特征的產業格局還初顯雛形，有著較大的進口依存度。

現行貿易結構下的“出口至上”戰略造就了大量貿易順差，對于匯率穩定無法起到正面效應。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磨擦，成為“人民幣升值風波”的起始原由。當前的出口結構與匯率選擇出現了明顯矛盾：從出口狀況來看，由于出口結構還沒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貿易條件越是惡化，反過來出口就得越多。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不具備大幅升值的客觀條件，但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是不可回避的趨勢。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產業結構及至于貿易結構是匯率最終浮動的基礎；（2）外向型戰略不僅有收益，長期來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戰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遞減，傳統貿易部門并不是生產力的唯一來源，其它非貿易部門如技術、軟件發展、金融與服務同樣具有正的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1.GordondeBrouwerandMasahiroKawai,"ExchangeRateRegimesinEastAsia"[M],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

2.GordonM.Bodnar,BernardDumas,andRichardC.Marston,"Pass-throughandExposure",[J],theJournalofFinance,Vol.LVII,No.1.Feb,2002

3．StefanCollignon,JeanPisani-FerryandYungChulPark,"ExchangeRatePoliciesinEmergingAsianCountries"[M],London,Routledge,1999

4．世界銀行編，東亞的復蘇與超越，[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5.羅納德.I.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東亞高儲蓄兩難，[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6．史智宇，易行健，唐建偉，東亞產業內貿易的發展趨勢，[J],世界經濟2003第12期

篇2

[論文關鍵詞]信用信息信用主體供給建筑市場

建筑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建筑市場信用缺失，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和投資效益，加大企業經營成本與風險。筆者認為，信用主體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是導致失信的主要原因，而建筑市場信用信息供給不足則是產生信息不對稱的最終根源。以下具體展開分析。

一、建筑市場信用信息供給不足的原因分析

近年來，為響應建設部關于加快推進建筑市場信用體系建設的要求，以“全國建筑市場監督管理信息系統”、“建筑業企業信用系統”和“中國房地產信用檔案系統”等為標志的信息系統已初步建立，各地建筑市場的征信和數據庫建設也取得一些成果，有關建筑企業和專業技術人員信用檔案、數據庫等正在加快建立和逐步完善。但這些與真正的“征信”要求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數據庫信息不足，信息質量難以保證

目前數據庫中所擁有的信息大多是建筑企業基本情況、行業管理信息和工程業績。這些信息是企業按照系統要求自行上報的，有利于企業的正面信息容易得到反映。建筑市場其他信用主體行為，如：付款記錄、履約記錄、運營狀況等更廣泛的信息則缺乏。

2．信息的動態性和可持續性不夠

由建設主管部門牽頭建立起來的數據庫，主要通過年度審查和通知上報數據來更新，數據滯后，時效性差，缺乏動態性。而國際上大型征信機構的征信數據一般三個月更新一次，并持續跟蹤修正。目前我國建立的建筑市場征信數據庫(信用檔案)多屬于基本信息查詢系統，如何保證其可持續性運轉還亟待研究和開發。

3．政府部門擁有的信用信息對社會開放程度低

政府部門掌握了能夠評價建筑市場主體信用狀況的重要依據。由于缺乏全國性法律法規的支持，存在于政府內部的信用信息，經常與“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聯系在一起而未向社會公開。同時，現實的和潛在的利益也助長了信息的封閉。目前，只有部分地區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基本實現了部分信息(如：企業注冊數據)向公眾的開放。長此以往，征信機構根本無法采集到有價值的信息，也難以形成準確、全面、公正的信用評價報告。

4．缺乏統一的信用信息平臺，難以實現信息共享

按照建設部的要求，有些地區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開發信息系統并建立了企業數據庫。開通了建筑市場信用信息平臺，但由于國家缺少統一的技術評價標準并監督實施，因此各地平臺信息相互獨立，互不銜接，資源不能共享。建設主體在不同地區填報信息時，很有可能錯報或瞞報致使信用信息失真，造成重復勞動，資源浪費。

二、建筑市場信用信息供給不足的經濟學機理分析

根據建設部2003年制定的建筑市場主體不良行為記錄認定標準，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共同建立了長江三角洲區域建筑市場信用信息平臺。通過該平臺，可以查詢違規的責任主體、受處罰的項目、不良行為事實、處罰依據以及處罰措施。目前，該信用平臺建設依據比較充分、運行相對完善。雖然長三角地區為全國的試點地區，但是，從信息供給和的實際情況分析，大多數是在出現重大傷亡事故后才進行公告，其他信用缺失等不良記錄很少涉及。各省(市)及信用主體仍然希望盡可能多地提供并自身優良業績，希望盡可能多地從平臺中獲取他方信用信息，而對自身的信用狀況，特別是不良記錄想方設法地掩蓋。出現上述種種情形的深層次原因必須運用經濟學原理進行分析。

當前，收集、處理建筑市場信用主體的信息和建立數據庫的成本較高，而從數據庫中調取、使用的成本較低。這就是信用信息具有的高首稿成本和低邊際成本。每個主體都希望以低成本甚至免費從中獲取信息，不愿意投資建立信息平臺，這在經濟學上稱為“搭便車”。下面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分析建筑市場信用信息供給不足的機理。

建筑市場中信用主體主要包括政府、建設單位、承包單位、咨詢單位等，為表述方便以i和j代表主體，G代表各信用主體自愿提供的信息量。根據規模報酬不變原理，建筑市場信用信息總供給量是：G=G+G2+G3+AG，(1)設信用主體i的預算約束為Y一PX+PG。表示收人，表示消費私人物品的數量，和P分別表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價格。假設主體只消費私人物品和信用信息一種公共物品，以Ui(X，G)表示效用函數。

由于目前建筑市場未建立相應制度和機制，主體i獨立決定供給量G，其他主體的供給量為G，，可以合理假設認為G固定，且J選擇能最大化u的G。令i的目標函數是Q，并使其最大化

由于J的購買給定，因此(5)式說明主體i會把信用信息當作私人物品購買，即的效用最大化導致公共物品替代私人物品的邊際率等于它們價格的比率，這稱為納什均衡。將方程(5)與帕累托最優條件作比較，使下述福利函數最大化：

其中，所有>0。使w最大化的X和G，會成為一種帕累托最優分配。總預算約束為：

其中是關于預算約束的拉格朗日乘數。(8)式符合薩繆爾森所說的存在公共物品時的帕累托最優條件，并要求所有主體的邊際替代率之和必須等于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價格的比率。

如果信用信息G和私人物品X在各主體的效用函數中是正常物品，則(9)式說明納什均衡條件下所提供的信用信息量極可能小于帕累托最優數量。即滿足(9)方程時所消費的G數量和Xi數量分別比滿足(5)的條件時更多和更少。

在建筑市場中，交易雙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同：一方對自己的經營狀況、履約能力及其資金的配置風險等真實情況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在交易中處于優勢地位，趨利動機往往誘使其采取損害對方利益的行為；另一方則較難獲得這方面的真實情況，在交易中處于劣勢。由于我國建筑市場目前缺少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信用監控及評價機構，信用信息透明度低、搜集企業信用信息困難，因此無法對某一主體的信用狀況進行有效傳播。這種“信息不通”、“信息不對稱”給失信者以可乘之機，方便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被查處之后仍能易地“重操舊業”，能夠毫不畏懼、毫無愧意地與新的契約對象進行不對等的一次性博弈。

同時，由于缺少嚴格的約束機制，每個主體都希望其他主體提供的信用信息能為己用，而很少會主動提供自身信息，特別是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信息。自愿獨立的信用信息供給量越少，就會導致小于帕累托最優數量的供給量，隨著建筑市場信用主體的增加，兩者差距將會不斷加大，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加劇。

為了更加清晰地解釋，下面考察U作為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數的特征，假設

中國-由上式可知，主體認為其他主體提供的信用信息數量越大，則i的自愿供給量越小。

假設每個主體的收入y相同，所有主體選擇相同的G，經整理分別得到主體i和建筑市場的信用信息納什均衡與帕累托最優供給量

如果t’l>1，兩者比率小于1，隨著的不斷增大，它趨于零。也就是說，隨著建筑市場信用主體的增加，兩者的比率越來越大，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可知，由于政府、建設單位、承包單位、咨詢單位等信用主體掌握信息的能力、數量存在差異，而我國尚未建立有效的機制來保證信息的公正、公開和有效傳遞，同時，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使得掌握信息能力和數量占優的信用主體，為了謀取在建筑市場上更大的利益，就可能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照自身目標對信息加以隱藏和扭曲。因此，建筑市場信用信息供給嚴重不足，信用主體間信息不對稱。對比發達國家，建筑市場信用信息已經成為一種商品，只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就可以了解到市場中其他主體的資信狀況，無形中形成了對建筑市場的信用約束。

