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的研究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倫理學的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時期：倫主經從

這一時期的經濟倫理關系可以概括為：倫理居于主導，經濟受制于倫理。在古代社會，經濟學、倫理學都包含在哲學之中，沒有得到獨立化的發展。對于經濟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見于思想家的著作中。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諾芬、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等。雖然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堅持不同的政治立場，但在經濟與倫理的關系問題上，卻都有著相同的觀點：

第一，財富是幸福的基礎，但財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時德行高于財富。色諾芬的財富觀以物品是否有用作為衡量財富的標準，亞里士多德則提出商品有兩種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換。在對財富認識的基礎上，他們強調人的德行以及靈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認為“最高尚的靈魂一定比我們最富饒的財產或最健壯的軀體為更可珍貴”。

第二，關注公平和平等。教會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價格”的概念，他認為服務于公平利益的交換必須公共地進行。他肯定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商業活動，卻貶低為謀利的經商活動。在具體的經濟交往中，亞里士多德主張遵循“平等”原則，對于那些“沒有名分從某些人手里獲得錢財”，卻“取得過多”的高利貸者，應受到鄙視。

通過對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經濟學和倫理學關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聯姻”是不公平的，因為作為其中一方的經濟學并不具備獨立性。我們可以簡單把產生這種關系的原因理解為財富在此歷史時期沒有獨立地位，哲學家和神學家僅僅把財富看成是一種幸福生活的補充，把人生的目的設定于對靈魂的拯救。

二、古典經濟學時期：經主倫從

這一時期的經濟倫理關系可以概括為：經濟居于主導，倫理為經濟服務。這一時期古典經濟學家提出了類似自由主義、最小程度政府干預等等思想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代表人物有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他們把經濟學的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的研究結合在一起，促成了經濟學和倫理學的“聯姻”。

亞當·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當中，核心是“無形之手”?！盁o形之手”可從三個方面理解：第一，“無形之手”的基礎——利己心。斯密根據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邏輯前提，推論出互利是人們在市場經濟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則。從市場角度來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權，等于保護個人發揮自身才能的權利；從人性角度來看，利己心為個人充分發展創造了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在道德和倫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時利他。第二，“無形之手”的表現——提倡經濟自由，反對國家干預。斯密認為，在自由的市場體系內部，無形之手會在法律的基礎上解決經濟人之間以及經濟人與社會之間的經濟利益決定問題，從而使個人和社會的利益都能夠同時實現“自然秩序”，無須政府干預。第三，“無形之手”的影響——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關心經濟效率提高對于改善社會大多數人生活狀況方面的結果，將大多數人能夠分享到經濟增長的結果視為公平的重要內涵。正是無形之手促進了每個經濟人對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動力，進而提高了市場的效率，提高了對于公平的關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對經濟行為的描述，也包括了對經濟活動的規范研究。一方面，他試圖擺脫倫理的干擾，為經濟學謀得合法的科學地位，把政治經濟學視為可以通過純粹的經濟要素來分析財富的科學；另一方面，本身就是倫理學家的斯密不可能擺脫經濟學和道德倫理的聯系，他更多地將倫理因素引入到對經濟行為的解釋之中，而不是重點對市場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論述。

三、新古典經濟學時期：經倫分離

這一時期的經濟倫理關系可以簡單概括為：經濟與倫理相分離，道德因素最終被排除到經濟學分析之外。新古典經濟學堅持三個基本假定：理性經濟人假設、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嚴格劃分、價值中立。這些假設充分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經倫分離”的特點，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滿足的“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以這一行為模式出發所形成的自由市場經濟乃是最成功的經濟模式，是追求經濟發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邊際效用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和最大化行為之上，新古典經濟學家以此為基礎試圖將經濟學打造成為“精確的社會科學”。如約翰·穆勒在《邏輯體系》中解釋了經濟科學的性質，主張經濟學是獨立的科學；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將經濟學嚴格劃為實證科學的范疇實證經濟學是獨立于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判斷的，在這一點上，它同自然科學沒有任何區別。因此，經濟學只須研究和解決“什么是”、“是怎樣”之類的問題，不用分析解決“應該怎樣”之類的帶有倫理色彩的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定義下的經濟學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與倫理道德“劃清界限”，對于純經濟化因素（例如財富、收入和效用）的關注，使得經濟學留給自由、權利的空間越來越少。象征著衡量經濟效率準則的帕累托原則更是忽視了分配和平等問題。正是因為有如此多問題的存在，才為經濟學內涵的豐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為其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機會。

四、現代經濟：經倫復歸

這一階段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逐漸出現了復歸的趨勢，這個趨勢的產生不僅有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經濟學內部因素的發展推動，也有政治哲學領域出現的羅爾斯的正義論和諾奇克的權利論的外部壓力。兩者都試圖恢復古典經濟學家曾經有過的對社會、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廣泛的興趣。

面對主流經濟學帶來的諸如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嚴重的社會和倫理問題，許多社會學家和經濟倫理學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以信任為主線，強調了文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批判。阿馬蒂亞·森則“冒著風險觸動主流經濟學神圣不可侵犯的‘價值中立’原則，推動現代經濟學回歸到奠定經濟學學科基礎的傳統動因上，進而重建了經濟學之中的倫理緯度?！痹凇秱惱韺W與經濟學》中，森著重強調了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更多地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同時，倫理學與經濟學更緊密的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的研究大受裨益。”

當然，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復歸并不是說經濟學一定要“吃掉”倫理學，或者說倫理學一定要“吞并”經濟學。二者的平衡發展和相互影響才是發展的主流和趨勢。經濟學只有重建倫理道德的思維，才能更好地解釋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并為之提出解決方法。也許這樣，它才能真正成為一門“科學”。

五、結論和啟示

在與倫理學關系的演變過程中，經濟學不僅在自身學科建設和理論創新方面不斷進步，并且也與其他社會科學發生著聯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發展永遠是產生二者關系演變的動因。另一方面，經濟與倫理的復歸本身就說明了二者不可分的關系，只有將二者統一起來考慮，才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從西方經濟倫理思想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有益啟示：

第一，尊重個人的正當利益、肯定個人的正當物質需求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在保證二者實現的基礎上通過倫理道德的引導方能實現市場交易的有序進行，保持“經濟人”的積極性，進而促進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

第二，擴大人的自由選擇是經濟發展的價值目標。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商品經濟，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國，一方面需要提高人們的“自由”意識，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從管理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由“大政府”轉變為“小政府”，這樣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第三，公平分享發展成果是經濟發展的倫理原則。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僅僅是總量的增加，更是社會財富在成員中的合理分配，否則貧富差距將帶來社會的動蕩，進而影響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近期中國提出了實現包括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內容的“中國夢”，這就要求加快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發展制度這一“生產力”。

篇2

[中圖分類號]B8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11X（2012）02-0005-06

一、問題的提出

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展，與現代醫療技術的高速發展及其不斷展現的復雜而多變的“醫療實踐”領域及其急速變革有關。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醫療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現出日益尖銳的生命倫理難題，它們在不斷地“書寫”人類依靠技術治療疾病、增進健康、強化生命的各種“傳奇”的同時，也對人類的倫理規范和法律制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醫療-技術”現象（或者“技術-醫療”現象）的醫學進步和生命倫理實踐，正在不斷地將遺傳學、神經科學（腦科學）、干細胞技術、基因技術和計算機輔助技術（例如影像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帶人醫療實踐；而與此同時，幾乎每一項由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的醫學進步，都對舊有的生命倫理學理論與實踐以及與之相關的醫事法學帶來咄咄逼人的挑戰。生命倫理學面臨如許眾多的質詢，例如：如果我們相信技術進步能夠帶來醫學進步（這一點我們堅持一種樸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種道德的進步以及法律的進步？該問題使得現代醫療技術所開啟的醫療技術行為，儼然成了從生命倫理學視野上影響現代技術挑戰倫理及法律問題的“爆發地”！而每一次技術對倫理或法律的挑戰（如器官移植技術、克隆技術、基因診斷技術、以神經科學為基礎的腦服務技術等），都迫使科學家、醫生、法學家、社會學者、政府、媒體和公眾必須動員起來尋找應對的良方。各種各樣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仍然如揮之不去的魅影，與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實踐如影隨形。

于總體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以現代醫療技術為例，主要集結于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難題以及法律難題。從邏輯上看，它大致包括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三個方面。

其一，倫理難題。即使法律支持該技術，我們在倫理上仍然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存在著諸“理”之沖突而每一種“理”都有理的情況。倫理難題的典型形式有三種：（1）倫理與倫理之間的沖突。即有兩種倫理，一種是從個體自由出發的倫理（它主要關涉權利問題），一種是從總體責任出發的倫理（它以義務為首要原則），這兩種倫理在特定的醫療技術境遇中，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2）一種倫理體系的內部存在著的道德與道德之間的沖突。即醫療行為主體之間（醫生與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張上的分殊和相互沖突的情況，從而在醫生的權利與病人的權利之間產生尖銳的道德沖突。（3）在一種集團倫理或組織倫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著倫理與道德之間的沖突。比如醫院組織對個體有普遍性的倫理約束，而個體的道德原則又可能存在著與組織的倫理規約相沖突的情況，于是在特定的醫療技術行為中，出現了“道德的個人和不道德的組織”這樣的倫理一道德悖論。

其二，法律難題。廣義的法律難題必定是從倫理難題而來，然而在生命倫理學中存在著一類相對狹義的法律難題，它將倫理的討論存而不論，在尋求一種“倫理中立”的法律解釋和立法實踐的過程中遇到了支持與反對都有法律依據的情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律解釋的難題，如兩種解釋都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們彼此相互沖突；一是立法依據的難題，在是否立法（比如針對安樂死或醫自殺的藥物和技術的應用問題）以及如何立法等問題上皆存在著相互抵牾的主張，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圓其說。

其三，倫理一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或者主要地由倫理難題而來，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難題而來，它是內含著倫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關聯問題上呈現的難題。代表性的倫理一法律難題有兩大類：（1）現有倫理上的析理無法為法律上的適用提供依據，而現有法律規范或解釋又無法體現倫理的價值、原則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現了倫理失靈和法律失靈的情況；（2）又或者，倫理上的支持和反對都符合法律解釋原則，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對都有強有力的倫理上的支持。倫理分析、道德論爭和推理是法律問題之求解的基礎，許多法律難題的產生乃由于倫理難題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樣，法律的解決方案往往又作為權宜之計不能真正地為倫理難題找到出路。

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與問題癥候

近十年來，伴隨著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誕生以及人類胚胎干細胞被成功地分離（1998年），以及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繪制成功等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進步及其在醫療實踐中的運用，生命倫理學愈來愈聚焦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技術實踐所展現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亦受到醫療技術最新進展的影響：（1）在漢語語境下，現代醫療技術對倫理與法律的挑戰，成為亟需從文化、社會、宗教、倫理、法律等人文價值世界領域進行治理的難題；（2）而一些似乎已經被解決的問題（如腦生或腦死的問題）又重新成為新的倫理一法律難題；（3）由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臨床研究和應用，前所未有地關涉到相關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和相關制度的公正問題，以及前所未有地標示出技術本身存在的大量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它必須獲得倫理與法律的支持，且極大地依賴于倫理難題或法律問題的治理或解決。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各國政府被迫對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挑戰作出回應，即從倫理治理與法律對策兩個方面籌劃或者設計一種有利環境，既促進現代醫療技術（尤其是高新生物醫學技術）的發展，又盡量避免社會被高新技術所侵害。這使得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于總體上愈來愈面向“應用”，且愈來愈介入具體的社會決策或社會行動。例如：針對干細胞轉化醫學等高新生命技術的醫療實踐及其產生的生命倫理難題，英國于2005年通過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啟動了“社會科學干細胞行動”，鼓勵人文學者、倫理學家、法學家等介入這一領域；歐盟的BIO-NET項目，旨在希望中歐合作研究生物醫學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問題。

中國衛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臺了《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這個文件可以視做我國從政策層面應對現代醫療技術帶來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倫理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官方文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對我國醫療領域的技術創新和醫療抉擇有指導性的作用。然而，這個“管理辦法”并不是我們解決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問題的“靈丹妙藥”，由于遇到的問題有些是非常棘手的倫理難題或法律難題，它甚至無法給出具體的實施細則。因此，中國生命倫理學亟需完成一種“語境梳理”，即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從更廣泛深入的實踐探索中，以及更多維交叉的跨學科視野的關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與科學家或醫療領域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對話研究中，進一步探討我國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和法律對策。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現代醫療技術在中國醫療實踐領域的研發、傳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之外，也正在形成“醫療技術的中國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現代醫療技術的發明、應用及其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對中國人的傳統哲學觀、價值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沖擊，讓中國人產生越來越大的“隔離”感；第二，各種高新生命技術的研發和使用，也正在影響著人們的具體生活，比如，醫療上的器官移植技術、基因診斷技術、試管嬰兒技術，等等，這些技術的使用也正在考驗中國人的倫理意愿，改變中國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時也對現有的法律解釋提出了挑戰；第三，由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形態和生活思維方式，與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傳統上建構起來的現代性醫療技術體系存在一定的差異，一些在西方語境中可以發揮作用的倫理或法律規范有可能在中國社會失效，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難題”。

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一般而言，源于現代社會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產生的與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有關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廣泛而深刻的關注與激烈的論辯；特別地說，源自醫療技術在挑戰倫理及法律的過程中，對中國醫療民生和中國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重大影響。

