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工作總原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意識形態工作總原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抓整改落實舉措。

（一）領導重視，以上率下壓實整改責任。為確保整改工作扎實推進，區教育局黨組成立區委第一巡察組反饋意見整改工作領導小組，整改工作由區教育局整改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各牽頭領導具體實施。局黨組書記為整改工作第一責任人，各分管領導為牽頭整改工作的第一責任人，形成工作推進臺賬，定期聽取進展情況匯報，全力推進整改工作落實。

（二）思想統一，迅速啟動部署整改工作。

對區委第一巡察組反饋意見提出的問題，區教育局黨組高度重視，迅速召開黨組會議，明確要把巡察整改工作作為教育系統全面從嚴治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作為推動黨風政風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抓手，作為凈化X區教育政治生態和推動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機遇，以對黨負責，對全區教育負責的高度，對教育系統全面工作進行體檢。

（三）問題導向，從嚴從實推進整改落實。

針對區委第一巡察組反饋的問題，站在增強“四個意識”的高度，堅持問題導向，局黨組反復研究、上下聯動，制定了《X區教育局黨組落實區委第一巡察組反饋意見整改工作方案》和《區委第一巡察組對區教育局巡察問題整改臺帳》，細化分解具體整改任務，分別制定了整改措施，確定了牽頭領導、分管領導，明確了責任人、整改成效和完成時限，保證整改工作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聲。

二、反饋問題整改落實情況。

區教育局黨組收到區委第一巡察組反饋問題X個方面X個問題，區教育局黨組堅持立行立改原則，逐一對反饋問題進行整改，其中X項問題已整改到位，還有X項問題正在辦理中。對已經完成的整改問題，持續跟蹤監督情況。現將整改落實情況報告如下：

（一）已完成整改問題。

X、X年度組織生活會材料卷中機關干部一人對照檢查材料存在嚴重照抄、照搬現象，其材料中有“X宜昌”等字樣；二人對照檢查材料缺少整改措施。

整改措施：針對性開展學習教育，從思想上提高認識，端正態度，認真查找不足，堅決杜絕照搬照抄現象再度發生。

整改成效：已完成重新撰寫對照檢查材料，補充整改措施，在黨支部宣讀。

完成時間：X年X月

X、紀檢案卷裝訂無序，重復內容多，制作筆錄不規范，多數為一人辦案,不符合相關規定。

整改措施：認識到紀檢檔案規范化管理的重要性，進行全面系統整理，加強監督檢查，扎實細致做好案件檔案歸檔工作。制作筆錄嚴格按照紀檢格式執行。辦案X人或X人以上。

整改成效：紀檢檔案已經重新裝訂。《詢問筆錄》已更換紀檢格式，辦案人員增加X人或X人以上。

完成時間：X年X月。

X、支部成員對“”的認識存在偏差，站位不高。部分基層支部還存在組織生活會認識不清問題。X人剖析材料沒按照上級要求撰寫，空泛表態。

整改措施：召開以“”為主題的專題培訓，加強對基層支部組織生活會督導。

整改成效：已培訓。并在后續召開的組織生活會中進行指導和監督。

完成時限：X年X月。

X-X、教師進修學校X人，分別違反了中央和國家機關差旅費管理辦法規定。

整改措施：交回違規報銷款。

整改成效：違規報銷分別于X年X月X日存入學校基本賬戶，附有存款憑證，給予通報批評處理。

完成時間：X年X月。

X、工作紀律有待加強。

整改措施：加大明察暗訪力度。強化《請假管理制度》。綜合運用查閱請假記錄、實地檢查的方式，進行監督檢查。

整改成效：收齊、執行《請假制度》，隨時到校明察暗訪，無違紀現象發生。

完成時限：X年X月

X、在查閱“嚴守政治紀律、堅定理想信念”組織生活會材料卷中，三十二人的剖析材料沒有對照檢查存在問題和整改措施，只有大篇幅的個人事跡。

整改措施：提高指導監督力度。針對黨員存在問題，及時指導，真實剖析個人問題，支部書記把關，教育局黨組把關，層層抓實。真正做到學深、學透。

整改成效：已召開培訓會議。并在后續召開的組織生活會中進行指導和監督。

完成時限：X年X月。

X、在師德師風案件查處上，在公開環節有所顧慮，怕引起負面影響，如：X年查處的X起教師補課案件只是在教育系統內部對處理結果進行通報，沒有進行深入剖析、舉一反三，并做到“以案促改”。

整改措施：公開違紀案件不留死角，宣傳到位。對案件形成原因深入剖析，舉一反三，達到警示教育作用，做到“以案促改”。

整改成效：查處的案件進行及時公開，宣傳到位。對案件形成原因深入剖析，舉一反三，達到警示教育作用，做到“以案促改”。

完成時限：X年X月。

X、巡察組對校外培訓機構明察暗訪中發現，教育局監管校外培訓機構的科室，作為行業主管部門，日常監管不夠，對非法辦學機構的監管整治沒有可行性辦法和主動作為的意識，近三年只有X次聯合整治的檢查記錄。

整改措施：加大聯合執法檢查力度。由教育行政部門牽頭、相關部門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使治理校外培訓機構的行為積極升華為政府行為。對于一意孤行的非法辦學戶，教育局要繼續加大嚴查力度，還要加大黑名單曝光力度。

整改成效：建立教育局牽頭聯合執法機制。集中查釘子戶X家，起到以點帶面的警戒作用。已經檢查X家校外培訓機構，X家合格、取消了X家許可、X家重新申辦、X家停辦、X家取消辦學項目、X家合并、X家整改中，后期跟蹤問效。

完成時限：X年X月。

X、“微腐敗”總結材把關不嚴，存在多處“徹腐敗”“微席敗”字樣的錯別字。

整改措施：加大督導檢查力度、注意上報材料質量的把關。

整改成效：要求學校自查的同時，教育局對學校上報的材料進行嚴格把關。

完成時限：X年X月。

X、“微腐敗”師德師風專項整治行動致家長一封信回執存在家長沒簽字情況。

整改措施：加大督導檢查力度、注意上報材料的質量的把關.

整改成效：要求學校自查的同時，教育局對學校上報的材料進行嚴格把關。

完成時限：X年X月

X、以“微腐敗”階段性總結代替工作總結。

整改措施：加大督導檢查力度、注意上報材料的質量的把關.

整改成效：要求學校自查的同時，教育局對學校上報的材料進行嚴格把關。

完成時限：X年X月

X、以思政課為引領的意識形態陣地建設有待加強。X區思政課教師配備數量不足，缺乏年輕教師力量，對教師的管理及培訓有待加強。

整改措施：加強思政課陣地引領作用，組建區級思政課研修中心組，建立思政課名師工作室，在全區范圍確定四所小學、兩所中學為區級思政課改革示范學校。完善教師管理制度，不斷加強教師培訓力度。繼續加強校本培訓，增加區級培訓項目。

整改成效：通過觀摩課打造X節校級思政示范課、優質課X節和精品課X節，組織思政教師論壇兩次。X月中旬由五名區優教師思政課展示，全區思政教師進行觀摩。制定校本培訓工作計劃，主要項目是“以生為本，以學定教”學習型團隊建設主題研修，主要任務是提高集體備課的有效性。

完成時限：X年X月

X、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不夠有力。落實意識形態工作的主體責任不夠到位，意識形態工作推進力度層層遞減。

整改措施：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總結提煉和分析研究，根據上級政策要求，科學安排部署，確保意識形態工作扎實推進、有效落實。強化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好主要領導第一責任人職責。

整改成效：制定局《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結合固定黨日活動，領導干部帶頭學習將主要領導第一責任人落到實處。

完成時限：X年X月

X、宣傳工作隊伍建設有待加強。抓意識形態工作人員由黨辦人員代管，宣傳人員身兼數職，牽頭抓總、統籌協調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整改措施：加強宣傳工作隊伍的培訓和監督指導。

整改成效：已召開宣傳人員培訓會，建群，互相學習。

完成時限：X年X月。

X、對意識形態工作重要性認識不足。部分學校對意識形態工作重視程度不夠，開展活動流于形式。

整改措施：加強對意識形態的學習，提高對意識形態極端重要性的認識，堅決守好校園意識形態陣地，確保意識形態工作壓力傳導到基層。深入學校進行指導和監督，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固定黨日和學校德育教育內容當中。

整改成效：X月、X月、X月已分別對學校進行指導、監督。

完成時限：X年X月

X、師生對于掃H除E相關知識的學習還需常態化。

整改措施：學校制定計劃，集中學習，對于難以理解的內容學校要指派專人進行集中輔導，通過播放宣傳片、觀看視頻、座談論、閉卷測試加強師生對掃H除E知識的理解掌握。

整改成效：專題會議輔導、假期時間學習、學校進行測試考核學習情況。

完成時限：X年X月。

X、在掃H除E的宣傳深度上還不夠，特別是在對家長的宣傳上還需加強。

整改措施：多渠道、全方位開展掃H除E宣傳教育，做到廣大師生家長人人知曉、人人參與，營造濃厚的掃H除E專項斗爭氛圍。還積極發動教師、學生、家長向身邊人進行宣傳，在全社會形成黑惡勢力人人喊打的濃厚氛圍。

整改成效：已利用家長一封信、手抄報、標語、班會、警示教育多種形式進行掃H除E宣傳。

完成時限：X年X月。

三、下步整改工作打算。

（一）常抓不懈，以嚴實作風落實從嚴治黨責任。提高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覺悟，旗幟鮮明講政治，切實增強大局意識、責任意識，保持全面從嚴治黨的高壓態勢，做到抓常抓細、真管真嚴。

（二）抓住機遇，以巡察整改促進教育質量提升。

篇2

CI系統與企業文化體系的對稱性 　 我們知道，企業文化包括三個層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

這三個層面構成了企業的整體文化體系，而實現其文化目標的載體則是通過與之對應的CI系統中三個子識別系統。

這是樹立企業文化統一性的基礎，如果沒有CI的支撐作用，企業的內部意識零亂無序，得不到統一，便也不能形成科學規范的企業文化了。應以高度的統一原則與企業內部的各項元素相融合，通過企業的物質文化識別了解企業，并能夠融入企業的深層經營理念和哲學，當然對行為識別的貫徹和理念的逐步提煉也是至關重要的，與視覺瞬間識別是相互緊密聯系的統一體。

調查發掘過程，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空間”

