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1: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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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師的職業幸福感就是幼兒教師在幼教工作中自由實現自己職業理想的一種教育主體生存狀態,享受著幼兒教育工作帶來的愉快和幸福體驗。具體分析如下:
1.與領導、同事、家長和諧相處。
這些都是幼兒園中重要的人際關系。幼兒教師要尊重并聽從園領導的指示,遵守幼兒園的各項規章制度;和同事之間形成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相互支持;要多與幼兒家長進行溝通,最大限度得到家長的理解和配合。只有在各種關系和諧融洽的氛圍中,幼兒教師才會帶著一種積極的情緒投入到工作之中。
2.隨著工作的努力和時間的積累
自身的工作能力在不斷提升,得到了領導、同事、家長的一致認可,逐步從新手教師轉變為骨干教師,對于工作得心應手,幼兒教師才會投入更多的激情。
3.發自內心愛孩子,并贏得幼兒的信賴與喜愛。
最重要的是幼兒教師要發自內心尊重、愛每一個孩子。幼兒雖然是不成熟的個體,但自從其出生便擁有與成人一樣的權利,同時師幼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教師應平等地給予每一個孩子一樣的愛。以上這些都是做好幼教工作的前提。
(二)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意義
1.幼兒教師的職業幸福感可以造就與幼兒、家長、同事、領導的良好關系。
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會轉化為洋溢在臉上的笑容,會產生更多的親和力,從而使幼兒愿意與你親近、同事愿意與你交流、家長愿意與你溝通,于是,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會更加融洽,教師也會得到更多的信任和配合。
2.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可以給自己帶來事業上的成就感。
在工作中職業幸福感能為個體創造更多的原動力,可以把職業的幸福感轉化為工作的動力,實現理想,努力接近自己設定的目標。當榮譽的光環照耀在你身旁時,你會感受到職業帶來的幸福。由此教師就可以創造更多的榮譽,幸福就這樣獲得了良性循環。
3.幼兒教師的職業幸福感可以造就生活幸福感。
幼兒教師如果在工作中很幸福,那么在生活中會擴散他的幸福,而且幸福不僅體現在臉上還有心情上,會把這份幸福感染給家人及周圍的朋友。大家都分享到你工作帶來的幸福,會更加支持你的工作,因為你的工作給大家帶來了歡笑與健康。
二、影響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因素
(一)外在因素
1.幼兒教師的社會地位和家長的評價是影響其職業幸福感的外在因素之一。
我國學前教育的歷史不過一百年,在1903年學前教育正式納入學制系統。官方創辦了第一個幼兒園(湖北武昌幼稚園),之后在北京、上海相繼成立了蒙養院,中國第一代幼兒師資,是敬節堂的潔婦和育嬰堂的乳媼,是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女性,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在外界看來似乎還很可笑,婦女走出庭院引起了全國性的轟動。那時的幼兒教師社會地位很低。幼兒教師的社會地位影響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獲得。雖然中國學前教育到現在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直到現在,在不少人的心中,幼兒園里帶孩子只是母親或保姆帶孩子職能的一種代替和延伸,職業的神圣感和社會地位的反差,不可避免地使幼兒教師喪失了職業幸福感。學前教育在師范院校早已是熱門專業,近幾年在呼和浩特的教師招考,吸引了大批專業理論水平高、綜合能力強的年輕教師進入幼兒園,這些教師中幾乎全部是大專以上學歷,本科學歷的教師可占一半,幼兒園的師資水平明顯提升。但相對義務教育、高等教育來說,幼兒教師的社會地位略低一些,家長乃至更多的人沒有認識到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對幼兒教師也不夠理解,沒有認識到其工作的復雜性與艱巨性。有些家長認為把孩子送入幼兒園,全部的教育責任便給了老師,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對幼兒教師要求苛刻,期望過高,幼兒教師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長期這樣下去,幼兒教師會對工作失去熱情,哪還會有幸福感。家長對幼兒教師的態度、評價也會影響其職業幸福感。
2.幼兒教師區別于其他教師工作的特殊性。
首先,幼兒教師工作的獨特性。(1)工作的艱巨性。由于幼兒教師的教育對象的獨特性,其工作具有艱巨性。因為幼兒身心的幼稚性,幼兒教師不但要承擔教育責任,還要承擔保育責任,幼兒教師承擔的保育職責是其他各級各類教師都無法比擬的。當前獨生子女增多,幼兒家長對孩子的重視度提升,對幼兒園的保教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幼兒教師身上的責任加重,要求工作的全面細致性,幼兒教師幾乎要對幼兒生活中、學習中每件事、每個環節都要給予關心和幫助。總之,幼兒教師所做的工作非常細致、具體和瑣碎。(2)工作時間較長。幼兒教師的工作時間相對其他各類教師較長。還是因為教育對象的特殊性,幼兒教師從上班開始精力就要高度集中,甚至顧不上喝水上廁所,得時刻關注班里每一個孩子的活動及應對突發狀況。下了班還要寫教案、教育筆記、教學反思、多種計劃、論文等。私立幼兒園的教師下班時間更是不固定,一天工作平均在12個小時。其次,工資待遇較低。呼和浩特市公立幼兒園工資基本上在兩千元左右。但在我調查的這些幼兒園教師中,所有人都對目前的收入很不滿意。私立幼兒園的工資基本上不到一千元,沒有保險,基本生活保障都難,所以幼兒教師改行的很多。如此大量付出勞動,卻與得到的不成比例,幼兒教師心里怎么能平衡,幸福從何談起。
3.影響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環境因素。
幼兒園的環境因素分為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用一句詩詞來形容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而且學前教育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原則叫做環境育人,幼兒園的環境創設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影響幼兒也影響著幼兒教師。幼兒園的物質環境是指幼兒園內的各種物質要素的總和,包括園舍建筑、室內裝飾、場所布置、設備條件、物理空間的設計與利用。簡單地說如果幼兒教師每天工作的幼兒園周圍是個垃圾場,園內沒有活動場地,教室內空間狹小孩子又多,嘈雜聲一片,幼兒教師連休息、備課的地方都沒有,資源缺乏,有好的創意得不到幼兒園的支持,長此下去,也就蒙混度日,或是另尋出路。寬敞明亮的室內環境,豐富的教學資源,為幼兒教師專門準備的備課室休息室,讓幼兒教師感到自己在被關懷,一來到幼兒園就心情舒暢,自然會把這種積極的情感帶到工作之中帶到家庭之中。幼兒園環境中的精神環境,是指幼兒園內的一切精神因素的總和,主要包括教師的教育觀念行為、幼兒園的人際關系、幼兒園的文化氛圍等。這里我主要想談一談幼兒園的人際關系對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影響。首先,幼兒教師希望獲得領導的支持、肯定,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赫茲伯格提出,領導的賞識是一種重要的激勵因素和手段。因為,對教師來說,它意味著自己在組織中的位置、自己獲得發展機會的多寡、工作能否順利進行和獲得成功、工作業績是否獲得認可等。幼兒教師的發展與領導有很密切的關系。他們之間的關系也影響幼兒園的發展。幼兒教師獲得園領導的認可,感到自身工作很有價值,增強職業幸福感。其次是幼兒教師與家長的關系,在工作中,家長的一言一行都牽著教師的心,在對幼兒教師工作的評價和認識上,家長一方面是社會的代言人,一方面是教師工作的直接評價者。絕大多數的家長尊重、信任和肯定他們的工作。這是對幼兒教師辛勤勞動的承認。這種被承認和認可的體驗是一種幸福的體驗。再次是幼兒教師與幼兒愛的互動,在教師與幼兒的交往中,教師給予幼兒愛時,幼兒也會以一份真誠的愛回報教師。對于教師的付出來說,幼兒的愛是最大的安慰、補償和回報。這是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主要源泉。我在多個幼兒園實習過,在我的觀察中發現很多40歲左右在幼兒園當教師超過15年的老師,看到幼兒因為想父母哭鬧、尿褲子、辦錯事,都很默然,甚至生氣地指責,比較煩躁,工作積極性明顯低于年輕教師,得到幼兒愛的反饋較少,職業幸福感偏低。
(二)內在因素
1.幼兒教師的工作態度。
幼兒教師對幼兒教育事業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體驗。古今中外的優秀教師和教育家,把工作干得有滋有味,似乎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享受工作,如裴斯泰洛齊、福錄貝爾、陶行知等,他們就是以審美的態度對待工作。但實際中有不少幼兒教師工作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把工作當成謀生的手段,感受不到教育工作的樂趣,真正意義上的教育生涯也就結束了。
2.幼兒教師工作中的成就感。
幼兒教師工作的成就感可從兩個方面獲得,一是自身的工作能力在不斷提升,二是幼兒的成長進步。幼兒教師工作面對的是一群天真無邪、充滿好奇心的幼兒,教會幼兒認識自己的水杯、毛巾,成功地組織一堂課,內心都會伴隨著無比的喜悅,看到幼兒在自己的精心照料之下健康快樂地成長,認為自己能勝任這項工作并非常有價值,當然就會產生一種成就感。這種職業的成就感是影響職業幸福感的內在因素之一。
3.幼兒教師的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影響其職業幸福感。
已有研究表明,那些富有理想、熱情洋溢的教師,以及執著地為實現其理想而努力工作的教師,更容易產生職業倦怠。因為他們過分努力投入到工作當中,精力的消耗會非常大,他們希望通過努力可以獲得成功,然而現實并不總是如愿的,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會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從而影響職業幸福感。
三、提升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途徑
(一)幼兒教師對本職工作應樹立正確的認識
對工作的正確認識,包括對工作的性質和價值的認識。幼兒教師只有對工作的性質和價值有了正確的認識,才能從內心深處接受它,體驗到幸福感。因為每一種工作都有它的價值,從不同的角度看它,便會產生不同的感受。有些人認為幼兒教師就是看孩子的保姆,什么人都可以干,其實不是這樣的,幼兒教師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專業素養。首先我們自己應對自己的工作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幼兒在六七歲時腦重已達成人的90%,感知、注意、記憶、想象、思維、語言都是在此之前形成并逐步發展完善,說明幼兒期的教育非常重要。有一定專業知識的教師都知道0~6歲,存在著很多不同關鍵期,比如說4~5歲是幼兒堅持性發展的關鍵期,幼兒教師要在這段時間注意對幼兒堅持性的訓練,并告知家長進行配合,可以幫助幼兒擁有良好的堅持性,對幼兒今后的學習或是工作都是非常有幫助的。如果錯失了早期發展的關鍵期,今后將很難彌補,甚至影響幼兒今后一生的發展。所以說幼兒的早期教育非常重要,幼兒教師的責任重大工作擁有巨大的價值。其次,為什么同樣在幼兒園工作的教師,面對同樣的孩子,有的能從幼兒身上體會到幸福感,有的卻不能,其原因是源于不正確的兒童觀和教育觀。如果想從幼兒身上體會到幸福,我們要改變對待幼兒的看法,試著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幼兒,因為幼兒身心發展水平的局限,經常會犯一些讓成人看了極其可笑的錯誤。我們作為幼兒教師,在幼兒園里充當“媽媽”的角色,應該理解包容孩子的缺點、錯誤,去幫助他,而不是指責、怒罵、嘲笑。孩子的天真無邪,愛得真摯、純潔,讓許多成人自愧不如。著名的教育家蒙臺梭利曾說過“兒童是成人之父”。中國最早發現兒童的作家周樹人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所以,幼兒教師要改變自己的兒童觀,理解幼兒就會減少大發雷霆和誤解幼兒,而且幼兒的好多優良品質都值得我們去學習。
(二)通過多種途徑提升幼兒教師的教育教學能力
幼兒教師整體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社會對幼兒教師的評價,也可提高學前教育的質量。所以,社會應重視對學前教育師資的培訓,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做起:首先,對師范院校中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要盡可能投入豐富的教學資源使學生掌握扎實的理論,并讓學生有機會去幼兒園參觀、見習,從而對幼兒園有一定的了解,在進入幼兒園時不會茫然失措,更容易適應幼兒園。其次,是幼兒園提供各種機會為在職教師充電,或鼓勵他們外出學習。最后,幼兒教師在教育教學活動后,主動對自己的教育教學行為進行反思,總結經驗得失,以提高自身教育教學能力。幼兒教師教育教學能力的提升,對于幼教工作的得心應手,便會得到領導的認可、同事的好評、幼兒家長的支持與配合,會使幼兒教師感到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服務型政府”是中國學者在21世紀前后提出的全新概念,也是中國學者面對新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的急劇變化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進行的一次大膽探索。近年來,源起于福建省泉州市工商局,在全國工商系統全面推行的工商行政指導,就是其中范例之一。這種靈活且富有彈性的行政方式,越來越受到了行政機關的普遍重視,成為有別于傳統行政管理模式的新型行政方式。