從學說史的角度或者學術語境看，中國大陸學者對生命倫理的中國難題的研究和關注，是與生命倫理學這門新興交叉學科在中國大陸的產生、發展和不斷成長的歷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認為，大陸生命倫理學開始于1979年，以美國肯尼迪研究所的學者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為事件的標記。同年12月全國醫學哲學的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著名的生命倫理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邱仁宗研究員介紹了英語國家有關輔助生殖技術，腦死亡和安樂死及其他生命倫理學問題的爭議。1980年，《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邱仁宗研究員的開篇論文為“死亡和安樂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倫理學》一書，成為將美國和西方生命倫理學介紹到中國的開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國醫學倫理學》創刊。1988年7月全國“安樂死倫理、法律、社會問題”研討會召開，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全國會議”召開。上述兩本雜志的出版，兩個會議的討論，標志著大陸生命倫理學的正式開始。從1997年至今，大陸生命倫理學進入了“體制化”和“法規化”的新階段。更多的機構審查委員會（IRB）或醫學倫理委員會建立了起來，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訂符合生命倫理的政策和法規上。同時，也有許多學者試圖從中西方文化的傳統資源中尋找生命倫理學中國化的啟示，有所謂“儒家生命倫理學”、“道家生命倫理學”、“基督教生命倫理學”等學術探索和有益嘗試。

然而，客觀地分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有兩大問題癥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對話”；二是不夠“關心”。前者突出地表現為，倫理學家、法學家和科學家往往各自以一種自說白話的“自信”來應對或解決難題，但并未真實地面對問題；后者突出地表現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熱心于追蹤生命倫理前沿問題，對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現狀缺乏調查研究的熱忱或者不夠“關心”，對中國醫療民生難題缺少足夠的關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國本土并面向中國問題。因此，在現代醫療技術對生命倫理及法律帶來的嚴峻挑戰中，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的更為緊迫而重大的難題是：如何在強調“對話實踐”和關注“中國問題”的基礎上，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難題，分析我們進行醫療抉擇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國生命倫理面臨的困境和體系構建的路徑，并給出相關問題的國情調研或國情對策。這意味著，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亟需完成兩大語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倫理學作為“對話的倫理學”的理念的確立?！皩υ挕崩砟畹暮诵?，是生命倫理學在跨學科的條件下，真實地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問題，推進倫理學家、法學家、科學家、醫生、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公眾進入深層次對話與商談的學術旨趣或良知抉擇。因為，無法對話的、或者只是尋求獨自的生命倫理學，習慣了將現有的道德理論或權利理論（如道義論、后果論和四項原則或者附加原則）應用到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分析或解決上，往往使得倫理學家和法學家無法真正地溝通或理解，他們與科學家或醫療（衛生）政策的制訂者，亦存在著不利于對話或商談的知識“偏好”或學科“阻隔”，這不利于相關難題的梳理與解決。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要完成語境梳理，首先必須作為融合或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對話實踐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討某些備選原則的應用問題，（當然這些原則的討論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圖在推進對話或商談實踐上有所作為，并在肅清問題或治理難題的基礎上探討我們如何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法律難題。

其二是生命倫理學的中國理念的確立和中國問題的應對。生命倫理學是在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研究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兩個視野上展開相關難題的分析與治理：一是與醫療民生相關；一是與醫療技術的最新進步相關。中國理念和中國問題，無疑是我國生命倫理學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與法律難題的基本立足點。它在現代醫療技術之總體進展中，確定了面向中國醫療民生難題和中國技術進步難題的價值旨歸。因此，盡可能多地關注中國的醫療民生，以及盡可能多地針對中國問題的現狀進行調查研究，是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構建方向

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倫理學是與生命科學和醫療技術相關聯的應用倫理學。然而，在當代漢語語境或者在生命倫理學面臨的中國難題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思考生命倫理學作為一種新型倫理形態（Ethictopology）的意義。一方面，中國語境將從一種倫理觀的意義上揭示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作為涵蓋生命科學、醫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生態文化系統的本質，及其對重整人類性或民族性的倫理生活形態的醫療實踐運動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中國生命倫理的“形態”理念，將從總體上回應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實現一種立足于中國倫理現實和法律實踐對現代醫療技術進入倫理和法律的路徑辨識或探索，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從原則和理論、問題和難題、政策和實踐三大向度建構倫理體系和法律解釋框架。從這一意義上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路徑，首先依賴于我們如何回到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鄉土”，以一種科學的調查研究的審慎性、精確性和實證性，捕捉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境域及其客觀現實。我們過去關于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關注抽象的理論思辨而缺乏現實關懷，或者著眼于具體境遇中的具體因素而缺乏整體架構，缺乏對相關主體或利害相關人的主觀倫理意愿的調查研究；而實際上，回歸中國語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當代中國人對醫療技術問題的倫理意愿為核心進行的實證調查，這是一項為生命倫理的中國形態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礎上，突破過去按照技術分類體系展開、以具體問題為直接對象、即時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構一個將具體技術活動形態和歷史背景、價值觀念、道德意見、生活境遇、實踐者意愿、社會責任、法律規范以及未來發展訴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進而，通過理論和實踐研究，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和醫療技術的發展，有針對性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重大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治理和應對，以及道德文化建設、社會制度建設、立法與法治化建設，和未來發展總體戰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對策建議、理論論證和國情分析。

基于對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的一種理論預設和學術期待，我們多少能夠展望一下中國語境下的生命倫理學在其形態構建上亟待完善并著力建構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觀視野上的突破。生命倫理學是一個包含了生物學、醫學、社會學、法學和倫理學等諸多學科，高度交叉與綜合的創新性研究系統，是以倫理學為主軸貫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三大領域，圍繞“現代醫療技術”、“生命的診治或加強”、“社會、法律、文化”三大關鍵論題展開的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綜合型論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必須厘清這三大概念的區別、聯系及其各自的問題范圍。因此，宏觀視野的研究，主要是運用倫理學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學反思的方法，從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視野上基于對倫理難題與法律難題的領域界劃或治理機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一種現代性的醫療一技術現象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倫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規范”的論證、辯護、反思和批判的意義上為法律的應用或立法實踐提供應然性之評判、正當性之理據和善的目標參照，它在“活的好”與“做的好”兩個方面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問題，并將之融合到道德論辯和法理依據的分析之中，為法律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立法實踐提供原理支持、原則辯護和價值引導；法律則是通過強制性的規范體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針對具體問題的司法解釋，體現倫理的價值、原理、原則和規范，它在強制性規范或判例的“適用”層面，以不容爭辯的形式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面向行為或應用層面解決有關難題。而“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人的“醫療技術行為”，將醫療技術變革與生命倫理突破以一種亙古未見的方式相互緊密關聯起來了，它凸顯了技術干預所進入的“從生到死”的生命之過程，以及“從身體到心靈”的生命之體系，從而在實踐上給醫療抉擇帶來了各種各樣棘手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這一研究進路，并不僅僅是為了描述或者討論在技術發展、運用的具體過程中產生的具體的倫理和法律難題，而是將“現代醫療技術”視為一個動態演進的現代技術變革與人類醫療實踐相互融合的過程的基礎上，揭示技術活動與人類倫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間的本質關聯，并在此基礎上去審視由于現代醫療技術所引發的一般社會問題、生命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產生根源、呈現形式和治理機制，為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奠定邏輯和概念基礎。

第二，中國生命倫理狀況及法律問題的調查。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在其本質上是對人類生存實踐活動的直接關照，因此，通過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來發現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必要基礎和基本前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其構建路徑，其真實的開端處或起點處，乃在于我們運用社會學調查方法，比如通過文獻研究、深度訪談、問卷被試和現場考察等諸多路徑，獲取中國本土面臨的醫療科技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數據庫和典型案例，以為進一步的綜合研究提供調查分析之依據。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現代醫療技術中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物（或者以技術為中介）之間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四大主題，設定相關問卷，對其中產生的生命倫理及其法律問題進行社會倫理狀況的調查，獲得中國本土（通過多群體分類調查）看待現代醫療技術及其應用的主觀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數據和案例。這將使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變得清晰、明確、有力，從而使得生命倫理學的語境梳理真正向中國的現狀和國情靠攏，找出中國問題的特殊難題。以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的中國難題為例，可能有三種具體表現形式：普遍性問題，普遍性問題在中國語境中的特殊表現，以及發源于中國現實的特殊問題。我們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區分并加以科學的描述，清理出造成這些區別的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社會生活條件，準確把握當代中國人的倫理、法律和醫療生活的真實狀況，以及我們如何認識、理解和應對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蘊含的生活體驗和倫理意愿，決定了我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開啟或者梳理中國語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學術品質。

第三，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研究。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關涉諸多復雜艱巨的問題域或問題系列。在現代醫療技術的范例中，核心的問題軸線是以“生命倫理”為基點或主軸，通過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圖辨析或澄清醫療技術行為中面臨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等方面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因此，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除了要在宏觀理念研究的推進策略上根據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問題軸線展開，還必須面對具體的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強調從“倫理觀念變革”的意義上理解現代醫療技術以及在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具體問題境遇中展開道德辯護、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這表明，我們在問題域和研究對象的劃分上，要通過綜合醫療技術行為對生命過程或生命體系的干預，以及醫療技術發展演進的邏輯線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生命倫理的語境進行梳理。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兩大軸線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應用難題或前沿問題：（1）在技術演進或變革的歷史軸線上，梳理出“常規治療技術”、“高新生命技術”和“涉及人類發展性需求的醫療技術”三大類；（2）在技術與人（醫療主體）相關的空間軸線上，梳理出與身體相關、與神經或心靈相關、與遺傳和世代相關三大類。由此，形成了一個由“時空交織”的問題網絡，并系統探討其內在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立體性的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F代醫療技術對人的生與死、身與心、遺傳與世代等至為根本的生命之過程和生命之體系進行操作、干預或控制，對現有的（包括傳統的）倫理觀與法律規范體系帶來了重大挑戰和沖擊。

四、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與研究路徑

當代生命倫理學是一個涵蓋了生命科學技術、倫理學、哲學、法學、社會學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生命文化運動，生命倫理學及其原則（四原則）的討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在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際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不斷地在道德論辯和法律解釋兩個維度對有“喬治頓咒語”（尊重、行善、無害和公平）之稱的規范體系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和質疑，生命倫理學的眾多研究成果都試圖對原則進行重新審查或補充。因此，以生命倫理為主軸，將道德理由（辯護和論辯）和法律依據的探討作為生命倫理體系的兩翼，突破現有的生命倫理學的進路，是生命倫理學面向中國問題或中國語境進行醫療抉擇和問題治理的必然選擇。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有賴于這種理論與實踐之良性互動的生命倫理運動之勃興，以及我國生命倫理學理論研究在進入或梳理自身語境時貫通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證、哲學論辯與難題治理等區隔或阻滯所具備的實踐智慧。

從這一意義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擇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構成的，它本身預設或者預期了一個與中國醫療民生和醫療技術實踐密切關聯的生命文化運動（或生命倫理運動）的可能。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展開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從一種倫理形態的意義為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指引著方向。它強調以中國生命倫理的理念，回應以生命科學技術和神經科學為主體的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強調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這意味著，一種著眼于生命倫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必須格外重視其對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之民生價值內涵的關注，所以既包括對實踐問題進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對具體問題進行理論分析、論證和理論指導，以及在社會政策、制度和國家法治建設方面的指導策略，和面對具體實踐問題時所應采取的倫理和法律技術策略。因此，這是一個涵蓋了基本理念、理論邏輯、政策和制度設計、法律規范體系和具體行動技術策略，并以促進和改善中國未來生命科學技術體系、醫療衛生事業和社會和諧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系統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生命倫理學在研究路徑方面面臨三大轉型：

其一，以“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在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應對方略上倡導一種“對話”和“商談”的倫理學，用意乃在于：力圖使得“以問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在一種跨學科對話和跨文化商談中，打破學科壁壘，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阻隔，以“對話倫理學”的交叉融合的視角，進行難題分析、現狀調查、問題治理，并提供指導醫療抉擇的對策建議，從而進一步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知道，對當代生命倫理學而言，現代醫療技術所產生的生命倫理和法律問題，已不再是單個學科的事情，而是一個關涉多個學科的集群性問題，沒有多學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們無法真正回應這些重大的現實問題以及由之產生的諸種理論問題甚至文化問題。在強調多學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時，運用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力圖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在眾多相關交叉研究視域中（比如醫學倫理、醫學社會學、醫事法學、倫理社會學、法倫理等）進行問題分析和理論探析，這不但能改變以前各學科各自為伍、單兵作戰的“獨白敘事”的狀況，促進學科交叉與融合，還能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

篇3

1?設計藝術中的倫理學

現代設計追求實用、經濟、美觀的同時也在追求倫理道德。設計倫理是基于人類理性的認識，是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社會關系的重新思考。設計倫理觀念最初是由美國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巴巴納克提出，他在《為真實世界而設計》中提出設計師的倫理價值，還強調地球資源的使用，這些觀點當時并不被人們所認同，但到70年代能源危機的爆發，這些觀點才被人們認可。

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在《倫理學問題》中講到：“倫理學問題關涉道德、關涉風氣、關涉有道德價值的東西，關涉到人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的東西，用一個最古老最樸實的字眼就是：善?！痹诮洕龠M生產的同時，夸張的消費方式和極端的浪費行為來實現消費越來越為人所不恥。設計師通過自己的設計來推動生產，促進購買，吸引人們大量消費，最終危及到環境問題。就像服裝一樣，貂皮大衣顯得尊貴有地位，但隨著動物保護機構提出對動物的保護后，人們有意識的開始制造人造貂皮，現在很多頂級的設計師使用可持續的環保面料設計服裝。這也說明人們開始保護生態環境，通過現實危機的思考，人類對價值又有了重新反思。