充分收集掌握精確的一線資料，迅速發現與市場縫隙的接入點并采取恰當的營銷策略。如果企業開始實施其形象戰略并導入CI時，需要首先著手收集企業內各種信息及其來源，最重要的是圍繞企業文化了解內部員工的心理需求，并分析研究企業外部的市場環境，通過與同類產品不同品牌的比較，每個企業獨特的對外形象的比較，匯總資料同企業內部資源情況相結合，確立本企業差異化的形象主張，從而延伸出對企業的經營宗旨、經營哲學和經營理念的詮釋，這也需要一定過程來實現，我們只是給企業文化中的深層文化定了一個方向，但始終遵循的原則是實事求是的從本企業自身特點出發，確立確立自身差異化的USP（獨特行銷主張）。

CI研究的基礎應該是根據最精確的定性、定量市場調研，以及敏銳的市場洞悉力，找到客戶企業品牌或產品、服務品牌最佳的市場切入點，保證實施方案的靈活適用性。

充實并不斷拓展豐富這一“空間”

這是一個不斷補充營養的過程，也是一項彈性較大的工作內容，在企業內外環境的數據調研下，通過培訓、組織活動及調動員工民主參與制定一系列的管理規章等方式，逐步提高企業內部整體團隊的素質，在思想上保證與企業文化中經營宗旨的一致性，以便達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強員工忠誠度的目標。當有了一定的文化積淀后，形成了企業的某種個性，就必須使目標市場能夠通過某種方式感受到企業的個性，利用獨特創意的VI設計把該企業的個性完整地表達出來，但應該是與市場相吻合的，以保證企業內外信息的對稱，這也是不斷豐富企業文化外延性的過程。

溝通實施過程

企業能夠包容和參考員工的各項意見，這是保證企業每一管理層級信息相互暢通的根本。通過例會制度，使企業上下參與到企業文化建設問題上來，體現文化的民主性原則，這樣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共同的價值觀、人生觀、行為觀，因為企業文化是一種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體現。若企業缺乏溝通機制，而是企業強加的規定，勢必導致企業內部意識形態的渙散，工作情緒的浮躁性，甚至導致人才的流失，影響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要為實現員工之間、員工與管理層之間的有效溝通與協作，打破企業信息閉塞的屏障，所努力營造的一種彼此關心互助的團隊精神，在內部形成一種有靈魂的企業文化。因此，企業文化的樹立應該是建立在一種民主的溝通機制上，并努力貫徹實施的過程，是一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 ，同時溝通也是一個互動反饋的過程。

企業文化的風格魅力

為了使企業的產品品牌和服務品牌具有可識別性，每個企業都會賦予其品牌某種風格魅力，給品牌帶來更多附增加值，“海爾”給人們的印象是沉穩，“中國人壽”給人們的感覺象家一樣溫暖，而且給企業外部的印象是一種充滿新鮮、獨具創意的鮮明個性。這其中的風格魅力是能夠瞬間識別的標志，他們都成為了企業產品品牌或服務品牌的一部分。

篇3

[中圖分類號]F091.349；F0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10―0079―06

一、引言

基于對客觀性的強調，現代主流經濟學日益偏重于經濟問題的實證分析；當然，實證分析本質上僅僅是對事物狀態的表述。而不能提供任何政策建議。為了彌補這一不足，現代主流經濟學又引入了一個對現狀進行評估的原則――效率原則：基于特定的效率概念來對實證結果進行評估；在主流經濟學看來，效率概念本身是純粹技術性，從而也是一個客觀的量度。正是出于“無倫理”的考慮，主流經濟學把主流福利經濟學建立在通常視為是一個純技術性概念的社會總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之上，僅僅是基于某種效率標準來評價市場，從而試圖把市場視作無倫理性的。問題是，效率果真是沒有意識形態的技術性概念嗎?作為一門關系人們切身生活的福利經濟學，怎么可能沒有意識形態因素呢?顯然，把效率視為中性的技術概念僅僅是一種想象：不僅各種效率概念本身總要以某種常常有爭議的道德假設為前提。而且，當一個具體的社會安排滿足于其中一種效率標準時，要確定我們應該賦予這個事實以多大的意義也不是與道德無關的。正因如此，作為福利經濟學核心概念的效率――如總體效率、生產效率、卡爾多效率、常識效率、帕累托效率等――都含有意識形態的考慮，尤其是作為主流福利經濟學硬核的帕累托概念更是充盈了意識形態因素。顯然，正是通過社會總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的分析，主流經濟學將社會現實中存在的沖突解釋成為一種虛幻的表象而非真實的存在，并把現存的各種社會經濟關系解釋成為永恒的存在，從而為既得利益者服務。是以本文就現代主流經濟學常用的社會總效率所內含的價值觀作一深入剖析。

二、主流經濟學的效率概念中內含的價值取向

對制度安排的描述和基于效率的評估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特性，如按照田國強的看法，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這樣五個部分或步驟：(1)界定經濟環境；(2)設定行為假設；(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結果；(5)進行評估比較。顯然，這條分析路線實際上也就是“是什么”之實證和“應該是什么”之評估的結合：其中，前四個階段僅僅是對現狀的分析，而根本無法對所采用的經濟制度和規則作出優劣的結論，也無法給出改進的辦法；第五階段則涉及評估，而評估一個經濟機制或制度安排時所采取的兩個基本標準就是效率原則和激勵相容原則。一般地，效率原則和激勵相容原則是內在一致的：效率原則是最重要的評估標志，它強調制度安排是否增進了效率；而激勵原則則關注制度安排是否給主觀為自己的個人以激勵而使他們客觀為社會而工作。然而，現代經濟學進行制度評估所依賴的效率原則和激勵相容原則本身卻具有相當的片面性，最終蛻變為對現實制度的維護。一方面，主流經濟學主要適用社會總效率和帕累托最優(有效)這兩個概念：前者強調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卻沒有具體關注成本一收益的現實分擔；后者強調每個個體利益的增進，但卻并不關注利益分配的相對比例問題。事實上，以效率來判斷制度的優劣，首先要確定是根據誰的效率?而如果不首先對此加以界定，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論指導下。這些概念在實踐應用中往往是體現了作為既得利益的強勢者的利益要求；相應地，簡單地用這些效率概念來解決現實問題往往會帶來荒謬的結果，強化了對資源的剝削和掠奪。另一方面，激勵相容也僅僅是在目標設定以后的制度選擇問題，如果現實目的已經偏離了其本質，那么也會造成相應激勵相容制度的扭曲，例如，一個組織的現實目標如果僅僅是特定個人的利潤最大化，那么，由此設計的激勵相容制度往往會造成其他群體或社會福利的損失。

同時，隨著一群經濟法學家將主流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拓展到法規乃至性的高層次的正式制度層面，從而形成了功能主義極強的經濟分析法學流派：它采用效率原則來進行社會制度的設計，選擇供求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作為法律實踐的基本工具，于是，法律的道德思考開始被法律的經濟分析所取代，并根據力量博弈均衡來解釋和“設計”社會制度。在主流的經濟分析法學家看來，法律制度歸根到底要受效益原理的支配；因此，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則就是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益，當平等與效率發生沖突時，應該以效率為優先。例如，波斯納甚至認為，效率即正義，其邏輯是：效率最大化即為財富最大化，而財富最大化必然促進效用最大化，從而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資源浪費對于稀缺社會來說乃是最大不正義，因而效率最大化也就是正義的標準。但顯然，波斯納有關“效率即正義”的論斷和推理卻存在明顯的缺陷：首先，效率最大化并不意味著財富最大化，這里需要對效率的內涵進行事先界定；其次，財富最大化并不必然會促進效用最大化，因為財富僅僅是影響效用的一個方面；再次，財富最大化也并不意味著社會福利最大化，因為社會福利函數本身就有多種形式；其四，盡管浪費對于資源稀缺的社會來說是不正義的，但資源的錯誤界定可能產生更大的不正義，因為它會對人們的行為造成扭曲。其實。任何對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或“財富最大化”的追求往往都會伴隨著有一部分人被犧牲掉或蒙受損失，而波斯納的法律規范卻沒有考慮這一點；有學者就指出，波斯納的理論基本上“不考慮分配正義的，只是在默認既存分配制度已經限定了人們的不同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展開‘誰出錢最多就給誰權利’的計算，這使其成為一種不折不扣的財閥意識形態，遠不像其表面所標榜的那樣科學”。因此，我們不能直接說，效率最大化就是正義的標準，而是首先要界定何種效率、誰之效率。

其實，效率本身不是一個實義目標而僅是衡量達到特定目標之速度的指標(體系)。顯然，談論任何效率的比較首先必須確定一個基準目標，不清楚界定出效率的內涵，空泛地討論效率就沒有任何意義：特定制度所體現的效率往往會因目的預設不同而差異巨大，而且標的確定本身就是一個價值的取舍問題。一般地，效率至少體現為這樣三個層次：最大化個體效用的效率，如工資、利潤、租金等；最大化集體效用的效率，如社會福利；最大化組織機構自身目標的效率，如有效性。因此，在進行效率判斷時，首先必須界定是對誰而言的效率。而這又涉及到利益的歸屬問題。譬如，我們在談論企業的效率時，首先要界定這個效率主要是指利潤最大化還是社會效用最大化，同時要考慮企業盈利的剩余究竟是股東、管理者還是生產者。因此。針對主流經濟學認為社會選擇的結果必然是有效率的觀點，Dow，G.K就指出，單純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證明組織的效率，主流的功能主義分析缺乏一個因果基礎。事實上，

組織的選擇過程中并不僅僅是總的交易費用問題，還有這些費用在人之間的分配；如果考慮了后一問題，那么就可以說明，即使勞動者管理的企業(LMFs)更有效率，資本家管理的企業(CMFs)也可能更容易生存下來。這是因為，如果我們假設，無論是CMF還是LMF，任何一個結構的治理的好處都流向了那個結構中有管理權威的人，那么，較少管理者的CMF將會戰勝擁有很多管理者的LMF，甚至當后者有一個較高的總量數額來分配時仍然如此。

