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價值理論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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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企業聲譽　聲譽機制　公司治理

企業聲譽作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已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之一。Fombrun（2004）認為“對于企業而言，良好的聲譽就是一張非常好的名片，能幫助企業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消費者和追隨者，以及贏得人們的尊敬”。企業聲譽所具備的競爭優勢和約束作用，使其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術界與實務界所關注的焦點。目前國內外研究者主要從企業聲譽與財務績效、企業聲譽與公司價值、企業聲譽與社會責任、企業聲譽與公司治理這四個方面來探討企業聲譽的價值與運用。本文對此進行探討。

一、企業聲譽與財務績效

對于企業聲譽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目前學者們大都得出了兩者存在正相關的結論，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者的因果關系上，到底是良好的聲譽會帶來更好的財務績效，還是更好的財務績效會對企業聲譽產生影響，或者兩者之間存在雙向影響關系？

對此學術界尚未達成一致共識。

Dunbar 和Schwalbach（2000） 以1988—1998年《管理者》調查的63 家德國公司為樣本，根據公司的總體財務狀況、會計測量與市場測量來衡量公司的財務績效。結果表明公司聲譽會影響未來的財務績效（聲譽影響），反過來，財務績效會影響當期和滯后一期的公司聲譽（績效影響），兩者存在雙向影響關系。公司規模越大，所有權越集中，對聲譽的影響越大。Roberts 和Dowling（2002）以1984—1998 年《財富》報告的美國“最受尊敬的企業”為樣本，檢驗了企業聲譽和良好的財務業績之間的關系。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相對良好聲譽的公司可以更好地維持較高的利潤結果，公司聲譽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具有延續效應。Rose 和Thomsen（2004）以丹麥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公司聲譽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結果發現公司財務績效能夠提高公司聲譽，但良好的聲譽并不一定確保帶來良好的財務績效。Jose Luis 和Ladislao（2007）的實證結果表明，企業聲譽與財務績效在1% 的置信度下顯著正相關，并且是非線性的，這意味著通過提高聲譽或形象來提升企業財務績效的作用是有限的。

黃亮華（2005）利用國內外企業數據，考察了企業聲譽和財務績效的關系。企業聲譽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考慮，包括管理者、股東、供應商、債權人、顧客五類；財務績效是通過構建多維度指標來整體衡量，包括穩健性、經營效率、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四個方面。最終得到不同的財務指標對企業聲譽的解釋能力各不一樣，這也是為什么前人研究對于兩者之間關系得到結果會不盡相同。鄭秀杰，楊淑娥（2009）以2002—2003 年被評選為“中國最受尊敬企業”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對照組樣本和事件研究法，研究了上市公司聲譽對后續財務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公司聲譽越好，其后續財務績效越高，具有良好聲譽的公司會降低后續財務績效對前期財務績效的敏感度。

一方面，企業聲譽與財務績效的測量方法的多樣性、國別的差異和時滯的存在，使得研究結果呈現出多樣性，甚至有些結論相互矛盾。另一方面，缺乏系統的理論框架，使學者難以對不同的研究結果加以整合并進行合理地解釋。這也表明了目前對企業聲譽理論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

二、企業聲譽與公司價值

學者們對企業聲譽效應研究的另一興趣點是企業聲譽與公司價值的關系。企業聲譽對公司價值是否產生影響？良好的企業聲譽是否有助于提高公司價值？公司價值越高是否意味著企業聲譽越好？

Fombrun（1996）認為，企業聲譽能夠提升企業未來的資本市場價值，這稱之為聲譽的“影子價值”。

Srivastava 等（1997）對比研究了上榜《財富》雜志“最受尊敬的企業”，在公司風險和收益水平相近而平均聲譽得分不同的情況下，在聲譽得分上相差60% 意味著在市值上相差7%。如果是十分制的，在聲譽得分上，6 分和7 分的1 分之差相當于5 150 萬美元的公司市值。Black 等（2000）以1983—1997 年美國《財富》雜志評選的“最受尊敬的企業”為研究對象，分析了這些公司的市場價值、賬面價值、盈利能力和聲譽之間的關系，認為在聲譽上的1 分之差相當于5 億美元的公司市值。與以上研究結果相反，Rose 和 Thomsen（2004）的研究表明，企業聲譽對公司價值（市場權益賬面價值）沒有影響。Ying Cao等（2010）以1987—2006 年被美國《財富》雜志評為“最受尊敬的企業”為樣本，以虛擬變量代替企業聲譽并控制CEO 聲譽，實證檢驗了企業聲譽和資本成本的關系，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不同，他們認為企業聲譽與權益資本成本顯著負相關，與負債成本沒有關系，企業聲譽能夠提供重要的經濟利益。