一、“服務型政府”理論引介與工商行政指導的興起和發展
服務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把為社會、為公眾服務作為政府存在、運行和發展的基本宗旨,這種類型的政府將徹底拋棄舊的治民理念或“為民做主”的觀念,而確立為民服務和“由民做主”的理念。服務型政府應當是一個民本政府、責任政府、有限政府、法制政府、陽光政府、效率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作為一種更高形態的政府類型雖然包含著上述概念指稱的全部內容,卻不能歸結為它們,更不是它們的拼湊和雜糅,而是對它們的超越,是一種面向后工業化現實的政府模式。”
隨著“服務型政府”理論對政治發展與行政實踐影響的不斷擴大,促成了政府職能與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關系的變革。作為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求平衡的一種制度嘗試,2005年,福建省工商局在泉州等地試點的基礎上,在監管執法與服務維權等領域全面推行行政指導,充分運用這一新型的柔性監管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為政府組織創新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效能,優化公共服務,促進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良性互動與合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行政指導(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指行政機關在其職能、職責與職權管轄范圍內,為適應復雜多樣化的經濟和社會管理需要,適時靈活地采取符合法律精神、原則、規則或政策的指導、勸告、建議等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方法,謀求相對人同意或協力,以有效地實現一定行政目的的行為。簡言之,行政指導就是行政機關在其職責范圍內為實現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則、規則或政策的指導、勸告、建議等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行為。與傳統的剛性行政管理方式不同,工商行政指導實踐突出了柔性指導,突出行政相對人的參與、協作與配合,其過程實質上是一個政府與民眾間相互溝通協商、共同參與、協作配合和自律自治的良性互動過程,充分體現行政主體對行政相對人個體意志的尊重與需求權益的關懷,彰顯行政主體人文化的公共服務理念。它是順應行政民主化的時代潮流,在現代公共治理理念催生下出現的一種以人為本的新型行政管理方式。
二、基于“服務型政府”視角解析工商行政指導的實踐轉變
1、行政理念:由“權力本位”到“責任本位”的轉變。傳統行政觀念認為,政府機關就是履行行政權力、管理社會、約束行政相對人行為的,行政權力是政府機關的唯一存在方式。這種權力本位的行政理念,往往會使行政機關及其人員忘記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事實上,任何行政主體都是責任主體,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處于責任狀態,這是公共治理的基本邏輯。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是天職。這要求任何行政主體都必須樹立“真誠為民服務、提供平等服務、提供有效服務”的理念。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過程,也是其履行職責的過程。從這點上說,行政機關的權力與責任是統一的。責任本位理念要求行政機關必須關注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和利益,盡可能多地吸引他們參與到公共治理實踐中來。工商推行行政指導,把服務市場主體和服務市場經濟秩序當成分內責任,在實際工作中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提高了辦事效率。例如在市場準入方面加強信息引導,可以減少企業的投資風險,引導企業守法經營。由此可見,行政指導這種行政模式增強了工商部門的行政責任,也能夠充分調動公民社會組織對行政活動參與的積極性,為達到共同的行政目標奠定基礎。
2、政府職能:由“管制型”到“服務型”行政的轉變。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推行行政指導是適應市場經濟環境下行政管理體制創新的需要,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傳統的管制型行政是種以權力為本位的行政模式,其行政理念往往習慣于“管”和“罰”,行政執法部門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關系也往往被簡單理解為管理與被管理、管制與服從的關系。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要求政府承擔更多的服務職能。而服務型政府理論采取的是“顧客導向”,把權力中心主義轉變為服務中心主義,實現由管制到服務的轉變。公共權力社會化,公共管理變成為公共服務,使服務成為行政活動的主題。政府行政活動實質上是提供公共產品,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工商行政指導改變了以往“重管理輕服務”的觀念,充分運用“說服、勸告、引導、商談、幫扶”等柔性手段,把服務行政相對人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將管理融入服務,彌補了傳統單純依靠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手段的不足,促進了工商部門在監管執法、消費維權等領域的履職到位。
3、監管模式:由“剛性為主”到“剛柔相濟”的轉變。在單向的“命令——服從”行政監管模式下,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剛性管理手段得到廣泛運用。在這種行政模式下,行政主體的意志處于絕對支配地位,行政相對人則比較被動,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容不得置疑、反駁、拒絕和抵抗,行政雙方長期處于對抗的緊張關系。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更深入人心,公眾參與、追求公正的意識逐漸增強,說服型、說理型的行政監管模式備受推崇。以權力為主導、帶有強制性的傳統行政模式,已無法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以開放透明、互動參與、說服溝通、協商服務為主要特征的工商行政指導,體現了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轉型。在監管執法等行政活動中,通過運用建議、說服與警示等柔性的行政監管手段,做到剛柔相劑,相得益彰。充分尊重行政相對人的意愿選擇,能夠有效減少磨擦、抑制和對抗。從而增強相互間的配合、合作與協調關系。這是形成“以理服人”、“合作行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建設服務型政府,實現“科學監管”、“依法監管”和“和諧監管”的必然選擇。
三、“服務型政府”理論對完善和優化工商行政指導的啟示
服務型政府是把管制納入了總體的服務框架之中,是為服務而管制,管制是手段,服務才是最終目的。這些理念對工商部門完善和優化行政指導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
1、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服務型政府”理論認為,公民不僅是國家的主人也應是公共管理行為主體,要從以往管理客體或者顧客的被動角色中擺脫出來,不斷增強參與意識,成為公共治理過程的積極參與者。在今天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公民積極參與和公民自治能力為主導的治理模式已成為主流,沖擊著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這使得傳統的國家或政府組織的作用逐漸縮水,而公民社會正在不斷強大起來,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所有這些,凸顯了公共治理過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工商部門開展行政指導,始終堅持著以人為本、執法為民的原則,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需要。在行政指導實踐中,行政相對人是否參與或接受行政指導,則由其自主抉擇,充分體現行政主體對行政相對人個體意志的尊重與需求權益的關懷,彰顯公民本位的公共服務理念。而行政指導的目的,則主要是集中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促進社會發展上,這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要求。只有確實把工作著力點和重心放在服務行政相對人上,才能更好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服務導向,彰顯公共機關的職責轉型。政府職能轉變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是職能轉變的總方向,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體制保障。新公共服務理論學家認為,政府實現公共服務的方式是“掌舵”,而不是“劃漿”。在推進公共治理過程中,要能夠解決好“缺位”、“越位”和“錯位”的現象,把政府職能轉到“市場調節、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為公民社會組織服務是任何行政機關都必須始終牢記的職責。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時俱進,改變傳統的管理型行政模式,站在社會公眾的立場,把目光聚集在如何更多地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的服務上,行政指導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推行的。在執法監管、消費維權、食品安全監管以及服務新農村建設等方面加強行政指導,有助于較好地實現預期目標。這種重指導、重服務的行政模式,彰顯了工商部門在新時期下職能的轉變;實踐也充分證明,它大大提高了工商部門的服務水平與質量,得到了社會群眾的普遍認可和好評。由此可見,行政指導作為一種柔性行政行為,與傳統強制性行政方式相比較具有更加明顯的親和力,將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置于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體現了政府機關的民主色彩和職責轉型,因此有利于改善和塑造部門形象。
3.訴求合作,形成協商型的治理機制。在治理理論看來,治理是種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行政模式,它強調政府與公民社會組織問的合作伙伴關系,通過協商互動的方式來共同管理公共事務。而在公共治理過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掌舵”,但這并不排斥公民等其他社會主體的主動參與。公民社會組織是實現公共治理的有效基礎,促成兩者間合作的契合點是公共利益。訴求合作的協商型治理機制,實質上是政府機關對其他主體意愿和利益的尊重與回應,通過積極的對話、有效的交流與合作,最終實現公共利益。工商推行行政指導,擴大了行政相對人公共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具體施行過程中,關于提供什么行政指導、怎樣提供行政指導,事先聽取公眾的意見,以公眾的意愿為第一價值取向,建立了解民意、公眾參與的渠道、規則和程序,有利于進一步提高行政指導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參考文獻:
【l】劉熙瑞:《服務型政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02(7)。
(一)我國社區教育發展概況