可見，我們在進行效率的比較時，首先要對效率的內含進行界定；實際上，效率的衡量首先以目標的確定為前提，而目標的選擇則涉及到正義問題，因而效率評價本身就內含了特定的價值判斷。但不幸的是，現代經濟學往往想當然地把效率等同于掌控監督權和剩余索取權的者的效用最大化為前提，而被現代經濟學賦予者角色的往往是社會上的強勢者：相對于子女，父母是強者，相對于婦女，男人是強者，相對于黑人，白人是強者，相對于窮人，富人是強者，相對于工人，企業主是強者，相對于百姓，官員是強者，相對于少數，多數是強者；因此，子女、女性、黑人、窮人、工人、百姓以及少數都是父母、男人、白人、富人、企業主、官員乃至多數為了獲得效益最大化而可以任意配置的工具或投人品。正因如此，現代經濟學的效率分析往往蛻變成為強者行為提供理論基礎，為現實社會制度進行辯護，從而把社會等級和固化的剝奪合理化。譬如，根據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企業效率往往等同于廠商的利潤最大化，因而企業主不但可以不顧工人的工資惡化，也可以不考慮環境污染等社會成本：但這樣的企業竟然被認為是有效率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國內那些“山寨廠”的競爭力之所在。更為甚者，這種學說往往可以為社會中的各種歧視行為提供合理化的理論支持。事實上，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可以有效解決歧視問題，而存在的歧視肯定符合社會總體利益的，因此不存在真正的歧視；正是基于這種意識，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黑人之所以失業率高，根本上在于其自身的教育和能力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但是，根據博弈理論，我們完全可以證明，基于市場行為多數派完全可以把少數派排除出市場而獨享社會資源，因為歧視對少數一方造成的損害遠遠超過對多數一方造成的損害；這意味著，基于純粹供求決定的市場本身是不規范的，而這種不規范的市場本身可以滋生出歧視問題。

三、社會總效率原則的實踐后果及科斯中性定理的反思

經濟學對效率的關注和強調，起源于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其判斷制度好壞的標準就在于它能否“為最大多數人謀得最大的幸福”。正是繼承了這種功利原理，波斯納等強調，只要能使財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層次上和更大意義上實現了公平和正義，至于具體法律關系中當事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判決和對待則變得無關緊要了。當然，在如何實現財富最大化這一問題上，波斯納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交換原則：那些愿意為一項權利支付最多的人被認為是對該權利估價最高的，因而權利應當賦予那些愿意為其支付更多的人。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把實現社會的“財富最大化”視為法律制度的規范性目標，并以交易成本和理性人為前提構筑了他那基于理性選擇的新實用主義法學體系，從而把旨在追求手段和目的的經濟理論運用于對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與此同時，主流經濟學對效率原則的推崇還建立在科斯定理的基礎之上：根據科斯中性定理，只要產權清晰，交易費用為零，資源配置的最終結果與權利的初始配置無關，最終都會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而在一個正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能夠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適當的法律。

然而，科斯定理本身卻內在著深刻的缺陷：即使在一個零交易費用的世界里法律對資源配置也未必不發生影響，更不要說現實世界完全不是科斯所抽象的虛擬世界。姑且不說在現實社會中，多數交易中因外部性而存在的搭便車現象，少數交易中因利益分配而陷入無休止的討價還價現象，從而導致有價值的交易并不能達成協議；即使在零交易成本下，科斯的產權界定也不一定可以實現財富的最大化。更不意味著可以實現社會正義。首先，科斯定理沒有考慮到收入分配效應以及良心效應等。例如，在火車與農場主的案例中，科斯定理認為，不管立法者無論選擇哪一種法規對整個社會的財富不產生影響，但顯然，如果界定鐵路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承擔責任，那么鐵路公司就會更窮而農場主更富。其次，科斯定理撇開社會現實考慮而界定的法律往往是專斷而不合理的法，從而將會導致社會正義的喪失以及長期效率的下降。譬如，在土地私有化過程中，如果一個立法機關通過一項法案，規定只有獲取一定文憑(譬如大學本科學位)的人才能被授予一定土地產權，而其他人員只能成為佃農或者從這些土地所有者手中二次購買土地，那么，這種土地私有化制度有效嗎?特別是，這種私有化符合社會正義嗎?事實上，科斯定理的一個根本性偏誤在于，它著眼于社會總體效率的考慮，而沒有剖析收益一成本的具體承擔；而且。它錯誤地將收益和成本等同起來，從而沒有考慮購買能力對交易結果的影響。

一般地，“產權界定與資源配置無關”的科斯中性定理是與西方經濟學中原子主義個體分析思維相適應的，這種分析思維把人視為沒有差異的平等個體，具有同等的信息和機會，只是由于各人的偏好不一致而產生交易的訴求，從而存在一定的交易剩余，并在無形的手的牽引下就會出現交易。但問題是，現實中的人本身是不同的。不僅體現在偏好上，更主要體現在資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正是由于存在這種差異，導致了不同的產權界定會帶來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從而對社會資源的配置也產生重大差異。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生產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廠主可以獲益正80元，而作為窮人的消費者對之所承擔的成本則為負100元；現法律將是否生產的權利界定為富有的企業主所有，那么，此時，雙方之間可以通過交易而實現社會效用的最大化嗎?顯然，不一定，譬如窮人只有20元，他又如何能夠購買這個權利呢?他只能以額外的代價繼續忍受三聚氰胺造成的惡果。相反，如果將產權界定為作為窮人的消費者所有。無論是否可以通過產權交易，都可以實現社會效用的增進：當存在通過資源配置而促進社會效用提高時，富人就會促成產權交易；而當不存在通過資源配置而促進社會效用提高時，既定的產權安排就是有效。也就是說，正因為由于富人比窮人往往更能承擔談判成本，因而隨機的產權界定總是有利于富人一方；這意味著，在一個可以自由交易的社會中，良性的產權界定應該將產權界定給窮人所有。但不幸的是，由于現實社會的法律往往是強勢者制定的，從而傾向于將一些稀缺性資源的產權界定給富裕者，這種產權分配的結果就是：富人享受了超額的資源租金，而窮人則承受更大的損失；顯然，這些無效現狀卻并不產生資源重新配置，這就是當前人類社會的現實，更是國內現狀的寫照。因此，本文提出了對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資源配置并不是與初始產權界定無關的，一般地，在一個交易成本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會中，初始產權界定給窮人將會產生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

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幾乎所有的分析和政策都根基于社會財富最大化這一根深蒂固的意識形

態。并且在實踐中并不會真正實施的卡爾多一希克斯補償原則之指導下，想當然地基于成本一收益的分析而認為：任何一個政策或者行為，不管讓多少人受益或受害，只要其整體的成本小于其整體的收益，就具有正當性而應該被推行。顯然，正是由于補償原則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而并沒有考慮現實世界中的收入分配及其其他效應；結果，簡單地基于這種效率原則所采取的政策往往帶來嚴重的惡果。例如，國內有的學者就多次宣稱，只要抓總量增加，而不必管分配，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但試問，在中國經濟總量公認已獲得發展的今天，社會矛盾是緩和了還是嚴重了呢?關于經濟學效率原則在應用中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如下例子窺見一斑。

1991年12月12日時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給他的同事們發了一份備忘錄，就主張鼓勵將更多的污染工業轉移到欠發達國家中去，并列舉了三個原因：“首先，污染所帶來的健康成本取決于由于更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而不得不放棄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污染所導致的健康損害應該發生在成本最低的，也就是工資最低的國家。……其次，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時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會非常低，污染成本曲線可能是非線性的。……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污染程度不夠的，與洛杉磯或者墨西哥城相比，他們的空氣質量可能是毫無意義的太好了。……最后，因為審美和健康原因而產生的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可能會有非常高的收入彈性。如果一種誘因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會導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個人們能夠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紀的國家，人們對這一誘因的關注肯定要高于一個五歲以下幼兒死亡率為千分之二百的國家。……”薩默斯的這封備忘錄被公開后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以致薩默斯被迫辭職。事實上，任何一個第三世界的沒有受過主流經濟學影響的人，在看見了或者聽說了薩默斯的這番言論以后，第一個反應都是憤怒，甚至會斥責他胡說八道，將之視為帝國主義心態或者帝國主義言論。

然而，那些受過主流經濟學教育并深信主流經濟學的人們卻極力為之辯護。因為在他們看來，經濟學研究的就是經濟問題，與道德、倫理以及社會關懷等等沒有關系。但問題是，他們的主張果真與價值無涉的嗎?如果這樣的話，為何又會招致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弱勢者的反對呢?其實，盡管污染性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對人類社會整體是有利的，但這并不就是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一個明顯的結果是，在現實生活中，顯然是發達國家的人民享受了絕大部分利益，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則要完全承擔這種成本；正因如此，在沒有合理的利益轉移機制的情況下，必然會遭到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抵制。那么，為什么現代主流經濟學有這樣明顯不合理的主張呢?這就與它賦予其所使用的效率概念的內涵有關。

一般地，主流經濟學所崇尚的社會總效率概念關注的是社會總財富的最大化，卻幾乎不對成本的承擔和收益的具體享受進行分析，相反，在供求均衡和財富最大化原理的支配下為那些既得利益者進行辯護。這種分析充斥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幾乎所有方面。例如，現代經濟學在比較一個制度的優劣時往往使用交易成本這個概念，但正如格里高利?道指出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一個核心教條是，對可能采用那一種結構產生影響的只是一個治理結構的總成本，而不是這些成本在行為人中如何負擔。……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效率前提的正當性可以在選擇的意義上得到證明之前，我們必須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讓步，那就是選擇的力量不會對專斷的時候集合體所感受到的成本和收益發揮作用。”顯然，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在現實社會中往往并不可行：一者，任何社會經濟活動都具有公共性，都會影響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任何經濟政策都要考慮其利益享有和責任承擔的主體，而不能忽視具體的個體來談論抽象的整體；二者，人類社會并不是只有經濟一個方面，而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綜合體，因而任何政策都不能僅僅考慮經濟這單一層次，而是要考慮人類社會合理而可持續的發展。

篇4

[中圖分類號]A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3 ― 0005 ― 02

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的標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的發表距今已有整整170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對理論的創新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對這部著作的重釋，而關于的贊賞或批判、理解或誤讀也大多都是基于對這部著作的不同理解。因此，重新思考《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我們正確解讀馬克思的哲學觀念，科學評價的發展歷程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形態》成書于1946年，作者用德文進行寫作，而其初次問世卻是以俄文的形式顯見于1924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中。學界一般認為，這部著作是馬克思思想成熟的標志，而他明確提出的“歷史科學”概念則標志著不同于黑格爾觀念論與費爾巴哈直觀唯物主義的新的思想的誕生。那些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反復強調的抽象人道主義原則被唯物史觀所取代，而那些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有待澄明的理論也在實踐唯物主義的思想建構中日益明晰起來。總之，不懂得《形態》就難以理解馬克思，既無法找到唯物史觀的入口，也不能踏上發展的道路。