雖然設計促進消費，但設計業給資源帶來的浪費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批評話題。對于廣告設計來說，人們要反思廣告對價值觀進行宣傳的真實性，企業僅僅通過造型設計與廣告促銷就能擴大銷售市場，也會根據與企業的聯系使生產增進和調整產品的壽命；所有設計倫理的批判都建立在對商品社會進行反思的基礎上。在商品社會中，時尚的、漂亮的、不斷更新的外觀設計促進了消費，使人們提前結束舊的產品的使用壽命，這種設計體系在理論上不被設計界提倡，不斷遭到環境保護者的批評。

在這樣現代化社會中，人們按照生產的能力而非人類真實的需求去進行生產活動，并不斷的制造人類的需要。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使人類消費的數量也不斷提高，浪費也越來越嚴重。在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尤其生產與自然環境產生的矛盾，則被人們所忽視了。

2?環境倫理學

環境倫理學的觀念大約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地理學家、外交家馬什著有《人與自然》，主張人類應該保護自然環境，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提倡簡約的生活方式，被稱為“現代倫理學之父”的李奧帕德注重生態保護，提出“土地倫理”。這些學者熱愛自然、崇尚自然，開啟了對環境倫理的先河。

如果說，消費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屬于傳統的倫理關系，那么，人與環境的倫理關系則是對傳統倫理學進行的挑戰。自從人類誕生以來，自然界就有了與人類對立的一面，它不再是一個有節奏的天然生態環境，而是逐漸被人化、社會化，被人們改變的環境，它不斷的變化有很多人為因素在里面。

地球上所有的能量都來自于自然，由于生產力的加速發展，現在人類大量使用有限的資源，有限的資源也在快速的減少，過度的使用這些資源是自然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人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導致自然的反擊，也漸漸危害著人類，因此呼吁環保是現在社會的必然要求。

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把人與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指定了標準。在人們不斷反思和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下，人們正在從“無所不能”到“能所不能”方向轉變，也開始更多的關心我們為自然做些什么，而不是自然為我們做了些什么。

3?環境倫理學理論的應用

基于目前面對的環境、自然給予我們的這些壓力，人們開始注重生態設計、可持續設計、綠色設計這些人性化的設計，而這些設計正是從環境倫理的角度出發的。

1）生態設計

就百度百科的解釋來看，生態設計也稱綠色設計或生命周期設計，是指將環境因素納入設計之中，從而幫助確定設計的決策方向。生態設計雖在80年代末才作為一個廣泛的設計概念引起人們關注，但關于生態革命的思想運動與設計理論再在五六十年代出現了，它的提出也是設計師道德、價值觀和責任感的回歸。生態設計的提出是對工業革命以來設計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在一般情況下設計師的道德問題甚少受到人們的關注。設計師應該把設計與人們的需要結合起來，設計的目的是為了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是少數群體，設計師應該多為人類做些有益的設計、適度設計、健康設計。

在生態設計或是可以說是綠色設計，在綠色設計的批評下，出現了共享的原則。例如地鐵站公交站門都會有環保租用車，在很多大城市，人們用拼車的形式解決了交通問題也為環保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種模式運用租借的形式而不是購買的形式出現，既環保又服務了經濟，人們通過對環境保護觀念的樹立和對一些節約資源的設計方法的掌握，更好了解決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生態設計的例子，比如生態產品、生態居室空間甚至是生態的生活方式。

2）可持續設計

可持續設計是在環境倫理的理念下的一種新的設計方式。它要求人和環境的和諧發展，可持續設計的內容與方法既能滿足當代人需要又兼顧保障子孫后展所需要，要均衡考慮自然、經濟、道德和社會問題，思考設計引導和滿足消費的需求，又能對整個社會和環境達到需求的持續滿足。在可持續設計理念的指導下，還出現了能源的可持續，包裝材料的可持續、消費的可持續等等。

4?結語

現代設計隨著時代和科技發展有了更高的提高，在以人為本的旗幟下，設計有藝術進入一個多元的發展時代，社會呼吁環保也是現在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當我們社會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會發現設計存在一定的缺陷。設計倫理學設計到人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標準，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但這種道德要求常被人們忽視，當人們受到大自然的譴責和有物質壓力的時候，人們才想起道德這根救命的稻草。如果都等到醒悟的那一天，深受其害的是人類自己。生態設計就是抵制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要求，希望國家能夠通過政策調整生產和消費，建立人與自然的友好關系。

參考文獻：

篇4

倫理本質上是發端于生活中的沖突和失序，西方學術界對信息倫理的研究是同信息技術應用導致的社會生活的沖突和失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本文把這一研究大致分為計算機倫理、網絡倫理和現代意義的信息倫理三個基本階段，該研究總的來說是一個從關注具體信息技術所產生的倫理問題到關注整個信息社會的倫理問題的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產生和應用，西方學術界最先開始了對計算機倫理問題的研究。計算機的出現極大地改進了人們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手段，也深刻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較早關注計算機倫理問題的是美國教授W曼納，他最先將倫理學理論應用到生產、傳遞和使用計算機時所出現的倫理問題，從而開拓了一個應用倫理研究的新領域一一計算機倫理研究。1985年，J*H穆爾在《元哲學》雜志上發表《什么是計算機倫理學》的論文，對計算機技術運用中的一些“專業性的倫理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探討。07隨后一個時期，大量關于計算機倫理的論文和專著不斷涌現，為今后豐富和發展信息倫理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充分的理論準備。

 

但是，早期的信息倫理研究僅限于計算機現象本身，使得其研究范圍十分有限，缺乏研究的理論深度，我們從美國計算機協會早期制定的一些職業道德行為規范就可以看出這一局限。該協會規定：人們不應用計算機去傷害別人;不應干擾別人的計算機工作;不應窺探別人的文件;不應用計算機進行偷竊;不應用計算機作偽證;不應使用或拷貝沒有付費的軟件;不應未經許可使用別人的計算機資源;不應盜用別人的計算機成果;應該考慮所編程序的社會后果;應該以深思熟慮和慎重的方式使用計算機等。分析這些“戒律”我們發現，這些對使用計算機的初淺道德要求，缺乏全面深入的倫理學理論思考，正如一些國外學者所指出的，這些研究“對與信息技術和信息系統有關的倫理問題和社會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缺乏深層次的研究和認識”。537當然，這種理論研究的缺陷在計算機應用的早期可以說有其客觀的必然性，因為對某一事物的理論研究往往受制于該研究對象本身的發展狀況，在計算機本身的發展都處于起步階段時，我們不能對計算機倫理學的研究提出過高的要求。事實證明，隨著后來互聯網的興起，這種研究的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彌補。

 

第二階段始于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以計算機為基礎的計算機網絡迅速興起，網絡帶來了人際交往關系和信息傳播方式的全方位變革。相對于現實生活而言，網絡空間將人置于“虛擬空間”或“虛擬共同體”之中，給人提供了一個包括信息、知識、情感等的另一種虛擬生存環境。人際交往由直接的現實交流轉變成間接的人機交流，網絡帶來的首要問題就是身份認同(Identi抑，身份認同是交往活動的基礎，它是每個人對自身和他人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網絡空間使身份認同問題變得復雜起來，因為在虛擬環境中，每個人都可以制造出多重身份，“在因特網上，完全沒有人知道你是誰，沒有人知道你的真實種族和性別，這種膚色盲和性別盲對很多人具有積極意義”。[4]正是這種交往的匿名性和隱蔽性，使人可以在虛擬的生活中不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也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規范的約束而為所欲為。同時，極具互動性和開放性的網絡也徹底改觀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人們可以隨意地從網上獲取需要的各種信息，而且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在網上任何信息，網絡消解了傳統的中心觀念，就如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所言，“無處是邊緣，處處是中心。”[5]網絡使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中心，人的主體性得到了充分的張揚，但同時道德他律變得十分松馳，道德自律水平也大幅度降低。

 

在計算機網絡中，人際交往以及隨之產生的道德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現實社會無法比擬的。這種變化使傳統倫理學在面對網絡時顯得力不從心，傳統倫理學已無法容納和概括在網絡中發生的直接和間接的道德關系。因此，建立一種新的、適應現代網絡生存的倫理的迫切性顯現出來，這就是信息倫理學發展的網絡倫理階段。網絡倫理雖然突破了早期計算機倫理的局限性，將研宄的對象明確定位于信息領域的倫理問題，并直接使用“信息倫理”這個術語，但實際上主要還是研宄網絡倫理，將視點集中于網絡的倫理方面，因此，這一時期的倫理規范也更多地關注網絡的不道德行為，如“有意地造成網絡交通混亂或擅自闖入網絡及其相連的系統;商業性或欺騙性地利用大學計算機資源;盜竊資料、設備或智力成果;未經許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戶場合作出引起混亂或造成破壞的行為;偽造電子郵件信息等。”!當然也包括我們所關注的如侵犯個人隱私、瀏覽黃色網站、不健康信息等不道德現象?？偟恼f來，網絡倫理學極大地豐富了信息倫理學的研宄內容，對促進信息倫理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倫理學發展的第三階段大致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和本世紀初。這一階段信息倫理學所研宄的范圍已不再僅僅限于計算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所產生的倫理問題，而是越來越多地關注整個信息社會的倫理問題。德國的信息科學家拉斐爾卡普羅教授是這種轉變的代表。他的研宄主要偏重于在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知識等背景下探討信息研宄、信息科學教育、信息工作領域中的倫理問題，他強調信息倫理學應是信息社會的倫理問題，而不是計算機倫理，也不僅僅是網絡倫理。他在論著中詳細地列舉了信息倫理學應研宄和探討的內容：信息領域的道德價值觀的發展;信息領域新的道德權利的建立;信息神話;信息理論和實踐中隱藏的矛盾和意識;信息領域道德沖突的發展等。1]卡普羅之后，眾多信息倫理研宄專家都開始把目光轉向整個信息社會的倫理問題。這一轉變將信息倫理學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理論發展水平，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信息倫理學。值得一提的是，網絡一直以來都是信息社會的重要內容，盡管現代信息倫理學已把研宄領域擴展到了信息社會的各個方面，但對網絡倫理的研宄仍是其主要內容之一。

 

現代意義的信息倫理學的形成是滿足信息社會倫理需要的結果，它用傳統倫理學的觀點審視現代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在信息社會中產生的倫理問題，除了繼續關注計算機倫理、網絡倫理外，它還廣泛研宄信息社會中諸如信息開發、信息傳播、信息管理和應用等方面的倫理準則和規范，涉及信息犯罪、信息濫用、個人隱私、知識產權保護、信息傳播以及國家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問題?，F代信息倫理學以信息技術和信息社會為依托，已經發展成一門由信息學、計算機科學、哲學、社會學、傳播學和倫理學等學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興應用倫理學科。

 

作為一門正在形成和發展中的新興應用倫理學科，信息倫理學旨在以傳統倫理學的觀念和原則為基礎，通過建立信息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協調信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范信息社會中人的行為，從根本上塑造信息社會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促進信息社會的良性發展。

 

信息倫理學研宄作為應用倫理學研宄的一個分支，它把傳統倫理學的觀念和原則運用于解決當代信息社會人類生活和實踐中出現的實際問題。因此，從總體上看，信息倫理學仍然是一種倫理學研宄，它對傳統倫理學的繼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信息倫理學所致力于解答的是信息社會的價值問題，所致力于確立的是信息社會的價值原則和行為準則，它的整個研宄屬于價值領域而非事實領域;其二，信息倫理學立足并著眼于信息社會人類自身的需要構建倫理體系，它的理論主要不是描述性的、解釋性的，而是導向性的、規范性的;其三，信息倫理學的生命和活力在于批判和反思精神，它始終堅持對信息社會的現實生活持反思、批判的態度，不斷致力于現實的新創造和構建。

 

與此同時，信息倫理學研宄作為應用倫理學研宄的新領域，并不只是倫理理論的單純應用和推廣，而且是一種創造和構建的過程。它通過這種新的創造和構建把倫理理論具體化，正是這一具體化過程，不斷發展和完善了理論倫理研宄，使倫理學成為富有活力和現實感的完整理論價值體系。信息倫理學拓寬了倫理學的研宄范圍，開辟了倫理學研宄的新領域。

 

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信息倫理學已經具備了自己特有的研宄對象和研宄要素。首先是信息社會道德意識。信息社會為其成員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選擇機會，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去發展自己、實現自己。同傳統社會的道德意識相比較，信息社會的道德意識摒棄了以往的各種限制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而顯得更加淡薄。這種淡薄的道德意識要求行為主體增強道德自律性，不斷提高自身修養和學識。其次是信息社會道德活動。信息社會的道德活動因其活動背景(如網絡空間)的特點而呈現獨特性、多樣性和隨機性。這種新型的道德活動為信息倫理學提供了豐富的研宄素材。第三是信息社會道德關系。這是一種不確定、簡單和互動的新型道德關系，它是信息社會在倫理學上提出的新問題，那就是人們之間有時雖然沒有現實生活中的現實交往，卻仍然可以產生現實交往的基本元素，如情感、信任等?？偟膩碚f，信息社會的新型道德意識、道德活動和道德關系使信息倫理學有了獨特的研宄對象，使之具有了成為一門學科的基本完備的理論依據。

 

信息倫理學相對于傳統倫理學而言，提供的是一種全新的倫理道德體系，這種新的倫理道德體系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從信息社會的發展趨勢看，信息倫理有其自身獨有的一些特征。