我國社區教育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經過三十多年的推進發展始有今日之現狀,覆蓋社區居民的社區教育組織網絡逐漸形成。一般認為,社區教育是指“以社區為范圍,以社區全體成員為對象,同社區民眾利益和社區發展需要緊密相連,旨在建設和發展社區,消除社區的社會問題,全體提高社區成員的素質和生活質量為目的的教育活動綜合體。”作為特定空間內的教育活動綜合體,社區教育基于滿足社區居民的終身學習需求,促進社區與人共同持續發展。即社區教育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尊重人的自主性選擇,向人類提供最廣泛而堅實的教育資源、教育條件。由于目標的多樣性、對象的全納性、內容的廣泛性、質量的公平性,社區教育被納入到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內容中。盡管我國社區教育呈現普及發展趨勢,然而仍處于實驗探索期,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發展難題。尤為突出的是社區教育經費投入保障問題,雖然政策上已經明確“政府撥一點,社會籌一點,單位拿一點,個人出一點”的多元經費保障機制,但實際效果上,社區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還不夠健全,多渠道投入格局尚未形成。就浙江省而言,省內國家級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普遍做到按人均不低于1元的標準劃撥社區教育經費,列入地方財政預算,但后續問題接踵而至———社區教育經費效益制約著社區教育可持續發展。政策導向為我們解決現實性問題提供了路徑選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目前政府購買教育服務成為現代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政策內容。政府購買教育服務,一般是指以支付費用或簽訂協議的形式向社會組織購買高效、優質教育服務,滿足了社會成員對優質教育的期待與需求。相較于當前社區教育經費直接行政劃撥制度而言,“政府購買”政策設計比較契合發展初期的社區教育特點,即運用以“契約”為基礎的商品交換關系,通過市場資源配置實現政府財政效益最大化,一定意義上拓展社區教育發展路徑,也豐富了學習服務載體。
(二)政府購買教育服務之現狀
在我國,“政府購買服務”最先應用于教育以外的公共服務領域,近年來在幼兒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等行業得到了廣泛地實踐與應用。我國學者已從不同的研究視角探索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的本體問題、價值問題和實踐問題,形成了立足于本土化的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的研究范疇。政府購買教育服務是“政府與營利、非營利組織或其他政府部門簽訂契約,由政府界定商品的種類及品質,向受托者支付費用以購買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務。”就目前我國政府職能轉變背景而言,政府購買教育服務提高了政府服務水平,也縮減了政府行政規模。政府主要通過招標、競爭性談判、詢價、單一來源采購等購買方式,也可采用委托、承包等方式選擇承接主體。綜合起來,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具有下列特征,即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在于政府作為教育服務購買主體,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多元化的教育需求,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了自身對公共教育服務供給的責任,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具備“生產者”與“提供者”的分離、以“契約”為基礎的商品交換關系和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費用的三個本質內涵。我們看到,農民工培訓、下崗職工繼續教育等具體教育領域紛紛借鑒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理念,通過“完善運行機制、確保充足的培訓經費投入與加強培訓資金監管、創新多元主體參與機制和探索市場化與社會化路徑”等策略,完善政府購買農民工就業培訓服務模式,取得了比較好的成效。將“政府購買”理念具體植入到社區教育領域中,政府通過購買服務“加強對社區教育的投入,是盤活社會資源、增強社區教育社會參與度和宣傳力的重要途徑”,購買服務成為“社區教育未來發展的有效途徑”。
二、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理性考察
引入政府購買服務理念,盤活社區教育文化資源,提高了社區教育財政經費利用效度,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社區教育發展能力。換言之,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有現實的合理性與路向的可行性。
(一)教育治理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宏觀背景
教育治理強調的是治理幾個主體之間的對話、協商與談判。對于社區教育而言,社區教育治理的主體是政府、社區教育提供者、居民之間確立一種新型關系。這被視為當前推行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充分條件。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治理方式變革,公共服務理論在服務型政府構建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公共治理理論為轉變教育管理方式注入了新的價值因素,蘊含著當代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在教育公共事務的管理中,我們“通過對話、協商、談判等多條途徑,積極鼓勵公眾參與教育公共事務的管理,并建立共同解決教育問題的組織網絡,形成相互合作、共享資源的機制與組織結構,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務”。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一次提出“教育治理”概念,倡導要發揮社會組織在教育治理中的功能。教育治理理論沖擊和改變傳統意義上的社區教育發展思路,將對社區教育未來路向選擇產生積極影響。作為滿足社區居民終身學習需求的主要載體,社區教育亦是教育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社區教育向多元服務型的發展目標體系調整,實現全體社區居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實現居民終身學習、社區和諧共同發展。同時,教育治理主張政府部門深入洞察社區教育發展需求,尋找社區教育制度設計以及政策的切入口。概言之,教育治理背景下社區教育要合理建構社區公共學習空間,不斷拓展公共學習空間的范圍和學習功能,處理好教育的主體與客體、教育的公益性與市場性的關系,處理好學習需求與個性發展的關系。
(二)準公共產品屬性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必要基礎
一般依據共享程度的不同,公共產品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Good)“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只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中的一個特征,或同時具有兩個特征但兩個特征都不明顯”,介于純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如公路、教育等都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從生產和提供方式上看,準公共產品可由政府、市場生產和提供。“由于其存在于人的整個生活環境中,由民眾居住、生活的社區提供,對社區成員具有促進素質全面提高的綜合性,以及促進生存能力增強、生活質量改善的人文關懷”,社區教育與民生問題休戚相關。作為構成未來社會發展的三大基本動力之一①,社區教育是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權威機構都認為,社區教育具有非功利性,屬于準公共產品,應以非功利性教育為主導和目的。理論上,準公共產品應采取政府和市場共同分擔供給的原則。為此,在經費投入不充足的發展初期,社區教育依托政府通過多種組織形式,利用市場資源配置和私營部門的經營技術優勢,有效地滿足社區居民的終身學習多樣性要求,既滿足公平價值,又滿足效率價值,可減輕政府公共財政的支付壓力,實現經費效益最優化。這是運用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理念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路徑架構的必要條件。
(三)供求矛盾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內在邏輯
盡管我國社區教育實驗工作持續多年,成效顯著,然而社區居民的學習需求與社區教育的(教育)學習供給這一內在矛盾尚未得到合理地解決。具體而言,這一矛盾包括兩個方面:其一社區居民的終身學習需求尚不能滿足,處于發展探索階段的社區教育,居民的終身學習需求是社區教育發展的重點課題;其二,居民終身學習需求尚未完全開發,隨著人類對自我認識的深入以及教育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成熟,人類自我學習意識將要求我們加快學習需求的開發與探究。葉忠海教授認為,“激發社區居民的學習動力,是我國社區教育發展的關鍵所在”,開發和滿足社區居民終身學習需求已然成了社區教育發展的永恒要義,終身學習需求的調適和滿足成為了社區教育發展內在動力,是未來社區教育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在社區居民終身學習需求尚不能達到很好滿足時,引入具有市場競爭機制的政府購買教育服務,能有效解決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公平、優質、多元化的教育需求與社會直接供給的優質社區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
三、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利益群體及其行動邏輯
基于利益主體的行動邏輯,探索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對策建議,服務于社區教育科學化規范化發展要求。
(一)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典型模式
目前,國內形成了兩種較為成熟的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模式,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植入,創新社區教育發展形式,以招標采購或學習券等購買社區教育服務。
1.“終身教育券”運行模式
2004年2月,國內第一張“終身教育券”在杭州市上城區誕生,終身教育券借鑒“教育券”的實踐思路與運作方法,以“教育機構設計學習菜單、政府及各行業部門購買”的形式鼓勵和引導市民參與社區教育活動,依托終身教育券各類工程,保障和滿足社區居民終身學習需求。上城區將社區教育財政經費折算成“終身教育券”發放到居民手中,居民憑券自主選擇參與各類培訓機構提供的教育培訓,培訓機構回收“終身教育券”,接受政府考核,兌現經費。簡單而言,政府向居民發放終身教育券,居民通過終身教育券選擇性參加適合的社區教育活動項目,并向社區教育服務提供機構支付終身教育券,機構通過回收的終身教育券與政府部門實現費用兌換,完成了學習產品的交換與交易,實現了按需所教、按需所學。
2.“項目招標”運行模式
一般企事業為了解決技術工人總量不足、整體素質偏低、結構失調等問題,政府通過向普通高校、職業院校(含技工學校)、成人學校(社區學院)等單位公開招標,擇優選擇教育培訓項目。此種運行模式的具體運作方式是:第一步,政府根據教育發展規劃,制定和公布年度需要招標購買的教育服務;第二步,培訓機構根據政府公布招標方案,結合自身教育特色,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申請;第三步,根據招標規則,政府與培訓機構達成契約合作,培訓機構提供教育服務;第四步,政府根據契約和既定標準對培訓機構提供教育服務考核評估;第五步,政府根據考核結果支付兌現經費。根據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的特點和先行探索的經驗,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究其本質而言是政府運用自身的行政權力與各類社區教育提供者簽訂契約,依據社區居民學習滿意和教育服務評估等以公共財政全部或部分支付其費用,已達成能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高效、可選擇的社區教育服務。為此,我們可以認為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本質上是公共服務提供的契約化模式在社區教育中的應用和深化,其優勢在于通過引入競爭機制,使得社區居民在終身學習上從單項接受向多元選擇轉變,盤活和整合了社區內教育文化資源,提高了財政投入的有效性,以提供更適宜、貼近的學習服務。毋庸置疑,上述兩種運行模式充分體現了政府購買教育服務的蘊含。
(二)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利益相關者
同樣,在把握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概念內涵的基礎,明確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利益相關者,厘清各主體的參與形式及行動邏輯,是制定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政策保障的首要條件。政府、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和社區居民構成了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主體,具有“三角”關系的利益主體。其中,政府是整個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主導者,是教育服務的購買方,制約著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成功與否,是經費投入的支付者;目前而言,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主要是市———縣———鄉鎮(街道)社區教育機構,同時亦可包括少數符合條件、能供給教育商品的社會組織,是教育服務的生產者,他們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售賣方;學習者,是社區教育服務的使用者,主要是有學習需求的社區居民。政府、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均基于社區居民的終身學習需求的滿足,也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最為核心的因素,制約著整個教育服務“買賣”交易的發生與趨勢。除此之外,整個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存在著利益不相關者———社會成員。一定程度上,社會成員對整個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負有監督職責。