然而，人們對這部著作卻充滿了理解上的分歧，使得《形態》本身的價值變得晦而不明。南轅北轍的態度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三種：首先，是贊賞的立場，以阿爾都塞最為典型。他主張《形態》是馬克思思想由意識形態階段過渡到科學階段的飛躍性成果，其實現的“認識論的斷裂”標志著馬克思已同抽象的人道主義觀念分道揚鑣，并開始創建自己新的理論“總問題”；其次，是批評的聲音，以哈貝馬斯、阿倫特和鮑德里亞最具代表。雖然三人言論各異，但就將馬克思刻畫為一個單向度的生產主義者來說卻殊途同歸。他們指責《形態》所提出的生產范式不僅在當下已經過時，而且造成了對人類其他活動領域的壓抑；最后，是輕視的態度，以法蘭克福學派和馬爾庫什最為突出。弗洛姆等人非常重視馬克思的早期思想，認為此時的馬克思才是的正統，而晚期馬克思的思想已經日益滑入向經濟主義和技術主義的深淵。在馬爾庫什看來，從博士論文一直到《資本論》，馬克思的所有著作連續性地顯示出了他追尋自由的思想歷程。但馬爾庫什卻把自由視為人完全掙脫必然性的結果，這就導致《形態》不僅沒有關于這種自由的討論，而且連自由掙脫必然性這一主題都還尚未涉獵。所以，馬爾庫什將所有褒獎都給了《資本論》，卻對其早期和剛步入成熟期的著作置若罔聞。從這點來看，他雖與弗洛姆等人在具體主張上相異，但卻共同表現出了對《形態》作用的輕視。

對《形態》的如上態度都只是理論家的一孔之見，因為任何單方面和無批判的贊賞、反對或輕視都將遭至對馬克思真精神的錯失。因為，其一，阿爾都塞對《形態》的贊賞是建立在“兩個馬克思”的思想預設之上的，雖然他以反對西方陣營中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闡釋為己任，但其以神秘化的方式抬高《形態》的做法卻也難以在理論上站穩腳跟，最終只能把那些無法解釋的斷裂訴諸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這使得對馬克思進行科學主義闡釋的規劃成為空想。其二，哈貝馬斯等人對馬克思生產主義的激進指控也是沒有根據的。雖然馬克思在《形態》殊強調了物質生產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實踐方式，但這決不意味著實踐就僅僅只有物質生產這一個維度。事實上，馬克思在《形態》中也談到過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也給過交往、消費等活動以一席之地。其三，弗洛姆等人將馬克思早、晚期的思想對立起來，在思維方式上犯了與阿爾都塞同樣的錯誤。更重要的是，把馬克思人道主義化的后果必將誤解唯物史觀的實質。馬爾庫什固然是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卻將自由和必然非此即彼地區分開來。如此，《形態》所實現的思想變革在上述觀點中被徹底淹沒了，如何看待和評價《形態》的歷史功績也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所以，通過制造馬克思思想內部的對立，而高度贊揚或過激貶損《形態》地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而那些對《形態》作用的輕視更是難以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科學看待和評價《形態》的價值和意義對于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吸取以上理論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揚棄之，轉化之，超越之，進而探索對《形態》更加合理的新解釋。

二

對《形態》的誤讀勢必會造成對馬克思思想的遮蔽，因此重新闡發《形態》的思想就成為我們理論工作的當務之急。本文認為，如何看待《形態》中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如何評價《形態》在馬克思哲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彰顯其當代性是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的三個前提性，只有解決好這些疑點和難點，《形態》的地位和作用才有可能得以真實地顯現。

第一，必須堅持把《形態》看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完成的著作。眾所周知，學界通常強調《形態》是馬克思系統闡發唯物史觀的“誕生地”，習慣在馬克思思想的發展脈絡中來定位《形態》的價值，加上盛行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差異說”導致了恩格斯的理論創造在《形態》的詮釋史上一直處于“不在場”的狀態。這一方面漠視了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積極貢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所謂的馬克思與之間的對立和分歧。我們堅決反對這種立場，并主張要把《形態》看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對話和商討后，一致同意并合作完成的著作。這意味著，《形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創新性觀點，不僅是屬于馬克思的，也是屬于恩格斯的。正是他們二人一起完成了對人類思想史上問題域的更換，一起給予了傳統形而上學以最徹底和最具說服力的批判。雖然恩格斯在其晚年的思想內容中提到過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他只贊成辯證唯物主義而放棄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覺，但如果能正視其對《形態》的理論貢獻，則會對此問題有一新的了解，即恩格斯是在已經達到唯物史觀的理論地平之后，才開始著手去探討其晚年所遇到的具體問題，而那些對自然規律和世界本性的談論理應歸屬于唯物史觀的概念框架中來進行評判。不能把恩格斯同舊唯物主義相混同，也不可將他與第二國際和蘇俄的進行無差別的對待。如今，對恩格斯的惡意貶低已經成為造成內部分歧的導火索，因此，發現和明確恩格斯對《形態》的貢獻對于唯物史觀而言極其重要。

第二，必須堅持把《形態》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承上啟下的著作。馬克思之后的者總是根據自身所直面的理論和實踐環境來創新和發展唯物史觀，這決定他們只能有所選擇地偏重于馬克思其中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思想。例如，法蘭克福學派和東歐新大多注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阿爾都塞則更多抬高其后期思想的價值。這樣非此即彼的劃分自然造成了“兩個馬克思”的理論困局，進而使得處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期的《形態》之意義變得眾說紛紜。因此，我們堅持把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視作一個不斷前進和日益深化的持續性過程。這樣一來，所謂的斷裂和跳躍之說便不能成立，而那些各執一端的偏頗態度也將被徹底地拋棄。馬克思作為人類自由和解放的探索者，在面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在發生著動態性的調整和變化。我們當然要以馬克思晚期所達到的理論水平作為基準，但同時也應該肯定其早年所進行的思想創造。《形態》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而這既是以往理論積聚而成的結果，也是打開未來思想的新的入口。所以，《形態》的價值只有在整體性的考察中才能夠得以展現，而那些用孤立眼光來評價它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第三，必須堅持把《形態》置于當今社會的新格局和新特點中予以考察。不可否認，當今的現實狀況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之間已有了巨大的變化，而后者的許多具體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哲學的真理性，就必須立足于全球化和地方性的雙重視野來創新。這表現在，一方面堅守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方法和精神，為馬克思理論中有生命力的學說進行辯護；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們自身的幸福和希望來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可以說，《形態》的當代性就在于他展示出了社會現實的存在論性質，并提出了一套對其進行分析的可行概念框架。它啟發我們要從原子式的生活方式中抽離出來，進而在社會性的“我們”之中去找尋“我”的位置。詩和遠方固然重要，但決定這些精神追求的本質性因素是人的實際生存，是現實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對抽象價值觀的批判貫穿于《形態》的始終，馬克思借此使人們明白，好的生活必須首先致力于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存在。雖然《形態》還未明確提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張，但其貢獻出的社會原則已經成為馬克思后來進行思想創造的源頭活水，也進一步成為今天人們實現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根本性前提。

要之，重思《形態》的歷史地位和思想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頗具意義的時代課題。作為的經典文獻，《形態》也曾對中國的發展起到過不可估量的影響。時至今日，國人對它的探索和研究也仍在持續地進行之中。由此可見，《形態》不僅是一個既定的歷史文本，更是一個不斷敞開和生成中的社會現實，它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將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

〔參 考 文 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篇5

報業是一個具有雙重屬性的產業，一方面，報紙反映一種思想、一種價值觀和世界觀，具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另一方面，報紙也是一種產品，有一定的市場價值，要進入流通領域，具有商品屬性。因此，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不管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在報業管理體制的設計上，大體都采用編輯和經營兩分開的模式。但由于社會制度和具體國情不同，在實行兩分開的原因和兩分開的內涵上表現出很大不同，我們這里就此來考察中國的情況。

一、實行兩分開管理體制的原因

柳斌杰同志在全國新聞出版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座談會上講話時說，“在微觀上把文化、新聞出版單位，按照兩種性質分開，區分為公益性的事業單位和經營性的 企業 單位，這也是了不得的進步，以前我們總是把它們絞合在一起，說是事業不給錢，說是企業不放權，兩不像。現在我們可以把它們明確地分開了。性質決定體制，體制決定機制，性質一分開，后面的事就一通百通了。” 講話為我們考察中國報業實行兩分開管理體制的原因和必要性提供了線索。

第一，在兩分開以前，報社或報業集團的每一個報紙都是宣傳和經營合為一體，這種過于強調“塊”的結構模式雖然有利于在局部范圍內經營媒體，但不利于整體的統一。尤其是對于報業集團而言，宣傳和經營都分別集中在一個個獨立的報刊社，集團在總體上成不了系統。這需要在縱向上進行“條”的梳理，即對報業集團的業務進行劃分，形成宣傳和經營兩大系統，將“條”和“塊”結合起來，報業集團才真正能夠發生“化學反應”。

第二，在兩分開以前，報業采編和經營互相干擾：一方面，報社經營管理的功能依附于采編的功能，經營系統完全被納入到報社行政管理的體系內，經營部門的領導被定為處級干部，報業內部缺乏專業性的經營人才。經營活動的事業化，使經營行為完全與市場脫節，極大地限制了報業的產業活力；另一方面，報業集團作為事業單位，主要任務是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但是，報社發展的資金需要越來越大，社領導要拿出相當大的精力搞經營，宣傳的力量難以集中。況且編輯記者往往要承擔經營的責任，經營的利益驅動很容易惟利是圖，干擾輿論導向，將社會效益棄置一邊。

第三，如果把中國的報紙分成三類，即政治性報紙、事業性報紙和企業性報紙， 那么，這些報紙應該分別承受政治壓力、社會壓力和市場壓力。但在兩分開以前，中國的報紙要同時承受著這三種不同的壓力。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做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又要對社會公眾負責，發揮著類似于西方公共媒體的功能，堅持社會效益第一， 經濟 效益第二的方針，同時還要像一般性的企業單位一樣進行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樣的壓力在世界報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合適的壓力可以成為動力，但不恰當的壓力卻是發展的緊箍咒。長期以來，中國的報紙不但沒能三者兼顧，而且本身應有功能的發揮也受到了限制，政治性報紙（黨報）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小，事業性報紙（都市報、晚報）的發展遇到體制性障礙，企業性報紙（科技類和專業類報紙）的贏利能力降低。