 

其一，信息倫理具有開放、多元性。信息倫理的開放、多元性是由其研宄對象的開放、多元性決定的。開放與現代化同步，現代化的社會必定是開放的社會，可以說信息社會就是一個開放的大系統，尤其是計算機網絡的廣泛應用更是擴大了信息社會的開放性。這種開放的社會背景使得相應的倫理道德規范也不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與整個信息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互動發展中指導和規范人們的行為。開放的信息社會本身也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信息社會的多元性為人們的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提供了多種可能性和評價標準。同時，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的獨特倫理道德習俗，隨著國際信息交流而進入信息倫理領域，也使得信息倫理呈現多元性。信息社會展示了一個由多元倫理文化組成的開放道德世界，使人們通過選擇，將之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方式和準則，從而形成穩定的價值觀念和倫理精神。

 

其二，信息倫理具有普遍、共享性。在全球化盛行的時代，信息具有公認的普遍價值，信息資源是世界范圍的共享資源，信息的跨國界、跨地域傳播，日益彰顯其普遍、共享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民族和地區之間的傳播，勢必導致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不同倫理道德之間的碰撞。一般來說，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倫理道德往往具有異質性，但如果僅僅局限、束縛于倫理道德的這種異質性，就會否認或喪失異質文化之間交融互通的可能性，也顯然不利于信息的無國界傳播。信息的無國界傳播，要求不同主體在認識倫理文化的異質性的同時，更多地關注不同倫理文化之間的共通性與同一性，這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礎。今天人們談論較多的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即是基于這一基礎而提出的。因此，作為現代信息社會的倫理形態，信息倫理與信息的普遍性和共享性相適應，必然會包含某些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的成分，必然具有普遍、共享性。

 

其三，信息倫理具有自主、自律性。與傳統倫理相比較，信息倫理更注重道德自律。在傳統的面對面、直接的倫理關系中，對個體行為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強大的外界道德輿論壓力，或者稱為他律。而在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信息社會，由于以數字化的信息為中介，人們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對自己的行為擁有極大的自主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凸現出間接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直面的道德輿論抨擊難以進行，而個體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倫理關系得以維系的主要保障。特別是計算機網絡盛行之后，由于網絡行為主體的匿名性、面具化，道德輿論的承受對象就變得更為模糊，對于道德自律的強調就顯得更為重要了。另外，在信息社會，人們都強烈意識到，只有遵循自覺性，遵守一般道義原則，才可能順利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自主、自律性可以看作一種最終的道德訴求并和其他特點共同構成信息倫理的基本特征。如果說傳統倫理學也強調這一特點的話，那么，信息倫理無非是更加突出這一特點罷了。

 

信息倫理是信息社會的倫理反映，信息社會是由于信息技術尤其是計算機網絡的興起而出現的包括信息、知識、情感的一種嶄新的生存環境。在這種全新的生存環境中，各種異質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通過多種信息傳播渠道相互交匯、碰撞、融合，拓寬了傳統倫理學的研宄視角。信息社會人們的交往和倫理關系主要是間接的、多元的和符號化的，超越了傳統社會的限制，其廣度和深度是傳統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預示了倫理學的研宄在信息社會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關注信息社會的信息倫理，以及信息倫理學的學科構建，我們的目的是明確指向當代中國社會的。當代中國，從整體上來看，尚未進入信息社會。!我國社會變遷的總體特征，是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做雙重跨越。這種跨越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在發展快的地區，信息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已經初顯端倪。在這種多元社會背景下，倫理的內外沖突、傳統與現代沖突更劇烈，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更深遠。構建當代中國的信息倫理學，對于我們應對信息社會帶來的倫理挑戰，加強信息倫理問題研宄和信息倫理建設意義重大。

 

構建當代中國信息倫理學，有助于分析和解決我國當前社會因信息技術而導致的倫理失范問題。我國當前社會，計算機已經大眾化，計算機網絡發展迅猛，隨之產生的一些倫理道德問題越來越影響著人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的行為方式，導致的一些倫理失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如信息責任的歸屬、信息技術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權、侵犯知識產權和個人隱私等。如何規范我國現階段人們的行為方式，引導人們正確合理地使用信息技術，處罰不道德的信息行為，培養人們良好的符合信息時代道德規范的行為習慣等，已成為我國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構建當代中國信息倫理學，能為這些問題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案，能為人們的社會生活提供適當的倫理規范。

 

構建當代中國信息倫理學，有助于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信息領域的道德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設在新時期的新發展，研宄信息倫理學是信息社會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出的新課題。

 

構建當代中國信息倫理學，不僅能幫助我們占領計算機網絡這個新興的宣傳陣地，充分運用其信息傳輸迅捷、量大的特點，全方位、多角度加強我國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的宣傳和建設，而且能通過適應網絡的獨立性和開放性，改進傳統的宣傳方式和手段，加強對信息的甄別和優化，達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此外，構建當代中國信息倫理學，可以為信息工作人員提供涉及信息領域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行為的倫理準則，為社會提供規范和監督信息工作的標準。信息倫理的研宄也有助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規的制定和完善。通過加強和完善我國信息倫理學研宄，還可以為將來信息社會的完全到來提供完備的理論準備。

 

必須認識到，中國的信息倫理學正處于起步階段，其體系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發展的過程，需要我們從多角度、多層面進行深入思考，我們認為當前中國信息倫理學的構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思考。

 

廣泛借鑒國外信息倫理研宄的理論成果。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的國外信息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盡管它還處在發展和完善中，但其所取得的成果和進展，如信息倫理學的定義、研宄對象、理論原則等，足以為我國的信息倫理學研宄提供借鑒。這就需要我們在立足我國社會具體實際的基礎上，善于學習和借鑒國外成熟的信息倫理學理論成果。

 

整合中國傳統倫理資源。中國具有悠久的倫理文化傳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倫理規范體系，這種倫理規范體系產生于傳統社會小農經濟土壤之上，依賴于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作用于封閉的文化環境之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覺為行為的動力和依靠，重私德勝于講公德，因而較少關注公共領域的道德規范調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不斷加強和復雜化，傳統倫理越來越受到挑戰。因此，如何整合中國傳統倫理資源，吸收和發揚傳統倫理中適應現代信息社會的合理元素，是當前我國信息倫理學研宄的重點之一，也是構建我國當前信息倫理學的重要途徑之一。

 

篇5

人們對現實社會生活進行道德認識，確定一定的道德標準，形成具體的道德規范，目的在于影響現實社會生活，實現社會關系的自身的完善化。這里所發生的關系，包括道德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在這一關系中，有著“實然”、“適然”和“應然”三個密不可分的環節，這也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必須考慮的三個方面。

所謂“實然”，在這里指的是實際存在著的行為，或行為的現有和實有，即休謨所說的“是”。一般來說，“是”包括兩個層次上的東西：一是本質層次上的，即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二是現象層次上的，即通過感性認識可以直接感受和把握的各種各樣的事物及其方面?！皩嵢弧被蛘摺笆恰钡谋旧碓谄湫再|上是純粹客觀的。這種“實然”或者“是”具體表現為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由人們的需要所驅動的世俗的（即實際的）社會生活及人們的行為（包括社會群體的行為和個人的行為）。這種社會生活和人的行為雖然都是人的生活和行為，其中必定具有道德的性質，但是從理論抽象的角度看，它并不就是道德行為，或者并不就是蘊涵善惡性質的人的生活和行為，而是人們在客觀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進行的社會歷史活動。傳統倫理學（指除倫理學以外的所有其他倫理學）之所以錯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們沒有認識到“實然”或者“是”的客觀性質，并將人的行為簡單地化為道德意識的產物，成為一種純主觀性的東西。

“應然”即“應該”或者“應當”。它并不等同于休謨所說的“應當”，并非廣義價值論上的一個范疇，而是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來源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的一種反映，但是，它并不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現實社會生活的直接的、機械的反映，而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現實社會生活的價值認識、道德把握，既具有現實性、客觀性，又具有對世俗生活的超越性、理想性。它既包括實際生活所蘊涵的道德價值，又包括道德標準、道德規范、道德價值目標等等。

“適然”與“實然”、“應然”并非同一層次上的概念。它不僅是一個有著確定內涵的范疇，而且主要是一個方法和功能的概念?！斑m然”之“適”可釋為“適合”、“適宜”?！斑m然”居于“實然”與“應然”之間，是兩者的中介，因此，它承擔著兩種職能：一方面要適合“實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適應“應然”的要求。它要力求把“突然”與“應然”結合起來、一致起來。這就是說，它是連接“突然”與“應然”的橋梁。

在傳統倫理學中，“適然”這座連結“實然”與“應然”的橋梁雖然被承認其存在，但由于沒有正確地認識“實然”，所以“適然”形同虛設，成為多余的東西。因為在這里，“應然”如同康德的“絕對命令”、宋明理學的“不可逆哉”的“天理”，有其絕對性：一是表現為“應當”的純潔性。這種純潔性指的是“應當”排除了一切功利的、物質的、世俗的考慮，只能是純粹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每一個道德主體都“存天理，滅人欲”，以便使道德主體在內心自覺地適應“應然”的要求；二是表現為“應當”的不可違背性。它視其為天經地義的東西，是每一個道德主體都應該而且必須遵循的“天理”，是他們發自內心或出于本性的、絕對自律的義務；三是表現為“應當”的普適性、無條件性?！皯敗北豢醋魇沁m用于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空間的永恒性的東西?！皯弧钡倪@種絕對性，使道德主體毋需去考慮道德是否符合、適應現實的社會生活，主體的任務只在于按“應當”或“應然”辦事。正因為如此，傳統倫理學就用不著去探討關涉現實條件和情境的“適然”問題。

其實，“適然”這座橋梁對于道德的運行來說是不可缺少、非常必要的。這是由“突然”與“應然”、“是”與“應當”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皩嵢弧奔础笆恰?，即“事實”；“應然”即“應當”，即“價值”。“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從“是”不能簡單地推導出“應當”，也就是說，“事實”不是“價值”，“價值”不能簡單地歸為“事實”。然而，它們作為人類生活的兩大因素，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就“實然”而言，它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具有對于人類而言的好的可能性與壞的可能性之分，這使得人類對其可能性的選擇成為必要。對其可能性的選擇要基于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但目的卻在于改變世界。然而人類改變世界的過程不是一個純粹地根據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無目的地改造外界對象的過程，而是人類依據自身因素（其中包括價值性因素）參與其中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人不僅“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1]。運用人的“內在尺度”于對象的過程，是一個依據“價值”、“應當”來確定改造對象的方向的過程，是一個使“實然”適應于“應然”的過程。

就“應然”而言，“適然”這座橋梁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應然”、“應當”作為人類的價值規定，是一種側重于一般性、普遍性的價值把握，別開了其作用對象的特殊條件和特殊情境。因為，“應然”、“應當”在尚未作用于對象之前，處于與作用對象相分離的狀態，即“應然”與“實然”是分離的。然而“應然”、“應當”要發揮作用，就必須與“實然”相結合。但是，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實然”卻是有區別的。這就要求“應然”、“應當”在發揮其作用的時候必須適合于“實然”的特殊時空條件，諸如民族傳統、利益關系、階級結構、制度特征以及其他各種復雜的因素等等。例如，“應該誠實”作為一種普遍的、一般的應然、應當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對任何對象都適宜的，一個人對自己的同志要講誠實，但如果對敵人誠實則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一位醫生可以將詳細病情告知患感冒者，卻不能無條件地將病情如實地告知患不治之癥者。其二，“應然”、“應當”作為對客觀現實的價值把握，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如果離開了“實然”這個參照系，過分地強調“應然”、“應當”的超越性、理想性，就會脫離現實，滑向空想的理想主義。這就要求把“應然”、“應當”與“實然”結合起來，使“應然”、“應當”適合于“實然”，適合于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本性、社會生活的現狀和人們的思想覺悟水平。只有這樣，“應然”、“應當”才是合理的、正確的，才能被廣大群眾所認同、所自覺地奉行。

應該指出的是，“適然”這座連接“應然”與“實然”的橋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皩嵢弧迸c“應然”雖然分別屬于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但它們之間并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有著內在聯系的。作為人類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方面，“實然”就是由人的需要所驅動的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行為活動，以及由此而建構和展開的以利益關系為核心的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由于人的行為活動都是為了滿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總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和一定的社會關系體系中求得滿足的，因而人與人之間必然會發生相互之間的關聯，這就是說，人的需要的滿足過程乃是一個處理或者建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過程。正是在這種過程中，人們產生了相應的要求，建立了用來約束自己行為的規范，也即確立了某種價值標準，達成了某種價值共識，樹立了某種共同的價值目標。所有這些都是“應然”的內容。正是因為“實然”與“應然”之間存在著這種統一關系，從而使得“適然”能夠在“實然”和“應然”之間承擔起由此達彼的“橋梁”的職責。

二

任何“一門科學或理論，既教我們去認識事物，也教給我們行動的藝術?！谖覀儼l現了原理或規律以后，我們就應用它們，把這些原理或規律付諸實踐，制訂出一些必須遵守的規則，以達到某些目的?！盵2](p14-15)倫理學作為一門實踐性科學，更是如此。倫理學可以分為理論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理論倫理學的任務在于發現社會道德生活的原理或者規律；實踐倫理學的任務則在于應用這些原理或者規律，以此來達到人類自身的目的。理論倫理學所揭示的原理或者規律，就是“應然”，就是道德價值。正如麥金太爾所說：“在倫理學中，理論探究的目的，就是精心論證一種完全充分而又合理可靠的善和最善概念。”[3]而應用倫理學或實踐倫理學所要探究的，一般地說，則是應用這種規律或者道德價值的“藝術”，是使道德價值現實化的操作性體系。應用倫理學或者實踐倫理學的主題，就是要把握道德價值現實化的操作性體系，也就是要把握“適然”。