三、建立建筑市場信用信息共享機制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為了削弱信息不對稱現象，扭轉建筑市場信用缺失的現狀，需要完善制度并建立相應的協調機制，促進信用信息的共享。

1．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信用信息供給責任

立法機構應根據我國建筑市場信用方面的主要問題，有針對性地對現有法律進行修改和完善。在新制訂的國家信用管理法規中，如《征信管理條例》，應包含有建筑市場信用的專門條款，這樣，既有利于解決建筑市場制度供給不足問題，又可防止制度供給過剩。

作為建筑市場信用管理的主管部門，建設部可授權相關協會、學會或金融機構作為建筑市場的信用服務機構，以這些委托機構和民間信用服務機構為主體，制定和完善針對建筑市場的信用信息采集、披露、評級和使用的具體標準和實施辦法，并進行宣傳、講解和說明。

2．政府統一制定評價標準，實現信用信息共享

建立建筑市場信用數據技術支撐體系，整合資源，有序開放，充分利用。具體步驟是：一是鼓勵和支持我國政府有關部門按照標準建立數據庫；二是在建立各部門基礎數據庫的同時，建立國家級和省級信用信息數據庫和信息交換平臺；三是有序開放信用信息數據庫；四是積極推進信用數據庫建設的標準化；五是鼓勵信用服務企業建立自己的數據庫。開發適合我國建筑市場主體特點的評分模型，設計各具特色的征信產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篇3

作者：郭燕 單位：陜西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

由于農信社為員工規定了貸款營銷任務，部分員工為了完成任務不顧貸款風險、不問貸款去向、不講貸款規則，較為盲目地將資金貸給客戶。只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完全忽視了農信社的集體利益，不利于農信社的可持續發展。市場營銷機制不健全農信社受到傳統經濟理念的影響，并沒真正地考慮如何從開拓市場進行營銷，所以沒有形成較為健全的市場營銷機制。主要體現在運行、監督、鼓勵等機制方面。在農信社內部形成了無競爭、無動力的工作氛圍，不利于激勵員工積極努力地工作、創新及開拓。營銷手段落后，經營產品單一農信社的營銷手段往往局限于室內廣告、微笑服務等形式，沒有深層次地考慮如何制定營銷策劃，創造不同以往的營銷手段。在經營產品方面也沒有開拓出新的產品，難以滿足市場與客戶多樣化的需求。

樹立正確的市場營銷觀念隨著我國金融和體制的改革，農信社傳統的經營陣地和客戶群體已經不能滿足自身經營的需求。在金融市場競爭日漸激烈的環境下，農信社應當積極引進市場營銷機制，樹立一種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要求的營銷觀念。轉變傳統“坐等上門”的觀念和作風，充分認識到只有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開展營銷策略，才能保持旺盛而強大的生命力，在金融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建設良好的市場營銷環境首先，幾經改革形成的多級法人機制并不適合農信社積極開展市場營銷策略的需要。農信社應當加快構建市場營銷體制的腳步，盡快建立一個滿足市場變化要求的機制，為開展市場營銷提供良好的條件。其次，爭取在人民銀行、銀監會等金融機構得到更多優惠政策，例如結算渠道、票據兌換等方面。然后，政府應當減少不正當的行政干預行為，積極落實財政、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為農信社的市場經營創造更加寬松的環境。最后，依照法律規定和程序追討部分企業和村集體拖延還款行為，降低市場營銷風險和經濟損失。為農信社創造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明確以“三農”為主體的市場定位農信社市場定位，應以“三農”為主體，分三個步驟明確產品定位、明確品牌定位及明確公司定位。(1)產品定位的目的是讓消費者一旦產生類似需求就會聯想到該種產品，將產品形象定位在客戶心里，以便區別其他金融機構產品。(2)品牌定位是在產品定位的基礎上形成，并通過它實現品牌價值。農信社應當圍繞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來確立自身品牌定位，便于區別其他金融機構以大額貸款、重視商業貸款等品牌定位。(3)農信社作為一個特殊的金融企業，需要確定企業定位，確定企業形象。明確企業定位，有利于進一步強化客戶對產品定位和品牌定位的認識，加深對金融產品的印象。在“三步走”定位策略的影響下，農信社占領和鞏固農村市場，保住已有市場份額和客戶目標群，并積極開拓新的客戶群體和業務領域。實施以開發新產品為主的產品營銷策略金融產品作為金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農信社必須創造新穎獨特的產品來吸引和滿足客戶的需求。利用現代金融技術不斷創新金融產品，開辦多元化的金融產品，爭取目標客戶群體，擴大市場占有率。創新金融產品是否能夠被客戶認識、接受和喜歡，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品的促銷策略。因為它是產品策略能夠實現的有效保證。通過卓有成效的市場營銷活動，向客戶推薦新產品，做好銷售后的服務工作，以取得客戶的信任。建立完善的人才策略在以市場導向為主的競爭時代，競爭核心之一就是人才。農信社根據自身業務的需要來培養和招聘各種營銷人才，以改善人員知識結構，積極提高員工素質和競爭意識。在運行、監督、管理和鼓勵等方面建立比較完善的機制，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熱情，才能不斷地拓寬業務領域，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建立屬于自身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是一個企業自身獨有的，明顯強于同類企業的，不易被其他企業模仿復制的特殊優勢。農信社要想鞏固已有市場，防止被其他同類機構和產品吞噬市場份額，就必須通過產品、服務、品牌、形象、人員等，展示自身不同于其他金融機構的新風貌、新實力，充分凸現出比較優勢。

在市場經濟大的背景環境下，農信社面對其他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要想在金融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一定需要充分引進市場營銷策略，改變傳統營銷策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鞏固已有農村市場和客戶群體，積極開拓新型金融產品，配置各種營銷人才，才能提高自身的綜合競爭力。

篇4

現代物流企業的經營模式是物流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應用物流功能要素進行生產經營并獲得收益的業務運作方式。經營模式是企業盈利的基礎，只有具備了一個成功的經營模式，企業才可能獲得盈利。物流經營模式是物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物流企業經營模式的研究，對于傳統物流企業向現代物流企業轉變尋找新的思路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物流企業經營現狀

隨著我國物流業的快速發展，物流市場出現了多種類型的物流企業，傳統運輸、倉儲、貨代企業開始向物流領域拓展，新興物流企業大量涌現。國外物流企業也看好中國的物流市場，加快在中國市場的拓展速度。物流業形成了多種類型物流企業共同發展的格局。但與物流業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物流業仍處在發展初期，物流企業發展還很不成熟，主要體現在現代物流理念淡薄，經營觀念落后，缺乏現代物流服務模式的開拓創新。

據有關機構統計，近年來，我國新增物流企業的數量每年以16%—25%的速度增長，目前全國已有70萬家與物流有關的企業和機構，但從網絡、功能、管理、服務、業績等方面綜合評估，真正實力超群的，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卻寥寥無幾。據中國物流采購聯合會和美智管理顧問公司所做的第三次物流市場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第三方物流企業規模較小，在調查的50多家企業中沒有一家擁有超過2%的市場份額。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國的物流企業的功能單一，增值服務薄弱，缺乏滿足客戶的個性化物流需求的能力。現代物流的本質是服務，物流企業的目標就是要滿足貨主企業向其客戶提供物流服務的需要，因此無論是在服務能力上，還是在服務質量上都要以貨主滿意為目標。隨著工商企業物流理念的成熟，他們在要求提供運輸、倉儲等一般外，還希望物流企業提供物流網絡設計、庫存管理、訂貨管理、流通加工、定單處理、信息服務等一系列的增值服務。然而，國內只有極少數企業可以提供此類物流增值服務。調查數據表明，國內第三方物流企業收益的85%來自基礎，諸如運輸管理和倉儲管理等，增值服務及物流信息服務等的收益只占15%。