實行分類管理，將宣傳和經營在業務上分開，成了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雙贏。兩分開后，集團的宣傳管理系統可以集中精力辦報，使報紙真正做到導向正確，貼近群眾、貼近實踐、貼近生活，讀者喜歡，而贏得了讀者就贏得了市場，這為報業經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經營管理系統可以大刀闊斧進行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經營將越來越專業化、 科學 化，良好的經濟效益也會為辦報提供充足的資金。

二、兩分開管理體制的內涵

對報業集團兩分開的管理體制要在三個層面上來理解，首先，是在國家層面上。基于文化的雙重屬性，黨的十六大把文化單位分成兩大類：一類叫公益性的事業，即為公共事業服務、隸屬于國家的一些事業性質的部門；另一類是經營性的產業，它以生產的產品上市，通過市場實現它的價值。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繼續以事業體制來管理，堅持政府主導，搞活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經營性的產業要求按照 現代 企業制度進行體制的創新。國家對這兩類不同的文化單位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就報業而言，非贏利性的機構主要是指黨報、黨刊，它的主要任務不是參與市場經營，而是主要為黨和國家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服務。政府將確定正確的宣傳政策導向，同時保障事業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設備與人力等資源；除了黨報、黨刊以外的報紙、期刊，基本上都要分期分批地轉制為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管理體制、領導機構和運行機制的改造，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事實上，國家是按照意識形態屬性的強弱對報業進行劃分，對意識形態屬性明顯的報刊，黨和國家要嚴格控制。而對那些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報刊，國家將逐漸方開，如現在已經開始對一些科技類和專業類報刊進行整體轉制試點工作。

其次，在集團的層面上。在關于公益性性事業單位和經營性企業單位兩分開的政策指導下，國家對報業集團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要“對新聞媒體的宣傳、經營業務進行科學劃分，實現宣傳與經營兩分開，抓好宣傳，搞活經營”。（劉云山語）報業集團按照“報紙宣傳與報紙經營業務分開，新聞采編隊伍與經營管理隊伍分開”的要求，著手對集團管理體制進行改造，讓采編系統和經管系統在體制上分離，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組織系統。采編系統以行政命令為主要管理手段，經營系統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手段。重點做好對可經營性資產的剝離工作，將集團內除了新聞宣傳業務單位外，屬于產業經營性質的發行、廣告、印刷、物業、投資等單位，全部分離出來，改制為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國有獨資的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對報業集團的資產進行分割和評估，屬于經營性的資產全部置入集團公司或相關子公司，相關員工全部轉換勞動關系，變“事業人”為“企業人”、“社會人”。

最后，在單個媒體的層面上，設立媒體經營公司，作為報業經營主體，在業務關系上，與采編分離，獨立經營，但在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機制上，媒體公司將采編和經營統一于一體，為報業經營的高效運行和報紙經濟價值的充分實現建立了組織基礎。如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下屬的錢江晚報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2003年12月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批準注冊成立了錢江晚報有限公司，這是國內首家將報名直接用作公司名的媒體公司，媒體公司依托媒體獨立開展經營，統籌運用媒體資源，通過對采編、印刷、發行和廣告等環節的協調，將報刊從策劃、生產到進入流通的全過程，統一在其戰略思想指導之下，形成整體營銷。

概括地講，兩分開的報業管理體制，就是在由出資人對報紙的宣傳業務和經營業務部門的干部人事、資產財務、考核監督等實行統一領導，統一管理的前提下，將宣傳業務和經營業務在人員、機構方面徹底分離，做到業務不混合，人員不混崗。但兩者之間要互相負責，一方面，采編部門負責宣傳，辦好宣傳主業，為經營業務提供內容支撐，創造優質經營載體；另一方面，經營公司負責經營業務，為宣傳業務提供經費支撐，承擔媒體經濟保障責任，形成宣傳和經營相互促進的良性機制。

三、兩分開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將宣傳和經營徹底分開,彼此互不干涉,就可以做到：宣傳系統用事業單位的傳統體制來運作，就能夠守住陣地，掌握輿論控制權；經營系統剝離出來以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就可以將報業做大做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事實上遠沒有這么簡單，在報業產業已經從過去狹隘的報紙經營發展到現在的經營報紙的前提下，采編和經營越來越難以分開。一方面，“經營部分”不能離開報紙“編輯部分”。報紙剝離出來的發行、廣告、印刷等經營性資產，如果失去了報紙這個載體和資源，這部分資產及其經營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例如發行和廣告就與采編密不可分，報紙辦得好，讀者多，發行量大，廣告營業額就增加，反之，板著面孔辦報，讀者不喜歡，發行量就會降低，廣告也會受影響。因此，離開了報社，發行、廣告、印刷等所謂經營性的企業就只能成為一般性的企業，毫無優勢可言。可見，經營性資產的核心并不是其本身，而是采編部分。現在，許多業外資本想投資報業，考慮的也不是所謂的經營資產，而是核心的采編業務。

另一方面，“經營部分”對“編輯部分”的影響也很大。如果將“經營部分”徹底分離出去，“編輯部分”正常運行所依賴的 經濟 基礎就沒有了，只能靠財政撥款或基金供養，而這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們進行報業體制改革所要革新的內容。“經營部分”對“編輯部分”的影響還不只如此，報紙的內容也會受到“經營部分”的控制。隨著

此外，我們原來設想的按照意識形態的強弱對報刊做區分，讓意識形態強的報刊保持事業體制，而讓意識形態弱的報刊轉制為 企業 ，認為這樣就可以掌控輿論導向。其實，這種想法也過于簡單，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強的報刊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識形態弱的報刊看成是大眾文化的代表，那么，就不單單是只有前者才會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產生影響，后者也一樣，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對此有過精彩的論述，是值得我們聆聽的清醒之音。尤其是在今天，中國的娛樂、休閑類的報刊很多是外方資助或是境外的舶來品的時候，這種警惕就顯得很必要了。

四、正確把握兩分開的管理體制

在 現代 的報業經營活動中，編輯部門和經營部門是兩個權責分離又相互依存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勞動最后通過發行量和廣告額一起得到驗證，二者互為資源，互為因果，缺一不可，本質上不能截然分開。它們之間的關系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應該正確地處理宣傳和經營二者之間的關系，準確地把握兩分開的管理體制，要堅持如下原則：

（一）互利雙贏的原則

在報業的 發展 中，采編和經營同樣重要，不可偏廢任何一方，因此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 科學 的利益機制，讓雙方結成利益共同體，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實現雙贏。事實上，雙贏的指導思想是有客觀基礎的。一方面，報社的發展需要更新設備，進行員工培訓，創辦新的報紙，這些都要有大量的資金支持。而兩分開后，這些費用和開支都要由集團公司來提供。集團公司董事會必須把報社的經費開支作為優先考慮的項目列入年度預算，經報業集團黨委審批。由于集團黨委的大部分成員是報社編委會成員，這就充分地保障了報社能夠從集團公司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報紙的宣傳工作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集團公司主導下的經營系統的主營業務都是圍繞著集團的報紙展開的，報紙的采編系統的運行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它們經營業績的好壞。因此，集團公司會全力支持報社的發展的。宣傳和經營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榮辱與共”的利益統一體。

宣傳和經營兩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持，共同促進報業集團的發展，具體可 參考 如下的業務模式：集團公司每年年初統計測算出上年集團各報廣告收入額、廣告價格和廣告版面數等重要參數，以宏觀經濟和報紙廣告行業的變動趨勢為參考，提出本年度集團各報廣告創收計劃、廣告價格及相應的廣告版面計劃。在此基礎上，集團公司與報社簽定委托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報社保證為集團公司提供所屬各報廣告版面的數量，集團公司保證為報社提供預算中確定的采編經費及發展投入。集團公司再與廣告公司簽定廣告合同，合同中要明確廣告公司集團各報的廣告版面、廣告價格和費用等重項目。如果遇到在規定版面以外的廣告加版的情況，廣告公司要向集團公司提交加版申請，由集團公司進行經濟測算，與報社協商，確定加版方案。若加版擠占了新聞版面，集團公司要給報社適當的經濟補償（可為廣告加版收入的一定比例）。

（二）統分結合的原則

經營的業務、機構和人員從報刊中剝離出來以后，如果不能協調統合好，就會造成宣傳和經營兩張皮，互相推委，互相指責，影響報業集團整體優勢的發揮。因此，正確把握兩分開的管理體制，就要堅持統分結合的原則，樹立整體優化的意識，將宣傳和經營的各個部分協調、配合好。要正確地處理好集團運行中的統分關系，在兩分開的基礎上實現分中有合，統一領導，統一管理。報社要集中精力搞好宣傳，但同時也要承擔利潤指標，其工資總額隨利潤增減上下浮動。報社完成利潤指標并不是直接去經營，而是通過全力辦好報紙，為擴大發行、增加廣告收入創造條件；抓好內部管理，降低成本費用；選擇好的廣告、發行、印務等公司，爭取最佳經營業績。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在體制改革中實行“一本帳”和媒體總編輯兼任公司董事長的做法，這兩點是統分結合的重要體現。“一本帳”是指不管實際帳務如何處理，也不管 法律 主體如何劃分，集團對“一媒體”和“一公司”合并后的主體進行考核，這是統一領導和統一管理的財務基礎。總編輯兼任董事長是統一領導、統一管理的組織保障。

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的做法是，除了集團由編委會和經委會分別負責集團的采編、經營業務外，各報刊對宣傳和經營工作負總責。日常運行中側重采編工作，屬于經營工作的廣告、發行等由集團專業公司。具體做法是將報刊部門視作基本生產單位進行考核，讓它對報刊的社會和經濟效益總負責。同時，由報刊編委會與集團廣告、發行等經營部門以契約的形式，確定經營業績、費率及雙方合作事項。這樣做，既賦予了報刊明確的經營權責，同時又充分發揮集團采編部門及廣告、發行部門專業分工的優勢，達到資源共用、利潤共享、風險共擔。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和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的做法是正確地理解了兩分開管理體制，符合黨和政府所說的兩分開應該是在報業的同一經濟利益主體內，對同一產品生產過程的生產與銷售的專業化分工的精神。報業集團公司作為經濟利益主體和市場主體，應該是包括編輯部分在內的全部，而不僅僅是剝離出來的部分經營性資產。很明顯，如果不把報紙作為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來管理和經營的話，實際運作中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所以，宣傳部分和經營部分要合力并舉，協同配合。如兩分開之后的發行工作就是這樣，因為發行量能從一個側面反映辦報質量，因此報紙的總編輯（或編委會）仍要對發行量負責，報紙發行量仍要作為考核總編輯（編委會）工作的一個重要指標。發行部門實行公司化運作后，集團公司每年年初與發行公司簽定承包合同，對集團各報的發行量、發行費率及獎懲條款做出明確規定。而發行公司除了依靠市場手段辦發行以外，報紙原來的發行手段（黨委文件、宣傳部門協助、宣傳促發行等）也要堅持，也就是要建立發行公司董事會與報紙編委會的聯系協調機制，行政命令和市場調節兩股力量向一處使勁，最終實現宣傳和經營的雙贏。