(三)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人的行動邏輯
人是社會中的人,而非純粹“自然”狀態下的人。面對社會環境所提供給社會中的人的各種“素材”,社會中的人必然會根據自身的理解和需求來對各種素材進行選擇與剪裁,并在此基礎上做出的一項符合其行動目標的理性決定。梳理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內涵和主體參與過程,政府和教育服務提供者基于“契約”精神的商品交換合作關系。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利益矛盾與沖突調試的干預行為,即在一定約束條件下達成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細致考察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利益相關者內部的“交易”博弈和策略選擇顯得尤為必要,唯能準確剖析不同利益主體的博弈策略,才能更好地促進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規范化和科學化。政府是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組織者、購買者,扮演著“購買交易”主導者身份,必須全程參與整個購買教育服務買賣過程,接受社會監督。政府通過自身的行政權力,行使制定規則,籌集資金、項目審核以及信息管理等職能,旨在達成政府行政職能轉變,實現教育治理目標。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產品的生產者與提供者,開發教育服務產品,達到資質要求后與政府簽訂契約,及時向社會公布教育服務產品,接受政府和社會監督,從而達成合理追求自身的經濟效益。學習者學習需求的滿足是政府考核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的核心要素。學習者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教育產品”的選擇者和使用者,通過約定規則實現自身學習權的享用,選擇、使用契合自己學習需求的教育服務是其追求目標。社會成員是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非直接參與者,通過行使自身的監督權達成社會制衡功效,從而達成教育公平目標。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利益主體及行動向度具體內容,不難發現四類利益主體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耦合共生關系。厘清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主體及其行動導向,基于主體的利益訴求表達與回應,為策劃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提供的本源性分析和基礎。
四、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價值取向與操作策略
已有的實踐經驗表明,制度設計和政策保障的滯后性,制約著政府購買服務在社區教育中運用的實際效果。本文從價值取向、利益主體的策略選擇等方面研究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發展規劃和制度設計,以期達成預期目標。
(一)確立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價值取向
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旨在滿足社區居民的多樣性學習需求,價值目標的確立是實施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不可逾越的前提。即將社區教育發展路徑思考納入到政府購買教育服務視野中,意在拓寬社區教育發展路向選擇,要符合社區教育發展內在規律,滿足社區居民終身學習需求。我國社區教育,一般是由“地區住民自發產生的,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實及對終身學習的需求,由政府提倡并與地區基層組織共同推動的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教育活動”,以提升地區居民精神與文化素養、滿足他們自我完善的要求、切實保障居民自主學習權利為宗旨的。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符合社區居民日益高漲的終身學習期盼和要求。社區教育不僅僅具有服務社區居民終身需求的屬性,更具有公益性和社會性的特征,擁有強大的外部效應,能為社區各階層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故此,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要堅持教育公共服務性,遵循公益性為主的原則,構建政府———社會組織———個人多元參與的社區教育發展質量體系,合理建構社區公共學習空間,為居民開展終身學習和創造良好的學習條件、學習環境和學習氛圍,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終身發展,提高社區成員整體素質和生活質量。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應在終身教育框架體系下,充分保障社區居民的學習自、學習條件保障權和自身個性發展,促進社區教育可持續發展。
(二)架構設計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政策環境
在上述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的權利形式和行動邏輯分析中,我們發現政府是整個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流程的主導者和決策者,故此,政府有必要通過自身公權力架構,購買社區教育的政策環境。在我國,推行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中尚缺與之相匹配的制度設計與政策環境。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在國家層面上尚無政策法規依據,各地在推行政府購買教育服務實踐中提煉形成了一些政策,如浙江寧波市《關于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實行政策采購的工作意見》中已將教科文體、社會保障納入到政府采購范圍內,另有上海市浦東新區《關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試行)》。從地方性政策文件來看,各級政府對購買教育服務中“購買程序、教育服務內容、經費來源以及評估監管”等基本問題予以明確,這對于制定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政策具有借鑒參考價值。今后,必須加強政府購買教育服務政策的制定與完善,完成制定系統的政府購買教育服務運行程序,建立健全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教服務的質量標準、招標購買機制、服務考核及財政保障制度,落實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評價評估和風險防范機制,以制度規范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發展政策制度,規約社會組織在社區教育服務生產與提供中的運作職能和過程程序等。
(三)激發引導社區居民的終身學習需求
客觀而言,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能否實現得益于良好終身學習氛圍的形成,也是決定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決定性條件。換言之,積極營造終身學習為核心的新學習文化,激發社區居民終身學習需求,是推行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的首要條件。終身學習已成為21世紀人類生存的重要概念,以終身學習為核心的新學習文化的形成,是學習型社會建設基礎,終身學習文化影響著民眾自覺主動地終身學習。一是社區教育要充分憑借區域環境的文化條件、文化優勢,從積淀豐厚的文化實踐土壤中汲取營養,構建良好的終身學習文化環境;二是強化終身學習理念的宣傳,認真研究和充分發展各類新學習文化,重點推進終身學習物質文化和終身學習制度文化,培育終身學習精神文化等系列工作;三是建立社區教育資源整合機制深入推進資源共享,建立社會參與機制創新社區教育服務載體,不斷拓展社區公共學習空間范圍。
(四)培育社會組織的交易契約精神
社會組織的契約精神是通過商品交換實現政府購買社區教育的基礎之一。對社區教育發展現狀而言,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更多是指各級社區教育機構,以及有能力提供教育服務的各社會團體。契約精神,一般是指契約自由的理念,并由此派生的契約關系與內在的原則,是一種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在政府購買社區教育服務利益相關者及行動邏輯分析中,不可否認社區教育服務提供者主要目標是追求其經濟效益最大化,與此同時社區教育是特殊化的準公共產品,這就決定著各類社區教育機構要履行公共服務責任,遵守契約精神,開發一批適合廣大社區居民的教育服務。這也要求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其一,評估認定各類社區教育機構的準入資質;其二,監督各類社區教育機構的服務質量,這也是培育契約精神的重要環節。
2服裝造型多元形態技術美表達分析
2.1功用形態技術美表達
服裝功用性是服飾文化成因之一,描述因功能所決定的基本形式無法滿足精神需求,將“人”的特性和周圍“物”的協調收納進來,使處于多樣化審美感知等環境中的受眾產生一定生理、心理效用等,借用有象征意義的表現手法,賦予服裝動態系統相應的精神活動能力[6]。功用傳統一直是服裝造型設計的中心,盡管技術引發的物質豐富改變了受眾價值判別標準內涵,服裝造型形態自由性增強,但經異化的設計活動對被動的功用特征影響甚微,各類設計元素以理性技術手段按美學原則造型,用近于裝飾的手法隱匿功用形態,讓其呈現局部具象化或整體抽象性的藝術張力。如軍服造型包括外廓型的功用差異和內飾物標識的功用差異,男女軍服常服廓型采用“T”“X”型,用后腰橫帶、束腰等方式收腰身,既滿足日常活動,又在形態上突出功能美感;姓名牌、級別資歷章、綬帶、胸標、臂章等內飾物則增強軍服作為職業裝的識別功用性。功用形態技術美在生活中極為常見,其語義傳達全面考慮人在服用過程中的生理、心理、行為、環境適用性的硬件要素,同時滿足其感官審美體驗性的軟件要素。
2.2材料形態技術美表達
造型設計是有目的性的對材料和物體做組織、加工的綜合五感創造過程[3]。人們對材料質地及服裝產品整體意象等的感知是動態發展過程的,各生理器官感知材料自然原始的物理特征,通感與空間結合,互通人類感官世界的真實性,引發心理情感體驗與共鳴。新材料涌現、新織造工藝、后處理技術與二次成型技法等都豐富著服裝造型材料形態語言,使其與特定社會文化相聯演繹出一定象征意義,反映服裝的“物—物”關系和“物—人”關系。1)服材表面特性為基礎,表現為已有質地、色彩組合和圖案描繪等二維或二點五維平面與空間所打造的表面視覺一次肌理效應。技術美感染力融合傳統與現代眾多色彩、紋樣的具象與抽象形式,從繪、潑、濺、染、磨等平面或肌理技術手法中汲取營養,用建立于材料本身特性基礎上的特有語言、觀念和感受觸動著裝主體的情感情緒。圖1為Etro2013春夏時裝系列[7],材料形態注重材質表面的數碼印花處理,和服與一塊布的無結構造型、長袍式樣與東方風格的鶴、凰、花卉等動植物圖案巧妙組合,以廓型和冷暖配色的過渡與布局,共同描繪出東方文化意蘊與西方色彩熱情的融通。圖2為Prada2013春夏女裝[8],用段染、浸染、噴染等染色技術以色暈漸變把自然界的抽象為系列綢緞服的圖案裝飾;裁片染彩變換以無彩色為主,染色擴散的純度明度色暈變化產生水色光影效果豐富材料視覺;衣身局部的紋樣以柔美無彩色與淡粉色的互溶過渡實現色暈與硬質綢緞的和諧共存,用抽象性突出設計的東方風情禪意。此類技術美描述逐漸突破材料單純色彩視覺影響,融入更多款式細節設計變化,將服裝設計要素做充分組合。2)以服裝材料二次形塑為延伸,在心理感知基礎上依靠技術建立材料延展的虛擬特征屬性與物質狀態,或用織造形成內部肌理,或用表面立體、鏤空處理、符號與細節質感和肌理的形塑演繹節奏韻律形式的空間層次感,由空間視覺紋理變化引發觸覺、嗅覺等心理特征,傳達成衣某些效用信息;二次形塑可用于整體或局部的體量擴張與空間延伸,包括拼合式形塑、復立體形塑和破壞性形塑。圖3為鄧皓2011春夏針織連衣裙[9],將伊斯蘭建筑禮拜殿內柱上花朵式放射狀小尖拱龕的抽象體作為裙身針織紋樣,采取對稱、連續、循環方式形成二方或四方連續紋樣點綴裙身;裙擺則以獨有的針織技法織造紋理實現表面立體特征肌理,而抽縮堆積獲取了人體空間由深至淺的立體廓型圍合過渡,于流動的服飾變化中將伊斯蘭建筑文化剛直而纖柔的藝術風格呈現出來;圖4的Etro2012秋冬女裝款式[10],用腐蝕加工在絲絨表面做對稱的通透花式紋案,材料肌理層次視覺多變,人體肌膚和面料間的反差若隱若現,帶出材質形塑中的色彩變化;皮革鏤空款式中則將材料二次形塑中“二”的概念豐富化,在同一款服裝中用鏤空皮革與毛料組合,精致的鏤空點、皮革邊緣自然波浪褶的流線感與毛料厚實感共同演繹款式的剛柔特征。材料二次形塑增加了材質的藝術情感和審美感知,可通過表面肌理的不同程度處理達到五感交聯的狀態。
