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新興經濟，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敖鸫u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帶來災難。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如出一轍。[12]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

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

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定性。[15]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

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分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新，在這兩個國家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調機制對于技術創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因而技術創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培育技術創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

篇2

2001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5%的美國經濟學家認為，美國不會出現衰退，盡管后來美國確實遭遇了衰退。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衰退不會降臨到美國頭上。但是，我們判斷美國很有可能會進入衰退。

盡管美國經濟第三季度按年率計算增長了3.9%，但這已經是過去時了。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可能會在四季度陷入停滯。

明年年初，經濟產出和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出現萎縮。房地產市場仍然是最大的問題。雖然并不是所有地區的房價都出現了下跌，但美國房地產總體價格已經在過去12個月里下跌了5%，大量待售房屋意味著價格的進一步下降。房價下跌對消費支出下降造成的影響會遠遠超過2001年股票市場的崩潰。消費支出下降又會影響到公司的利潤和投資。

盡管美元走軟會拉升出口，但出口僅占美國GDP的12%，而消費支出則占70%，出口上升無法彌補消費支出走弱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歐洲和日本經濟三季度出現強勁反彈，但反彈勢頭很可能會放緩。強勢歐元和日元將會損害到歐洲和日本的出口。歐洲本身的房地產熱正在降溫，一些歐洲銀行也卷入了美國次級債危機。

新興經濟體的力量

新興經濟體將會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希望。受益于經濟改革，新興經濟體的年增長率已經上升至7%左右。今年，新興經濟體貢獻了全球一半的GDP增量，是美國的三倍。過去，新興經濟體總是需要發達國家的救助。這一次，它們可能會成為施救者。

美國經濟出現衰退會影響新興經濟體的出口，不過，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實力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弱不禁風了。美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發動機的重要性被夸大了。2000年以來，美國占世界進口的份額從19%降至14%。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仍然在加速，部分原因是受益于這些經濟體的國內需求。今年上半年，中國和印度國內消費支出的增長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要多于美國。

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狀況要好于以往。它們的財務不再依賴世界其他國家，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占世界總額的四分之三。大多數新興國家的預算赤字都維持在較低水平，這意味著必要時，它們能夠通過提升國內支出來抵消出口走弱對經濟的影響。

雖然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增長還不能夠完全抵消美國經濟產出下降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全球經濟增速仍然會高于過去三十年3.5%的平均增速。

新經濟巨人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并不僅僅意味著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它還會改變相對價格，特別是石油和美元價格。

石油價格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新興經濟體的強勁需求。過去，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時，油價通常會下降。但這一次油價很可能會維持在高位。這不僅不利于西方消費者的財務狀況，也會讓這些國家的央行同時面對通貨緊縮和經濟增長放緩的雙重壓力。

篇3

首先，新興經濟體正在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1世紀頭10年，新興經濟體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6%，其中，中國超過10%、印度超過7%、俄羅斯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長率超過8%，遠高于發達國家2.6%的平均增長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長率。2010年全球經濟呈現“南高北低”的走勢，即發達經濟體仍表現不佳，新興經濟體將成為主要增長點。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發達經濟體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將維持2.5%的增長,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今明兩年均將達到6.5%的高增長。

第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明顯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國GDP最新排名統計，截至2010年，按國際匯率計算，中國為5.75萬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萬億美元，位居第八；俄羅斯1.48萬億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萬億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磚五國”國土面積占世界土地面積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國的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8%，貿易額占世界的15%。據提出“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首席經濟師奧尼爾預測，到2018年，“金磚國家”的GDP有望超過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新興經濟體在本次經濟危機中雖然也受到嚴重沖擊，但仍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率，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經濟體相對快速的復蘇與發展更是備受矚目，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相應提升，其中一個突出的標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國集團首次首腦峰會在華盛頓召開，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共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達沃斯年會上，有關中國、印度、巴西等經濟崛起的話題成為論壇熱議的主題。而長期居于世界經濟中心的歐美發達國家相對黯然失色，世界經濟重心偏轉的趨勢增強。金磚國家影響力的擴大，使其對其他新興國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強。2011年4月金磚國家首腦集聚中國海南，正式吸納南非加入金磚陣營，金磚國家實現首次擴容，金成員國由原來分布在三大洲擴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廣泛，更加充滿活力。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世界經濟格局造成嚴重沖擊

加速世界多極化進程。全球經濟正在經歷自工業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轉型：經濟增長重心正在從發達國家向亞洲、東歐、中東與拉美等地的新興市場國家轉移，戰后多年形成的美國經濟一“傷風”、世界就“感冒”的單極時代正在發生變化，世界經濟出現增長中心的多元化和實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顯現。尤其是隨著亞洲地區消費市場的日益成熟和域內貿易的迅速增長，使得原有歐美強、亞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變。

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其突出表現：一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在進口需求和海外投資方面正在改變過去的被動地位，開始為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資本和市場，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二是在近來多哈回合貿易談判難以取得突破、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陷于停滯的背景下，全球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卻如火如荼地發展，國際貿易形式更加多樣。三是經濟全球化密切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加深了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賴，亦加劇了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競爭，給各國經濟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機遇和挑戰。

新興經濟體崛起推動了現有國際體制機制的變革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醞釀調整成員國金融權力結構。涉及全球經濟問題僅僅依靠發達國家已經難以提供周全的解決方案，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合作和參與已經日趨重要。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歷經波折，終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發達國家向新興大國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重，使整個發展中國家投票權重升至47.19%，后者確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興國家等在內的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

三、西方主導的傳統格局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改變

首先，新興經濟體的綜合實力仍然明顯落后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的綜合實力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尚有距離，且共同面臨發展模式轉換的課題。新興經濟體國家普遍呈制造業上升態勢，但它們在高端產業、金融業、研發能力、管理經驗、資金、人才與教育、勞動生產率、規模經濟等方面都明顯處于劣勢，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尚無絕對優勢。即使塊頭最大的中國，目前總產值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賴美國市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經濟仍保持一定的擴張勢頭，但仍無力抵銷美歐經濟衰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興經濟體在其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鄉差距過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諸多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依賴嚴重，特別是在它們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中還需依賴西方。在最終消費市場缺乏有效話語權，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同樣缺乏議價能力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事實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盡管目前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有所增加，但這些外匯儲備的實際購買力，最終要以美歐市場資本價格做支撐。