從表面上看，物流企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服務內容單一，物流手段落后，信息化程度低等方面，但通過進一步分析不難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物流企業缺乏對現代物流深層次的研究，缺乏成熟的、適合客戶需要的經營模式。

二、先進物流企業的經營模式分析

以中遠物流、中外運物流、招商局物流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先進物流企業，積極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和應對國外企業的沖擊，結合自身優勢，在開展現代物流服務的過程中探索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經營模式。筆者走訪調研了數十家先進的物流企業，掌握大量企業經營運作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總結了八種具有借鑒意義的模式。

1．物流服務延伸模式

所謂物流服務延伸模式，是指在現有物流服務的基礎上，通過向兩端延伸，向客戶提供更加完善和全面的物流服務，從而提高物流服務的附加價值，滿足客戶高層次物流需求的經營模式。如，倉儲企業利用掌握的貨源，通過購買部分車輛或者整合社會車輛從事配送服務；運輸企業在完成貨物的線路運輸之后，根據客戶的要求從事貨物的臨時保管和配送。這種模式對于從事單一功能物流服務的傳統物流企業來說，不僅可以拓展物流服務的范圍，而且達到提高物流服務層次的目的。

2．行業物流服務模式

行業物流服務模式是通過運用現代技術手段和專業化的經營管理方式，在擁有豐富目標行業經驗和對客戶需求深度理解的基礎上，在某一行業領域內，提供全程或部分專業化物流服務的模式。這種經營模式主要特點是將物流服務的對象分為幾個特定的行業領域，然后對這個行業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掌握該行業的物流運作特性，提供具有特色的專業服務。行業物流服務模式集企業的經營理念、業務、管理、人才、資金等各方面優勢于一體，是企業核心競爭力和競爭優勢的集中體現。

商業運作方式決定著物流服務方式，只有深入掌握了目標行業或項目的具體特征，才能提供專業化的物流服務。實際上，行業物流服務模式體現了細分物流市場的特征。物流企業必須不斷研究目標市場行業的物流特點和發展趨勢，成為這些行業的物流服務專家。在全球，也只有極少數企業能進行所有種類物流服務的現代物流企業。絕大多數物流企業都可采用目標集聚戰略，進行準確的市場定位，各有側重地展開各具特色的物流服務。

在國內，行業物流服務是近年來我國物流市場發展的一個趨勢，服裝、家電、醫藥、書籍、日用品、汽車、電子產品等行業或領域紛紛釋放物流需求，極大的豐富了物流市場。

3．項目物流服務模式

項目物流是指為具體的項目提供全程物流服務的模式。這類需求主要集中在我國一些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綜合性的展會、運動會中，如三峽水電站、秦山核電站、國家體育館等基建項目以及奧運會、展覽會等大宗商品的運輸物流服務，實施這種模式的物流企業必須具備豐富的物流運作經驗和強大的企業實力。“中外運物流”在項目物流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績，長期以來，中外運在國內外建設起完善的業務經營網絡，在為國內各大外貿公司提供全面運輸管理服務的同時，為國家重點工程項目的生產物資實行國際多式聯運，同時為我國大型國際展覽會、博覽會和運動會承擔物品運輸任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

4．定制式物流服務模式

定制物流服務是指將物流服務具體到某個客戶，為該客戶提供從原材料采購到產成品銷售過程中各個環節的全程物流服務模式，涉及到儲存、運輸、加工、包裝、配送、咨詢等全部業務，甚至還包括訂單管理、庫存管理、供應商協調等在內的其他服務。現代物流服務強調與客戶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采用定制式服務模式不僅能保證物流企業有穩定的業務，而且能節省企業的運作成本。

物流企業可以根據客戶的實際情況，為其確定最合適的物流運作方案，以最低的成本提供高效的服務。

北京星網物流中心是由“金鷹公司”（MSAS和Sinotrans在1996年成立的合資公司）專門為諾基亞公司興建的物流設施，它坐落在諾基亞星網工業園內，將園區內諾基亞的區域供應商和制造廠商緊密的連接在一起，通過“金鷹公司”提供的無縫隙供應鏈解決方案，降低整個園區內企業的供應鏈成本，實現低成本運營目標。

5．物流咨詢服務模式

物流咨詢服務模式是指利用專業人才優勢，深入到企業內部，為其提供市場調查分析，物流系統規劃、成本控制、企業流程再造等相關服務的經營模式。企業在為客戶提供物流咨詢服務的同時，幫助企業整合業務流程與供應鏈上下游關系，進而提供全套的物流解決方案。企業通過物流咨詢帶動其他物流服務的銷售，區別于一般倉儲、運輸企業的簡單化服務，有助于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在具體的業務運作中，可以采用大客戶經理負責制來實施物流咨詢服務。大客戶經理要針對每個客戶的不同特點，成立獨立的項目組，組織行業專家、大客戶代表、作業管理部門、項目經理等人員，從始至終負責整個項目的銷售、方案設計與服務實施，保證項目的實施效果，提高客戶滿意度。實踐證明，這種站在客戶角度考慮問題，與客戶結成長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業務運作模式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6．物流管理輸出模式

物流管理輸出模式是指物流企業在拓展國內企業市場時，強調自己為客戶企業提供物流管理與運作的技術指導，由物流企業接管客戶企業的物流設施或者成立合資公司承擔物流具體運作任務的服務模式。采用管理輸出方式時，可有效減少客戶企業內部物流運作與管理人員的抵制，使雙方更好的開展合作。采用物流管理輸出模式時，可以利用客戶企業原有設備、網絡和人員，大幅減少投資，并迅速獲取運作能力，加快相應市場需求的速度。在運作時，可以有兩種方式

（1）系統接管客戶物流資產：如果客戶在某地區已有車輛、設施、員工等物流資產，而物流企業在該地區又需要建立物流系統，則可以全盤買進客戶的物流資產，接管并擁有客戶的物流系統甚至接受客戶的員工。接管后，物流系統可以在為該客戶服務的同時為其它客戶服務，通過資源共享以改進利用率并分擔管理成本。

（2）與客戶合資成立物流公司：物流企業與客戶共建合資物流公司的方式，既使客戶保留物流設施的部分產權，并在物流作業中保持參與，以加強對物流過程的有效控制；又注入了專業物流公司的資本和技能，使物流企業在物流服務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招商局物流集團與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便是物流管理輸出模式的一個成功案例，招商局物流集團通過對青啤發展現狀和其他多方信息的分析，結合青啤自身擁有大量物流設施、設備與人員的實際情況，提出與青啤成立合資物流公司，購買或租賃青啤原有物流設施、設備，并接收青啤原有運作和管理人員。這種模式確保了招商局物流能夠將其較為先進的現代物流理念、員工分配制度、操作流程的再造方法，漸進地、完整地灌輸到合資公司的物流管理中。合資公司開始運作的三周時間內，青啤原有車輛利用率就提高了60%，每年僅公路運輸就將為青啤節省物流成本近700萬元。

7．物流連鎖經營模式

物流連鎖經營是指特許者將自己所擁有的商標（包括服務商標）、商號、產品、專利和專有技術、經營方式等以特許經營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許者使用；被特許者按合同的規定，在特許者統一的業務模式下從事經營活動，并向特許者支付相應費用的物流經營形式。物流連鎖經營借鑒了成功的商業模式，可以迅速的擴大企業規模，實現匯集資金、人才、客戶資源的目標，同時在連鎖企業內部，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系統，更大程度的整合物流資源，用以支持管理和業務操作，為客戶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務。

錦程國際物流集團從2000年開始物流連鎖經營的嘗試，將商業中加盟連鎖的經營理念引入到物流業，創造出了以現代網絡技術為支持，以加盟連鎖的形式進行物理網絡擴張的經營模式，使公司迅速匯集了資金、人才和客戶資源，擴大了企業規模。

8．物流戰略聯盟模式

物流聯盟模式是指物流企業為了達到比單獨從事物流服務更好的效果，相互之間形成互相信任、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物流伙伴關系的經營模式。國內物流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的自身力量薄弱，難以與大型跨國物流企業競爭，因此，中小型物流企業的發展方向是相互之間的橫向或縱向聯盟。這種自發的資源整合方式，經過有效的重組聯合，依靠各自的優勢，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一種合力和核心競爭力。同時在企業規模和信息化建設兩個方面進行提高，形成規模優勢和信息網絡化，實現供應鏈全過程的有機結合，從而使企業在物流服務領域實現質的突破，形成一個高層次、完善的物流網絡體系。在戰略聯盟的實施過程中，可以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功能上，而將附加價值低的功能虛擬化。虛擬經營能夠在組織上突破有形的界限，實現企業的精簡高效，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生存能力。