國內對聲譽與公司價值關系研究較少。王惟希（2013）以商業銀行為樣本，研究發現，商譽上升能夠增加商業銀行的公司價值，反之則會減少商業銀行的公司價值。

現有研究主要以投資者的投資收益為標準衡量企業聲譽與企業市場價值的關系。對二者關系研究存在對立的結論，這可能與研究時所選取的樣本在國別、時間、資本市場環境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有關，這也說明該領域研究還需要規范和深入。

三、企業聲譽與社會責任

企業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同時還應該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樹立良好的形象。企業聲譽評價體系的指標各種各樣，包括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但在各種體系中，企業社會責任都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聲譽的影響已經得到各界的一致認同。

Chun（2001）從制造業企業的角度，研究了消費者對企業聲譽的評價，認為產品的功能性屬性、產品的非功能性屬性、企業能力和社會責任是影響企業聲譽的四個因素。Anand（2002）認為社會責任對企業聲譽有直接和重要的影響，企業應該花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去幫助貧窮的人，從長遠來說這有利于企業聲譽的建立，能夠改變公眾的看法，在政府、員工、股東、顧客和媒體面前形成自己強有力的價值觀，這樣才能被信任和尊重。Maignan和Ferrell（2004）從消費者的角度研究了企業責任，認為企業責任分為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利益相關者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企業利益相關者責任包括社區責任、顧客責任、員工責任和股東責任。研究結果表明，美國、法國和德國的消費者對企業責任的評價不一樣，各項責任與企業聲譽有顯著的相關性。Godfrey P C 等（2009）研究發現，正面的社會責任披露有助于提升企業聲譽，為企業形成一種類似“保險”的效應。

李海芹和張子剛（2010）將企業聲譽劃分為認知聲譽和情感聲譽兩個方面，通過構建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聲譽和顧客忠誠影響模型進行分析，認為企業社會責任通過影響企業社會聲譽進而影響顧客滿意度，最終影響顧客忠誠。張鮮華（2012）以連續在2009—2011 年期間披露了獨立社會責任報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有助于提升企業聲譽，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度越高，與聲譽的正相關關系越顯著。霍彬，周燕華（2014）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慈善責任、員工責任和環境責任，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聲譽和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企業聲譽與公司治理

國外對聲譽研究比較早，已經形成較為完善和成熟的理論。但直到本世紀初，國內理論界才開始接觸西方聲譽理論，并進行探索和研究，嘗試應用于中國市場秩序的治理。國內外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了聲譽機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Karpoff 和Lott（1993）通過對美國1978—1987年132 個樣本公司研究表明，聲譽機制在約束公司違規行為中比法律機制更為重要，因為上市公司受到處罰的直接損失要比聲譽上的損失要小。Llsv（2000）重點探討了不同法系下公司治理對投資者保護的有效性和后果，并指出了聲譽機制對上市公司的自我約束作用。Desai 等（2006）、Karpoff 等（2008）研究表明，在法制比較完善和市場比較成熟的發達國家，聲譽機制通常可以通過控制權市場和經理人市場，達到改善和提高公司治理的目的。

趙錫鋒（2007）從理論上分析了公司治理與企業聲譽的相關性，認為公司的治理水平會對公司績效產生影響，從而使公司治理和公司聲譽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公司治理是影響公司聲譽價值的重要因素，并從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如何提升公司聲譽價值的建議。 肖海蓮和胡挺（2007）研究結果表明，公司聲譽機制是約束大股東利益侵占的有效機制，能夠對公司績效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第一大股東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越高，更會從長遠角度為公司考慮，注重公司聲譽。皮天雷（2009）從微觀與宏觀的角度對國內外的聲譽理論研究成果進行了評述，認為當前法律在維護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重要作用已廣泛被社會認同，但對聲譽機制的重要性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聲譽機制是一種比法律機制成本更低的機制。