其次，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難以取代。應該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是戰勝國對二戰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國原則制定的、實現美國經濟“霸權”體制。雖然該體系確立的貨幣制度在1971年崩潰，但美在世界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并未發生改變。目前，美不僅在各項經濟指數方面領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賴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強勢地位牟取實利。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美元作為世界關鍵貨幣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經濟危機而發生變化，這就決定了美在規則制定方面的絕對權威難以在短期內發生變化。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所占的比重為65.3%，金融危機之后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這一比值為64.97%，與危機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為國際儲藏貨幣，至少有兩個因素決定了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地位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轉變，一是其他主要貨幣在當前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過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歐元在儲備貨幣中的比值也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攬子貨幣中占40%的比重，無論歐元、日元還是人民幣，在短期內都不能夠動搖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再次，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近年來，盡管新興經濟體國家在爭取知情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方面已經取得某些進展，但這種努力仍然處于量變階段，實現質變的條件尚不具備。雖說改變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這一改變不是光靠某一單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就能簡單決定的，而需要整體綜合實力的質變去改變。只有當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發展到足以完全改變世界經濟力量對比時，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方能實現。為此，我在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既要抓住機遇、主動進取，有效整合新興經濟體的力量與訴求，也要積極尋求與歐洲和日本的利益交會點聯手推進。同時還要提防美利用經濟霸權地位聯合西方國家對我人民幣匯率政策進行共同離間和干涉。

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屬性沒有改變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均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現已是GDP總額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此外中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但我們還必須看到，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

從一些國際權威機構的一般分類看，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據人均壽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個指標統計出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中國2009年的發展指數為0.772，世界第92位，屬于“中等發展程度”的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為38993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國民總收入僅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銀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體”，離上中等群體平均線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從201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看，中國內地以購買力平價計的人均GDP，位于所統計的182個國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從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較低。中國的研發投入率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08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為461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5%；而2005年經合組織國家的研發投入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25%，其中美國長期處于2.27%水平，日本則超過3%。中國的教育投入不足。據中國《教育藍皮書》2010年發表的數字顯示，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為42美元，美國為2684美元，是中國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計算，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僅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國為6.10%，是中國的7.44倍；日本為4.28%；韓國為3.01%；俄羅斯為1.87%，是中國的2.28倍；巴西為2.29%，是中國的2.79倍。所以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磚國家中，中國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醫療衛生設施嚴重滯后。根據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經濟部2009年4月的報告，中國用于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4.5%，遠遠低于國際水平。而經合組織國家此項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約為13%?，F代化水平弱勢仍然明顯。根據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9》，中國2006年的現代化水平指數為38，而世界現代化水平指數平均值是53，中國排在第59位。

篇4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經濟復蘇的一個突出特征,主要表現為新興經濟體相對于發達經濟體更為強勁的增長。

2009年,發達經濟體負增長3.2%,明顯低于-0.8%的世界經濟增長率。世界經濟沒有嚴重惡化應該歸功于發達經濟體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國和印度等國為甚,中國2009年經濟增長8.9%,印度為5.6%。

在工業產出方面,主要新興經濟體均已實現增長率轉正,而這一數據更加凸顯了世界經濟復蘇狀況的不均衡: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中,僅日本在2009年12月實現了5.3%的小幅增長;韓國、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在2009年底則都實現了10%以上的強勁增長,尤其是韓國2009年12月工業產出增長率高達34.9%;俄羅斯和印尼等國雖然出現了連續兩月的工業產出正增長,但漲幅僅為1%-2%;墨西哥和土耳其兩國的工業生產仍然處于收縮狀況,盡管程度有所減輕。

新興經濟體工業產出率先復蘇并不能說明這些國家已經與世界其它經濟體、尤其是發達國家“脫鉤”,從另一個角度看,反而是“掛鉤”的明證。因為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狀況的改善和國際貿易的正?；切屡d經濟體工業產出增長的重要動力。

隨著宏觀經濟狀況的好轉,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物價有所回升,通脹壓力加大。為了救助危機,各主要政府都實施了數額巨大的財政刺激政策和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盡管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舉措,但更為審慎的看法認為,私人預期與實際經濟活動的逆轉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沒有及時認識到這種逆轉并且迅速收回過剩的流動性,那么通貨膨脹可能馬上躍升至難以接受的地步。

從新興經濟體近來消費者價格指數的情況看,絕大多數國家的CPI仍然維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顯低于2008年9月危機爆發前的狀況。印度與俄羅斯可能是兩個例外。俄羅斯在普遍的物價回升中維持了2008年10月以來CPI下降的趨勢,而由于食品價格連續加速上漲,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長率高達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將商業銀行的現金儲備率上調75個基點,成為金磚四國中第一個收緊貨幣政策的國家。

篇5

金融風暴引發的驚濤駭浪席卷全球之際,新興市場經濟當然也無法幸免。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這“金磚四國”也好,其他小的經濟體也好,都無一例外地遭受出口大幅下跌的沖擊。其中,俄羅斯出口額在短短半年就從2008年的高點下跌超過60%。種種形式的出口補貼于事無補,刺激內需的努力前景不明,人們的信心一度隨之跌向深淵,不知何處是底部。

不過,隨著全球復蘇的曙光初現,新興市場經濟也漸漸走出谷底。過去幾個月間,新興市場國家的制造業有所恢復,其工業產出二季度環比增速折年率達到了17.2%。融資環境也正在改善,新興市場國家債和公司債之間利差已經由之前的近400個基點下降至200個基點以下。

資本市場表現則更為積極,2009年3月以來,MSCI(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金磚四國”指數上漲幅度高達85%,遠遠超過了同期發達國家的表現。

不過,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能為全球復蘇貢獻多少呢?