廣州海元物流公司就是中小型物流企業戰略聯盟的成功典范，它是由31家優秀的專線運輸公司資產重組后建立的現代化物流企業，在全國擁有376個分公司，并且建立了海元物流信息系統，推出了京廣物流帶、廣滬物流帶、廣渝物流帶等服務區域。“海元模式”是中小型企業向現代物流企業發展過程中創造的一種新模式，為中小型物流企業做大做強提供了借鑒。

三、對物流企業經營模式的幾點思考

1．經營模式是物流企業成功的關鍵

在物流市場被普遍看作是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市場以后，進入物流行業的企業數量逐年增多，行業內部的競爭日趨激烈，而且競爭已經由單純的價格競爭開始走向服務質量和服務層次的競爭。此外，我國加入WTO以后，已經陸續開放了部分物流市場，一些跨國物流企業，如馬士基、UPS等相繼進入中國，國內的物流企業面臨著來自跨國物流公司和國外物流資本的挑戰。今后的五至十年，將是我國物流企業發展的關鍵時期，物流行業將重新洗牌。通過企業之間的競爭將導致相當一部分企業由于缺乏創新而被淘汰出局；那些經得起市場考驗的企業則會打牢市場根基，確立自身在市場中的地位。通過企業整合、重組，將會在各個地區產生若干家大型的現代物流企業。其中，有的將會成為具有全國性物流網絡，能夠提供綜合物流服務的第三方物流企業。

前面所述的幾種經營模式，便是那些具備勇于開拓創新精神和敏銳市場洞察力的企業成功經驗的總結。這說明，經營模式已經成為影響企業經營成敗的重要因素，成功的經營模式是企業獲得盈利的基礎，同時也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傳統儲運企業向現代物流企業轉變，目標就是尋求一種新的盈利模式，只有找到了適合于企業的經營模式，傳統儲運企業才真正完成了轉變。

2．經營模式是現代物流服務理念的體現

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顧客需求呈現多樣化和復雜化的趨勢，企業對于物流服務的準時性、及時性、全面性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就要求物流企業針對客戶的經營特點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因此，在提供服務時，要仔細分析客戶的需求，了解客戶的經營規律，以便提供精確的物流服務。

經營模式體現了物流企業的現代物流服務理念，企業在為顧客提供物流服務的過程中，必須站在客戶的立場上思考物流合理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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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市場營銷專業教學體系的構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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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動力之源：創新型人才的市場需求

在創新型人才涌現中肩負著重要責任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若要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上做好“分內應做的事”而沒有“應當承擔的過失”，[3]則既要有相應地責任意識或目標追求行動，還要有相應地責任能力或目標達成效果。而從現實情況來看，創新型人才涌現難的原因之一來自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自身，沒有能夠大規模、大批量地培養出具有創造性素質的人才（準人才）。一項基于用人單位的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的調查研究顯示，超過50%的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創新精神不甚滿意。[4]就此而言，作為創新型人才培養的主體（單位）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首先受到來自于創新型人才涌現的需求壓力，需要進行適應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改革和發展。[5]譬如，圍繞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而大力開展教育教學體制和機制改革，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教學評價以及教學管理、教學激勵、教學保障等教學資源配置、教學制度文化等方面積極探索，不斷推進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創新型人才培養效率提高和效益提升方面的發展。[6]作為創新型人才培養的主體（單位）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不僅受到來自于創新型人才涌現的一般性需求壓力，而且還受到來自于作為創新型人才使用主體（單位）的人才市場（用人單位）現實的具體性需求壓力。人才市場在廣義上指的是包括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畢業生組成的供給方和用人單位組成的需求方在內的人才交易的場所及相應的制度安排。[7]人才市場特別是作為其主體的用人單位基于自身特殊的條件狀況，而對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等方面存有特殊需求。能否考慮到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滿足這種實際需求，直接影響著后者對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培養的（準）創新型人才的接收、認可及使用狀況，最終影響到創新型人才能否涌現的結果狀況。就此來說，人才市場狀況對于高等教育所提出的現實需求，構成了后者進行適應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外部影響因素。[8]正是創新型人才涌現的人才市場現實需求，使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發展就不能是關起門來孤立式的自我改革和發展，而要是服從并服務于人才市場需求的開放式的改革和發展。從世界范圍內來看，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對大學與勞動力市場的銜接關系進行反思，并著力開展各類學術性、實踐性的教學改革。[9]正視創新型人才涌現的人才市場現實需求，意味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發展必須及時關注和了解人才市場的現實狀況，準確理解和把握人才市場的實際需求，適應和滿足人才市場實際需求。譬如，圍繞創新型人才培養這一目標而著眼于現實市場需求的創新型人才之數量、結構、質量，基于動態地預測管理而進行必要的適時調整，達到合適的教育規模、合理的教育結構和合需的教育質量。

三、人才市場支持高等教育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基本路徑

誠然，創新型人才涌現意味著高等教育必須進行適應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同時又適應人才市場現實需求的改革和發展。然而，高等教育因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譬如信息交流上的相對封閉性，信息獲取上的相對被動性，以及改革時間上的滯后性和發展成果上的后發性等，使得僅單方面依賴高等教育適應人才市場，結果往往是難以保證其對人才市場現實需求的滿足度和滿意度。這意味著，高等教育適應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改革和發展，反過來又需要人才市場的支持。惟有獲得后者的必要而充分的支持，才能更好地適應并滿足人才市場的現實需求。就創新型人才培養而言，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需要并且可能獲得的人才市場支持，有四個基本路徑：一是及時地方向性引導。即人才市場以及作為其主體的用人單位基于自身發展的現實狀況和已有人才的使用情況，向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及時表明自身對于創新型人才的現實需求（包括數量、質量和結構等方面總體性需求狀況），提供明確的市場預期需求信息，以便引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方向及方式方法。固然，從邏輯上來說，應對高等院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科學方法是從包括人才市場在內的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出發，對人才數量和質量的供需關系進行調查，在大量和系統的數據積累和分析的基礎上制定政策措施，推進教育改革和發展。但從實現來看，由于旨在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首要衡量指標是畢業生就業狀況（包括就業數量和質量），而人才市場并沒有及時提供前者所需的相關信息，致使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性。也正因如此，迫使“中國許多大學聘請第三方機構每年對本校畢業半年后的大學生進行就業能力跟蹤研究，對用人單位的需求和使用評價進行跟蹤研究，為高校人才培養提供需求方信息和培養質量反饋。”[10]二是盡量地匹配性接收。即作為人才市場主體的用人單位基于自身發展的現實狀況和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養的實際情況，盡可能地招聘和接收按照創造性模式培養而具有創造性潛能的高等院校畢業生。特別是在招聘過程中，要明確亮出并始終堅守這一基本標準而非替代以其它標準。進而在人才的數量、質量以及專業相關性等方面，盡可能予以照顧。同時，作為人才流動的交易場所或從事人才流動開發配置服務的組織機構，人才市場在為高等院校畢業生充分合理地擇業、就業和創業以及可能出現的再擇業、再就業，或者說在人才的有效進入、有序流動和合理配置等方面，應提供有力、有效的組織保障、制度保護和機制保證。對于適應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發展來說，改善其畢業生就業狀況（首要的就是保障其就業率），正是人才市場（用人單位）對其最明確的肯定和首要的支持。三是充分地創造性使用。即作為人才市場主體的用人單位盡可能地按照創新型人才的特點去使用，敢于并善于充分使用，鼓勵和支持其創造性工作，充分發揮其創造性潛能，助力其取得創造性業績成果，從而使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畢業生能夠從潛在的、可能的創新性人才轉變為現實的、真正的創新性人才。在此方面，錢學森本人即是一個成功典例，[11]“兩彈一星”的功臣群體和航天工程的科研團隊即是兩個鮮活群例。這是對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最終證明、對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效用支持。但從實際來看，一項對于2011屆大學畢業生工作半年后的大規模調查顯示，他們認為自己剛畢業時實際擁有的創新能力水平僅為50%，但與其初始崗位工作所要求水平相比的滿足度為81%，這表明用人單位所提供給新進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崗位的創新性要求是比較低的。[12]因而，這種充分使用或是創造性地“放手使用”，揚長避短，使得人盡其能，才盡其用，或是創造性“手腳并用”，取長補短，使其邊干邊學，干中成才。這意味著用人單位（人才市場）在人才的使用培訓、評價發現、選拔任用、流動配置、激勵保障等方面要有一整套適應于創新性人才的制度設計和組織安排。四是主動地反哺性同饋。即人才市場及其主體用人單位基于既有的人才使用評價和未來的人才使用需求，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特別是高等院校的創新型人才培養提出合理化意見和合情化建議，無論肯定還是否定、積極建議還是消極建議，只要是出于真誠、真實的善意，對于后者都意味著一種正向的支持。進一步而言，圍繞創造性人才培養乃至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發展，人才市場特別是用人單位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或財力支持，譬如提供實習、實訓、實踐的機會，共建實習、實訓、實踐的基地，進行多種形式的聯合培養（訓）和合作研究，則是對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發展的最直接有力的支持。在這方面，2012年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正式啟動的“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簡稱“2011計劃”）及其載體“協同創新中心”在全國部分高校的成立和運行，已經展示了部分可行的實踐路徑并提供了初步成功的實踐例證。