2.3結構形態技術美表達
服裝造型整體印象由外輪廓決定,并引出具有豐富直觀感知的物質實體,而結構技術是外輪廓實現基礎,能構成服裝并展現與裝飾相同的空間張力和生命感知韻律,提供與功用性相適的空間形式。其技術美感通過服裝成型內外塊面與人體凹凸區域的位置關系、相連或相拼塊面邊界線形態等信息傳遞,現將結構形態技術美語義概括為兩類:1)借省道、褶裥、分割線或墊襯等內結構語言,按人體線、面差做空間維度動態軟性雕塑體,服裝體現“微建筑”的美感和流線性。圖5為巴黎世家的設計師尼古拉•蓋斯奇埃爾2012春夏女裝用結構變化演繹先鋒主義建筑形態服飾[11],以寬松式為原始狀態,結合人體頸、胸、腰、臀的連續雙曲面,利用面料折裥成型技術塑造頸前凹面、胸腰落差收式夸大腰腹臀凸面的連續空間變化,用“虛—實—虛”過渡的折裥式省縫劃分為側結構面和中設計面。設計面邊緣虛化的省式折裥影響造型流動美觀性,體現設計者對款式的結構感知和風格定位;結構面省縫折裥形態依據設計面形態變化,除能輔助塑造風格特征外,體現板師對人體結構的理解,保證成衣完整的塑形效果。2)用結構“破”“立”關系創造時代感知形象:一是突破人體比例、表面起伏和面面轉折限制,以塊面二次構建的體量感、層次感和錯視感等形式法則,塑造建筑結構力量感;二是消解省道、分割線形態特征,以折疊、包裹、卷曲等靈變性、容納性結構手段確立人體美感時代精神性的“無結構”模式;從結構創作理念等方面破理性、立感性。圖6為比利時設計師馬丁•馬吉拉2009秋冬利用結構破立關系建立起肩部的屋檐建筑特征[12],“虛化”的結構性細節與“物化”的裝飾性細節弱化人體肩形特征,用肩角聳起夸大廓型特征,領口及腰間的過渡曲線體現面料自然線性向結構力學建筑技術美的轉變,取得剛硬與柔美相間的精致外觀效果;如圖7所示,川久保玲2012秋冬女裝將強烈幾何感的二維平面理念用于服裝造型設計形成紙片裝概念[13],融合材料性能的斗篷式闊擺、大斜度肩頸線、扁平的弧形香蕉袖、略微前置的衣袖窿位、邊緣接口經壓縫工藝處理的廓型等牽引出整件衣服扁平視覺效果的刻意立體造型,靈巧而堅硬的線性特征、純粹且簡化的空間狀態演繹出二次元向三次元空間造型的認知。
2.4工藝形態技術美表達
服裝工藝形態是傳統手工制作和現代工業生產發展背景下產生的技術與文化形態,是對現存事物作美化整理的動態歷史過程,工藝師借助一定材料、工具、審美能力和技巧,在精神與物質材料、心靈與審美對象相互作用、相互結合的情況下,充滿激情與活力的創造性實踐活動[14-16]。按流程順序劃分為:前期生產準備、鋪排料工藝、剪裁工藝、縫制工藝、整燙塑形工藝、質量控制、制訂技術文件以及流水線設計等[17],其中綜合物料特質、機械設備、后整理技術、生產管理等多學科知識,將傳統和高新技術融合,獲取形神兼備的審美載體。前期準備和鋪排料裁剪工藝為后期造型技術做好材料形態、結構形態準備;縫制工藝是造型實現基礎,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由靜態向動態發展,按其制作特點和藝術形態分為基礎工藝和裝飾工藝;基礎工藝縫接各衣片實現從平面向立體式樣轉變的工藝技術,如成衣開衩工藝、開門工藝等;裝飾工藝用于體現設計理念或實現一定功用的工藝技術,或帶有東方刺繡、鑲滾等傳統工藝美術的印跡,或以西方具象或抽象花邊、排褶、鏤空等立體裝飾工藝,借服裝承載或移植工藝的文化蘊義。整燙塑形工藝貫穿于成衣制作整個過程,涵蓋產前、粘合、中間、成品整燙等幾部分,是保證服裝符合人體體表凹凸立體性狀、實現特定造型結構穩定不可缺少的環節。其中歸推拔是成衣造型二次塑形的重要整燙工藝環節,其技術美實現一方面對人體基本結構特征的觀察和把握,了解人體凹凸曲面的表達與工藝實現的關系,確立歸、推、拔的具體應用;另一方面操作中要對成衣造型有連續性、系統性、區域劃分性的充分認識,進而實現工藝操作的連動性。
西藏學前教育專業人才的培養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外發型的學前教育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是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天津幼師、鄭州幼師、長沙幼師、遼寧幼師等內地省份的幼兒教師培養學校,為西藏的學前教育輸出了大量的師資,他們也已成當前西藏學前教育師資人才梯隊的骨干力量[1];二是內源型的學前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即由西藏自治區管轄的學校培養出的學前教育師資,其中本科層次的招生是2007年由西藏民族學院開始的①,專科層次的首次招生是2009年由拉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完成,日喀則職業技術學校和山南職業技術學校是從2011年開始中專層次招生。隨著西藏自治區的民族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從頂層的規劃設計到校級的教學改革,西藏學前教育人才的培養工作也愈加精細化,而學前教育師資必備的音樂素養不僅成為師資培養中課程設置的重要環節,也成為學前教育專業音樂授課教師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西藏高校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的教學現狀
西藏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的步伐雖然明顯落后于全國水平,但其在我國教育事業現代化和傳承西藏民族文化之間,積極探索二者與西藏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工作的平衡點。對于西藏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中的音樂課堂來講,如何將國內外音樂課程教學的先進方法和經驗進行引入內化,并對西藏本土化的音樂元素和資源進行整合挖掘,已經成為濃縮在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教學現狀背后的重點和關鍵。簡言之,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的教學現狀集中表現為對兼顧教育現代化與民族特色的發現、探究與反思。在西藏學前教育專業的培養課程設置中,每個學校的課程分類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都涵蓋通識教育課程、專業課程和實踐課程三個門類。對于學前教育專業的音樂課程,西藏大學將其歸類于專業方向課程,西藏民族大學將其歸類于專業必修課和專業任選課。相較而言,西藏民族大學在學前教育專業的音樂課程設置門類上較為豐富,比如聲樂基礎、鋼琴基礎、樂理視唱練耳、幼兒舞蹈創編、藏族傳統文化、即興伴奏、幼兒園健身舞創編等。從中可以映射出,西藏高校學前專業的音樂課程設置是考慮到教學內容的全面性和對西藏民族文化傳統的傳承性,但音樂課程設置的門類過于繁多,似有喧賓奪主、本末倒置之嫌疑,且對西藏本土文化的課程教學顯然較少。西藏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群體中,招生方式是非藝術生的考試背景,未經系統專業的聲樂訓練學習,學生的音樂功底差是普遍性問題[2]。然而在西藏高校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民族成分中,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學生占據較大比例,源于西藏原生性的唱歌跳舞傳統,學生潛在擁有很強的節奏感和原生態的發聲技巧,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乏專業訓練的不足。但在音樂課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未能充分發揮自身的音樂優勢,反而出現羞怯膽小、外在表現不足的問題。同時擔任音樂課的教師集中為聲樂專業出身,這與音樂課專業技術性強的特征密不可分,但其在學前教育專業知識上的缺乏就成了硬傷,即要重點攻克音樂課程教學與學前教育專業素養之間知識對接、能力遷移的難題。
二、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引入奧爾夫教學法的意義
奧爾夫教學法由德國音樂教育家卡爾奧爾夫于20世紀20年代始創,80年代初由我國音樂理論家廖乃雄引入中國。奧爾夫教學法的靈魂是以原本性為核心,通過音樂和動作、舞蹈、語言的緊密結合,引導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到音樂教育活動之中,重視挖掘學生自身的音樂潛質和文化積淀,注重激發學生的音樂體悟、情感表達和創作潛能。奧爾夫教學法以其獨特的優勢和魅力,與達爾克羅茲、柯達伊教學法享有了世界三大音樂教學法的社會美譽和地位。西藏學前教育專業的音樂課引入奧爾夫教學法既符合當今世界音樂教育和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趨勢,又順應了西藏高校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的改革要求。奧爾夫教學法對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的效果提升有直接的推動作用,新教學理念的運用有助于整合現有的音樂課程教學資源、完善現有的學前教育專業課程設置,使當前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目標更加明晰化,形成傳承西藏民族傳統和歷史資源的文化鏈條。同時奧爾夫教學法將音樂課程教學中的學生主體地位予以淋漓盡致的體現,讓音樂教師更多關注西藏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狀況,包括學生的音樂基礎知識、基本功底、外在表現和再轉化創作能力等,在啟發、鼓勵和引導的良性音樂課堂氛圍中提升學生音樂素養。在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中引入奧爾夫教學法,除了可以提升音樂課效果和促進教學改革發展外,也有著更為深遠的多元價值和現實意義。在教學實施的層面上,顯性效果呈現為西藏學前教育專業學生音樂素養的提高、西藏學前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革新。在教學實施效果的基礎上明確了西藏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方向,教育新理念與新思維直接落腳到西藏一線的學前教育活動中,勢必會促進西藏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學前教育人才隊伍的壯大,進而保障西藏學前教育的現代化節奏與步伐。在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與社會文化的互動環境中,奧爾夫教學法尊重本原性的顯著特色,可使西藏本土的民族文化資源得到有益的傳承保護和深度挖掘。
三、在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中運用奧爾夫教學法的建議
(一)奧爾夫教學法精髓的準確把握和恰當運用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精準把握奧爾夫教學法的要義,是將其運用于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的前提和關鍵。奧爾夫教學法屬于教育學與音樂學的交叉學科,這要求授課教師既要有演繹音樂藝術的能力,又要有傳遞音樂教學的技巧,也要認識到為學前教育事業培養人的教學目的,尤其要能夠對奧爾夫教學法的原本性、實踐性、創造性等特征做到融會貫通,避免誤入徒有其表的冠名式音樂課程教學怪圈。這雖對音樂授課教師提出了高標準和嚴要求,但卻是保障西藏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質效的必然要求。
(二)西藏本土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和課堂引入
西藏高校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引入奧爾夫教學法,直觀印證西藏教育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同時要注重對西藏本土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因為“本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民族教育的根基。”[4]這也符合奧爾夫對音樂教育民族性的觀念闡釋。在挖掘西藏本土文化元素的過程中,從頂層設計、政策指引到資源發現、共謀同致,都要充分調動政府、學校、家庭等社會各界形成合力。在將搜集的西藏本土文化元素整理加工后引入音樂課時,要密切關注學生在熟識度、親切感和自信心等方面的音樂體驗變化,要與學生情感共鳴。
(三)音樂課程理論實踐的兼顧并重和專業對接
在奧爾夫教學法運用于西藏高校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的過程中,教師要緊緊圍繞理論目標與實踐目標開展音樂教學,切忌一味單純追求學生音樂素養能力的提升,也要重視向學生講解奧爾夫教學法的理論知識,讓學生在親身參與體驗和教師啟發引導之下,完成對教學法的理解、認同、掌握及運用,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音樂能力。此項教學策略務必要貫穿于西藏高校學前教育音樂課的始終。另外要觀察和調整奧爾夫教學法與學前教育專業的適應性問題,在二者的匹配對接和環境平衡中,助力奧爾夫教學法在西藏一線學前教育中的推行適用,發揮教育生產力的持久功效。
參考文獻:
[1]嚴仲連,姚偉.西藏學前教育五十年[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4).
[2]趙曉偉.西藏高校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開設思考———以西藏大學為例[J].西藏教育,2018,(02).