全球不同熱

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發展模式不盡相同,它們在經濟危機中面臨的困境也差別極大。一般而言,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在其經濟體系中均占重要位置,但在全球貿易萎縮大背景之下,不同國家的命運大相徑庭。

“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和印度,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9%和6.1%;包括印尼、菲律賓在內的一些東南亞國家,在二季度也均實現了正增長。單以二季度數據衡量,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要好于南美、東歐和非洲新興市場國家。新興市場國家中二季度出現負增長者眾多,其中俄羅斯最為引人矚目,其GDP跌幅高達10.9%,在“金磚四國”中表現最差。

“俄羅斯經濟主要依賴商品出口,而且金融市場融入國際金融體系,因此,受影響最為明顯。巴西雖然對出口也有依賴,但受到影響要小得多,而且其銀行體系雖然規模較小,但管理較為規范?！笨▋然鶉H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項目主任、世界銀行國際貿易局前局長尤里達杜什(Uri Dadush)稱。在他看來,那些對于出口依賴性較弱,且銀行體系較為健康的發展中國家,相對而言更具有防御性。

不過,對于那些多元化出口國,比如印度,也可能面臨著其他風險。達杜什認為,出口占印度GDP比例不大,國際收支賬戶比較健康,但其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當然,“最危險的國家是那些具有較大收支逆差,并且使用短期資本流入來抵消逆差的國家。”達杜什警告,現在部分東歐國家正在重復當年泰國和印尼的錯誤,“這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錯誤?！?/p>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7月的報告預計,發達經濟體在2009年和2010年的經濟增速將分別為-3.8%和0.6%,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速則將分別達到1.5%和4.7%。

IMF認為,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亞洲由于中國和印度財政刺激政策的積極效果,經濟前景明顯好于拉美、東歐、中東和新興非洲,但是,近期亞洲經濟增長的加速很可能消失,除非發達經濟體先行復蘇。

但這種愿望未必能實現。經歷連續下跌之后,發達經濟體未來兩個季度經濟很可能實現低位反彈,但無奈其最終需求仍將疲弱。如果失業率持續走高,居民消費意愿保持低迷,加上減稅和政府轉移支付等刺激手段效果漸弱,發達經濟體將不得不直面消費之困。

巴克萊資本駐紐約新興市場策略部門負責人、IMF前經濟學家李維?耶亞提(Eduardo Levy-Yeyati)稱,當前發達國家恐怕只能實現溫和的經濟復蘇,因此,依靠出口推動的新興經濟體的中期增長速度,也很難恢復到危機以前的水平。

在他看來,各個地區發展策略有所區別。對于亞洲國家來說,如果能夠增加內需在經濟中的比重,那么之前保持的高速增長可以得到維持。拉丁美洲從2000年開始就展現較強的穩定性,但投資增速可能不足,因此潛在增長率不會很高?！皩|歐來說,雖然可能因為采用歐元而獲得經濟支撐,但在這之前,先要把過度負債的問題解決掉?！币畞喬釋Α敦斀洝酚浾叻Q。

“新興市場國家出口應該保持其對GDP的正貢獻,但無需保持兩位數的出口增速?！痹谝畞喬峥磥?最重要的是扶持內需。

不過,即便是現在,促進內需也是障礙重重。其中,失業率的上升和惜貸情緒的蔓延無疑最為致命。以東歐為例,截至7月,很多東歐新興市場國家失業率已經臨近10%甚至更高,遠高于歐盟平均水平。東歐的困境,折射出的不僅僅是世界某個角落的現狀,東歐和西歐之間唇亡齒寒的關系意味著,一旦其經濟垮掉,受累的可能不僅僅是它自己。

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高級研究員羅思(Venessa Rossi)看來,今天的東歐在某種程度上也像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不僅經濟增速快速下降,而且還欠下巨額債務?！斑@是一個惡性循環?！绷_思說。如果德國等西歐國家不提高消費支出,不從東歐進口,東歐的產品就賣不出去,償還不了債務,也就不能從西歐買更多的機器;而西歐失去了東歐的出口市場,工廠停工,消費需求又怎么得以提升?

遠慮與近憂

另一個不確定性在于,銀行信貸依然低迷,特別是私營部門,信貸狀況仍在不斷惡化中。直至目前,歐洲和拉美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其私營部門信貸仍然保持巨幅下挫的趨勢。按法國巴黎銀行的推算,在過去兩年中,該地區私營部門貸款增速始終保持下降趨勢,相比兩年前接近30%的貸款增速,目前貸款增速已經回落至10%之下。

這種情況固然與銀行“惜貸”情緒有關,私營部門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下,不管是企業還是居民,都會十分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資產負債表,這種謹慎,不僅會打壓消費,同時也會令企業投資數字變得黯淡無光。

對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斷言其已經安然度過金融風暴,依然為時尚早。

“道理雖然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并不容易?！痹谶_杜什看來,健康的宏觀基本面、完善的金融監管以及可持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必備條件。“一些東歐國家,正在重復歷史上的錯誤――借入大筆短期資金,然后貸出長期資金。這種情況必須有所改變,只有長借長貸,引入長期資本,才能保證自身安全?！?/p>

隨著很多發達國家大幅降息,直至接近零的位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很多投資機會開始浮現,“這也是很多新興市場國家要維持資本賬戶管制的原因?！痹谶_杜什看來,如果不慎重應對資本流入的問題,很可能為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在法國巴黎銀行新興市場分析師Franois Faure看來,資本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將增加這些國家經濟的脆弱性?！笆袌錾狭鲃有匀匀幌喈敵湓?一旦資產泡沫形成,可能威脅至實體經濟的復蘇進程。”

“我們不僅僅要關注資本流動規模,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這些資本是怎么流入的,它們的特征是什么,究竟是短期的‘熱錢’,還是在基礎設施、生產型企業上的長期投資?！边_杜什稱。

另外,退出策略選擇時機也是重要因素。“未來三個月到六個月,復蘇能否順利向私營部門擴張并持續下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何時執行退出策略。”在達杜什看來,要保證退出策略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出現,選擇恰當的方式,并完美地協調各國行動,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亦持有相同觀點。9月4日,在德國中央銀行年度講座發表演講時,斯特勞斯-卡恩表示,只有清楚地表明經濟復蘇已經穩固、就業改善已成定局時,才能實施“退出政策”。

自今年3月以來,隨著全球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大幅下降,實體經濟也出現諸多復蘇信號。美元再度遭遇快速下跌。在此過程中,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兌美元匯率則被動出現上揚。一旦匯率上漲,這些國家出口是否會再度受挫下行,風雨之中,歸途何在?