四、人才養用一體化：人才市場支持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實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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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體現了《證券法》規定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是證券市場發展的核心，真實、全面、及時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投資者作出投資價值判斷的基礎。在證券市場信息披露的內容中，財務會計報告是其主要內容。本文擬對證券市場信息披露中虛假會計信息的行為及其相關法律責任作一探討，希望有助于推動中國證券市場法律制度建設。

一、證券市場信息披露中存在的虛假會計信息行為

在證券市場上，證券信息披露中的虛假會計信息種類繁多，表現現象各異，但依據證券法規定[1]，可以將虛假會計信息分為虛假陳述、嚴重誤導陳述和重大遺漏陳述三類。

1、虛假陳述，指證券市場信息披露中存在虛構事實、偽造數據等內容。

（1）虛構銷售文件、數據。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是為了虛構利潤，其操作手法有虛構銷售對象、填制虛假發票和出庫單以虛增資產、銷售收入及其他收益。如銀廣夏公司，通過虛構交易對象、偽造銷售合同、偽造出口報關單、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偽造免稅文件和偽造金融票據等手段，虛構主營業務收入，虛構巨額利潤達7.45億元，其中，1999年虛構1.78億元，2000年虛構5.67億元。《財經》雜志2001年8月號《銀廣夏陷阱》一文揭示出這個帶有高科技、西部開發、環保題材的優質“藍籌股”，在2000年股份上漲44%的背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從而將為中國100多家上市公司承辦這計業務的而又未能勤勉其義務的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曝光于天下。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在為銀廣廈財務報告審計時，未能勤勉其責，沒有采取正確的方法對重要的應收賬款進行發函詢證，而是將詢證函交給了銀廣廈公司；也沒有采用分析性的審計技術來執行收入循環測試、現金及銀行存款測試及成本分析，對于銷售收入巨增而倉儲費、運輸費未相應增加等事實不作邏輯分析，為銀廣廈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此類手法虛構利潤的還有大慶聯誼公司在招股說明書中編造上市前3年財務報表，虛增利潤1.6176億元，1997年涂改緩交稅款批準書，虛增利潤0.4億元；紅光實業在招股說明書中虛構產品銷售、產品庫存，虛增利潤1.57億元；黎明股份，在1999年偽造銷售合同、入庫單、出庫單、保管賬、成本核算等，虛增利潤1.53億元；鄭百文利用虛提返利、少計費用或費用掛賬等手法在上市文件中虛構利潤0.19億元，在其后三年上市期間虛構利潤1.439億元；麥科特公司通過偽造出口設備融資租賃合同、材料和產品購銷合同、進出口發票、海關印章等手段，于1997年虛構利潤0.4億港元，1998年虛構利潤0.38億港元，1999年虛構利潤0.13億港元，2000年虛構利潤0.93億港元。

（2）會計政策使用不當。對于一些希望在會計賬上做文章的上市公司來說，可以任意變更或使用不正確的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手法，如長期借款利息可以計入開辦費、在建工程、財務費用等。金路公司在1997年年報中，以多計資本利息、少轉財務費用等手法虛增利潤0.34億元，2001年中國證監會對金路公司進行了查處并予以處罰，對出具無保留審計意見的原四川德陽會計師事務所作出了沒收20萬元、罰款20萬元的處罰，對簽字署名的注冊會計師也作了處罰，依據是原四川德陽會計師事務所沒有履行勤勉義務，沒有盡職盡責對其財務報表中的債務利息、利率、期限等各種負債的明細表進行審計。與此類似的情況還有不計或少提折舊、收支確認方法不當等。張家界公司采取提前確認收入、推遲結轉成本，或者提前成本費用、推遲確認收入等方法對多宗土地轉讓協議進行會計處理，造成1996年收入虛增0.79659億元，1997年收入虛增0.4295億元；大慶聯誼在1994年年報中費用未計入當年損益，虛增利潤0.1億元，1995年年報中加工產品增量未銷售收入當年損益，虛增利潤0.1億元，1996年年報中，會計報表合并不抵銷內部交易，虛增利潤0.09億元；瓊民源公司在1996年年報中，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權情況下提前確認收入，虛增利潤5.4億元。

2、嚴重誤導性陳述，指會計信息中存在以似是而非、故弄玄虛的語言，容易使公眾產生歧義性理解的內容。在證券市場上，會使投資者產生嚴重誤導的會計信息種類很多，其中尤以盈利預測為最，他們經常使用的手法有不適當地預測未來銷售量和采用不恰當的方式、方法。在會計報表中，未來銷售預測也不是空口瞎說，需要用合同說話的，但有時一份假的合同、雙方沒有誠意的合同、內置“軟條款”的合同都可以使會計報表化腐朽為神奇，充當虛假預測的幫兇；東方鍋爐為了達到股票上市的目的，違反會計法律法規，對1992年至1994年的利潤進行調整，編造虛假財務報告，在此基礎上預測了未來具有良好的收益前景。

3、重大遺漏性陳述，指會計信息中遺漏或隱瞞了廣大投資者應該知道的重大問題或其中一些因素。

（1）隱瞞不能正常經營、生產的重大事實。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詐騙第一案的紅光實業，在上市申報文件中隱瞞了其工廠的固定資產不能維持正常生產的事實，而是在會計報表中采取虛擬資產掛賬的手法處理，即將已經沒有生產能力、已經完成折舊的固定資產及三年以上的應收賬款、已經超過受益期限的待攤費用、待處理資產損失等項目，常年累月掛賬以達到虛增資產的目的。中國證監會查處后，對為上市公司審計的蜀都會計師事務所也作了處理。像這里的會計信息，如果沒有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會計師的“馬虎”，是不可能進行披露，并使廣大投資者蒙受損失的。注冊會計師完全可以嚴格審計程序，進行賬實相對、賬賬相對、賬證相對，審查實物資產的真實價值。

（2）隱瞞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重大事實。我國證券市場上“一股獨大”的現象比比皆是，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的資金，往往名目眾多，金額巨大，猴王股份、三九醫藥都是這方面的典型，大股東往往以不知真實價值的實物資產，從上市公司置換走資金，經中國證監會調查，猴王股份在上市幾年間，被猴王集團占用資金8.9億元，還為猴王集團擔保2.44億元，兩項累計11.3億元，大大超出了其資產9.34億元，資不抵債。這樣重大的事實，因為有大股東在控制，往往故意隱瞞。與此相類似的還有三九醫藥，在2001年8月的關聯交易公告中標，公司與深圳金融租賃有限公司簽訂的定期存款協議，累計存款達11.43億元。業界人士認為，這實質上是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關聯交易，因為三九集團擁有深圳金融租賃公司50.5%的股權。在市場經濟中，關聯交易是法律允許的，包括母子公司之間的資產購銷、委托經營、資金往來等，但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上，往往表現為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

（3）隱瞞委托理財的重大事實。在市場經濟中，委托理財也是一種經營方法，但作為上市公司，必須要向證券市場廣大公眾披露。2001年銀廣夏造假事件曝光，牽連一些股票價格大跌，其中包括銀鴿投資。銀鴿投資在此前委托上海慧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德邦資產控股有限公司管理1.2億元資金，兩理財公司其資金全部用于購買銀廣廈股票，購入成本價為35元，到年底，兩理財公司坦言，無力還款，銀鴿投資的損失不可避免，而當前廣大投資者并不知情。