傳統倫理學注意到了應用倫理學問題，探究過道德的可操作性體系。然而，這種探究是在個人絕對服從于整體和文化專制主義的條件下進行的，雖然其中有著不少合理的因素，但是總的說來，它是片面的，難以施行的。它所強調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目的在于使個人適應“天理”，養成“德性”。而養成“德性”的過程又是一個脫離社會實踐、排斥物質利益的過程，即所謂“養心莫善于寡欲”的閉門造車。在此，“適然”是人對絕對性道德的無條件的適應，是人世間對道德宗教式的凈化，而不是對道德和現實世界的雙向互動的結果，不是人對道德價值的再創造；道德的操作最終被歸結為先驗的“良心”的動作。而“良心”的動作則是個人自己的事情，是主觀的、隨意的。所謂“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至于有“良心”的人到底愛誰、恨誰，愛和恨的程度如何，都是由己而定的，缺乏外在的制度保障和矯正的機制。雖然西方倫理思想家曾經企圖用“公正旁觀者”來克服“良心”作用的隨意性，但很難使“博愛”落到實處，其“愛”在實質上只是等級之愛，如亞時里士多德對婦女的態度和對奴隸制的辯護就是如此。

“適然”這種道德的可操作性體系，絕非局限于傳統倫理學所注重的道德教育、道德修養和良心作用的范圍。它包括以下四大操作系統：

“適然”的第一大操作系統是轉化系統。轉化系統的職能是將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則規范、道德價值觀念轉換為具體的、個別的、特殊的、貼近人們生活的道德選擇。這一系統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則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具體的道德行為誰則。對于應用倫理學來說，“關注應用的焦點當然要從高層次的理論原則轉向能夠產生具體效果的較低層次的原則?！盵4](p19)這種較低層次的道德原則規范就是具體的道德行為準則，它們是在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則與實實在在的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和統一中確立起來的，它切合人們的生活實際，易為人們所理解，且歧義和爭議較少，并易于具體操作。其二是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則規范轉化為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制度。道德制度是有組織的社會道德活動形式，是使一般道德原則規范轉化為具有普遍效力的生活制度，是實現一般道德原則規范和道德價值的具體硬性運作的方式。道德制度的建立和存在，會使一定社會的成員對特定情境作出反應，達成道德共識，從而有助于抑制、消除個體在道德上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其三是一般的、抽象的道德原則規范轉化為簡單直接的道德操作規程。這種轉化是對以對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社會所存在的主要問題的認識為前提的，是以處理現實和具體問題在方法上簡明性為取向的。這種轉化既是對道德理論、道德原則規范的簡化，又是對道德作用于現實社會生活的實際切入點的選擇。

“適然”的第二大操作系統是接受系統。如果說“適然”的轉化系統是為了使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適合于客觀的社會生活的話，那么，其接受系統則是為了使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適合于主觀的人。接受并非強加，也非外在強力干預和外部強制機制所能真正地達到的。接受是主動與被動、內在與外在的統一。接受系統既包括社會的道德價值導向、社會道德教育以及揚善貶惡的社會道德評價和道德氛圍，又包括個人的道德認識、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能否被人們所接受，依賴于對道德有用性的證明，要使人們堅信：“堅守道德原則，能使人們盡可能生活得和平、幸福、充滿創造性和富有意義”[5]；依賴于對人們的道德素質和道德水準的了解；依賴于對傳統文化、時代精神和生活現狀的把握；依賴于對個人道德需要的啟動和激發。

“適然”的第三大操作系統是決策系統。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一經產生，就具有相對穩定性，但實際的社會生活卻會趨時而變，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往往會產生不同的問題，這就使道德決策有了必要。道德決策是社會組織或個人為了達到某一道德目標，在占有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根據客觀條件，借助一定方法，確定各種備選方案，并從中選擇最滿意的方案以付諸實施的活動。道德決策系統包括發現和提出道德問題、確定道德目標、擬定道德方案、選擇和實施其中滿意的方案等環節。現實生活的多樣性、復雜性迫使我們必須作出選擇，于是道德決策便“是我們個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這些決定的基礎是我們的價值，特別是我們的道德價值”[6]。更明確地說，道德決策就是對道德價值的選擇。由于道德價值存在著性質優劣、層次高低之分，因而道德決策的總原則是：善惡之中擇善，兩善之中擇大善，兩惡之中擇小惡。

“適然”的第四大操作系統是評估系統。評估系統有兩種評估方式：其一是個人評估；其二是社會評估。評估的對象包括“應然”和“實然”兩個方面。就“應然”的評估而言，主要是評估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是否合理、是否全面、是否合乎現實生活的要求和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否充分發揮了它們的效用。就“實然”的評估而言，則是對世俗生活的質和量的評估，以便了解實際社會生活的根本性質、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評估的目的在于了解“應然”和“實然”的基本情況，矯正以及優化個人的和社會的道德實踐。

三

“適然”是對“應然”與“實然”之間矛盾的解決，這是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走向實踐、付諸應用的一個基本前提和要求，是應用倫理研究的重要課題。

人們對應用倫理問題的重視，自倫理學產生就已開始。柏拉圖對其“理想國”中三個等級的不同德性的描述，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的運作如何做到“中道”的闡發，孔子所提出的“仁之方”即“忠恕之道”，可以說，都是關涉應用倫理問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倫理學是適應社會實踐需要而產生出來的。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是對實際社會生活的反映和提升。正因為如此，倫理學像其他科學或理論一樣，其最終目的是實際應用，是為了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這是由道德作為實踐理性而必然要求知行合一的本性所決定的。

雖然倫理學本身包含著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的應用問題，人們也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應用，但作為理論性活動的應用倫理研究卻長時期未被系統深入地進行過。應用倫理學被提到議事日程并為人們所重視，是20世紀上半葉才有的事情。

應用倫理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興起并在以后得到蓬勃發展，其條件是多方面的。首先，20世紀初摩爾開創的分析倫理學（或元倫理學）為應用倫理研究提供了契機。元倫理學認為，社會道德問題是由道德概念使用的混亂所造成的，因此他強調對道德語言進行語義分析，以達到對道德要領的準確把握，據此他將倫理學研究視為探究倫理學的純粹形式的事業，從而使倫理學脫離了現實社會生活，脫離了人們的道德實踐。但是，現實社會生活卻離不開倫理學的應用，離不開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的指導。其次，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為應用倫理研究提出了亟待解決的諸多重大的現實課題。例如，機器工業的發展，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生態平衡，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核武器及其他尖端武器的生產，使人類的生存面臨嚴重的威脅，人類隨時都有被毀滅的潛在危險；生物工程、克隆技術一旦失控，就會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后果；計算機技術、遙感技術、信息技術的開發利用，使全世界各個角落都有處于嚴密監視之中，政治軍事安全、經濟安全受到威脅，造成了人們的普遍恐慌，等等。諸如此類問題，都是與道德密切相關的，也是關于人類繼續生存和發展的不可回避的問題。再次，復雜的社會問題的存在也使應用倫理研究變得異常緊迫。當今世界中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處于一個市場、同時并存和相互競爭的狀態，而各個民族國家都要竭力地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利益，宗教沖突、民族沖突、文化的沖突接連不斷；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使功利主義、經濟主義、物質第一主義抬頭并逐漸地占據支配的地位；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多樣化，實用主義、道德相對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的蔓延，使社會難以達成價值共識，協調人們的行動。以上這些條件都使應用倫理學的研究成為必要并有了可能。

那么，如何開展應用倫理研究呢？有兩種探究的思路可供選擇。這兩種思路可以稱為“倫理學的應用”思路和“應用倫理學”的思路。

“倫理學的應用”的思路，是一種“從理論到應用”的思路，是一種把外在的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加之于人們的不同的實際生活領域，并把政治、經濟、生態等領域當作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的應用對象的思路。梯利所說的“實踐倫理學是理論倫理學的應用”[2](p15)以及傳統倫理學所持的都是這一思路。

這種思路的第一個特點是，側重于道德理論體系的建立、道德原則規范的確定，并自覺不自覺地將其理想化。道德理論體系和道德原則規范建立在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之上，人們就是依據其價值觀念、價值目標、價值理想來建立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的，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被歸結為只是人們價值追求的表現，這就必然不斷將其拔高，最終走向道德理想主義。

與第一個特點相聯系，這種思路的第二個特點是，在與現實生活的關系上，現實生活不是道德認識的對象，而是道德實踐的對象。由此，其邏輯的思路是：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不是內生于現實生活的，而是外生于現實生活的；現實生活不是主動的，不會對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被動的，只是接受道德理論和原則的作用的客體；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發揮作用的動力不是來自現實生活，人們不是出于對利益、幸福的追求，而是源于道德自身，是道德的自我實現，這就無異于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的外化。在此，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發揮作用的動力因和目的因是統一的，但只是統一于道德，而毋需也不應當有利益、權利方面的考慮。正因為如此，道德理論和原則就可能是對現實生活毫無所知的知識體系。這樣，就可能對現實生活提出無法滿足的要求，致使現實生活倫理化（如政治倫理化、經濟倫理化等），造成對現實生活的疏遠、隔離乃至有害的影響。

這種思路的第三特點是，其應用模式是一種工程模式。正如詹寧斯所說：“在應用倫理學中最流行的應用模式就是所謂的工程模式，它把倫理學中的應用看成是工程中的應用和應用科學中的應用。”[4](p260)工程模式即從理論直接到應用的模式。在這里，“理論”是一般性的理論或普遍的原則規范，通過邏輯推理，得出能直接指導行動的結論。這是一個從一般到個別、從普遍性到特殊性的過程。于是，這種應用模式實際上只是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在不同現實生活領域的個別化、特殊化，它既沒有任何中介的環節，又用不著進行道德價值上的某種轉換，只關注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的唯一性、絕對性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劃一化、普及化，至于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是否正確可靠、合理恰當，則毋需去作認真而深入地考慮。

“應用倫理學”的思路與“倫理學的應用”的思路不同，它是一種從理論到中介再到應用的思路，是一種“應然——適然——實然”同時存在、相互作用的思路。在這里，“適然”已經不是前面所講的世俗已經存在的“實有”，而是被“應然”提升了的存在，是“應然”的現實化進程的邏輯環節。在這種思路中，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即“應然”）既是由現實生活內生的，又是由人們的價值目標、價值追求所規定的，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它不是理論演繹的結果和人們主觀臆想的東西，而是有其客觀的現實依據的，并要不斷地受到現實生活的檢驗和矯正。這是其一。

“應用倫理學”的思想不同于“倫理學的應用”的思路的第二個方面是，它側重于對理論與應用、“應然”與“適然”之間的中介的揭示和探討，并將“適然”作為應用倫理研究的使命。在這里，應用倫理學如同倫理學一樣，是一門理論性學科。所不同的是，倫理學研究的是人類道德的本質及其發展的一般規律，它提示道德，論證道德，訓以道德的“必然之理”；而應用倫理學則研究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應用于實際生活的具體規律，它不是倫理學一般理論和普遍原則規范的簡單延伸和機械套用。它既不等同于政治倫理學、經濟倫理學、管理倫理學、家庭倫理學、生態倫理學等部門倫理學，又不是一套可以直接操作的規范體系，但它又離不開這兩者。部門倫理學為應用倫理學發現不同的具體的現實生活中的特殊道德問題和具體道德價值，規范體系的建立則是部門倫理學的一個任務。而應用倫理學主要要探討的是：“應然”與“實然”溝通的規律，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應用的制約因素及其相互關系，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應用的結構及其運行模式，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被人們普遍接受并達成共識的規律，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應用的操作原則、操作方法、操作方式，道德理論和原則規范應用的評估標準、評估方法、矯正機制及其優化方式，等等。

顯然，我們要推動社會主義道德的有序健康的運行，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就必須加強應用倫理學的研究，這也是當代中國倫理學建設的一個極為現實而艱巨的任務。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2]　弗蘭克·梯利.倫理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3]　麥金太爾.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167.