篇6

巴西圣保羅大學的教授Hsia在接受采訪時說，巴西政府出臺的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對股市的干預，而是對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的干預，政府非常重視市場的流動性。

目前政府正在鼓勵巴西大的銀行重新開始將貸款給企業，特別是開辦在農村的企業以及農戶，這對于巴西農產品的出口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小銀行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利潤空間并不大，不過尚未出現銀行破產的情況。企業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企業融資。巴西金融市場透明度很低，銀行出現大量惜貸現象。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未來還是個未知數，因此各家銀行都在持觀望態度。

但巴西實體經濟的穩定對投資人來講無疑是最好的投資信號。目前撤離巴西的只有那些投機的企業，而專注自己領域的企業依然看好巴西的投資前景。（萬相辛）

印度：赤字、通脹、外資撤離威脅增長

自危機發生以來，印度政府希望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投入等擴大財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但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已經超額，更大的投資行為將導致財政赤字負擔加重。而且截至今年7月，印度的CPI指數高達12.1%，持續了13年的物價上漲已讓很多百姓產生不滿情緒。

面對金融風暴，印度資深經濟學家Subramanian Swamy告訴記者，在次貸危機中，印度的房地產市場未受沖擊，因為大多數交易是現金支付的。但印度經濟將在兩個方面受到大影響：國外直接投資和進入印度股市的外資減少。

印度目前的問題是，原來的股市對外資不開放，但2002年之后，印度財政部長修改了“參與憑證”，外國資本大數量涌入，參與憑證現在占整個海外流入資本的55%以上，這些錢推動著資金供應。未來，糧食貿易和參與憑證的問題，仍是推高印度通貨膨脹的主要動因。

Swamy認為服務業目前是印度經濟的主要推動力，而軟件和建筑業在其中尤其重要。軟件業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印度IT業很多客戶來自華爾街，而金融危機對印度軟件服務企業來說,意味著融資市場的緊縮。

對印度建筑商而言，通貨膨脹導致印度央行不斷加息，尋求外資支持又恰逢外資撤離，房地產業的資金鏈條將日趨緊張。（韓楊）

俄羅斯：經濟增長黃金十年結束

從2008年的5月至10月，俄羅斯的股票市場蒸發了2/3的價值。造成這一輪經濟震蕩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機，部分是世界油價的下跌。同時，由于金融危機的快速蔓延和俄格爭端的影響，自2008年8月開始的資本外流潮，使得到10月初為止，銀行系統的可自由兌換外匯儲備損失了近400億美元。而俄羅斯的工業產品輸出量自五月以來就沒有再增加過。

俄羅斯新經濟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本輪世界范圍內的經濟不景氣使得能源產品的價格繼續下降，俄羅斯過去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或許即將結束。

波波夫說近幾年，俄羅斯經濟繁榮幾乎完全建立在高企的能源價格基礎之上。但出口能源帶來的巨額利潤，沒有輸入到俄羅斯經濟發展的“短板”中去，即公共產品的供應和對非能源產業的投資，同時，教育、醫療、公共建設和法律建設等各方面都面臨嚴重的資金不足。

波波夫認為政府的救市政策是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對防止銀行系統的崩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無法阻止隨之而來的實體經濟的不景氣。最終，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會被以小于它幾個月前的市價低很多的價格賣掉，或者直接破產。并且必然會造成隨之而來的裁員和減產。

但是，到今年10月高達5500萬億的外匯儲備給俄羅斯下一步的發展和經濟“軟著陸”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按照當前的200億美元/月的損耗率，俄羅斯還有多于兩年的時間去恢復和調整自己的經濟模式。(王曉明)

印尼：最大挑戰還是通脹

IMF已經將印尼2008年的經濟增長率小幅下調至6.1%，但在金融危機全球蔓延歐美經濟顯著放緩的形勢下，這樣的增速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印尼科學院經濟研究中心發言人Peplipi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印尼經濟目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通貨膨脹。5月份時核心通貨膨脹率就高達8.7%，遠遠高出了印尼央行對2008年4%至6%的通脹預期。而到7月底時名義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11%，有分析預期年內會上升到12%。在這么大的通脹壓力面前，印尼央行此前堅持縮緊銀根，5月以來數次升息，從8%漲到了9.5%。

印尼的經濟增長正遭遇著很大的挑戰，印尼的前兩大出口市場日本和美國都在收縮，而國內市場則正承受著通脹的巨大壓力。在經濟放緩的壓力之前，政府需要重新評估貨幣和財政政策。（鄭博宏）

土耳其：經濟已經在衰退之中

土耳其商業銀行的經濟學家Alper Gurler告訴記者，在這場危機中，土耳其不可能不受其影響。因為國內外信貸市場的糟糕狀況，借貸成本已經顯著提高了，而內需和出口市場需求都下降了，這樣土耳其的經常賬戶赤字進一步提高，這會成為下一段時間土耳其經濟的主要風險。

篇7

歷史來看，金融危機總是內部政策失調、外部政策誘發的結果，是資本大規?？鐕鲃哟呱菽?、泡沫破滅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上世紀拉美和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內部政策失調。首先，過早的資本賬戶自由化，為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提供便利。上世紀80～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將全球資本賬戶自由化推到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資本管制防火墻，投機資本泛濫。其次，貨幣錯配，外債風險加劇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前夕，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占國民收入比率高達40%，其中又以短期外債為主。外資撤離時出現踩踏效應和償付危機。其三，外匯儲備不足，支付能力惡化加劇信心危機。如上世紀80～90年代，主要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擴大。1995年，泰國等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GDP比率接近10%。資本外逃時，外匯儲備不足，對外支付能力迅速惡化，加速金融市場信心崩潰。最后，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給危機提供了土壤。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一方面使得本幣高估，另一方面，為維持匯率會加速外匯儲備消耗的隱患被做空的投機者所利用。

跨國資本大規模流出是金融危機爆發的觸發器。危機過后，發達經濟體常采取低息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大量的流動性。而新興經濟體具有較高的成長性和利息回報，其風險資產為國際資本所青睞。國際資本大規模涌入，催生資產泡沫。當發達國家經濟回暖，加息收緊流動性，跨國資本大規?；亓鳎屡d經濟體出現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爆發金融危機。