（4）隱瞞重大訴訟事件。眾所周知，對于公司來說，訴訟事項具有很大不確定性，一旦敗訴，可能會破產。在銀廣夏事件中，據《財經》雜志披露，一個不為人注目的事件是，該公司在上市之初及上市期間，一直存在與香港密蘇爾公司涉及100多萬美元的訴訟，但所有銀廣廈公司的公開信息中均無此事件。中國證監會查處的渤海集團在其1995、1996、1997等年度中未計提涉及1787萬元的銀行貸款本息訴訟也從未進行公開披露，其涉及的原山東臨沂天成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會計師也受到處罰。

（5）隱瞞擔保的重大事實。上市公司為其他主體作擔保也有很大的資金損失可能，應該向廣大投資者披露。中國證監會查處，2001年6月，中科健公司累計為他人銀行貸款提供24筆計6.39億元人民幣的擔保，中關村為北京中關村通訊網絡發展有限公司提供25.6億元的銀行貸款擔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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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保險市場正逐步轉型：一方面，我國保險業進入全面對外開放的新時期。按照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我國保險業對外資保險公司開放全部地域和除有關法定保險以外的全部保險業務。目前，除了外資在合資壽險公司中的股比不得超過50%、外資產險公司不得經營有關法定保險業務以及對外資保險經紀股比和業務等若干限制外，保險業已按照加入世貿組織承諾基本實現全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保險業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其主要標志是保險供給主體的競爭性和保險服務的差異性突顯，保險消費行為的主導性增強，保險消費方式的選擇性增多。保險市場的變化帶來了消費者行為和動機的較大變化，消費動機與行為更趨理性和實效。這些變化無疑對當前的保險營銷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創新營銷，對激發潛在保險需求，促進保險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營銷思路的創新

轉型期的中國保險業，路子應當怎樣走，需要很好地思考，因為這關系到中國保險業未來的發展命運和前途。在我看來，新的發展思路應當明確以下四個定位：第一，保險營銷觀念的定位：應從單純的市場營銷觀念轉向社會市場營銷觀念；第二，保險功能的定位：應從單純的風險轉移工具轉向風險管理及個人理財手段相結合；第三，保險業務的定位：應從單純的保險轉向以保險業務為核心，高度重視投資業務相結合；第四，保險公司的角色定位：應從單純的保險企業轉向提供多種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公司。這樣四個定位基于國際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我們不得不正視人口老齡化、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金融一體化因素對保險業發展的巨大影響和沖擊。近些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環境的迅速變化，國際上金融領域內嚴格分業經營的界限逐漸被打破，金融一體化經營的趨勢在不斷加強。金融一體化意味著銀行、證券、保險各類金融產品的界限將越來越模糊，產品的交叉將越來越普遍，純粹的保險產品將不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雖然在中國現有的環境和法律制度框架下，四個定位還不能一步到位，但保險業必須明確這個發展趨勢，并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如果保險公司營銷觀念仍局限于市場營銷觀念而不轉向社會市場營銷觀念或將自己緊緊地束縛在保險領域，僅僅做單純的保險業務，那么隨著實踐的發展，我國保險業在未來發展格局中將處于不利的地位。

二、營銷內容的創新

保險業營銷內容的創新主要包括保險公司的產品創新、服務創新、風險管理方式創新和營銷團隊管理的創新。

（一）保險產品創新

產品創新有三種主要的方式：一是原創式創新，即從無到有，設計出一種全新的產品；二是派生式創新，即從一種產品衍生出另一種產品，或者從產品的基本功能衍生出其他功能；三是組合式創新，即將現有的產品進行重新組合，制作成一種既具有原先產品的某些特點，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老產品的新型產品。原創性創新在產業發展的初期很容易做到，但隨著產業的逐漸成熟，大量的創新是發生在派生式創新和組合式創新方式上。例如，由早先只具有純保障功能的壽險產品派生出既具有保障性、又具有儲蓄性、甚至投資型功能的產品，這是一種派生式創新；投資連接產品則是一個典型的組合式創新的例子，它將保險產品與共同基金產品“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兼具兩種產品特征的新產品。

（二）保險服務創新

保險產品大多承保的往往是人們忌諱的、與損失、災害、死、傷、殘等相聯系的風險。這種產品忌諱性的特點使得人們在產品的購買階段通常是較被動的，而在保險事故發生以后對“產品”又有極大的需要。保險產品的特點決定了保險服務必須真誠、及時、便捷。方便被保險人投保、及時為被保險人進行理賠給付，做好保單銷售出去以后所有的基本服務等（例如提醒投保人繳費、耐心、細致地答復被保險人的咨詢），這些都是保險公司基本服務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據國務院發展經濟研究中心不久前所做的“中國50城市保險市場需求”報告，在對全國25000個家庭所做的保險調查表明，公眾對保險行業的滿意度只有30％，比電信行業的的滿意度還低。如果保險公司連基本的服務都沒有做到，卻談什么服務創新，那是本末倒置。如果消費者對保險的服務不滿意，由此根本不購買其所謂的“創新產品”，那么，產品創新是毫無意義的。

（三）保險公司風險管理方式的創新

風險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例如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手段的完善，原先不存在的風險成為新的承保對象，原先不可保的風險成為可保風險，原先小額標的、小額索賠的保單成為巨額賠款保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保險公司不去認真研究可保風險的特性，不進行風險管理手段的不斷創新，那么，再好的產品，再好的服務，也不可能使管理風險的保險公司脫離“險境”。目前，國際保險業風險管理手段在不斷創新，產生了諸如自保公司、有限風險產品、多觸發原因產品、應急資本、保險風險證券化等各種非傳統風險轉移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以及整合風險管理方式(IntegratedRiskManagement)等。我國的保險公司應當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認真分析資本市場、消費者的風險意識和金融意識、監管者的水平等具體因素，進行風險管理手段的不斷創新。

三、營銷策略的創新

（一）實施差異化營銷策略

我國保險市場是一個非均衡性市場，存在著顯著的地區差異、險種差異和服務差異，因此，保險營銷應適應市場轉型的需要，因地、因人、因險種實施差異化營銷策略：

1.實施“地區差異化”策略。根據地域和區位不同，我國的保險市場可劃分為城鎮和鄉村市場；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市場。城市和經濟較發達地區，客戶群層次相對較高，需求多樣化，觀念更新相對較容易，基礎建設較完善，網絡硬件環境建設較好，加上數字簽名等安全保障技術的應用，在外部環境上，城市完全具備推動網絡銷售的條件。尤其對于高學歷、高收入的年輕白領，網絡銷售將是有效渠道，可采用人員推銷、電話直銷、委托中介、網絡銷售等策略。而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還沒有普及電話，更不要說網絡，而且老百姓的保險意識和保險知識水平較低，保險理念和保險觀念缺乏，保險市場處于拓展和開發階段，應采取人員直接推銷、委托推介策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的保險知識和保險意識低，應專門設計簡單明了、通俗易懂的保單和條款。

2.實施“對象差異化”策略。由于個人的經歷、意識、偏好等原因，使消費者也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因此，保險營銷應特別注意不同消費者口味的差異。對象差異化營銷策略就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又要區別對待，像醫生治病一樣對癥下藥，像老師教育學生一樣因材施教，像農民種莊稼一樣因地制宜；對象差異化策略就是要為消費群體的特殊需求而實行“定單”服務。老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到頭來只能是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顧客是上帝”只是相對的結論，你自己的顧客才是真正的上帝!即使你的產品質量再好，如果顧客錯位，仍然無人問津。