總之，報業企業要實現經濟目標，除了良好的經營管理和產品營銷策略外，最關鍵的在于產品質量，即采編部分能否及時、準確地提供給讀者客觀、公正、有價值的信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不僅僅是我們要追求的一個目標，也是報業發展的一種內在本質規定性。兩分開的管理體制力圖通過采編和經營在業務上獨立但不分離的運行模式，使中國報業的發展從過去的“編報紙”轉向“經營報紙”，由過去單純的生產型體制轉變為市場機制型體制，最終找到企業利潤最大化與報紙承擔社會責任的最佳結合點。

[參考 文獻 ]

篇6

報業是一個具有雙重屬性的產業，一方面，報紙反映一種思想、一種價值觀和世界觀，具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另一方面，報紙也是一種產品，有一定的市場價值，要進入流通領域，具有商品屬性。因此，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不管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在報業管理體制的設計上，大體都采用編輯和經營兩分開的模式。但由于社會制度和具體國情不同，在實行兩分開的原因和兩分開的內涵上表現出很大不同，我們這里就此來考察中國的情況。

一、實行兩分開管理體制的原因

柳斌杰同志在全國新聞出版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座談會上講話時說，“在微觀上把文化、新聞出版單位，按照兩種性質分開，區分為公益性的事業單位和經營性的企業單位，這也是了不得的進步，以前我們總是把它們絞合在一起，說是事業不給錢，說是企業不放權，兩不像。現在我們可以把它們明確地分開了。性質決定體制，體制決定機制，性質一分開，后面的事就一通百通了。”講話為我們考察中國報業實行兩分開管理體制的原因和必要性提供了線索。

第一，在兩分開以前，報社或報業集團的每一個報紙都是宣傳和經營合為一體，這種過于強調“塊”的結構模式雖然有利于在局部范圍內經營媒體，但不利于整體的統一。尤其是對于報業集團而言，宣傳和經營都分別集中在一個個獨立的報刊社，集團在總體上成不了系統。這需要在縱向上進行“條”的梳理，即對報業集團的業務進行劃分，形成宣傳和經營兩大系統，將“條”和“塊”結合起來，報業集團才真正能夠發生“化學反應”。

第二，在兩分開以前，報業采編和經營互相干擾：一方面，報社經營管理的功能依附于采編的功能，經營系統完全被納入到報社行政管理的體系內，經營部門的領導被定為處級干部，報業內部缺乏專業性的經營人才。經營活動的事業化，使經營行為完全與市場脫節，極大地限制了報業的產業活力；另一方面，報業集團作為事業單位，主要任務是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但是，報社發展的資金需要越來越大，社領導要拿出相當大的精力搞經營，宣傳的力量難以集中。況且編輯記者往往要承擔經營的責任，經營的利益驅動很容易惟利是圖，干擾輿論導向，將社會效益棄置一邊。

第三，如果把中國的報紙分成三類，即政治性報紙、事業性報紙和企業性報紙，那么，這些報紙應該分別承受政治壓力、社會壓力和市場壓力。但在兩分開以前，中國的報紙要同時承受著這三種不同的壓力。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做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又要對社會公眾負責，發揮著類似于西方公共媒體的功能，堅持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的方針，同時還要像一般性的企業單位一樣進行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樣的壓力在世界報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合適的壓力可以成為動力，但不恰當的壓力卻是發展的緊箍咒。長期以來，中國的報紙不但沒能三者兼顧，而且本身應有功能的發揮也受到了限制，政治性報紙（黨報）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小，事業性報紙（都市報、晚報）的發展遇到體制，企業性報紙（科技類和專業類報紙）的贏利能力降低。

實行分類管理，將宣傳和經營在業務上分開，成了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雙贏。兩分開后，集團的宣傳管理系統可以集中精力辦報，使報紙真正做到導向正確，貼近群眾、貼近實踐、貼近生活，讀者喜歡，而贏得了讀者就贏得了市場，這為報業經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經營管理系統可以大刀闊斧進行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經營將越來越專業化、科學化，良好的經濟效益也會為辦報提供充足的資金。

二、兩分開管理體制的內涵

對報業集團兩分開的管理體制要在三個層面上來理解，首先，是在國家層面上。基于文化的雙重屬性，黨的十六大把文化單位分成兩大類：一類叫公益性的事業，即為公共事業服務、隸屬于國家的一些事業性質的部門；另一類是經營性的產業，它以生產的產品上市，通過市場實現它的價值。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繼續以事業體制來管理，堅持政府主導，搞活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經營性的產業要求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體制的創新。國家對這兩類不同的文化單位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就報業而言，非贏利性的機構主要是指黨報、黨刊，它的主要任務不是參與市場經營，而是主要為黨和國家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服務。政府將確定正確的宣傳政策導向，同時保障事業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設備與人力等資源；除了黨報、黨刊以外的報紙、期刊，基本上都要分期分批地轉制為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管理體制、領導機構和運行機制的改造，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事實上，國家是按照意識形態屬性的強弱對報業進行劃分，對意識形態屬性明顯的報刊，黨和國家要嚴格控制。而對那些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報刊，國家將逐漸方開，如現在已經開始對一些科技類和專業類報刊進行整體轉制試點工作。

其次，在集團的層面上。在關于公益性性事業單位和經營性企業單位兩分開的政策指導下，國家對報業集團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要“對新聞媒體的宣傳、經營業務進行科學劃分，實現宣傳與經營兩分開，抓好宣傳，搞活經營”。（劉云山語）報業集團按照“報紙宣傳與報紙經營業務分開，新聞采編隊伍與經營管理隊伍分開”的要求，著手對集團管理體制進行改造，讓采編系統和經管系統在體制上分離，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組織系統。采編系統以行政命令為主要管理手段，經營系統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手段。重點做好對可經營性資產的剝離工作，將集團內除了新聞宣傳業務單位外，屬于產業經營性質的發行、廣告、印刷、物業、投資等單位，全部分離出來，改制為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國有獨資的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對報業集團的資產進行分割和評估，屬于經營性的資產全部置入集團公司或相關子公司，相關員工全部轉換勞動關系，變“事業人”為“企業人”、“社會人”。

最后，在單個媒體的層面上，設立媒體經營公司，作為報業經營主體，在業務關系上，與采編分離，獨立經營，但在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機制上，媒體公司將采編和經營統一于一體，為報業經營的高效運行和報紙經濟價值的充分實現建立了組織基礎。如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下屬的錢江晚報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2003年12月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批準注冊成立了錢江晚報有限公司，這是國內首家將報名直接用作公司名的媒體公司，媒體公司依托媒體獨立開展經營，統籌運用媒體資源，通過對采編、印刷、發行和廣告等環節的協調，將報刊從策劃、生產到進入流通的全過程，統一在其戰略思想指導之下，形成整體營銷。

概括地講，兩分開的報業管理體制，就是在由出資人對報紙的宣傳業務和經營業務部門的干部人事、資產財務、考核監督等實行統一領導，統一管理的前提下，將宣傳業務和經營業務在人員、機構方面徹底分離，做到業務不混合，人員不混崗。但兩者之間要互相負責，一方面，采編部門負責宣傳，辦好宣傳主業，為經營業務提供內容支撐，創造優質經營載體；另一方面，經營公司負責經營業務，為宣傳業務提供經費支撐，承擔媒體經濟保障責任，形成宣傳和經營相互促進的良性機制。

三、兩分開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將宣傳和經營徹底分開,彼此互不干涉,就可以做到：宣傳系統用事業單位的傳統體制來運作，就能夠守住陣地，掌握輿論控制權；經營系統剝離出來以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就可以將報業做大做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事實上遠沒有這么簡單，在報業產業已經從過去狹隘的報紙經營發展到現在的經營報紙的前提下，采編和經營越來越難以分開。一方面，“經營部分”不能離開報紙“編輯部分”。報紙剝離出來的發行、廣告、印刷等經營性資產，如果失去了報紙這個載體和資源，這部分資產及其經營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例如發行和廣告就與采編密不可分，報紙辦得好，讀者多，發行量大，廣告營業額就增加，反之，板著面孔辦報，讀者不喜歡，發行量就會降低，廣告也會受影響。因此，離開了報社，發行、廣告、印刷等所謂經營性的企業就只能成為一般性的企業，毫無優勢可言。可見，經營性資產的核心并不是其本身，而是采編部分。現在，許多業外資本想投資報業，考慮的也不是所謂的經營資產，而是核心的采編業務。

另一方面，“經營部分”對“編輯部分”的影響也很大。如果將“經營部分”徹底分離出去，“編輯部分”正常運行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就沒有了，只能靠財政撥款或基金供養，而這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們進行報業體制改革所要革新的內容。“經營部分”對“編輯部分”的影響還不只如此，報紙的內容也會受到“經營部分”的控制。隨著中國報業的發行由過去的郵發轉向地攤發行，印數的多少取決于終端市場的需要，而終端的需要來源于他對讀者內容偏好的判斷，結果是看似與報紙編輯無關的發行最終影響了編輯的價值取向，當然，這種影響不同于行政命令的強行制約，而是在自由寬松的環境里的一種無形操縱。

此外，我們原來設想的按照意識形態的強弱對報刊做區分，讓意識形態強的報刊保持事業體制，而讓意識形態弱的報刊轉制為企業，認為這樣就可以掌控輿論導向。其實，這種想法也過于簡單，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強的報刊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識形態弱的報刊看成是大眾文化的代表，那么，就不單單是只有前者才會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產生影響，后者也一樣，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對此有過精彩的論述，是值得我們聆聽的清醒之音。尤其是在今天，中國的娛樂、休閑類的報刊很多是外方資助或是境外的舶來品的時候，這種警惕就顯得很必要了。

四、正確把握兩分開的管理體制

在現代的報業經營活動中，編輯部門和經營部門是兩個權責分離又相互依存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勞動最后通過發行量和廣告額一起得到驗證，二者互為資源，互為因果，缺一不可，本質上不能截然分開。它們之間的關系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應該正確地處理宣傳和經營二者之間的關系，準確地把握兩分開的管理體制，要堅持如下原則：