篇6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于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鬃拥摹墩撜Z》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于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范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系，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系為孝悌的出發點，并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范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系，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系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復雜關系中的獨特；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于倫理的實現的工具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杰出”、“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于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于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于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里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對于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注：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頁。）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于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杰出貢獻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系。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于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皬摹妒ソ洝返教K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回避的，并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保ㄗⅲ篍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采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于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于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于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于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于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復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后果，對于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圣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茅于軾、汪丁丁等。

經濟倫理學應該關注、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暗谝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范疇而涉足于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后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范式道德行為的描述?！保ㄗⅲ豪聿榈隆·德·喬治，李布譯：《經濟倫理學》（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頁。）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發生密切關系。企業宗旨、價值觀、企業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觀點加以認識。

經濟注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里，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于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么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吧婕暗嚼麧?、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征，以及消費者的安全?！保ㄗⅲ篧.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么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分子恥于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敖洕鷤惱韺W是關注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保ㄗⅲ篛.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范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亙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致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白鳛榻洕鷮W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保ㄗⅲ簞サ龋骸稕_突與和諧的集合——經濟與倫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里，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保ㄗⅲ喊ⅠR蒂亞·森著，王宇等譯：《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3頁。）

  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爸髁x”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系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系、加溝通、搭架橋梁，使其最終融合起來。

到近代，亞當·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并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于“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兜赖虑椴僬摗芳闹赝杏谕樾暮驼x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7頁。）在這里，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注：亞當·斯密著，蔣自強譯：《道德情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0頁。）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于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篇7

維護人的生命尊嚴人是世界上惟一有理性、有感情、具備社會關系能力和信念的實體，醫學研究的發展首先要體現出對人的尊重，惟有如此，才能使醫學才能更好地造福人類。

尊重人的自在研究者與受試者以及醫患之間應當建立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橋梁，承認并尊重受試者、患者的自應當成為展開醫學研究的先決條件。以欺騙、哄騙、誘導等方式進行人體試驗尤其是臨床藥物試驗，或是采用未經倫理審查、科學論證即應用于臨床的治療方法，都是違反醫學倫理和道德原則的。

尊重人的知情同意《倫理堡法典》、《赫爾辛基宣言》中均強調了患者或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指出“人類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是絕對必要的”［3］。知情，就是要求每個受試者參與臨床試驗前必須被充分告知并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研究可帶來的預期利益、潛在風險以及可能的不適;同意，則是指受試者在充分理解試驗相關信息之后，具有選擇和終止參與的權利，且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懲罰。

保護人的不受傷害醫學研究中所應用的先進科學技術或診療手段，對于受試者、患者而言，往往是“利害并存”的綜合體。對此，醫學工作者在臨床試驗設計或藥物試用上，應將保護受試者、患者的健康作為首要任務，認真權衡利弊，評估風險，力求以最小的損失為代價獲得患者的最大利益。

正確處理臨床醫學科研和醫學倫理關系的基本途徑

強化醫學工作者的倫理道德意識醫學科研是科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種社會事業。醫學工作者在醫學科研的主體，保證科研成果造福人類是其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對此，醫學工作者應當強化自身的倫理道德意識，使自身擁有“科學的精神氣質”，在醫學研究中嚴格履行默頓在科學社會學中所提出的“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則，自覺加強自身道德素質修養，遵循倫理價值規范，在臨床醫學科研實踐中尊重受試者的利益，科研選題時盡可能客觀、公正、負責任地揭示醫學科研的潛在風險［4］。惟有如此，才能使醫學科研技術的發展在為人類健康帶來福音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化解醫學發展與醫學倫理問題間的種種沖突。

給予醫學科研寬松的環境醫學工作者是醫學科研的主體，廣大公眾則是醫學科研組織開展的土壤，也是醫學研究成果的最終消費者。在現代醫學高科技技術的雙面性凸現的現實環境下，給予臨床醫學科研以寬松的發展環境，關鍵是要培養社會公眾正確的科學倫理觀和道德觀，醫學技術的良性發展提供一個適合的社會環境。要在社會公眾中普及推廣倫理道德知識，破舊立新，重新樹立適應于現代科學技術與人類健康發展的新型倫理道德觀，捍衛科研自由，支持正確的醫學科研活動，也能正確地利用科學的倫理觀捍衛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對醫學工作者的科研活動進行廣泛的社會監督，才能真正保障當代醫學技術的發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5］。

完善醫學倫理對醫學科研的指導與規范醫學倫理學是指導醫學的健康發展，監督醫學發展的正確方向，防止其誤入背離人道的科學主義歧路的專門學科。要完善醫學倫理對醫學科研的指導規范，關鍵是要發揮好倫理委員會、醫學期刊等組織機構在倫理審查中的監督作用。(1)發揮已有倫理審查組織的監督作用。倫理委員會、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ChiC-TR)等作為具備實體組織形式和建制的醫學科研倫理審查的管理機構，要積極借鑒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GCP聯盟等機構關于醫學倫理問題研究的先進經驗，逐步建立與完善倫理審查工作視察與評價的管理規范，建立起倫理委員會等相關管理機構的標準操作規程，提高倫理檢查的質量。(2)要重視中文醫學期刊在醫學倫理審查中的重要作用。對醫學期刊編輯進行醫學倫理知識的培訓，深入學習《赫爾辛基宣言》、《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操作指南》、《涉及人體生物醫學研究審查辦法》、《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審查工作指導原則》等國際國內文件，使醫學編輯能夠在審稿和編輯過程中能夠清楚、公正地處理好學術論文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把好醫學論文進入學術傳播領域的最后一道關口［6］。

篇8

一、教育倫理學就道德教胄理論嗎?

 

有一種觀點認為：教育倫理學就是探討道德教育的理論。如本世紀上半葉，B諾曼妮(BNormann)和G科蒙爾(GColmore)寫了一本<教育倫理學》，該書并沒有明確說教育倫理學是什么，但從其內容來看，主要是討論道德教育問題，旨在建立一種道德教育哲學。該書依次討論了什么是兒童、胎兒的環境、早期家庭環境、性格與氣質、性別訓練、宗教信仰、理想的學校、學校指導等問題，集中在人格發，展主題上?。我國學者丘景尼在其《教育倫理學》一書中說：“教育倫理學……其著重之點，不在道德本質之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v養成”認為教育倫理學和道德教育“二者之涵義，大體相同”?，區別只在手“教育倫理學所討論的，大半厲于原理的問題，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則大部分為實際的問題”?。他明確認定教育倫理學就是道德教育的原理。

 

教育倫理學就是關于道德教育的理論嗎?_恐怕不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在教育科學界，現在一般稱專門探討道德教育理論的科學為德育原理。如果教育倫理學也是探討道德教育理論的學問，那么教育倫理學和德育原理的對象是同一的，而且研究視角也基本相同，二者就是同一門學科了。的確，以前有人把教育倫理學視為德育原理的別稱，那屬于命名問題;但我們今天探討的是作為獨立的新興學科的教育倫理學，它若只是德育原理換個名稱的說法，又何談其學科獨立性?何談其新興?其實，即使只看字面，二者也不是同一的。德育原理是關于道德教育的理論，可稱為倫理教育學，但決不能倒過來說成教育倫理學。從英文可以看得較明顯：教育倫理學是“EducationalEthics”或“EthicsofEducation”，而徳育原理是“TheoryofMoralEducation”，二者不能換用。若從研究對象來說，把教育倫理學理解為關于道德教育的理論，等于是用德育原理取消了教育倫理學。同樣，這種認識從學科發展史上也站不住腳^大家都知道，關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和理論，一直是教育思想或教育學的重要方面，它源遠流長，決非新興;教育倫理學大多承認它是新興的。這說明教育倫理學并不就是關于道德教育的理論，教育倫理學應該有它自己的對象和領域。

 

二、教胄倫理學是教柙職業倫理半嗎?

 

不論國內還是國外，持教育倫理學是以遒德教育為研究對象觀點的人并不很多。大多數學者認為：教育倫理學是以教師職業道供問?為研究對象的，或者說，教育倫理學魷是教師職業倫理學例如，王正平主編的《教育倫理學》認為：^教育倫理學是研究教師職業勞動領域內道德意識、道徳關系和道德活動的科學……它是研究教師職業道德的學問."?施修華、嚴緣華主編的《教育倫理學》也強調：“教育倫理學是以包括教師道德意識現象、教師道德規范現象和教師道德活動現象在內的整個教師道德現象為其研究對象的?！?雖然各家表述略有差異，但大家的側重點都在于教師職業道德上，可以統稱為教師職業道德說。在國外，教育倫理學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教師倫理規范或教師職業道德上。

 

應該說，很多學者把教育倫理學理解為教師職業倫理學，是有一定原因的。在教育思想史上，關于師德的論述從來就沒有中斷過，教師道德是重要的教育問題。在現代，隨著各種職業倫理學如醫生倫理學、軍人倫理學、律師淪理學等的大發展，教育界也希望把師德問題上升為專門的教育者的職業倫理學，于是很多人結合時代要求研究教師道德問題，并由此形成一門新學科——他們稱之為教育倫理學。

 

我們認為，把研究教師道德問題的科學視為教育倫理學，即把教育倫理學定義為關于教師職業道德的科學，這值得推敲?，F在，已經有教師倫理學這門學科，且它“是專門研究教師道德的一門科學”f。這樣，教育倫理學和教師倫理學是同一門科學了但這是不恰當的。

 

首先，如果教育倫理學等于教師倫理學，“教育”和”教師”二者可以互換，那么，作為學科名稱，我丨I]可以類推：教育法學等于教師法學、教育社會學等于教師社會學、教育政治學等于教師政治學……這難道不荒謬嗎?

 

其次，把教育倫理學視為研究教師職業道德的科學.這名不副實：即使我們只研究教育領域的職業道德問題，研究將涉及的職業主體也不只是教師。如果說在古代教育中.教育職業主要是由教師來承擔的，這勉強說得過去;那么在現代教育中，教育職業決不只是教師的行業.至少，教育工作者已分化為三大群體：教師、教育行政與管理人員、教育科學工作者.這三類教育工作者.職業道德要求既有共同之點，又有相異之點;倘若談到終身教育、學習化社會，那么更多的人都將牽涉及教育職業道德上來，職業主體就更復雜了：因此.把教育倫理學視為教師職業道德的科學，遠囊括不了教育領域所牽涉到的職業道德問題和職業主體。

 

最后.把教育倫理學視為教師職業道德學，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束縛了教育淪理學的發展。

 

除了職業倫理外，教育領域牽涉到的倫理問題還很多，有的亟待研究。比如，教育改革是一種時代潮流，人們對教育改革可從科學角度、政治角度、經濟角度去評判和規范，同樣它也應從倫理角度去評價和引導;教育實驗、教育規劃，也是如此。再比如，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教育究竟應如何確定自己的價值方向，怎樣建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這是眾人關注的大問題。再有，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領域出現了許多問題，諸如道德滑坡、亂收費、校園內的高消費、教師搞創收等等，同樣需要從倫理的視角來分析。此外.教育領域屮的若干矛盾，諸如公平與效益之爭、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等.也要求倫理審思。應該說，教育倫理學除了為教師立道德之法外，還應該也可以在更廣泛的領域內有所作為，應該關注教育的各種矛盾、變化，思考和評判教育的方方面面，主動適應時代的要求，回答時代的挑戰，為教育事業的發展立下倫理的路標，同時也在適應時代的過程中發展完善自身。時代需要教育倫理學，教育倫理學則應抓住時代賜與的機會!

 

總之，教蚱職業道德向題雖然也屬于教育倫理學的領域(教師倫理學可視為教育淪理學的分支但教育倫理學不能局限于教師職業道德，它應該研究更多的問題。

 

三、教育倫理學：教育善惡之學

 

教育倫理學既不是道德教育科學，也不等于教師職業倫理學，那么，教育倫理學是什么呢?它應該是教育善惡之學，即探討教育領域善惡矛盾的科學3

 

1.教育的善惡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教育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審視，會看到教育的不同側面和性質。從科學龜度#，教f有正確和錯誤、合于真理和陷入謬誤的問題，即存在真與假的矛盾;從政治角度看，教育具有政治性，存在著政治立場和政治性質問題;從法律角度看，教育存在著合法與違法的問題;從美學角度看，教育存在美與丑的矛盾;如此等等。可見，教育有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同的矛盾成為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

 

如果從倫理角度來觀察教育，將不難發現，教育本身是一個倫理的世界，存在著倫理方面的矛盾，或者說道德方面的矛盾。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教育都有個道德是非問題。比如說，對希特勒的法西斯教育，對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人們不約而同地稱之為造惡人世的教育，因為它們只是把學生造成殺人的工具去屠殺他國人民;而裴斯塔洛齊致力于貧苦孤兒的教育，陶行知“捧著一願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地獻身教育事業，則為世人稱贊，因為他們獻身教育的事跡是高尚的、無私的，達到了道德的高境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經常用倫理的眼光來觀察教育，比如，對只謀私利、不求教育實效的極少數私立學校，人們稱之為“私利教育”，表明了大家對其倫理性質的否定判斷;而對那些熱情捐資舉辦“希望工程”的人們，大家都認為他們在積善，在造福他人。和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一樣，教育并非倫理無涉的。

 

倫理的矛盾也就是善惡斗爭問題。在人類觀察事物的不同視角中，倫理學是從善惡角度來觀察的。盡管其它的科學也可能涉及善惡問題，但它們主要不以善惡為視角，比如經濟是以效益為視角，美學是以美丑為視角，法學是以權利與義務為視角，只有倫理學主要是以善惡來觀察一切的。善惡矛盾，是倫理道德的基本矛盾，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盡管在倫理學史上，關于倫理的基本矛盾、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有著各種各樣的意見，但大多數人都認為善惡是基本矛盾。在倫理學上，人們?！鞍焉普f成是道德的同義詞……表示道德的整個領域”氣那么，惡也就是不道德的同義詞了，而善惡斗爭，則是道德的與不道德的矛盾斗爭。正是“善與惡的矛盾”，構成“道德發展的動力”，譜寫出“人類社會道德發展史―。

 

既然善惡矛盾是倫理道德的基本矛盾，那么，教育作為一個倫理世界存在，其實也就是作為一個善惡斗爭的世界而存在。善惡矛盾，在教育中存在，而且普遍存在。善惡矛盾的普遍性表現為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在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教育一刻也沒有擺脫善惡矛盾，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仍然有。教育的各個方面，誰也擺脫不了善惡矛盾的糾纏;和教育牽涉的各種人，也有善惡之別。其實，正是教育的善惡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具有客觀必然性。

 

2.教育倫理學以教育的善惡矛盾為對象

 