相似的金融危機前奏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與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似，全球進入流動性擴張周期，寬松程度史無前例。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基準利率持續維持近零水平，與新興經濟體的利差明顯高于上一輪危機爆發前期。更甚者，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擴張了資產負債表。巨量的流動性源源不斷涌入新興經濟體。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開始復蘇，吹響了國際資本回流的集結號。美聯儲宣布自2014年1月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每月資產購買規模從850億美元降至750億美元，這只不過是預期中的一只靴子終于落地而已。事實上，資本早已開始逃離新興經濟體。從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巴西雷亞爾和印度盧比已經累計貶值40%，2013年4月至12月印尼盾累計貶值23%。

這次或有不同

和上世紀爆發的金融危機相比，有著相似的危機過后泛濫的全球流動性，有著相似的資本大規模流動和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但這次或有不同。

篇8

作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高端論壇之一，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將于4月6日至8日舉行。主題為“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展”。

博鰲亞洲論壇的《新興經濟體發展2013年度報告》預計，未來幾年，新興經濟體經濟中速增長將成為一種常態，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經濟復蘇步履蹣跚

全球經濟復蘇至今已達3年，但復蘇步伐依然沉重，經濟增長速度仍顯低迷。2012年的世界經濟未能扭轉2011年的經濟下行趨勢。

2012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數據顯示，2012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3%，比2011年下降0.5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為1.3%，比2011年下降0.3個百分點；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為5.3%，比2011年下降0.9個百分點。世界經濟的雙速增長態勢依舊。

在E11中，由于受外需急劇下降以及國內經濟調整的影響，一些國家放緩了經濟增長的步伐。根據IMF預測數據，2012年E11的經濟增長率為5.5%，比2011年下降1.4個百分點。其中金磚國家經濟增長率為5.9%，同樣比2011年下降1.4個百分點。

從國別來看，2012年E11中GDP增長率保持較高水平的國家有中國、印尼、沙特和印度，分別增長7.8%、6.0%、6.0% 和4.9%；經濟放緩幅度較大的國家有阿根廷、土耳其、印度、中國、巴西和沙特，分別較2011年下降6.3、5.5、2.0、1.4、1.3和1.1個百分點。

失業率總體呈下降趨勢

2012年，E11中長期高失業國家公布的登記失業率仍處高位。例如南非，IMF預測數據顯示，2012年失業率高達24.4%；土耳其的失業率也達到了9.4%。

由于在失業率的統計口徑和方式上存在較大差異，E11各國公布的失業率與發達經濟體難以直接進行比較，但各國登記失業率的歷史動態變化仍可以反映出各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動信息。

從E11各國失業率的發展趨勢來看，在2012年有統計數據顯示的9個國家中，只有南非的失業率與2011年相比升高0.5個百分點外，其他8個國家均持平或有所下降。其中，2012年俄羅斯相比2011年下降0.5個百分點，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均下降0.4個百分點。

而2012年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處高位。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12年11月美國失業率為7.7%，非農勞動參與率僅為63.6%。

根據歐洲央行數據，2012年前7個月，歐盟和歐元區的平均失業率分別為10.3%和11.1%。其中，2012年7月歐元區的失業率達到11.3%，創下1995年歐洲央行開始該數據統計以來月度失業率最高水平。

與歐美相比，日本的失業率長期以來處于較低水平，但相比以往，其就業形勢依然嚴峻，青年失業問題尤為突出。日本內閣府數據顯示，2012年10月失業率為4.1%，其中15～24歲青年人完全失業率達7.5%。

各國通脹情況出現分化

總體來看，2012年全球通貨膨脹水平較2011年明顯回落，發達經濟體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同步走低。2012年前三季度總體維持下降趨勢，第四季度由于受部分國家經濟政策調整影響，通脹水平很可能出現反彈，但不會改變全年通脹率較2011年出現下降的總體態勢。

2012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水平總體上高于發達經濟體，其中多數國家通脹壓力有所緩解，但亦有部分國家通脹壓力加大。IMF數據顯示，2012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CPI上漲6.1%，比2011年下降1.1個百分點。

分地區看，除中東和北非地區外，其他地區CPI增長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獨聯體國家（CIS，在統計上包括格魯吉亞和蒙古）CPI較2011年大幅回落3.3個百分點至6.8%；發展中亞洲比2011年下降1.5個百分點至5.0%。

就國別來看，2012年E11各國的通脹情況出現分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數據顯示，2012年9月巴西、中國和南非的CPI同比上漲分別降至5.3%、1.8%和5.6%，分別較2011年12月下降1.2、2.3和0.8個百分點；而同期印度、印尼、俄羅斯的CPI同比上漲分別為9.1%、4.3%和6.6%，分別較2011年12月上升2.7、0.5和0.5個百分點。

貿易增速明顯放緩、爭端頻繁

與世界經濟增速放緩趨勢一致，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明顯下降。2012年9月，世界貿易組織（WTO）報告預測，2012年全球貿易增速為2.5%，低于此前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與此前預期的3.7%相比，下調了1.2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出口增速為1.5%，下調0.5個百分點；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速為3.5%，下調2.1個百分點。

長期以來，新興經濟體貿易一直主要依賴歐洲、美國及日本三大市場。但目前三大經濟體經濟狀況都欠佳，尤其是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對新興經濟體出口造成較大影響，部分新興經濟體貿易增速急劇下降。

2012年6月，印尼出口額同比下降16.4%，創近3年來最大跌幅；7月，韓國出口額同比下降8.8%，為2009年9月以來降幅最大的一次。此外，巴西、印度、俄羅斯的出口也都受到一定遏制。

由于歐債危機陰霾不散，美國經濟低速緩行，新興經濟體貿易下降實乃預料之中。貿易增速的顯著下滑與日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不無相關。

根據OECD 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2年5月的報告，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期間，二十國集團（G20） 所采取的保護主義措施達124件，平均每月發生17.7件，同時貿易保護措施更加隱蔽，并趨于長期化。

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不僅對世界貿易產生抑制作用，也導致涉及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爭端頻發。以中國為例，2012年上半年中國共遭遇18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反傾銷、反補貼、特保等貿易救濟調查40起，同比增長了38%，涉案金額37億美元，同比增長了76%。

債務水平遠低于發達經濟體

近年來，總體上發達經濟體的財政平衡狀況有所改善，財政赤字占GDP比例逐步收窄。2012年10月IMF預測數據顯示，2012年發達經濟體財政赤字占GDP比例下降0.6個百分點至5.9%。但是，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