（二）實施文化營銷

要突出營銷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對于保險消費者，服務的本質在于具有文化特色。作為一種具備文明意識和文明要求的生物，人類除了依靠實踐活動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改造周圍環境以外，總是企圖把簡單的生存上升到一種至真、至善、至美的環境，總是希望在滿足生理需求的同時，獲得心理上的愉悅。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行為越來越具有文化性。也就是，現代營銷不再是簡單的一買一賣，而同時是一種文化交流，需要在營銷中巧妙地融入保險知識、生活習俗、文化藝術等，使買賣關系淡化為文化展示與交流，從而拉近客戶與公司的關系。服務作為一種特殊的保險商品也大體具有商品的一般特征，無論是“名牌”、“特色”還是“創新”服務，都是公司員工經過多年的實踐創造出來的有鮮明個性的服務“精品”，它以一種文化形態滲透在企業經濟活動中，體現在公司與客戶接觸的各種層面上，并賦予公司名稱以特有的內涵，使其信譽倍增，極富魅力。這種服務雖然僅以一種活動、一種行為，獨立的或伴隨著有形產品的提供滿足客戶的需要，但它卻以與眾不同的風格文化使人們認同、青睞、接受。了解保險營銷面對的文化環境，了解目標客戶的文化背景，消除文化障礙，爭取客戶的文化認同，是保險營銷的重要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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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到2000年底,滬深兩交易所共有1060家A股上市公司。其中929家是通過首次公開發行在交易所掛牌上市的,130家是1994年《公司法》出臺以前的定向募集公司,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以推薦的特殊方式在兩家交易所掛牌上市的,此外還有一家是通過換股上市的。本文研究首次公開發行對市場指數的影響,130家歷史遺留問題新股和換股上市剔除在外,929次首次公開發行的年度分布如表1所示。

在證券市場早期,市場總規模有限,新股發行可能會帶來市場指數的變化,所以本文著重研究1995年后的新股發行對市場指數的影響。1995年到2000年共有681次IPO,接近所有IPO的七成半,本文將這681次IPO作為研究樣本。在這681次IPO中,集資規模最小的為3300萬元(0736),集資規模最大的為78.46億元(600019)。發行市盈率最低的為8.25倍(600870),發行市盈率最高的為88.69倍(0993)。681次IPO的集資規模和發行市盈率的分布情況請參見表2。

在1995年至2000年間共72個月中,IPO頻率最高的月份是1997年5月,這個月有40家公司公開發行新股。另外有10個月份,沒有一家公司發行新股。這10個月中有7個月是在1995年,另外1個月是在1998年,2個月是在2000年。其他大多數月份IPO次數少于20次,低于8次的有31個月,9到20次之間有24個月。有7個月的IPO次數超過了20次,全都集中在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之間。

如果按照集資規模劃分,單月IPO集資規模最大的是2000年11月,這個月由于有寶鋼和民生銀行招股,雖然IPO家數只有18家,集資規模卻達到201.53億元。月度IPO集資規模超過60億元的,共有12個月；30億元到60億元之間的有21個月；低于30億元的有29個月。另外,有10個月由于沒有新股上市,集資規模為0。

二、假設

假設一:不同集資規模的IPO對市場指數的影響是否不同?大盤股是否會導致市場指數下跌?本文將681次IPO集資規模排序,排在前68位的為一組,后68位的為一組。前68位的集資規模都在7億元以上,稱為大盤組,后68位的集資規模都小于1億元,稱為小盤組。通過比較兩組IPO對市場指數的影響差異,檢驗該假設。

假設二:發行市盈率不同的IPO,對市場指數是否存在不同的影響?本文將681次IPO發行市盈率排序,排在前68位的為一組,后68位的為一組。前68位的發行市盈率都在28倍以上,稱為高價組,后68位的發行市盈率小于14倍,稱為低價組。通過比較兩組IPO對市場指數的影響差異,檢驗該假設。

假設三:在大盤處于高位和低位時,IPO是否會對市場指數帶來不同的影響?本文將每個新股刊登招股說明書當日的市場綜合指數,減去1994年年底的市場指數,再除以1994年年底的市場指數,得到各個新股發行時市場指數的相對水平。然后根據該數值的排序,分別從上海市場和深圳市場挑選出排在前34位的共68只新股,作為高位發行組。同樣挑選出排序在后面的68只新股,作為低位發行組。通過比較兩組IPO對市場指數的影響差異,檢驗該假設。

假設四:不同發行頻率的IPO對市場指數的沖擊是否不同?本文用兩種方法衡量發行頻率。第一種方法用發行次數的頻率,將月度發行次數最高的3個月作為一組,稱為高頻組。該組每月發行次數幾乎都在30次以上,共有102次IPO。將月度發行次數低于7次的月份的IPO作為一組,稱為低頻組。該組共有20個月份,78次IPO。第二種方法用月度集資規模指標,將月度集資規模最高的三個月作為高頻組,該組每月集資規模都在116億元以上,共有93次IPO。將月度集資規模低于24.5億元的作為低頻組,該組共有18個月,共有95次IPO。通過比較兩組IPO對市場指數的影響差異,檢驗該假設。

假設五:在不同的新股發行制度下,IPO對市場指數的沖擊是否不同?從1999年起,發行制度經歷了較大的變革。因此本文將1999年作為標準,1999年以前的474次IPO作為舊發行制度組,1999年后的207次IPO作為新發行制度組。通過檢驗兩種發行制度下,IPO對市場指數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三、比較方法

本文主要檢驗新股發行對市場指數的短期影響,因為單次IPO對市場指數的長期影響應該是比較微弱的,所以本文考察刊登新股招股說明書后一周內5個交易日的市場指數變化。本文假設市場指數短期內的走勢服從帶有短期趨勢的隨機行走模型,即:(t＝1,2,3,4,5)其中,為刊登招股說明書后5天的市場指數回報,是一個白噪音序列,是市場指數回報的短期趨勢,在這里用刊登招股說明書前5個交易日市場指數回報的均值替代。

根據該假設,應該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的正態分布。同樣的,也應該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的正態分布。因此,通過檢驗IPO后的的分布,可以判斷IPO對市場指數短期走勢的影響。如果IPO對后市帶來系統性一致影響,那么IPO后的的分布會有顯著的變化。同樣的,對于兩組不同的IPO,那么應該服從t分布,其中分別為兩個子樣本包含的樣本數量,分別為兩個子樣本的估算方差,分別為兩個子樣本累積超額收益的均值。通過檢驗它們之間CAR的差異是否顯著,可以判斷據以分組的因素是否對市場指數帶來顯著影響。

四、結果

1、總體樣本中IPO對市場指數的短期影響

681次IPO平均對市場指數5天后的累計影響不斷增加,到第5天達到-0.39%,因此總體來看,過去6年IPO對市場指數短期走勢帶來了微略的負面影響。但是,各期累積超額收益的t檢驗值均不顯著,這種負面影響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2、分組檢驗結果

(1)大盤組與小盤組的差異

無論是大盤組,還是小盤組,都對市場指數帶來了負面影響。大盤組發行公告后5天對市場指數產生的累積影響為-1.13%,而小盤組的累積影響則達到-2.18%。盡管兩組對市場指數的影響存在差異,但是兩組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t檢驗值僅為0.63。

出乎意料的是,小盤組對市場的負面影響甚至超過了大盤組,這可能與本文的分組方法有關。因為樣本期間內,單個新股的集資規模逐年擴大,使得小盤組68次IPO全部集中在1998年以前,而大盤股68次IPO絕大多數集中在1998年以后。為了回避這種分組方法的影響,本文采取另一種分組方法,即分別在各年度中選取集資規模最大和最小的IPO,組成大盤組和小盤組,檢驗兩組市場影響的差異。

分年度分組的結果顯示,大盤組和小盤組對市場指數的影響也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大盤組的5天累積影響為-0.7%,小盤組的5天累積影響為-1.5%,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為0.58,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可以判斷,IPO集資規模的不同并沒有導致市場表現的差異。

(2)高價組與低價組的差異

高價組與低價組對市場指數的影響有所不同,高價組的5天累積影響為-0.82%,低價組的5天累積影響為0.21%,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為1.05,顯著性水平接近90%。可以判斷,高價組和低價組對市場指數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市場指數會對IPO發行市盈率做出不同的反應。

(3)發行時機的差異

市場處于高位時發行的IPO,在公布招股說明書后5天內,對市場走勢累積有-1.33%的負面影響,而在市場處于低位時發行的IPO,對市場的走勢幾乎沒有影響。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為1.40,顯著性水平接近95%,表明不同的發行時機對市場影響的差異十分顯著。

(4)發行頻率的差異

按照月度集資規模劃分,高頻組和低頻組對市場走勢的短期影響沒有顯著差異,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只有0.86。按照月度IPO家數來分組,高頻組與低頻組對市場走勢的短期影響也沒有顯著差異,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只有0.36。由此可以判斷,發行頻率對市場指數的短期走勢沒有影響。