一、導學教師的概念及其提供的非學術性支持服務
根據“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和開放教育試點教師配置基本要求”,規定了基層電大教學點要配置導學教師,導學教師的基本職責是負責指導學生學習等工作。但尚未對其概念進行界定。有研究者認為導學教師的角色很難用傳統教育中的“班主任”來概括,導學教師是指導學生自主學習的“導學生”,協助學生自主選課的“策劃員”,幫助學生學習的“咨詢員”,學生心理的“導航員”,日常事務的“管理員”,以及鼓勵學生學習的“啦啦隊員”。也有的研究者認為遠程教育導學教師指在我國遠程教育環境中,引導、支持、幫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實現其學習目標的一類專職人員,其工作職責主要包括對學生的入學指導、咨詢服務、情感關懷、管理服務等非學術支持服務。
二、重新認識導學教師的非學術性支持服務
(一)從遠程開放教育的發展方向看
從網絡遠程教育的發展趨勢看,導學教師是現實教育與虛擬教育的橋梁,是促進這兩種教育形式不斷融合的中堅力量。當網絡遠程教育興起的時候,它的發展前景并不怎么被看好,從事傳統學校教育的人幾乎都懷疑它對學校教育的競爭力,更不會相信它會對學校教育會構成威脅。但是MOOC突然強勢興起的時候,學術界出現過網絡遠程教育將來有可能取代傳統的學校教育的論調根據“交互距離理論”,遠程學習者處于分離狀態,“學生、遠程教育機構和教師之間的分離導致三者之間的交流缺失”。網絡遠程教育與傳統學校教育的融合,意味意著網絡遠程教育要在保持自己的優勢和長處的同時,吸收傳統學校教育的優點,彌補自身的缺點。由于在遠程教育條件下,教師、學生及遠程教育機構處于分離狀態或準分離狀態,三者之間缺乏傳統學校教育的那種頻繁的交流。因此,教師很難言傳身教,以自己的品行和人格魅力來吸引學生,對學生形成潛移默化的教育;學生也會對不能親自聆聽自己敬重和崇拜老師的講學和教誨而感到十分遺憾;學生之間也很難有大學校園生活中形成的終身難忘的同學友誼,對遠程教育學校也感情也會相對陌生而顯得淡漠。
(二)從以人為本的育人角度看
從加強遠程開放教育的育人功能上看,導學教師是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的主要承擔者。長期以來,由于開放教育的學生不住校,和教師面對面交流的時間相對較少,學生在線上或線下接受的主要是專業知識的教育或專業素質的培養,開放教育的育人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但真正的教育必須以育人為本,必須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本,必須以人的生活幸福為本,關注人的內心世界,關注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和諧發展、人的個性發展、人的持續發展、人的終身發展和人的健康成長。遠程開放教育的導學教師所從事的非學術性支持服務,主要是育人的工作,是在課程教師提供的學術性支持服務之外,關注學生在遠程開放教育過程中的感受、學生個人的全面發展。導學教師所提供的大量非學術性支持服務中,至少以下幾個方面,是與教育的人本主義思想契合的,是更關注人本身的教育活動。
(三)從遠程開放教育的主體作用看
引言
小班輔導教學是當前我國高校英語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則,施行分級教學。采用該模式教學,教師可以做到針對各級學生的具體問題,幫助學生量身打造制訂自主學習計劃和內容,同時對學生實行有效的監督和檢查,使其充分利用我們所能提供的各種條件在課外進行適于自己的水平、且有針對性地大量聽說練習。這種教學模式還可以克服大部分學生自控能力差、學習效率低、學習壓力大等不利因素。本文針對小班輔導教學模式中如何培養學生自主協作學習意識的問題,試圖探索基于小班輔導課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掌握高效率的課內外合作的學習方法,以期能夠提高學生的英語綜合運用能力,助其成長為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合格專業人才。
一、背景分析與現狀
隨著教育部《大學英語教學基本要求》的出臺,我國高校英語教學進入了新一輪的改革階段。《大學英語教學基本要求》提出:“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他們在今后的工作和社會交往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交流,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需要”的目標,大學英語教學培養人才的方向要符合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
新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應以課堂教學與在校園網上運行的英語教學軟件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為主要發展方向漲堯學:2OO2,2OO3)。2004年以來,工程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我們根據第二語言學習的特點,在全校開展的多媒體讀寫課和獨特的自主聽力課的基礎上,設立了1O人以內的小班輔導課,再配以30多門與英語語言與文化相關的選修課,形成了完整的新型課堂體系,構成了具有本校特色的“四位一體”教學模式。該模式強調以學生自主學習為核心,倡導師生、生生之間的協作學習,使整個學習群體共同完成教與學的任務。我們已取得的成就包括:
1.實現學生自主聽力:學校于2006年配備了880個座位的先進多媒體教室,全部用于大學英語教學,全天開放,供外語課堂教學及自主學習使用。學校在語音室建立了自主學習系統,將聽力課安排在多媒體語音室授課。語音、文本內容及答案編人語音室自主學習系統,供口語考試和學生上機自主學習聽力使用。學生可根據課程進度以及自己實際水平與需求進行上機學習。
2.普及小班輔導課:學校建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lO人以下小班輔導教學新模式。學生每學習一個單元后,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參加口語面授輔導一次,每次為1個學時,當一組學生接受輔導的時候,其他幾個小組進行自主學習,平均每兩周面授輔導一次,其余課時為自主學習時間。
3.廣泛多元的學習資源:學校采用的多媒體自主學習系統和校園網為學生們提供了豐富的語言文化相關資源:文本、音頻、視頻應有盡有,學生可按自身興趣和需要點播各種學習資料。
經過幾年的實踐,這種人性化的因材施教模式逐漸成熟,并得到了師生的普遍認可;它是適應新時展的教學模式,隨著現階段教學改革在高校中的深入,正日益顯示出其優越性。以自主學習為依托,學生的自學能力獲得了顯著提高;小班輔導課和多媒體讀寫課相輔相成,學生的聽、說、讀、寫、譯各方面的英語水平都得到了有效的提高;而先進的語音實驗室和自主學習系統進一步解決了學生英語水平良莠不齊、教師無法根據每個學生自身水平進行教學的難題。
二、教學策略探索
以自主學習為依托的小班輔導課與傳統的口語教學具有很大的差異。傳統口語課班級規模大,且僅在課堂進行對話、演講、討論等活動;小班輔導課不僅班級規模小,更利于教師發現學生存在的問題;在教學原則、環節、教師角色等教學策略方面也做出了改革,其在教學策略上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教學原則的轉變——采取分級式的教學策略
英語口語教學應該遵循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原則。此原則體現在具體教學實踐中就是采用分級教學:小班輔導課總體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
在初級階段教學內容要具體,不要太抽象,最好是采用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小故事與對話的內容,使學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又能熟悉外國人日常生活方式及應答方式。在初級階段的學習中,學生還應該學習和掌握一些英語最基本的句型和習語、慣用語,要能熟練到脫口而出的程度。此外,背誦在語言學習中,特別是初級階段,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背誦,掌握一些公式化的固定表達法、記住許多現成的口頭話語,對能編制出創造性的言語、彌補第二語言規則的不足以及擺脫交際困境都是必要的。
中級階段訓練目標主要是培養學生連貫說話的能力。教學內容可包括愛情友誼、人際關系、個性特點、生活習慣、趣味愛好、生活經歷、體育運動等等。教學方式可采取復述短文、概述大意、描述圖畫、回答問題、觀點討論、角色扮演、把故事編成對話、把對話編成故事等等。
高級階段亦可稱為創造性階段。高級階段的教學內容可擴展到對各種問題及現象的討論與辯論,比如子女教育、養兒防老、青年人思想狀態、國際熱點問題等等。教學方式主要采用辯論、演講、小組討論、總結發言等等。
(二)教師角色的轉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
小班輔導,學生是主角,但教師的作用又必不可少,如何將小班輔導課上好一直是幾年來教師們探索的問題。在有限的時間里既要讓學生學得實、記得牢又要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小班輔導教學這一新教學模式下,教師要有意識地進行角色轉換,努力構建—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教師應該由過去單純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教學內容的設計者、教學活動的組織者、教學過程的監控者、教學結果的檢驗者、學生能力的培養者。教師的作用如同導演指揮全局,學生是演員,是戲劇的直接參與者、完成者,是課堂活動的中心和動力所在。教師要恰當地行使自己的指揮權,引導學生盡快進入角色。教師可以通過教學設備、材料和手段,有意識地培養學生觀察和適應語言環境的能力,幫助他們排除母語干擾,培養學生的英語口語能力。:
在口語表達過程中,學生犯錯誤是在所難免的。對教師來說,應重視那些妨礙交際的結構與時態錯誤,個別單詞發音不準等現象則不必太在意,特別是學生在自由表達時不宜過多糾正、打斷,否則會影響學生的思路,破壞其語速,甚至會使一些學生害怕出錯而羞怯,從此不敢再用英語交流。小班輔導課上很少張嘴甚至不敢張嘴,這才是學生需要克服的;至于英語語音問題則屬于自主學習范疇,學生可利用自主學習資源來模仿母語者的發音或自學正音教程解決。
(三)教學思路,環節的轉變——自主學習與小班輔導相結合的教學策略
小班輔導與自主學習是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的。自主學習在小班輔導模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教師對學生進行小班輔導的前提。學生需先利用自主學習時間完成每單元規定的視聽學習內容以及教師布置的學習任務,才能有準備地參加小班輔導課,以達到理想的學習效果。所以,上小班輔導課必然要遵循四個環節——檢查(checking)、督促(monitoring)、練習(practicing)、提高(improving)的。
檢查(checking)是對學生自主學習的驗收。教師用多種形式對學生的自主學習成果進行考察,比如,聽寫、提問、復述等等。聽寫可以聽寫預先布置學生自學或者復習的單詞、短語以及表達方式;口述、單詞競賽或卡片提問(制作中英文卡片,置于黑板或分發給學生互相交換提問)的形式均可。提問與復述則是對自主學習內容的復習,針對自主學習資料設計問題進行提問,不僅能全面考察學生的學習成果,更能杜絕課前抄答案現象。同樣,對某篇資料或對話的復述也有助于學生掌握地道的語音、語調和表達方式。
督促(monitoring)是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的回顧。該環節在具體授課上體現為prepareddialogue,preparedpresentation,preparedQ&A等形式。教師在前一節課根據學習內容布置作業,對話、演講題目或思考題,需要學生課下提前準備。對話題目與形式可參照外研社《新視野視聽說教程》中每單元models后面的練習題;演講與思考題根據所輔導的內容或相關內容擬定。該環節的訓練是對學生課下自主學習的一種變相督促,即使學生出于某種原因無法完成所有自主學習任務,也可以通過準備作業來學習重要知識。
練習(practicnig)是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的鞏固。該環節主要體現在課堂活動上,即興演講(on-linepresentation)、課堂討論(discussion)、群體游戲(games)等等。即興演講難度稍低于preparedpresentation,時間不宜過長,兩分鐘左右為宜。課堂討論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和領導能力,它以小組的形式進行,將小班分為兩個或三個小組,每組由學生自己選出小組長(或輪流擔任)組織討論、做筆記并作為代表概括發言。團隊的成就感和歸屬感有助于增強學生們參與課堂活動的積極性并受到有益的同伴壓力。團隊的杰出表現可助學生獲得成就感、增強自信心,而歸屬感正是通過這種結伴或分組活動來獲得滿足的(Donald1985)。討論題目應在所學內容上有所擴展,第二冊第八單元是Crimedoespay,那么課堂討論題目就可以是Whatisyoumpinion0ndeathpenalty?DoyouagreeOFdisagreewithit?Why?群體游戲的形式則多種多樣,教師可根據學習需要決定選擇某一種游戲活動。比如,在輔導Bewareofads!這一單元時,選擇若干創意廣告供學生解讀,對率先回答正確者予以獎勵。
2 流動人口體育參與對其幸福感影響的代際差異分析