2012年10月IMF預測數據顯示，2012年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109.9%，較2011年上升5.2個百分點，再度向二戰高峰期的水平靠近。其中，2012年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93.6%，較2011年上升5.6個百分點；2012年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107.2%，較2011年上升4.3個百分點；2012年日本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236.6%，較2011年上升7.0個百分點。

相對于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財政狀況要好得多。

2012年10月IMF數據顯示，2011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1.2%，比2011年下降1.4個百分點，2012年將為1.4%。其中，2011年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財政平衡占GDP 比例分別為-2.6%、-9.0%、1.6%和-4.6%；預計2012 年分別為-2.1%、-9.5%、0.5%和-5.0%。2011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36.3%，比2011年下降3.2個百分點，2012年將繼續下降1.9個百分點至34.4%，遠低于發達經濟體的債務負擔水平。其中，2011年巴西、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南非政府債務占GDP 比例分別為64.9%、25.8%、67.0%、12.0%和38.8%，預計2012年將分別為64.1%、22.2%、67.6%、11.0%和41.2%。

企業實力較快增長

微觀企業的生存狀況是宏觀經濟的晴雨表。近年來，E11經濟體中的企業實力不斷增長，其產品質量、生產效率、創新和管理能力以及相應的制度建設均取得了較好發展。盡管2012年全球經濟并未回到快車道中，但是E11國家企業實力依然展現出相對較快增長態勢。

《財富》雜志按照2012年3月31日各公司的標準財年營業收入為標準對全球企業進行排名。2012年財富500強中，E11上榜企業為120家，較2011年度增加了10家，其中14家公司為新晉500強企業。E11中大企業數量最多為中國，在全球財富500強中占據79個席位，其中新晉級企業為12家；其次是韓國擁有13個席位，其中兩家企業新加入財富500強；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分別擁有8個、8個和7個席位。2012年E11國家中排名前三位的企業都來自中國，分別為中國石油化工集團（營業收入為3752億美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營業收入為3523億美元） 和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營業收入為2591億美元）。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營業收入為1578億美元） 和韓國三星電子（營業收入1489億美元）分別位列E11國家企業的第4和第5位。大體而言，E11國家在能源、銀行和通訊業方面的大型企業占據了重要位置。

在前50的排名中，G7擁有35個席位，較2011年減少4個席位；E11擁有9個席位（中國企業4家，俄羅斯企業兩家，韓國、巴西、墨西哥各有1家企業），其余4個席位分別被瑞士嘉能可國際、荷蘭ING、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占據。

與包含各種實體經濟企業的財富排名相比，E11在金融領域中的排名表現相對較弱。2012年在全球知名銀行類金融公司前20的排名中，E11仍只有中國占據了其中的4個席位，與2011年持平。這4個席位分別為中國工商銀行（第3位）、中國建設銀行（第6位）、中國銀行（第9位）和中國農業銀行（第10位）。盡管入榜數量并沒有增加，但是受到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國際化以及發達經濟萎靡的影響，中資銀行座次均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

2013年經濟將溫和反彈

展望2013年，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仍受諸多因素影響，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七個：

第一，歐洲債務危機仍舊是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盡管危機整體上維持在可控水平，但不排除個別重債國債務危機的惡化，由此產生的政治分歧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政治、社會問題，從而拖累整個歐元區經濟，并對新興經濟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第二，“財政懸崖” 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盡管目前美國兩黨在“財政懸崖”邊緣暫時達成了妥協，但仍將面臨減稅和縮減政府支出，美國經濟勢必陷入全面衰退，這也會給新興經濟體經濟造成巨大風險。

第三，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釋放流動性的規模、速度和波及面都會對新興經濟體經濟產生一系列影響。通貨膨脹預期抬頭、匯率和股市及房市波動、部分國家采取諸如資本管制等防范措施等，都有可能出現。

第四，貿易保護主義仍舊是制約貿易健康增長的因素之一。全球復蘇動力不足，貿易不平衡持續存在，國內利益集團的博弈，針對國有企業的所謂“競爭中立框架”的推行，均會催生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任重而道遠。

第五，大宗商品市場不確定性增加。美國能源產出的增長態勢和伊朗核危機的走勢是影響全球能源供給的兩大基本變量。未來世界經濟的中低速增長意味著對包括能源在內的大宗商品需求總體穩定，但其價格波動幅度還取決于流動性的數量和流向。

篇9

儲備資產的快速累積2011年末，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合計10.62萬億美元，中國持有近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近三成。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外匯儲備占比分別接近7%、4%和2%，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資產余額超過對外債務余額，大都成為對外凈債權國。反觀發達經濟體，除個別國家外，大都發展成為對外凈債務國。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3.8%，G7國家今年到期的債務總額約7.3萬億美元。據彭博社數據顯示，日本將有3萬億美元債務到期，位列第一，美國則將有2.8萬億美元債務到期，居于其次，其債務依存度更是創下30年來的新高。歐債危機，美債危機持續發酵，成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提升當前全球治理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新興經濟體國家在既有國際金融秩序下應享有的權利與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匹配。發展中國家雖然表面上被包括了進來，但并沒有賦予相應的權利，更多層面只是參與而已。G20從幕后走向前臺，標志著當前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標志著新興經濟體力量與傳統發達國家的合作邁上一個新臺階。在G20的成員中，新興經濟體有11個，“金磚四國”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體。發展和完善G20對話機制，是新興經濟體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改革的有效途徑。