(5)發行制度的差異

新發行制度下,IPO對市場的累積影響為-1.08%。而舊發行制度下,IPO對市場的影響不到1‰,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為1.42,顯著性水平接近95%。這表明,在1999年發行制度進行較大的改革后,IPO對市場的短期走勢開始產生負面影響。

有關圖表顯示了市值配售發行方法的市場影響,市值配售組5天累積對市場走勢的影響為0.23%,非市值配售組對市場走勢的5天累積影響達到-1.33%。兩者差異的t檢驗值為1.59,顯著性水平接近95%。這表明市值配售發行方法對市場短期走勢的影響要顯著地小于其他發行方法。

五、回歸分析結果

上述分組檢驗的結果表明,IPO對市場指數的沖擊受發行市盈率、發行時機和發行制度的改革因素的影響,發行節奏和集資規模的影響不大。然而,對發行市盈率、發行時機和發行制度改革三組序列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三組序列存在非常顯著的相關性。也就是說,當市場處于高位時,IPO的發行市盈率也偏高,反之,發行市盈率則偏低；發行制度改革前,發行市盈率和市場指數水平都偏低,發行制度改革后,發行市盈率和市場指數水平都偏高。這種相關關系會直接影響前面的分組檢驗結果。

為了控制相關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1995年至1998年的IPO作為子樣本。在這一時期內,由于采用固定市盈率發行,絕大多數新股的發行市盈率都在15倍左右,所以子樣本中發行時機和發行市盈率兩組序列沒有相關性。本文將每次IPO后5天累積超額收益作為被解釋變量,用發行市盈率和發行時機兩個因素對其回歸。由于子樣本是包括滬深兩市4年的混合數據(PanelData),在這里采用固定組差異模型,回歸方程如附注1所示。其中,和是虛擬變量,當IPO在深圳發行時取1,取0,反之,則相反。

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回歸分析結果可見,發行時機和發行市盈率兩個因素,在控制了其中一個因素的作用時,另一個因素的作用仍然十分顯著。這表明發行市盈率和發行時機都會決定IPO對市場沖擊的力度。

將上述子樣本擴大至總體樣本,在回歸方程中加入發行制度改革因素,考察在控制發行市盈率和發行時機因素后,發行制度改革是否仍然存在影響。回歸方程如附注2所示。其中發行制度改革為虛擬變量,IPO時間在1999年前,該變量取0,否則取1。

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回歸分析結果可見,發行制度改革因素的作用不顯著,表明發行制度改革之所以會影響IPO對市場指數的沖擊,并不是因為本身的原因,而是因為發行制度改革后市場指數和發行市盈率同時也大大提高,導致發行制度改革后IPO對市場沖擊的力度加大了。

表1:929次首次公開發行的年度分布1

年份IPO數量所占比例（%）

1992年以前232.46

1992年505.35

1993年13414.35

1994年414.39

1995年151.82

1996年17018.2

1997年18720.02

1998年10210.92

1999年9210.17

2000年11512.31

注1：計算IPO的時間以刊登招股說明書的時間為準。

表2:95年以來IPO集資規模和發行市盈率分布特征

最小值90%中值10%最大值均值

水平值1水平值1

集資規模（億元）0.330.912.637.0778.463.77

發行市盈率（倍）8.2513.251529.0988.6918.27

注1：90%水平值是指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排在第90%的位置上的值。在這里樣本總量為681,即排在第614位的值。10%水平值的含義相同,即排在第68位的值。

表三

變量系數標準差T檢驗值顯著度

SHENZHEN.156.0801.942.053

SHANGHAI.123.0791.559.120

發行時市場指數水平-1.936E-02.007-2.652.008

LN發行市盈率-4.412E-02.029-1.507.132

表四

變量系數標準差T檢驗值顯著度

SHENZHEN1.382E-02.036.385.700

SHANGHAI-1.157E-02.037-.314.754

發行時市場指數水平-1.604E-02.006-2.748.006

LN發行市盈率5.815E-03.014.416.677

發行制度改革6.373E-03.010.623.534

篇10

盡管對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全球化時代一國國際儲備的合理規模學術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對于資本大量流入和國際儲備急劇增長同時并存這種現象的合理性，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了置疑和批評。約瑟夫。斯蒂格里茲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銳批評就是最新的例證。在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運作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為了控制匯率風險，一方面以較高的成本引進各類外國資本，同時又以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匯儲備，這不僅意味著一定的靜態損失，還意味著較大的機會成本。此外，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期，還會增大通貨膨脹和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因此，如何認識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存在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如何調整相關的政策，是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課題。

原因

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資本賬戶開放引起的資本過度流入。雖然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并不一定總會引起資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實際情形是，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放慢造成了國際利率水平的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使國際投資者相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具有良好的增長前景，甚至產生了非理性的過度預期。結果，伴隨著資本管制的放松，特別是資本流入限制的大規模解除，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發生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在這些國家，大規模流入的國際資本并沒有完全被實體經濟部門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體系并且成為相對過剩的資本。從根本上講，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正是貨幣當局通過市場干預將這部分相對過剩的資本輸出海外的結果。值得強調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這種資本過剩，是建立在資本過度流入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如果資本流入是適度的，那么，這種資本的過剩是本不應發生的。

其次，國內需求的相對不足。從國際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國的資本賬戶順差能夠與經常賬戶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匯儲備并不會出現過度的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漲價，以及因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而引起的迅猛增長的國內投資、消費和公共部門支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巨額經常賬戶赤字。因此，盡管那個時期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獲得資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幾乎所有國家都未曾出現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著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經過80年代末期開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后，財政赤字已經大為減少，有的國家（如泰國）甚至還出現了財政盈余。同時，一些國家面對資本大量流入而實行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私人投資和消費。根據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理論，我們知道，國內需求的相對不足，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國經常賬戶逆差的減少甚至產生盈余。因此，可以認為，在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國內需求的相對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彈性的匯率安排。在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出于加強國內貨幣紀律和維持出口產品競爭能力等方面的考慮，貨幣當局往往傾向于實行釘住匯率制度。在90年代，面對資本賬戶的大量順差，為了避免本幣的過快升值，一些國家的當局進行了不遺余力的市場干預，進而成為外匯儲備急劇增長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還顯示，缺乏釘住匯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匯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資本流入的風險貼水，并在事實上對獲取外國貸款的國內企業形成隱含的政府擔保，從而造成了更多的資本流入，并且最終導致更多的外匯儲備積累。

最后，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在全球化時代，伴隨著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規模的持續擴大，新興市場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正在變得空前脆弱，來自于商品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遺產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該在應付其成員國的貨幣與支付危機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顯受到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經濟自由主義的教條，因此，在處理美洲以外的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動蕩時不僅常常表現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資金援助也總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緊縮性調整方案。由于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無法在不確定性日趨顯著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機救援機制，因此，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積累起巨額的外匯儲備，并且承受著高昂的代價。

政策含義

針對以上問題，新興市場國家無疑需要進行必要的戰略和政策調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認為，首先，新興市場國家應當對資本賬戶的開放戰略進行必要的反思。雖然新古典經濟理論對于資本自由流動的利益進行了近乎完美的闡述，但新興市場國家的相關實踐卻不斷地表明，資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導致國際資本的過度流入。事實上，資本過度流入不僅可能引起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而且也是很多國家金融動蕩的根源所在。因此，對于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審慎實施資本賬戶的開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維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特別是資本流入限制），可能更為符合自身的經濟利益。由于直接投資一般與實體經濟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而且常常伴隨著進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這類資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優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證券資本流入和銀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資本的過度流入，因而需要更為審慎地對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賬戶開放戰略中，資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總比資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為優先的地位。從鼓勵資本流入、擴大利用外資，以及減少資本外逃等的角度看，這無疑是正確的（其實，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解除資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有利于資本的流入，因為它提高了國際投資者對該國投資環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國發生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并且出現了資本流入與外匯儲備同時快速增長的局面，那么，適當限制資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資本流出限制，將成為更為可取的政策選擇。因為這有助于減少資本賬戶順差和促進國際收支的均衡發展，進而減緩官方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同時，在一國存有大量官方儲備情況下，減少資本流出限制以鼓勵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資，實際上意味著該國的海外資產在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發生了一定的轉換，而這種轉換既有利于提高國民利益（因為私人海外投資的收益率通常會高于官方儲備的收益率），也有利于減少政府所承擔的外匯儲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