流動人口幸福感存在代際差異,新生代的幸福感優于老一代,然而不同代際流動人口幸福獲得的因素和機制是否也存在差異呢?為了更好地分析流動人口體育參與對其幸福影響的代際差異,本研究設置模型6一模型11進行比較。
表3的統計數據顯示,無論是對于新生代的流動人口,還是老一代的流動人口,住房產權、公平感和健康是影響他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社會特征(性別、婚姻狀況、工作)、經濟狀況(家庭收人、收人不平等)、社會比較(社會階層認同、社會階層流動)、權利保障(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體育參與和社會資本(信任)因素卻對兩代流動人口的幸福感存在顯著的差異。對于老一代流動人口而言,男性、已婚、無工作壓力、家庭高收人、收人不平等、社會階層認同高、向上的社會階層流動均能顯著促進其積極幸福體驗,這些因素對新一代流動人口幸福影響不顯著。對于新生代流動人口而言,購買醫療保險和高信任度才能提升其新生代流動人口幸福感,而購買養老保險反而造成消極的幸福體驗。這恰好驗證了本研究的“代際影響差異假設"Hs。
一、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目標選擇
行政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的有效形式,已經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嘗試多年,其效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調解主要通過運用溝通技巧及協調復雜問題的技術來發現和促進合意。調解的過程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協商,在協商過程中,調解人可以整理出各種爭論點并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協助爭議的當事人之間進行符合實際的、有效的溝通,尋求分歧中的共同點,并在協商可能破裂的情形下使各方保持克制。”{1}但行政復議調解制度在我國法律上正式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1]1990年國務院出臺的《行政復議條例》第8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審理行政復議案件,不適用調解。”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將原國務院的《行政復議條例》中關于行政復議不適用調解的內容刪除。但是由于受“公權力不可處分”思想的影響,對能否在行政復議中使用調解手段,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各級行政復議機關在進行行政復議活動時,逐漸形成了不能使用調解方式結案的慣性思維。行政復議機關只是對部分復議案件采取不公開的“案外調解”方式解決疑難問題。
據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統計,這個時期全國各地在受理的行政復議案件中實行“案外調解”方式審理案件的數量逐年增加。[2]從吉林省《行政復議條例》實施后(1990年)、《行政復議法》出臺前(1998年)、以及《行政法復議法實施條例》頒布前(2006年)三個階段行政復議案件數量變化情況,也可以看到吉林省行政復議“案外調解”的案件數量有很大增長。也說明了行政復議實踐領域,對建立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行政復議調解節約行政復議成本,提高行政復議效率,“取得的無形效益是非常巨大的”。{2} (P246)
2007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進一步明確了行政復議調解在解決行政爭議、建設法治政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實施條例》第50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復議機關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自由裁量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申請行政復議的;(二)當事人之間的行政賠償或者行政補償糾紛。行政復議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字,即具有法律效力。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生效前一方反悔的,行政復議機關應當及時作出行政復議決定。”這一規定明確了調解在行政復議中的合法地位,由此經歷了20年的時間,我國行政復議調解制度正式確立。
但是我國行政復議中調解制度的實行時間不長,學術界對此問題關注不夠,各地對《實施條例》的適用情況也不盡相同,甚至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原因之一是各地對復議調解制度的目標定位理解的不同。[3]關于行政復議調解的目標定位學術界對此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功能應該包括:(1)雙方當事人通過合意行為解決行政糾紛。(2)自由:當事人自主解決糾紛,尋求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的平衡。(3)效率:調解雙方作為平等主體以最少的成本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產出。(4)公民平等參與,是現代民主法制社會的基礎。(5)促進制定法的完善,根據調解反饋的信息,發現制定法的瑕疵,進行修改補充。{3}還有學者認為應該定位于六個方面:(1)簡便高效,成本低。(2)實現“以人為本”的行政管理理念。(3)充分尊重當事人解決行政爭議的選擇權。(4)減少行政機關與民眾的對立情緒。(5)徹底解決行政爭議,減少訴訟,上訪案件,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6)為法律的完善提供實踐經驗。{4}行政復議調解是效率價值與公平價值最大程度上的融合與體現,是個體自由與公共秩序的有機結合。{5}
筆者認為行政復議調解制應有六大目標選擇:平等參與、意思自治、合意抉擇、法律規范、提高效率、減緩沖突。
平等參與,這即是實現行政復議調解的前提也是其目標。民眾與行政機關通過調解的形式直接參與到關系他們切身利益的行政復議中。也就是說行政復議調解能夠使普通民眾在行政復議調解過程中,與行政機關處于平等地位,民眾能夠影響行政復議決定或調解協議的作出。通過民眾的平等參與,實現政府與民眾的直接溝通和互動,增進相互的合作。相關的程序要求及衡量指標主要有:征詢行政機關調解意愿時,是否同時也征詢了普通民眾的調解意愿;調解過程中,普通民眾是否與行政機關有平等的發言權;雙方的意見是否得到了平等的重視和尊重;各方的利益和意見是否得到了合理有效的協調和平衡。
意思自治,即在法律的規定范圍內,管理相對人自主決策、自由行動、充分表達個人意志。有學者分析指出“調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權利人放棄部分權利為代價的,所以,即使是調解中的讓步都是當事人自愿作出的。”{6}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確立是盡可能保障管理相對人在解決糾紛中的自由,給予他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的處分權,這是對社會成員私權利尊重的具體體現。相關的程序要求及衡量指標主要包括:管理相對人是否有自由選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的權利;調解過程中,管理相對人有自主決定權,即行政復議調解程序的啟動權,是否要將調解進行到底,如果管理相對人不同意調解繼續進行,行政復議機關應終止調解;調解協議的簽署必須是管理相對人自愿達成的,任何人包括行政機關不能將自己認為正確的解決方案強壓給管理相對人,要求他們接受。
合意抉擇,這是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基礎,是指求大同、存小異有原則的自愿。包括是否選擇調解、如何調解以及是否接受調解的結果都有賴于調解雙方當事人的自愿選擇等內容。調解方式的采用與調解結果經雙方同意或合意,類似于契約,調解過程則類似于在第三者幫助下或主持下展開的契約交涉過程。相關的程序及衡量指標主要包括:行政復議調解能否達成一致,是否雙方都同意選擇調解方式,調解協議是否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才生效的;對調解協議的全部內容是合意的,而不是部分合意。
法律規范,就是通過完善行政復議調解的程序規范(包括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等),保證行政復議調解協議內容不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最終保證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規范性。相關程序和衡量指標包括:行政復議調解有無規范的制度依據和具體操作程序要求;程序規范的細致化和完善程度,行政復議調解內容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調解協議是否維護了公共利益等,調解協議履行情況;調解行為是否具有“先例”示范作用。
提高效率,是指以最小的行政復議調解成本,實現全面徹底的解決行政糾紛的目的。通過調解解決行政爭議,可以使行政復議程序大大減化,減少了行政復議機關的人財物的投人。在行政復議調解過程中,雖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交易成本,但是與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相比其成本大大減低。正如學者余凌云分析的那樣,通過調解,雙方當事人互相讓步而締結調解契約的方式,即可以使行政機關以最經濟的方式排除不明確的事實或法律狀態,使行政秩序歸于穩定,又可以避免發生相對人因行政機關單方以行政決定形式解決行政糾紛,使行政機關免于訟累。{7} (P69)相關程序要求及定性定量指標:在平等、民主、公平、自由、解決糾紛的基礎上,是否做到了程序最少化;不同內容的行政復議調解是否區別對待;行政復議調解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人力物力成本(包括行政機關與管理相對人)是否做到了最低化;行政復議調解協議是否簡便容易操作,行政復議調解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是否達到了有效的統一等。
減緩沖突,是對沖突主體之間是非曲直的判斷,或化解或消除沖突.恢復受沖突所侵害的合法權益,保證沖突所規避的法定義務得到履行。行政復議調解可以消除主體間的心理對抗,尤其是避免以后可能引發的“二次沖突”,使行政糾紛徹底得到解決,緩解了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相關程序要求及衡量指標:符合法律規定的調解條件的案件,行政復議機關是告知代管理相對人有申請調解的權利;調解過程中,管理相對人是否能夠真實全面陳述事實,行政復議機關能否充分聽取意見;行政復議調解協議是否是相對人在明了整個調解協議真實內容的真實意思表示;行政復議調解協議是否真正考慮到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利益。
二、關于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目標的實證分析
關于上述的目標選擇,各地在實踐中各有傾重。為此,筆者到湖北等九個省、市進行了實踐調研。從九個省市有關行政復議調解規范性文件來看,行政復議調解制度比較側重的目標是自愿(意思自治)、合法(符合法規范)、解決行政爭議(減緩沖突),可以說這三項目標被大多數地方所肯定。例如上海市,在“蝸牛信息技術公司因不服上海市工商局暫扣營業執照行為申請行政復議”案、“王某不服上海市某區公安分局作出治安拘留處罰申請復議”案、“山河置業公司不服上海市某區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決定申請復議”案、“天馬廣告公司不服市容管理部門作出限期拆除違法廣告決定申請復議”案中,這些典型的案件分別體現了上海市行政復議調解遵循的自愿、合法、公平公正、誠實信用原則。{8} (P74)當然,我國不同行政行業中適用行政調解也遵循一定原則,例如在海關行政復議調解中,遵循自愿、有限、合法、拘束性等原則。{9}稅務行政復議調解為稅務行政相對人提供了平等和諧的對話氛圍,不僅能夠快速解決糾紛,而且對于延伸稅收服務職能、促進征納關系和諧具有重要作用。{10}
總體上講,各地相對比較重視行政復議調解的定紛止爭功能,對于程序性和價值性功能不夠重視。具體而言,一是各地的行政復議調解制度都具有暫時性和試行性,即許多是初步嘗試,具有不完善性。二是對于行政復議調解的意思自治功能雖然有目標定位,但在制度與程序上很少作出詳細安排。三是許多地方規定了邀請專家參與重大問題、群眾關注的行政復議調解。但如何在調解各階段發揮專家的作用沒有相應的內容。四是制度上大多數沒有提高效率這一價值目標的定位,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久調不決的現象。五是制度中雖然沒有規定合意抉擇功能,但在實踐中大多數地方比較重視合意抉擇,無論是調解方式的選擇,還是復議協議的達成都體現著合意抉擇這一定位。