（一）互利雙贏的原則

在報業的發展中，采編和經營同樣重要，不可偏廢任何一方，因此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科學的利益機制，讓雙方結成利益共同體，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實現雙贏。事實上，雙贏的指導思想是有客觀基礎的。一方面，報社的發展需要更新設備，進行員工培訓，創辦新的報紙，這些都要有大量的資金支持。而兩分開后，這些費用和開支都要由集團公司來提供。集團公司董事會必須把報社的經費開支作為優先考慮的項目列入年度預算，經報業集團黨委審批。由于集團黨委的大部分成員是報社編委會成員，這就充分地保障了報社能夠從集團公司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報紙的宣傳工作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集團公司主導下的經營系統的主營業務都是圍繞著集團的報紙展開的，報紙的采編系統的運行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它們經營業績的好壞。因此，集團公司會全力支持報社的發展的。宣傳和經營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榮辱與共”的利益統一體。

宣傳和經營兩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持，共同促進報業集團的發展，具體可參考如下的業務模式：集團公司每年年初統計測算出上年集團各報廣告收入額、廣告價格和廣告版面數等重要參數，以宏觀經濟和報紙廣告行業的變動趨勢為參考，提出本年度集團各報廣告創收計劃、廣告價格及相應的廣告版面計劃。在此基礎上，集團公司與報社簽定委托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報社保證為集團公司提供所屬各報廣告版面的數量，集團公司保證為報社提供預算中確定的采編經費及發展投入。集團公司再與廣告公司簽定廣告合同，合同中要明確廣告公司集團各報的廣告版面、廣告價格和費用等重項目。如果遇到在規定版面以外的廣告加版的情況，廣告公司要向集團公司提交加版申請，由集團公司進行經濟測算，與報社協商，確定加版方案。若加版擠占了新聞版面，集團公司要給報社適當的經濟補償（可為廣告加版收入的一定比例）。

（二）統分結合的原則

經營的業務、機構和人員從報刊中剝離出來以后，如果不能協調統合好，就會造成宣傳和經營兩張皮，互相推委，互相指責，影響報業集團整體優勢的發揮。因此，正確把握兩分開的管理體制，就要堅持統分結合的原則，樹立整體優化的意識，將宣傳和經營的各個部分協調、配合好。要正確地處理好集團運行中的統分關系，在兩分開的基礎上實現分中有合，統一領導，統一管理。報社要集中精力搞好宣傳，但同時也要承擔利潤指標，其工資總額隨利潤增減上下浮動。報社完成利潤指標并不是直接去經營，而是通過全力辦好報紙，為擴大發行、增加廣告收入創造條件；抓好內部管理，降低成本費用；選擇好的廣告、發行、印務等公司，爭取最佳經營業績。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在體制改革中實行“一本帳”和媒體總編輯兼任公司董事長的做法，這兩點是統分結合的重要體現。“一本帳”是指不管實際帳務如何處理，也不管法律主體如何劃分，集團對“一媒體”和“一公司”合并后的主體進行考核，這是統一領導和統一管理的財務基礎。總編輯兼任董事長是統一領導、統一管理的組織保障。

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的做法是，除了集團由編委會和經委會分別負責集團的采編、經營業務外，各報刊對宣傳和經營工作負總責。日常運行中側重采編工作，屬于經營工作的廣告、發行等由集團專業公司。具體做法是將報刊部門視作基本生產單位進行考核，讓它對報刊的社會和經濟效益總負責。同時，由報刊編委會與集團廣告、發行等經營部門以契約的形式，確定經營業績、費率及雙方合作事項。這樣做，既賦予了報刊明確的經營權責，同時又充分發揮集團采編部門及廣告、發行部門專業分工的優勢，達到資源共用、利潤共享、風險共擔。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和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的做法是正確地理解了兩分開管理體制，符合黨和政府所說的兩分開應該是在報業的同一經濟利益主體內，對同一產品生產過程的生產與銷售的專業化分工的精神。報業集團公司作為經濟利益主體和市場主體，應該是包括編輯部分在內的全部，而不僅僅是剝離出來的部分經營性資產。很明顯，如果不把報紙作為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來管理和經營的話，實際運作中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所以，宣傳部分和經營部分要合力并舉，協同配合。如兩分開之后的發行工作就是這樣，因為發行量能從一個側面反映辦報質量，因此報紙的總編輯（或編委會）仍要對發行量負責，報紙發行量仍要作為考核總編輯（編委會）工作的一個重要指標。發行部門實行公司化運作后，集團公司每年年初與發行公司簽定承包合同，對集團各報的發行量、發行費率及獎懲條款做出明確規定。而發行公司除了依靠市場手段辦發行以外，報紙原來的發行手段（黨委文件、宣傳部門協助、宣傳促發行等）也要堅持，也就是要建立發行公司董事會與報紙編委會的聯系協調機制，行政命令和市場調節兩股力量向一處使勁，最終實現宣傳和經營的雙贏。

總之，報業企業要實現經濟目標，除了良好的經營管理和產品營銷策略外，最關鍵的在于產品質量，即采編部分能否及時、準確地提供給讀者客觀、公正、有價值的信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不僅僅是我們要追求的一個目標，也是報業發展的一種內在本質規定性。兩分開的管理體制力圖通過采編和經營在業務上獨立但不分離的運行模式，使中國報業的發展從過去的“編報紙”轉向“經營報紙”，由過去單純的生產型體制轉變為市場機制型體制，最終找到企業利潤最大化與報紙承擔社會責任的最佳結合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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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5）02-0005-04

一、前 言

教科書在學校教育系統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科書是教學活動的重要依據和學生學習的主要資源。就教育功能言，教育是社會化的歷程，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社會生活所需的知識與能力，教科書則是達成教學目標的工具，是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是政治社會化的工具。

教育自由化是當前世界重要的教育思潮，更是現代社會變遷發展的趨勢。政府課程多元化政策形成開放的教科書編審制度，并影響教科書市場之出版營銷。教科書編輯、審查，以及彼此交互作用的歷程，決定教科書的內容與質量，并影響教科書內容中的意識形態。

教科書是人類文化遺產的精華，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教科書內容中的價值體系與意識形態，必然會隨著社會變遷及政經發展而適時調整。所以，“教科書是政治的產品，也是經濟的產品；教科書制度不僅是一種文化政策，更是一種政治政策，一種經濟政策”（歐用生，1996）。

二、臺灣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制度演進

在1968年之前，臺灣實施六年義務教育，學校一般學科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編輯；音樂、美術兩科教科書由各書局編印，送“國立編譯館”審查；中學則實施部分學科統編，部分學科審定制。1968年配合實施九年公民教育，中小學教科書一律實施統編制。1989年以后，隨著社會多元化與教育自由化，逐步開放中小學教科書為審定本。演進過程如表1所示。

三、教科書發展歷程

教科書是發展出來的，教科書的發展歷程分為課程規劃、教科書編審、市場機制、使用及評鑒五個階段（見圖1）。

1. 課程規劃階段

課程設計規劃是教科書發展的起點，課程架構和內容是教科書編審的依據；課程實施程序，則影響教科書編審、選用及學校教學。

2. 教科書編審歷程

分為編輯和審查兩部分，出版業者依據政府頒布的課程綱要編輯教科書，政府單位對送審的教科書進行審查作業，二者的運作過程彼此重疊交錯，共同完成教科書編審工作。

3. 教科書市場機制

包括教科書發行和選用兩部分，出版業者將審定通過的教科書在市場上發行銷售，學校就通過審定的各版本教科書進行評選作業，兩者交互作用，共同完成教科書選用程序。

4. 教科書使用

學校教師使用教科書進行教學，并以之作為教學評量的依據；同時，各科教科書的內容，亦成為升學考試命題的取材來源。

5. 教科書評鑒

教科書在教學使用后，應針對其內容及實際教學之使用情況，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的評鑒，作為改進教科書質量的重要參考。

四、教科書審查作業程序

中小學教科書開放民間編輯后，教育主管部門為進行審查，乃于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國民教育法”，分別訂有審定之法令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原“國立編譯館”）（以下簡稱“國教院”）則依此立法授權，分別制定小學及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作為審查中小學教科書之準則。

依審定辦法規范，凡是依法登記經營圖書出版之公司，均可成為教科書申請審定者。教科書審查之決議分為通過、修正或重編三種（審查流程如圖2），修正稿申請續審，最多以三次為限；審查（初審）、續審及出版業者修正書稿之時間，均訂有一定期限。

“國教院”為辦理教科書審查，依階段、學科組成“審定委員會”，審定委員包括學科專家、教育學者及現職教師，聘期兩年，委員不得兼任申請者之教科用書編輯、總訂正、顧問或其他相關職務。

五、教科書編審運作歷程分析

教科書編審制度可分為統編制、審定制、認可制及自由選用制。教科書“審定制”，系指出版業者依據公布的課程綱要編輯教科書，送教育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后始得發行，供學校選擇作為教學使用之制度。教科書編審運作歷程包括兩階段：1）出版業者依據課程綱要編寫教科書；2）教育主管部門審查教科書。此兩階段的進行過程往往相互重疊交錯。教科書編審作業之進行，是編輯單位（人員）與審查單位（人員）兩者間不斷來回交互作用的歷程（見圖3）。

1. 組織與人員

教科書編審運作歷程，包括出版業者、編輯團隊、審查單位和審查委員會四個組織，各有其不同性質、權力結構及運作型態。編審過程的參與者，包括編輯行政人員、編輯人員、審查行政人員和審查人員四類，各有其專業經驗、背景和不同的立場。

2. 運作歷程

從出版業者邀請編者開始，編輯團隊依據課程綱要之規范，完成教科書書稿后交給業者（編輯行政人員）（a），業者依程序送審（b），審查單位（行政人員）依序交給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然后提出審查意見交回審查單位（c），審查單位將審查結果及審查意見通知業者（b），業者請編輯團隊進行修正（a），然后再送續審（b），……如此循環重復，直到通過審查，業者將教科書出版發行，或是停止送審。

3. 溝通機制

教科書編審之間的溝通管道分為三類：1）主要溝通管道（a）（b）（c），系教科書編審運作過程之必要溝通管道；2）次要溝通管道（d），審查過程中，審查委員或編者認為有必要時，得請求編審對談陳述意見；3）輔助溝通管道（e）（f），業者與審查委員間，以及編者與審查單位間，可藉召開會議、書面建議或是其他方式進行溝通。