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其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1976年1月8日，IMF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協定，稱為《牙買加協定》。該協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儲備貨幣多元化。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美元依然居主導地位，因此牙買加體系又稱為美元本位制。第二，匯率制度多元化。根據IMF的分類，現行體系下的匯率制度多達8種，浮動匯率制度獲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多樣化。具有匯率、利率、IMF貸款、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等多種調節方式。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持續的歐債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雖然新興經濟體整體經濟規模即將達到全球總量的50%，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財富的分配權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實際上新興經濟體金融資產僅占全球總量的19%。新興經濟體金融財富在全球占比明顯低于GDP的占比，意味著各種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經濟體承擔。由于新興經濟體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嚴重被削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本幣升值、熱錢進出，不但進一步推高新興經濟體外儲規模、加劇輸入型通脹的風險，也使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越來越被美國債務風險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掠奪性雖然在牙買加體系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由于美國政治經濟實力余威猶在,美元儲備地位的相對削弱并沒有動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計價單位、國際支付手段和國際價值的貯藏手段（見圖2）。美元的霸權地位與特權地位,為美國政府長期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為刺激美國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實行不受約束的“雙赤字”政策。一方面通過經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規模向全世界輸出美元,掠奪他國資源和財富,獲取巨額國際鑄幣稅利益。根據PortesandRey(1998)估計，美國每年正常國際鑄幣稅收益相當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源源不斷向國內注入美元，直接導致了美元的貶值,自動削減和消滅了美國債務。“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美國尼克松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一語道破天機。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集中在一種國家貨幣上，容易使國際貨幣體系遭受到源自異質性沖擊或該國政策決定（該政策決定可能不適合于世界其余國家）的影響（周小川，2009）。在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全世界人民為美國的債務買單。自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積累了巨大數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應對未來危機的自我保護。美元貶值直接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持有的國債收益率下降，新興經濟體作為債權人權益被嚴重“稀釋”而陷入財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導致新興經濟體承擔過多風險，易誘發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國際貨幣匯率波動幅度不斷加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正借助債務貨幣化轉嫁危機，相繼進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匯率戰的跡象明顯。大幅波動的匯率使得國際貨幣體系非常不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都集中在一種或兩種貨幣上導致了匯率風險在國際貨幣發行方（發達經濟體）與面臨大部分風險的其他國家（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擔極不均勻。新興經濟體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其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動的選擇盯住美元等少數幾種貨幣的盯住匯率制，匯率缺乏彈性，且極具脆弱。在匯率調節過程中，發達國家僅考慮自己國家的情況調節匯率，使得實行釘住制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水平很難反映其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匯率由經濟狀況決定并調節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儲備貨幣大國之間匯率的頻繁變動不僅嚴重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正常進行,而且帶動了其他國家匯率的劇烈波動，從而誘發了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蒙代爾（1999）認為,現行國際匯率制度是導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的一個直接原因，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誘發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過度波動,匯率的過度波動又助長了外匯投機活動對這些國家的沖擊。由于受匯率沖擊的影響,拉美和亞洲新興國家先后發生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和貨幣危機（1997-1998）,造成了經濟的發展困難和社會的動蕩不安。#p#分頁標題#e#

（三）國際熱錢流動加速，沖擊新興經濟體

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國際資本頻繁流動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新興經濟體由于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加上本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成為熱錢主要沖擊對象。根據追蹤全球資本流向的調查機構ERFR近期的報告，2010年流向新興經濟體的熱錢總額達到3780億美元的高峰。從流向地區進一步分析，超過60%的熱錢流入了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依次為拉美(20%)、非洲及中東(17%)、東歐(3%)等地。2011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熱錢規模高達3600億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間的熱錢流入規模，新興經濟體普遍都面臨“熱錢壓境”的風險。然而在2012年，由于歐債危機惡化、全球去杠桿化程度持續加深以及新興經濟體自身經濟減速，新興經濟體再次出現了一波資本外流潮，MSCI新興市場指數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關注的是，本輪資本外流潮引發了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特別是金磚國家一改本幣堅挺的繁榮景向，掉頭成為新興市場的領跌貨幣。大量短期資本跨境流動會帶來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風險，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國之間傳遞沖擊。由于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和金融體系內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并且這種外部沖擊帶來的后果往往也較為嚴重。這表現在：第一，熱錢的進出會加劇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波動，增加了匯率風險。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普遍不發達，缺乏對匯率風險對沖的工具。熱錢的流入將會使本幣在短期內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直接打擊出口，對國民經濟造成很大沖擊，而熱錢流出又會使貨幣急劇貶值，甚至誘發貨幣危機。第二，大量熱錢進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容易推高大宗商品價格，使新興經濟體面臨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2011年，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持續走高，10月份甚至高達6.2%；巴西、印度、俄羅斯、越南等“新鉆國家”通脹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熱錢進入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膨脹，造成投資和消費結構扭曲，一旦國際熱錢套利退出，資產價格暴跌甚至資產泡沫破滅將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最后，跨境資金的進出會嚴重干擾新興經濟體宏觀政策的實施，制約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例如一方面為抑制通脹而加息，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利息差越來越大，又進一步刺激國際熱錢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從而導致加息的效果南轅北轍。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對流入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規模和結構有重大影響。但是，調整巨額資本流入和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動逆轉的責任和風險通常依賴于資金接收國即新興經濟體。目前還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全球通用框架?，F有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框架主要是區域性的和雙邊的，并且無法從全球穩定的角度來解決。由于各國國內監管規則之間的差異而催生的監管套利，順周期性，從眾行為（羊群行為），風險蔓延，所有這些結果都使跨境資本流動對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不穩定影響。

新興經濟體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

（一）在國際金融組織話語權的訴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中心舞臺，但一直由少數國家主導，新興經濟體缺乏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配的特別提款權（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創設至今，SDR分配次數寥寥，現有的SDR不到全球儲備的4%，作用相當有限。30個發達經濟體占據了SDR分配總額的69%，其中美國一國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只有31%。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規則的分配機制并沒有反映出這種經濟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和相應的SDR嚴重被低估(如圖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僅僅依靠四種貨幣（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美元在SDR中的權重依然很大（占44%），這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信用貨幣仍然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現狀。同時，定值貨幣的權重沒有將部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納入其中，從而缺乏代表性。其次，從投票權上看，美國擁有IMF16.7%的投票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也擁有30%以上的投票權，而廣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只有39%的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框架下，任何一項重要決議都要獲得85%的投票權的同意才能通過，因此美國與歐盟實際上掌握著一票否決權。這意味著IMF對發達國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監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早就應該受到警告和約束,但顯然IMF根本約束不了美國,只能約束發展中國家。Stiglitz（2006）認為負責制定決策的國際金融機構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他們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F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難以反映大多數成員國的利益，存在嚴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導致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強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關鍵。2010年10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韓國慶州會議達成份額改革歷史性協議。首先，發達國家向代表性過低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使后者總體份額升至42.29%；其次，歐洲國家將讓出兩個執董席位給發展中國家；再次，“金磚四國”的份額都將有所提升，全部進入前十名；最后，中國持有份額將從現在的3.72%升至6.39%，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國。這一協議要到2012年IMF年度會議上確認才能生效。在世界銀行集團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銀行集團決定將投票權轉移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逐步實現公平權。改革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增加了4.59個百分點（自2008年以來），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個百分點，增至39.48%；開發協會增加了約6個百分點，增至45.59%。新興經濟體應聯合發展中國家利用這次機會，技巧性地在關鍵問題上與發達國家博弈，不斷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重要問題上的影響力。