根據以上統計數據,筆者嘗試將我國行政復議調解的目標選擇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行政性目標類,比較側重于減緩矛盾等功能發揮。主要代表有山西、沈陽。第二類是價值性目標類,比較重視體現平等參與、意思自治等方面功能特點,同時也體現了減緩矛盾、合法規范等功能,所構建的制度內容相對比較完善。主要代表是杭州市。第三類效率性類,這類主要是追求制度的簡練、明晰、容易操作。在功能體現上重視提高效率,同時也考慮到平等參與等功能,典型代表是江西。因此,筆者根據上述情況,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山西、沈陽、杭州、江西四個地方三種模式,對其總體情況及其成因進行簡要分析,總結出我國行政復議調解目標功能定位的關鍵因素。
(一)山西省與沈陽市
山西省和沈陽市屬于行政性功能類,在制度構建上比較偏重行政性目標定位,偏輕于行政復議調解的價值性功能定位。由于這一特點,山西和沈陽行政復議調解制度減緩矛盾的目標比較突出,特別是在擴大行政復議調解范圍方面作了大膽嘗試,為解決制約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發展的瓶頸邁出了重要一步。沈陽是東北老工業基地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經濟轉型時期,各種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大批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社會養老、醫療保險制度不配套,城市基礎設施陳舊等問題,造成“官”“民”關系緊張。對于各級政府來講,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發展首先要解決社會各類矛盾,創造一個良好發展環境。行政復議調解制度作為解決行政爭議、促進社會和諧的有效方式,自然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其制度的構建正是在這一大環境下開展的。山西作為資源大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與沈陽類似的狀況。
(二)杭州市
總體上看,杭州市的行政復議調解制度偏重于價值功能,對于行政功能在制度中也有所體現,相對而言少一些。杭州市在價值目標別強調了意思自治目標的定位,這的確比較難能可貴。因為中國現階段推進行政復議調解制度建設,首要的任務要尊重行政相對人的意思自由。由于“長三角”地區的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民眾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民主觀念比較強烈。因此,民眾參加行政復議調解,注重調解結果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平等參與,相互溝通、平等對話,意思自由表達等民主權利的賦予與行使。這樣大大推動了杭州調解制度建設中的價值目標定位。
(三)江西省
江西省行政復議調解制度構建突出提高效率功能,同時兼顧對平等參與、減緩沖突價值目標,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模式類型。江西法制辦在制定江西行政復議調解規則中,始終如一將效率理念貫穿于整個制度中,如為了減少調解程序,將行政復議調解與行政復議聽證合并進行;明確了復議調解的期限,3個工作日內將調解時間、地點通知當事人;調解協議達成后3個工作日內制作行政復議調解書;整個調解制度規定僅僅有860字等,都說明了制定者結合本地實際在效率方面的大膽創新意識。
三、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目標定位
首先,對行政性目標的追求是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優勢所在。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將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確立下來,應該說是為了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變化,是為了滿足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凸顯,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背景下,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需求,是整個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片段、一個細節。具體來說,復議制度能夠從幕后走到臺前,主要是因為其行政性功能的發揮,也即其在化解社會矛盾,特別是化解官民沖突方面的實用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行政爭議多發的狀態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這一階段的矛盾有它自己的特點。一是行政機關的行政權極不完整,并非所有的行政決定都是由行政機關作出的,有一部分實際上是黨和政府同時做的,也有一部分公權力的行使是由企事業單位和自治組織做的,解決其他內部的行政爭議和行政決策相關聯的行政爭議,如果靠單一的司法救濟的途徑看來,有力不從心的方面。二是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尚處于初級階段,法律還沒有成為評價行政行為的唯一標準。有一些法外的行為也要進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評價,需要以法律為平臺更加的彈性”。{11}
以上我們對各地規范性文件的制度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各地的復議調解規定非常重視行政性目標,各地的實踐也非常注重復議調解在減緩矛盾、平息糾紛方面的功能。2008年吉林省受理并審結的1289件行政復議案件中,運用行政復議調解方式結案的占38%,而這些案件都是在《行政復議法》規定的2個月期限內審結的。松原市政府在2008年對城市進行大批改造,其中涉及動遷的家庭近萬戶,一時間因為動遷補償問題有近800多戶申請行政復議,松原市政府在對這些案件進行行政復議中,將行政復議調解與聽證有效的結合起來,最終95%達成調解協議,城市改造全部按期完成,保證了當地在城市改造過程中的社會穩定。2008年長春市政府受理67件行政復議案件,通過調解結案的案件中,調解成功率達到了100%,行政復議調解書履行率達到了97%。僅有一件由于客觀原因沒有得到執行。而不在行政復議調解范圍內,通過作出行政復議決定結案的54件案件中,上訴率達到31%,繼續走上訪途經的占11%[4]在《湖北省行政復議調解處理辦法》、《吉林省行政復議調解辦法》中分別規定了社會敏感、矛盾尖銳等重大案件適用行政復議調解,這說明行政復議調解在解決社會重大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中的作用,通過制度加以確認。江西省、杭州市、吉林市等地也都有類似的規定。
其次,現階段我們應高度關注行政復議調解的價值性目標,特別關注其中的法律示范目標。無疑,對行政性目標的追求是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優勢所在,必須堅持,但是一個制度的有效性并不能證明其正當性。“對于行政復議,從政治家的角度看,有實用主義的傾向,無論是法律平臺還是非法律平臺,只要解決問題就可以。”{11}單純的實用主義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危險的。退一步,我們追求行政復議調解的行政性目標,也必須追求的是目標實現的有效性和長期性,這樣我們就必須在重視其行政性目標的同時,關注其價值性目標。
在實踐中一些行政復議調解組織者對調解的意思自治、平等參與、合意抉擇、合法規范等原則不重視,民主意識較弱,在行政復議調解過程中往往僅注重調解結果,而不關心調解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民主理念,平等意識等內容,這對該制度的發展與構建是很不利的。實踐中也出現復議人員與行政糾紛雙方當事人共同串通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或者復議機關、行政機關利用其優越地位來強迫管理相對人接受其不公平的條款甚至霸王條款等現象。表面上糾紛得以解決,實際帶來更嚴重的隱患。作為治理的有效手段,行政復議調解必須以合法性為前提。行政復議調解不同于民事爭議的調解,在私法領域,原則上,私人合意高于法律規定。而在行政糾紛中,雙方合意的有效性必須以不侵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為前提,也即行政爭議一方(行政機關)的意志自由是有限的,因為它處置的并非個人權益。從本質上講,行政復議調解是判斷性調解,其自愿達成的和解協議需要有權機關再次判斷其合法性。在調解過程中,行政復議辦案人員要運用法律規范性來分析雙方的法律事實關系,并用法律規范來判斷雙方要求是否合理,在此過程中,法律的規定始終應該是核心,決不能為了達成協議而跨越法律的界限,既不能允許行政官員出于個人政治利益的考慮打著化解糾紛、平息矛盾的旗號出賣國家利益,也不能允許行政機關借合意之名,以強制力為后盾壓制相對方的合法要求。
注釋:
[1]所謂行政復議調解是指在行政復議過程中,復議機關根據行政糾紛當事人申請,或主動就復議案件的需要,召集雙方對案件的處理進行協調,結果有兩種:一是調解不成功,復議機關依法作出復議決定;二是調解成功,申請人撤回復議申請,復議機關作出終止復議決定。參見中國政府法治信息網:文克林:試論行政復議調解http: // chinalaw. gov. cn/article/dfxx/dffzxx/hain/200708/20070800020783. shtml
[2]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專門統計了相關數據。參見國家法制辦公室:政府法制簡報2006年第4期。
[3]行政復議調解制度的功能定位取決于對行政復議制度性質的理解。對此有“偏行政”“偏司法”兩說。兩種觀點都是從行政復議適用介于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之間而引申出來的結論。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草案)的說明》中指出行政復議制度要“……體現行政復議作為行政機關內部監督的特點,不宜、也不必搬用司法機關辦案的程序,使行政復議‘司法’化”。參見曹康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釋義》,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可以說,國家在現行的行政復議制度中賦予并特別強調行政功能,是對行政復議行政性質的肯定。
幼兒教師,是幼兒的啟蒙老師,但家長們認為,幼兒園嘛!就是帶孩子們玩,上什么課、殊不知,幼 兒園的課還不好上,要有專業素養的教師才有可能被 幼兒所接受。這從何說起呢? 幼兒園的課你別看它就只有這么短短的 15分鐘或者25分鐘、甚至到30分鐘,如果要在整節課都能吸引幼兒的注意力,教師確實要費很大的功夫, 要上好一節課,我們要查閱許多資料準備許多課件, 讓每一門學科融合到其它學科中,而又始終以一門學 科為主,其它學科為輔,這樣來組織教學,幼兒才不會被催眠曲一樣的睡著或者是像蜂子朝王一樣的起 哄。除此之處,老師的著裝、表情、語言也要貼進兒 童化。這樣才不愧是一個幼兒教師。
許多人都說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教師勞動創造著民族和人類的未來”。教師職業也正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羨慕與尊敬。因此,教師職業被認為是一種幸福的職業。但我認為教師的幸福并不僅僅來自這些高尚的評價,而是來源于教師的真情感受。
首先,教師的幸福來自幼兒的真摯的感情。
人都是有感情的,特別是幼兒,他們的感情總是會毫無保留地完全呈現在你的面前,沒有虛偽,沒有做作,有的只是真摯。所以我也特別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心甘情愿地做不起眼的“孩子王”。在人的記憶里,公式可能淡漠,定理可能忘記,而師生之間培養起來的真摯的感情,卻常常經年累月不僅不淡忘,甚至會越來越深論文開題報告范文。就像我參加工作多年,仍念念不忘曾經的母校和老師,那么若干年后,我的孩子仍能時時想起我幼兒教育論文,并相約來看望我,這難道不是我幸福的理由嗎?
其次,教師的幸福來自于學生的成才。
教師的幸福除了收獲真摯的感情外,還有就是收獲了各類人才。工人、農民生產的機器、糧食能服務于社會,滿足人民的需要,于是他們產生了幸福感、自豪感。那么教師呢?同樣,當一個知識面很窄,各方面能力很低的娃娃,經過幼兒教師、小學教師、中學
教師、大學教師的精心培養,就成了知識較豐富,有一定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才了。看到自己培養的人才在各行各業上實實在在的作貢獻,試問哪一位教師能不感覺到幸福、自豪呢?這就像農民在春天播下種子,等到秋天碩果累累時一樣,心里充滿了收獲的喜悅,這難道不使你感到幸福嗎?
再次,教師的幸福來自于創造性的勞動。
教師的工作對象是人,人是千差萬別的,要做好工作,就得充分發揮創造性。由于這種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教師必須學識淵博,并且每時每刻都要開動腦筋,創造性的處理各種問題。例如,由于你的點撥,使學生想出了更為簡便、快捷的解題方法;由于你的幫助,使學生改掉了不良學習習慣,積極上進;或者又是你的輔導,使學生在各種比賽中取得了好成績……這些無不閃耀著你創造性的智慧的火花,而由此帶給自己的成功感更是令自己幸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