倫理學是以善惡矛盾為基本問題的倫理學就是善惡之學*?。不僅一般倫理學如此，各種應用倫理學(即把倫理學原理應用于具體的社會領域)也是如此。教育倫理學作為一個具體領域的倫理學(亦即應用倫理學)，善惡矛盾同樣是它的基本問邇，善惡視角同樣是它獨特的視角，只不過它不討論一般的善惡矛盾，而只討論本領域(教育)的善惡矛盾。前面已經談到，教育領域的善惡矛盾是客觀存在的，這些矛盾構成了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因此，教育倫理學就是教育善惡之學。

 

其實，關于教育善惡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人們討論的話題之一，當然這種議論往往是感性的、零散的。教育倫理學就是要把以前教育善惡問題零星的、經驗性的認識上升為系統的理性認識，即對教育的#惡矛盾進行科學研究，并構造基本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倫理學就是人們在教育善惡矛盾上的理性自覺。

 

如前所述，教育的善惡矛盾遍布教育的方方面面，因而，教育倫理學的研究范圍將觸及整個教育領域。它將涉及教師職業道德，但它還要為教育行政與管理者、教育科研工作者立職業道德，也要為家長和社會的各部門、所有的社會成員立教育道德，因為在終身教育時代與學習化社會，又有誰會和教育毫無牽涉?只要和教育有關聯的人，他就必定有對教育是否履行了道義責任的問題。它將涉及到道德教育問題，但主要不是一般地探討道德教育的原理與方法，而是要向道德教育提出質疑：你本身是合道德的嗎?當然，它也要向教育的其它方面提出同樣的問題：你本身是合道德的嗎?上至教育法規、制度，下至具體教學工作的內容、方法、形式、過程、評價以及教育中的人際交往，都不能逃離教育倫理學從善惡視角進行的審視?？梢哉f，一切與教育有關的人和事、教育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包括在教育倫理學的視界之內。教育倫理學既要為一切與教育相關的人立教育道德(作為一種職業道德或社會公德)，又要為教育自身立道德之法。

 

把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教育的善惡矛盾，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一，符合時代需要。在現代社會，各種矛盾錯綜復雜，要求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去認識教育，從而更好地辦教育。辦學有個效益問題.教育具有生產性，于是便產生了教育經濟學;教育存在著法律問題，于是教育法學興起了。同樣，教育也有是否道德的問題，這便需要有教育倫理學。教人為善(道德教育)是教育的重姜目的，但人們不禁要反問：教人為善的教育是善的嗎?在當代，這種疑問是很強的.因為人們發現.教育中惡的因素仍十分嚴重。比如說，教育中的種族歧視問題、男女教育平等問題、不同階層的教育平等問題、教育中學生的權利問題、管理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危害問題、教師的權益沒有保障問題、分數主義問題、學生負擔過重問題，等等，這不論國內國外都客觀存在著。要觀察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從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角度加以研究外，還必須確立教育的倫理視角。只有對教育的善惡問題有了廣泛的研究，達到了清晰而深刻的認識.人們才有把握使教育在善惡之河中由隨波逐流變得自主沉浮?？梢?，以整體探討教育的善惡矛盾為己任的教t倫理學的興起，具有時代必然性，

 

第二，在我國更具有特殊意義。我國歷來強調道德，道德教育有著悠X的傳統，但是，我們卻不研究教育本身是否道德的問題，這似乎反差太強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一個社會轉型時期，在教育領域中，各種問題、矛盾十分復雜和尖銳,更需要一種倫理上的指引。沒有明確的倫理指引.教育有可能在變化中走彎路、遭挫折、受損害。為了我國教育事業的順利發展，我們需要整體考察教育的善惡矛盾，加強教育倫理學研究。

 

第三，符合科學發展的邏輯。傳統的倫理學是規范倫理學，而本世紀初元倫理學興起，人們把目光轉向倫理學的概念分析和邏輯論證，這種脫離社會實踐、不以指導人們社會生活為己任的元倫理學“到了60年代……遭到人們的普遍忽視，……道德哲學又重新開始思索個人.應該如何生活”3,即規范倫理學復興起來。“本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倫理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發展變化是哲學家們對實踐倫理學或應用。

 

倫理學的興趣不斷增長。所謂應用倫理學，就是把規范倫理學理論應用于實際的道德問題，?70年代以來，由于應用倫理學的勃興，帶來了倫理學的繁榮和各分支倫理學的生長。在這種大背景下，教育學家們敏感地覺察到了教育的倫理道德問題，并紛紛著手研究。在西方，對教育倫理問題的關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教育的某個具體方面的倫理問題，現在已經有關于教學倫理學、教育管理倫理學、教育行政倫理學、學生眼務的淪理學、教育評價倫理學、教育科研淪理學、高等教育倫理學、成人教育倫理學、民族教育倫理學、課程倫理學等具體領域的專著;二是討論教育中有關倫理理想(觀念)的實現問題，即教育自身的倫理性問題.這方面的主題集中在教育中的人權、平等、自由、公正等上，這類的著作也不少。此外，也有人開始注意從總體上來討論教育倫理問題，比如里斯.布朗(LesBrown)從尋求正義、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義出發，力求“為獨立的道德判斷提供一個倫理學基礎……為解釋教育中的不正^不道德現象(如教育機會上的不平等)提供一個理性的基礎.頗有建立教育倫理哲學的味道。西方的教育倫理學研究，雖大多囿于具體的問題.但這沖分散研究的匯集.卻構成了蔚為可觀的教育淪理學的領域.西方的教育倫理學研究已明顯突破了教師職業倫理的框架.對教育各方面是否道德的問題表現出強烈的關注。這也是教育倫理學發展的趨向，符合科學發展規律。

 

3.教育倫理學的使命

 

要回答教育倫理學使命問題.先得探討矜育倫理學的性質。人們常從事實科學與價值科學的二分法來確定社會科學的性質.教育倫理學是事實科學還是價值科學呢?我們認為.它既不是純粹的事實科學、也不是純悴的價值科學.而是事實科學與價值科學的統一。只研究客觀事實、普遍規律而不確立價值體系.不指引實踐的教育倫理學是沒有充分的社會價值的;而孤立的價值宣稱和善惡評判，即純粹的價值科學，又是缺乏理性根據，是不可取的;只有把兩方面結合起來.教育倫理學才是完整的。

 

因此，作為事實科學與價值科學的統一.教育倫理學肩負著揭示規律、說明事實和確立價值、指導行動的雙重使命。

 

教育倫理學要揭示教育的善惡斗爭的規律。教育有各種各樣的規律，比如認識規律、經.濟規律、善惡規律，等等。揭示善惡運動規律，是教育倫理學的使命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也不斷呈現出善的張揚、惡的消減的趨勢，這是教育善惡斗爭的發展性I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度，什么教育為善或惡，教育的善和惡的具體存在形式，存在很大差異，這是教育賽惡運動的社會性、歷史性、具體性;不論教育?如何發展，教育中總存在善的因素和惡的因素，表現出善惡矛盾的永恒性。在教育中，善的因y素是如何張揚鞏固的、惡的因素又是如何消減的?善長惡消或者惡長善消的條件有哪些，人在其中起什么作用，過程如何?這是教育善惡斗爭的機制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屬于教育的善惡斗爭的規律問題，教育倫理學要著力研究這些方面，以揭示教育善惡規律。善惡規律的揭示，一方面為教育倫理學莫定理論基石，形成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也從一個側面透視教育的性質，豐富著、人們對教育的理解和把握。

 

說明、描述事實也是教育倫理學的任務之―。在歷史上，在現實中，存在哪些教育的善或惡，人們對這些教育的善或惡有何評論?曾經或當前，人們有哪些教育倫理觀念和價值沖突，人們如何進行價值選擇?諸如此類的問題，屬于客觀事實或歷史事實問題，需要通過調査或文獻研究加以明確、說明和敘述。事實、史.實的準確描述說明，有助于人們明了實際情況，為揭示規律、確立價值提供實際材料。

 

確立價值體系，是教育倫理學的重要使命。

 

教育倫理學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體系。它要確定^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癉的，什么是有價值的、什么是沒價值的>換言之，它要確立一種#惡標準和價值觀念，并論證它、維護它、宣揚它、實踐它。價值體系的確立，是教育倫理學的核心和靈魂。通過價值體系，它才對實踐發生規范作用，也才有批判其它價值、評判教育倫理問題的依據，價值體系的碥立，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它需要立足于社會、體現時代精神，同時又要依據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抓住教育中善惡運動的規律性，此外也要考察歷史上和現實中教育的善惡狀況與經驗教訓。唯其如此，才有科學性可言。

 

篇9

對研究的基本問題的探尋可以有多種視角，如歷史的視角，思辨整合的視角，分析的視角和經驗的視角等等。針對傳媒倫理學研究的現實狀況，此處我們選擇后兩種來進行探索。首先，是分析的視角，即從傳媒倫理學的理論體系、學科性質以及研究任務出發，尋找問題的答案。其次，是經驗的視角，即對當前已有的傳媒倫理學研究所涉及的實際問題以及研究現狀進行梳理、歸納，在分析中找尋答案。

接下來，我們就綜合兩種視角，首要是對傳媒倫理學的理論體系和學科性質進行一番梳理和考察，然后對其研究現狀進行歸納和分析，兩者對照、結合，以此來探尋傳媒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1.傳媒倫理的“應用倫理學”屬性和“實踐倫理學”維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飽受戰爭之苦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實行了經濟復興政策，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劇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自然環境迅速惡化；人格尊嚴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高科技的負效應此起彼伏……這些問題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又亟待解決。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在既有的倫理道德理據中，人們無法找到現成的答案。生活實踐迫使人們放棄書本教條，直面現實，找到一種新的倫理規范，建立社會新秩序，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應用倫理學”應運而生。應用倫理學應用于社會不同領域，就產生了領域倫理學，如政治倫理學、商業倫理學等；應用于不同人群，就產生了人群倫理學，如婦女倫理學、老年倫理學等；應用于不同職業，就產生了職業倫理學，如教師倫理學以及我們所研究的傳媒倫理學等等。我們看到，傳媒倫理學是一種典型的職業倫理，而職業倫理學恰恰是應用倫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傳媒倫理學屬于“應用倫理學”的學科范疇。

“應用倫理學”的興起有重要意義，為理論倫理學的發展打開新的天地，重新強化了倫理學的“實踐維度”。雖然倫理學理論的誕生就是為了人類的道德實踐，但是倫理學在后來的發展中有很長一段時期偏離了自己的初衷，以“元倫理學”為代表，“熱衷于體系的構建,迷戀于思辨的推導”。?與理論倫理學不同，應用倫理學的核心就是“應用”，其生命力就在于以理論的方式關注、把握、指導生活實踐。而傳媒倫理學作為一種職業倫理學，恰恰在于著力解決傳媒職業領域內的倫理失范和價值混亂問題，其“實踐倫理學”的維度相當明顯。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傳媒倫理的核心就在于“應用”，而應用的主旨是強調“實踐”。傳媒倫理學是溝通理論倫理學與傳媒實踐活動的橋梁，它把媒介行為置于理論倫理學所構建的人類價值體系的總體框架下，在傳媒實踐中對這些既有觀念、?般價值原則和基本行為準則進行驗證，辯駁和詰難，以媒介職業性質和傳媒職業群體特征為依據，將這些總體社會規范和價值取向具化并細化，建構傳媒領域的價值體系和媒介從業者的觀念模式。也就是說，以分析的視角考察傳媒倫理學及其應用的基本問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傳媒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大眾傳播領域內，媒介這-特定群體所追求的職業責任或至善目標及其實現的倫理手段和途徑。

2.傳媒倫理的研究現狀：立足于媒介道德困境，探尋多樣性的價值共識，形成合乎倫理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

縱觀傳媒倫理學的相關研究，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我國，都立足于媒介的道徳困境。新聞失實、新聞炒作、有償新聞、有償不聞、娛樂至死、漠視生命、侵犯隱私等等，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和媒介的急速擴張，大眾傳播領域內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倫理道德問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現出來。事實上，傳媒倫理學的研究者關注的絕不僅僅是這些判別起來相對簡單的道德失范行為，還有與具體道德情境相關的職業倫理閑境。傳媒倫理作為職業倫理學的分支其顯著特征在于它的實踐性，它總是與具體的道德情景相關，它不僅會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更重要的是還要打上“職業”的標簽?！靶侣剬I主義”、“新聞自由”、“新聞價值”、“新聞時效性”、“受眾知情權”等等，所有這些專業詞匯使媒介從業者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抉擇變得十分復雜。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展江在《新聞職業倫理四大爭議問題評析》一文中，對“當代四大新聞倫理問題”進行了探討，包括“救死扶傷與新聞本職的矛盾”，“公眾知情權1公民隱私權之間的沖突”，“消息來源保護問題”以及“媒體自由與公正審判問題”。他認為：“新聞職業倫理就是新聞工作者和媒介機構在新聞職業道德體系中的諸個因素(道德誡命)發生沖突時的理性抉擇原則。”?他認為新聞職業倫理非常復雜，因為新聞人“在報道一則新聞的過程中要與消息來源打交道、處理與同事的關系，最后還要面對公眾，所以可能要同時做出幾個互不相關的倫理抉擇?！闭缯菇?，在新聞實踐中，常常會出現關于倫理的思考和抉擇，這些思考和抉擇又多偏向多元交錯，致使從業者的道德信念被迫接受挑戰而陷人倫理原則上的兩難境地。傳媒領域內的倫理抉擇既要遵循普適性的“道德善”，又要體現特殊性的專業規范，那么我們必須打破思維方式的單一性和價值規范的壟斷性，進而尋求一種多樣性的“價值共識”，以更為寬廣的視野和更具實踐價值的標準，形成合乎倫理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