（二）多元化貨幣體系的訴求

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在國際交易中的有限作用與其在全球經濟中日益增長的權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可避免的會產生“特里芬”難題。即依靠一國或少數國家的貨幣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的主要組成，并以此來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這樣的體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么國際儲備的增長無法保證，要么人們對儲備貨幣的信心喪失，最終都將導致該體系的崩潰。2009年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國家的國際儲備貨幣,并表示要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的討論。許多國家對中國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羅斯、巴西和聯合國等一些新興經濟體和國際組織贊同中國的建議。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建立超國家的國際儲備貨幣還將是漫長的一個過程。目前最現實的選擇是增加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加入到儲備貨幣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黃益平（2009）等等認為國際貨幣體系將從美元本位體系走向多元貨幣體系，多元貨幣體系的構想中幾乎都包括了美元、歐元、SDR和部分新興國家貨幣代表如人民幣。從當前國際貨幣格局和實施難度看，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是一個好的選擇，形成美元、歐元、日元、人民幣等貨幣之間的多邊制衡體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濫發、約束美元霸權，全球經濟結構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p#分頁標題#e#

（三）建立全球統一的監管體系的訴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與“監管體制非全球化”之間的不匹配。一方面，當前金融體系和金融交易在多個維度產生扭曲：各類場外金融產品以及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特殊目的實體（SPV）等類銀行金融機構(near-banken-tities)發展迅速，金融系統變得高度復雜和不透明，過度杠桿化，流動性風險被低估，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出現了道德風險等等。另一方面，現行金融監管模式滯后于金融創新的實踐。在現行監管模式下，傳統金融機構和傳統金融產品接受較為嚴格的監管，而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金融產品受到的監管較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不同的產品面臨不同的監管規則和制度，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即使從事同類業務，也因為監管機構不同，受到監管的標準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配合與協調不足，為監管套利創造了空間；在監管理念上，部分發達國家過分相信市場，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忽視了在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在國際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統一的監管標準和信息交換的平臺與機制，監管者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了解。相關國際組織一直以來只是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宏觀經濟監測，尤其是關注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問題，但在監管全球資本流動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風險最有力的外部約束力量。建立全球統一的監管體系，構建全球金融穩定框架成為各國的共同訴求，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目前看來，盡管在國際上建立全球或者區域性的統一監管組織還不現實，但各國監管機構應努力通過國際多邊組織等共同推進監管原則，加強監管合作和監管信息的共享，特別是危機預警系統、對沖基金監管、國際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都將是未來一個時期國際監管合作的重點。新興經濟體應積極在國際金融監管領域發出聲音，對全球監管標準的確立表達訴求。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中的具體策略

國際貨幣體系結構應當與貨幣大國的經濟實力結構基本統一，才能維持持續的平衡。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根本取決于大國經濟實力對比的逆轉，但由于轉化成本巨大，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變遷通常滯后于大國經濟實力的變遷，是一個長期、漸進的調整過程。在此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應當聯合起來，發出共同的聲音，強化內部磋商機制，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配合和協調，進一步加強經濟金融合作。

（一）強化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尤其是“金磚五國”經濟金融的務實合作

首先，加強新興經濟體國家間的經貿合作。新興經濟體國家要減少美元資產和美國債券投資，就需轉向相互之間的股權投資和產業投資，加大相互之間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場拓展、技術升級、資源能源收購、知識產權等項目的重點支持，加強儲備資產的相互投資，從而改變儲備資產流向發達經濟體債券的局面；其次，加強新興經濟體國家間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建立新興經濟體集團內的貨幣結算制度，加快推動各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允許金磚五國國家間貨幣作為結算和投資貨幣，允許對方貨幣在境內結匯為本幣，允許對方的機構在境內開設本幣賬戶，允許各自的企業到對方國家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共同建立起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再次，要大力推動新興經濟體間的匯率協商及聯動機制。積極推動各國貨幣的市場交易，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交易份額，擴大金融開放，逐步放棄盯住美元，促進更有彈性的浮動匯率機制形成，降低美元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最后，新興經濟體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合作，促進資本在區域之間的合理有序流動。

（二）倡導儲備貨幣多元化，推動主要大國本幣進入儲備貨幣體系

建立貨幣進入和淘汰制度。設立新進入門檻，單個國家符合要求的，其貨幣可以自動進入儲備貨幣。例如，凡區域經濟或國家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連續三年達到10%，這一區域可以推舉一種貨幣自動進入儲備貨幣；單個國家GDP的比重達到2%以上的，其貨幣可以自動進入儲備貨幣；對不符合要求的儲備貨幣，在下個調整周期內仍不能改善條件的，要求其按照規則退出儲備貨幣。這一主張的目的是促進貨幣爭當儲備貨幣，促進儲備貨幣國家對國際金融穩定承擔責任，保持本幣匯率和金融穩定，同時為主要的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進入儲備貨幣做準備。

篇10

人民幣“緊盯”美元

自2008年下半年起人民幣開始緊盯美元，我們預計，中國政府至少會在2009年繼續保持這一策略。一方面，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很小，這是因為從2008年夏季開始出口嚴重下滑。今年前4個月，中國出口增幅平均下降20.5％。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同樣很小，這是因為：對貶值或貶值預期所引發的資本外流的擔憂。小幅貶值對帶動出口的作用有限，但若大幅貶值會遭到貿易伙伴的報復行動。

我們預計年底時人民幣／美元匯率仍將維持在6.83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人民幣“緊盯”美元實際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該策略有助于穩定美元，這對金融動蕩時期的美國和全球經濟尤為重要。

多數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對美元升值

蟄伏的全球過剩流動性的流動決定了新興經濟體和大宗商品出口國對美元的匯率。自今年3月或4月起，多數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對美元升值，這是投資者風險偏好上升的結果。預計下半年這種趨勢將會持續并得以強化。我們的判斷基于兩個重要因素全球流動性過剩和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

目前全球的過剩流動性還處在蟄伏狀態。但蟄伏的資金正開始流動，并且這種趨勢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