4. 運作內涵

分為程序和實質兩部分：1）程序系指教科書編審的行政作業，包括業者內部的行政作業、送審規定的行政程序及審查委員會的運作程序，主要由編輯行政人員和審查行政人員負責；2）實質系指教科書的實際內容，包括編輯過程中決定的內容，以及審查委員會建議修改的內容，主要由編輯人員和審查人員掌握。

5. 互動型態

編審間之互動有五種型態：1）編輯行政人員與審查行政人員間的互動，透過主要管道（b），以程序為主；2）編者與審查委員間之互動，透過次要溝通管道（d），雙方互動以實質內容為主；3）業者（行政人員）與編者（團隊）間之互動，透過編輯程序與實質內容聯結的主要管道（a），決定教科書編輯的內容與質量；4）審查單位（行政人員）與審查委員之互動，透過審查程序與實質內容聯結的主要管道（c），決定教科書審查的結果；5）業者與審查委員間之互動（e），以及編者與審查單位間之互動（f），則可能包括程序和實質。

6. 結構網絡

教科書編審運作歷程中，各編審相關單位（人員）共同構成結構網絡，而各相關單位（人員）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則決定教科書的內容與質量。

六、教科書出版之產業特質

中小學教科書開放由民間業者編輯出版后，教科書就具有市場機制中商品的性質。作為一種商品，教科書有三項特質：1）教科書是一種義務消費的商品，除了極少數的學校外，幾乎所有的中小學學生都需要購買教科書，所以只要有學生，教科書就有其基本的市場需求；2）教科書市場是一個限制性的市場，無論市場上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每一個學生在同一時間都只會購買一本教科書，所以教科書的總量是有限的，和學生數有密切關系；3）教科書是一種消費主體和消費決策分離的商品，教科書的使用者是學生，決策者是教師，而付費者則是家長，特殊的消費方式構成異質性的教科書市場形態。

教科書出版是“知識密集”、“資本密集”、“高成本”、“高競爭門檻”的產業，教科書市場是一個“以量取勝”、“寡占”的市場。教科書出版業者強調市場占有率，講求長期性、高銷售量，并重視附屬產品的利潤。實證研究顯示，教科書業者慣采非價格競爭，營銷方式和售后服務為決定占有率的重要因素；教育政策決定教科書市場規模和運作機制，也影響業者經營和營銷策略。

七、臺灣教科書編審與出版之重要議題

從1996年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為審定本以來，臺灣教科書編審與出版之發展已近二十年，中小學教科書“編審政策”、“選用”、“價格”等議題，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列舉如下：

一是課程與教科書政策變動頻繁，造成教科書內容更迭及市場動蕩；二是九年一貫課程跳躍的實施方式及時程，影響教科書編審期程及質量；三是編審各具專業，角色對立，互信不足，彼此形成意識形態的爭議；四是中小學聯合計價、議價制度穩定書價，也間接影響教科書質量及服務；五是課本與參考書、數位教材等附屬產品之間，出現交叉補貼的跡象。

八、改進教科書相關議題的因應策略

一是確立“教育歸教育、市場歸市場”的基本原則；二是確實推動“中小學課程長期研究發展計劃”；三是積極鼓勵課程與教科書學術研究發展；四是厘清教科書本質，理性探究意識形態的內容；五是檢討改進中小學教科書計價、議價制度。

九、結 語

自從中小學教科書全面審定以來，雖然仍有部分人士對“一綱多本”的教科書政策存有疑慮，偶而還有檢討的聲音，但事實上，教科書多元化已經成為教育自由化的大潮流中，一股不可違逆的趨勢。

在這段變動的時期，“國教院”一直扮演積極推動教科書研究的重要角色，包括成立教科書圖書館、創辦《教科書研究》學術期刊、辦理教科書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助，及推動教科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高質量的教科書是提升學校教學水平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教師的素質是決定學校教育質量的另一個關鍵，惟有促進教師專業知能不斷成長，方能真正有效使用教科書，以增進教學效能，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參考文獻：

[1]歐用生.芳蘭鐸聲：邁向師資培育的新紀元[M].臺北：康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篇8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以權謀私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科斯、諾斯等：《財產、產權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林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篇9

一、日常重點工作列出十項作業內容

1、日常清理作業

2、交匯處路口作業

3、公路沿線作業

4、路面清掃作業

5、上門回收服務作業

6、上門服務作業

7、安全處理作業

8、綠地/修剪作業

9、機具設備檢修作業

10、其他臨時處理作業

二、具體實施步驟與流程

1、日常清理作業

每天對園區內的白色垃圾，各種雜物等清理兩次，管控好源頭。

2、交匯處路口作業

對園區兩個公路交匯處路口周邊和路面，每天最低清理兩次，特殊情況下實時巡查清理。

3、公路沿線作業

對轄區內的公路兩側的白色垃圾等堅持三天清理一次，特殊情況下隨時隨地清理。

4、路面清掃作業

隨時隨地清掃路面，每天都要巡查，并且嚴格管控源頭。

5、上門回收服務作業

對投放的垃圾箱回收點，兩天上門回收一次，特殊情況下隨時隨地回收。

6、上門服務作業

經常對園區企業和產生白色垃圾較多的個人住戶等源頭，上門宣傳教育，可以幫助他們排除突發性質的基本救援服務等，履行社會責任義務。

7、安全處理作業

對回收的白色垃圾等定期安排安全處理工作，選擇焚燒或者深埋等。

8、綠地/修剪作業

綠地平整，修剪，綠化等，嚴格按照上級要求做好每一項工作內容，

9、機具設備檢修作業

對所使用的工具/機具設備等，在自身能處理的情況下，要定期檢修，

確保使用過程中安全第一，延長使用壽命。

10、其他臨時處理作業

日常工作中，遇到有破壞園區環境整潔的情況，及時采取措施處理好。

三、日常管理模式

1、全面實施園區整潔常態化管理，

篇10

一 介紹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為了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識形態的保留和延續，以作為維護文化身份及文化的依據。保存歷史文物的真實性往往是保護主義者用來量度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成的，但是我們又如何去定義什么是“真實性”呢

二 北京的歷史保護概述

歷史保護在北京有三個監管：

在地區層面，然北京市在1990年代初步確立了歷史文化保護區，將舊城25片具有傳統風貌和民族特色，總用地面積為1038ha的歷史地段立入為保護范圍及其建設控制地帶。但是在暴漲的土地價值和昂修復成本下，不少歷史文化保護區，如南鑼鼓巷，大柵欄，鮮魚口和琉璃廠都不再是被修復，而是拆除后完全重建。舊有的歷史建筑被新建的外棟棟相同的仿古青磚建筑取而代之，建成后被單一化地被游客紀念品商店和國際零售品牌進駐。試圖復原中國古代風貌的仿古建筑，卻成了中國版的迪士尼主題公園。

這種歷史保護的方法需要高檔商業的支持來平衡早期的資金投入，使得原本的小手工業工廠、、書院，在重建后都沒有得到恢復。隨著這些知識交流和藝術創作場所的消失，北京開始慢慢失去其作為文化中心的重要性。歷史建筑保護反而成為吸引財富、商業和游客的一種手段。老百姓被迫搬遷到遠離城市中心的地方，成為一種新的邊緣化的人群類型。工人、工匠、小商店業主、老人，被強制性的從自己的文化及歷史環境中驅逐出去，只得到很少的補償。自1990年以來，超過580，000四合院居民

三 1960后胡同的演變

正當標志性建筑個體被大規模?修繕的同時

“自建房”通常是四合院房間的直接伸延

在北京快速城市化的同時，汽車的使用更加普遍，因此對機動車道和緊急車輛通道需求日益增長。

盡管被自建房填的四合院居住環境擁擠，

四 “真實性”的反思和重新定義

雖然旅游業和高檔服務產業的投資使歷史文化遺產得以保存，與此同時北京卻面臨著被博物化的危機。博物館化這個概念源自博物館，但其描述的不局限於博物館內：

忽視當前的社會問題和需求，而只把歷史街區整修如舊，在經濟效益上是不可行的。這種情況迫使我們去重新思考“真實性”的定義。考慮到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現實，要真正實現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識形態的延續，就不應只是要保護文物的完整物理結構和外，維護歷史街區的肌理也同等重要。一個地區的獨特性往往是由社區里多樣化的階層、活動和功能之間的互動而形成。

在不破壞胡同鄰里的肌理的大前題下去解決人口膨脹而形成的住房問題，首先必須增加住宅的密度。要有效地達到這目標，數字設計工具如能源數據分析模型、參數化設計、數字模擬模型的等的輔助是必不可少的。

數字設計工具對復雜的城市設計問題有著巨大的幫助。舉例來說，對現狀使用數字模擬技術合理化分析后，把數據轉變成能用于設計中的一種可行的選擇。它使設計師能夠針對場地的自身條件而作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從而改善環境條件的同時也為可能發生的危機做準備。在提供了新的非線性的制約因素和機會的同時，相對于傳統的現象學，數字模擬技術提供了雙向的現象研究。

四合院自建房的設計可以以此推論為基礎，建立日光系統，尋求最能符合節能和自然采光原則的方法來提高四合院的住宅密度。把環境數據例如建筑物的大小、材料的反光度、地理位置、氣候數據和?設計方案一同導入三維能量分析模型，并且把可建的土地劃分成細點，再進行日光計算得到日光像素化數據圖。把數據圖加以分析校準就可得到一系列密度從低到高的漸進的可行性方案。最后加入現實因素和各種限制后，就可得到胡同可持續發展的最佳設計藍圖。

利用參數化設計技術來完成通風系統設計是另外一個可以優化新的四合院布局的方法。北京冬季頻繁發生的沙塵暴和夏季的高溫為住宅通風系統設計帶來極大的挑戰。通風系統參數化設計是以季節性氣流數據為定量信息，同時加入青磚的旋轉方向角度及磚和磚之間的距離為調整的參數，變量化參數根據所需的隱私性及季風所賦予的不同數值，就可得到對應環境和不同土地使用的參數磚墻。例如在北立面磚的方向可以是垂直于壁，盡量減少北方冬季風的沖擊；南立面磚的旋轉方向是貼近水平，有利于自然通風。在需要高的孔隙率，透明度和開口的情況下，參數化衍生的軟質材料例如布料，金屬絲網等，可以用作替青磚的材料。通過運用自然通風、孔隙率和土地用途的策略，使得原本平坦的磚面轉變成三?維結構并進一步細化。

五 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