根據以上有關傳媒倫理學理論體系、學科性質、基本特征和研究現狀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傳媒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大眾傳媒領域中出現的職業群體價值、倫理訴求和道德標準與社會整體利益、倫理訴求和價值取向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講，傳媒這一特定群體對自由、自主、專業和自我完善等價值追求與社會整體“道德善”及“應當”為標準的倫理規范和理想目標之間的沖突與協調是傳媒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二、傳媒職業倫理研究方法的整合

在我國，傳媒倫理學的研究方興未艾，綜觀眾多學術成果可以發現，由于研究者們研究視野、研究維度和研究立足點的差異性與廣泛性，傳媒倫理的研究方法也呈現出多樣化態勢。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正是因為研究方法的零散性與不確定性，導致了研究路徑的混亂，進而影響了結論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所以，當我們明確了傳媒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之后，我們有必要對現有的研究方法進行整合，以明晰研究路徑，深化研究結論。

1.反思、批判與建構的整合

對傳媒現象及傳媒人行為進行道德批判，是當前我國傳媒倫理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問題意識與注重問題研究誠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傳媒倫理研究的初衷，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全盤否定，而是為了創新，創新意識與價值體系的建構才是倫理學研究的核心與關鍵。創新的過程就是改造的過程，它以反思和批判為前提和基礎。改造的過程又是構建的過程，傳媒倫理學研究就是要在不斷創新、不斷改造的過程中構建傳媒理論價值體系。所以，反思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和建構的方法是傳媒倫理研究的=種重要方法，=者緊密結合，缺一不可。事實上，這恰恰符合了傳媒倫理學的學科性質。傳媒倫理學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倫理學作為人生哲學，像本體哲學和認識哲學一樣，其基本的研究方法首推思辨的方法。而思辨恰恰是反思、批判與建構的有機統一。

這種統一首先表現在反思與批判的相輔相成。所謂反思，就是換方向、換角度、換位置進行再審視、再認識、再思考。倫理研究中的反思不是欣賞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其目的是要發現問題。因此，反思的過程同時也就是批判的過程。而批判又是以懷疑為前提的，而懷疑通常又是在反思當中獲得的。所以在傳媒倫理研究中，我們一方面要對大眾傳媒行為、境遇與現象進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對已有大眾傳媒倫理本身進行反思性批判。抽象的反思與具象的批判相結合，是提升大眾傳媒道德理念的必要手段，也是促進大眾傳媒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當然，無論反思還是批判，突破、改造與超越才是其最終目的。傳媒倫理學研究致力于解答的仍是大眾傳媒領域中的價值問題，其最終指向仍是新的價值原則的確立和價值體系的建構。因此，只有堅持反思、批判與建構的并存，傳媒倫理研究才能向縱深發展，為傳媒實踐中的根本性和總體性問題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2.演繹與歸納的整合

自倫理學產生以來，演繹的道德推理方法就被看成是最主要的解決道德問題的方法。但應用倫理學產生之后，演繹這種思維方法受到了嚴重的質疑。--些倫理學學者主張，應用倫理學研究應告別原則，專注于個別具體事例勹情境，在實踐中歸納出解決此類問題的方法，進而再將它上升為一種普適原則。也就是說歸納法在應用倫理研究中備受推崇。事實上，從方法論的角度考察，演繹和歸納正是當前傳媒倫理學研究領域中兩種重要方法。演繹是從既有的普遍性原則或一般性事理出發，把這種事理或原則運用到各個具體的領域中去，推導出個別性結論的一種方法。歸納法則是從個別事例出發，對既有材料抽絲剝繭地分析，最后得以做出一個概括性的原則或結論?？雌饋?，演繹與歸納是兩種完全相反的研究路徑，所以大多數傳媒倫理研究都是只選其一。一種是以人類社會普適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規范為依據，對傳媒現象和行為進行道德批判；一種是從大眾傳媒領域中出現的具體案例出發，歸納總結出能夠解決傳媒倫理實際問題的倫理原則和倫理依據。但事實證明，這兩種方法都有失偏頗，單獨使用一種方法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篇10

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化浪潮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但是由于對人類主體能力的過分張揚與市場、資本的無序擴張，人類對自然生態資源過分利用，地球生態系統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從而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對立?；诂F代性而形成的現代生產、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使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中，形成了過分強調和彰顯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和主體能力的“集體無意識”。特別是經過近代以來科技突飛猛進所引發的全球化浪潮，曾經對自然的敬畏和自然價值的觀念已經蕩然無存，自然對人而言不再是神秘的了，[1]它只不過是一種客觀存在和人類實踐、認知的客體，人的理性才是這種自然客觀存在的基礎，自然可以為人的理性隨意支配和塑造，對人而言它僅具有工具價值。在這種思維慣性驅動之下，人實際上已經將自己從自然中剝離出來，以天地萬物的主宰者自居了。然而人越是想駕馭自然，就越是發現自然不可駕馭。自然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存在，經過長期的物質進化，不斷地塑造和創造著自然生命，維系著地球生態系統的存在與進化，雖然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具備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可以持續地為著一個目標不懈努力；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的自然屬性，即人仍然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分子，人仍然需要遵守自然生態整體的客觀律則和價值準則。令人堪憂的是，人類究竟希望如何更舒適自如地存在于地球，這遠非一個已經明確的問題，其答案是否可行，將決定著人類的未來。自然或友善，或殘酷，只是自然的本色而已，人類對自然不可為所欲為。如果承認生態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秩序，那么人類就必須對傳統的生態觀進行認真反思和清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自覺順應自然界的發生、發展規律，重新把人定位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之上，而不是可以主宰世間萬物的“超人”。正是在對人類這種生存困境的反思中，20世紀中葉生態倫理問題被提出來，并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生態倫理學是倫理學研究的新領域，是現代生態科學和社會倫理學的交叉學科，是一面冉冉升起的旗幟。西方學術界又稱之為“環境哲學”或“環境倫理學”，是關于人和自然的道德學說，是如何對待生態價值、人與生物群落之間、如何調節人與環境之間關系的倫理學說。生態倫理學的核心思想是接受整個自然界的運行規律，它所要處理的問題是人對與自己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地球上其他物種和自然界抱什么態度的問題。也就是說，它在理論上的要求是確立關于自然界的價值和權利；在實踐上要求按照生態倫理學的道德標準和規范約束人對自然的行為，從而保護地球上的生命和生態系統。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價值主體，有著自己的系統價值。傳統倫理學一般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僅僅關注人這樣一個物種（群）的福利，生態倫理學關注構成地球進化的幾百萬物種（群）的福利。生態倫理學的最主要特點是把道德研究從人與人關系的領域擴大到人與自然關系的領域，研究人對地球上的生物和自然界行為的道德態度和行為規范。隨著生態倫理學的興起，人們逐漸意識到，生態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在于人類文明所奉行的錯誤價值觀，即人類中心主義。這種價值觀忽視了人對自然的義務和責任。在生物學及認識和實踐意義上，人類以自身利益為中心，本無可厚非，但是在價值論的層面上，人類必須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是在近代社會推崇理性的前提下確立的。人類具有理性，理所當然具有內在價值，其他存在物沒有理性，因而只有工具價值。由此，人類社會道德原則的制定與選擇的惟一因素必然是人和人的利益。這種倫理觀如果不是促進了當代生態失衡、環境惡化等負面效應，那么它也無法調整和制約人類破壞自然的行為方式。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是隨著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形成而形成的。在非人類中心主義看來，人類和其他生命的權利是相等的，皆有權利從自然界中索取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能量。但是，作為自然界的“道德代言人”，人類必須同時在道德上關心其他物種，因為自然存在物本身具有內在價值，而且自然存在物的價值不能完全還原為人的興趣和偏好。非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類的道德關注目光投射到更多的生命體上，給人們提出了更多的倫理問題。

2中西方生態倫理學研究進展

早在19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就有擴展道德共同體（moralcommunity）之議；德國生物學家?？藸?E.H.Haeckel)又提出“生態學”（ecology）的概念（1886）；美國博物學者瑪什（G.P.Marsh）的《人與自然》（1864）、英國醫生赫胥黎（T.Huxley）的《進化與倫理學》（1893）都主張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某種親和的倫理關系。但是，生態倫理學是由法國哲學家、醫生、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史懷澤和英國環境學家利奧波德創立的，他們主張，把道德行為的領域從人與人、人與社會領域擴大到人與自然之間，人類需要將善良、良心、正義、義務等觀點應用到處理自然生態關系中去，“人與自然”應作為倫理學的一項基本準則。史懷澤從對生命的崇拜出發，進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的倫理學。他認為尊重生命是倫理學的基礎，維護生命、完善生命和發展生命是善；毀壞生命和損害生命的行為是惡，在這種倫理學中最主要的是人應對所有生物負有個人責任[2]。利奧波德則提倡大地倫理學。他主張倫理學研究的對象要從人和社會領域擴展到人和大地（自然界），因而需要改變倫理學的兩個最重要的概念：一是，倫理學正當行為的概念必須包括對自然界本身的關心，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當一種行為“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才是正確的；否則，它就是錯誤的”[3]233-234；二是，道德權利概念應當擴大到自然界的實體和過程，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3]194。1975年，美國哲學家羅爾斯頓發表《存在生態倫理學嗎？》一文，從生態規律轉換為道德義務的必要性論證了生態倫理學的合理性。此后他發表一系列論文和兩本專著：《哲學走向荒野》（1986），《環境倫理學：自然界的價值和人對自然的責任》（1988），建構了當代環境倫理學的理論框架。

20世紀末葉，日本學者丸山竹秋提出了“地球倫理學”（1992）：將地球作為目標和對象的倫理學，包括人與人之間關系方面的倫理學，以及環境倫理學、生命倫理學、景觀倫理學。雖然倫理學本來是關于人與人之間道德關系的學問，但是，人與人以外的事物的關系卻多得多和復雜得多，對這方面的道德關系視而不見無疑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大地是生存之源，是值得尊敬、愛惜和感謝的。因而他認為，在現代科技發展的情況下，有必要重新界定倫理學的觀照系列，倫理學的對象不僅是對人，還必須擴大到人以外的生物，地球上的非生物，甚至太陽和天體諸現象。也就是說，規范人類行為的道德，不限于人間之道，還應包括：①對人及人以外事物的“人之道”；②對宇宙的“人之道”；③對大地的“人之道”；④對生物的“人之道”。全部學問的最大目標是探求真理，其最終目標應該是保全地球，對人類文化的健全發展作出貢獻[4]。基于西方倫理學的發展以及中國現代化正面臨同樣的問題處境，中國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生態倫理的建構和論述。立足于本國實際，國內學者在對西方倫理學進行解讀、討論之外，更多地開始注意對中國傳統資源的發掘、探究。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其本身就孕育著大量非常精致的生態學思想，可以為解決人類生態問題提供許多有益的資源支持。中國古代的生態倫理思想之光無疑將繼續照耀著我們的未來之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從先秦時期開始，經過兩漢、隋唐到宋、元、明各個時期，便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大量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觀。他們所提出的“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珍惜生命、仁愛萬物；尊重自然規律、合理利用和保護資源等思想，對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起到了相當顯著的作用。[5]今天，挖掘、弘揚儒家生態倫理思想中的積極合理因素，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作用和有益的啟示?？鬃邮紫忍岢隽恕叭蕫廴f物”的主張。其實儒家之“仁”術，歸根結蒂就是對各種關系的闡述。他要求把“仁”、“愛人”這些人際道德原則擴展到自然界萬事萬物之中去，以此來協調人和自然界的關系。把人對自然的態度作為善惡評價的一個尺度。他認為生物都有自己的生長規律，對它們的獲取要有度，“釣而不網，弋一射裔”[6]30。他指出：“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防，非孝也”[6]608?？梢姡鬃邮前讶藗儗Υ锏膽B度當做儒家道德規范之一——孝道來看待的。凡仁愛萬物的行為就是孝，就是善；反之則是不孝，就是惡。孟子繼承和發展了“仁愛萬物”的思想，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6]131。他要求人們由敬愛親友而泛愛他人，由泛愛他人而仁愛萬物，主張君子之愛應該從對親人的愛擴展到對百姓的愛，再延伸至對自然的愛。這是君子施行仁政的主要內容。這種思想后來發展成宋儒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名句。張載[7]63認為：仁愛就是愛人、愛物、不私己。在他看來，人是天地萬物中的一員，同萬物具有共同的本性，所以不能偏私自己。他主張“是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7]22。意思是說立要立己立人，知要知人知物，愛要愛己愛人，成要成己成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即百姓是我的兄弟，萬物是我的朋友。人和物都是大地所生，在天和地面前人人都是同胞兄弟，人與物是同伴朋友。朱熹從理學角度也談到了人與生物的關系。他說：“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8]296。

他還把儒家的“仁”作了發揮，把“仁”定義為“心之德，愛之理”[8]111，從根本上把愛人與愛物統一起來。王陽明認為雖然人與物是同體的，但人與物的地位是不同的，愛萬物也需分清先后主次，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草木禽獸[9]。因此，他認為“仁、義、禮、智、信”這五德不僅適應于人，而且可以推廣到自然界。儒家學說里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他們所提出的“天人合一”、“仁愛萬物”的思想，以及對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論述，以樸素的、直觀的形式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自身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具有極高的生態倫理價值，是全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在當代，人們更是提出了整體主義生態倫理觀[10]。整體主義生態倫理觀的基本原則是公正，公正的實質就是協調好人與自然及人與社會內部的利益關系，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生活的完整的終極關懷。

3生態倫理學的當代趨勢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