葉康濤等（2010）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有效投資者保護和良好公司治理結構的國度，聲譽機制可以起到延緩最終控制人與債權人沖突的作用。李延喜等（2010）通過對國內外聲譽理論的文獻梳理，發現我國投資銀行的聲譽機制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等原因，其作用并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隨著股權激勵機制的進一步發展，經理人聲譽機制在完善市場監督職能，降低成本和管理者道德風險，保證契約執行方面的作用將會進一步得到發揮。醋衛華（2013）以2004—2008 年“中國最受尊敬的企業”為樣本，考察了公司聲譽與權益資本成本的關系，發現良好的公司聲譽可以顯著降低權益資本成本，聲譽機制作為非正式制度可以在改善和提高公司治理中成為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機制。陳紅等（2014） 以2008—2011 年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了媒體發揮公司治理職能的新途徑——聲譽治理。研究發現大眾媒體通過披露上市公司重要信息，形成股東聲譽和公司聲譽，聲譽機制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五、結語

綜上所述，聲譽機制在治理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約束公司的違法違規行為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聲譽理論在具體領域的微觀作用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在資本市場中建立聲譽機制的方法有待進一步研究。張維迎（2014）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只知道市場是只看不見的手，沒有看到市場還是一雙隱性的眼睛——聲譽機制。”聲譽機制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重要手段，將西方聲譽理論引入和應用于中國市場秩序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問題中，有利于聲譽機制在資本市場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使上市公司更加重視聲譽的管理和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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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望價值理論的基本論述

特沃爾斯基和卡尼曼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提出了期望價值理論，它著重反映和描述人們的實際決策過程。大量的行為決策實驗研究表明，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系統性地違背了理性期望效用理論的假設前提。只有從行為決策的角度才能對這些研究結果及行為規律做出解釋。期望價值理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對個體決策與偏好的實驗結果提供了合適的解釋，是對理性期望效用理論的某種替代。

二、關于奶粉造假的抉擇

首先了解一下為什么添加？蛋白質太不容易檢測，所以需利用元素含量來檢測。蛋白質是含氮的，只要測出食品中的含氮量，就可推算出其中的蛋白質含量。蛋白質平均含氮量為16%左右，而三聚氰胺的含氮量為66%左右。常用的蛋白質測試方法“凱氏定氮法”是通過測出含氮量乘以6.25來估算蛋白質含量，因此，添加三聚氰胺會使得食品的蛋白質測試含量虛高。三聚氰胺的花費只有真實蛋白原料的1/5。三聚氰胺是一種白色結晶粉末，沒有什么氣味和味道，所以摻雜后也不易被直接發現。

接下來運用前景理論的期望價值函數來對添加三聚氰胺決策的通過進行分析。

是否大于0決定了在理性決策下是否通過三聚氰胺的添加方案。其中L為因添加三聚氰胺可直接獲得的利益增量，α為添加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的概率，M為添加三聚氰胺后被曝光所造成的客觀損失。然而在實際決策過程中，人們并不總為理性所支配，因此前景理論中的期望價值函數可更準確的描述人們的決策行為。（以下期望價值函數中，影響因素并非全部列出，而是重點被揪出來構成函數，而單獨出現的R，C，L，N等也均表示價值函數和權重函數的乘積。這些可以較簡易的識別理解，穩定性較強，此處便不一一贅述）。

（一）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在決策過程中關注的是收益和損失。對于三鹿而言，參照點首先是自己的成本，其收益必須要大于成本。筆者找到了一些影響其價值的相關因素，并用其來構建理論中的價值。所得函數如下：

其中R為總收益，C為總成本，L為主觀上認為因添加三聚氰胺可直接獲得的利益增量，β為認為添加三聚氰胺可獲利的主觀概率，π（α）為三鹿認為添加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的主觀概率，V（M）為添加三聚氰胺后安全部門查獲后主觀上所形成的價值的損失估計。L的具體值受到對添加的三聚氰胺的分量的約束。α為被曝光的概率，而曝光可能因為被安全衛生部門檢查發現超標，也可能是由于競爭對手或者內部人員等知情人的泄露，還有可能就是因為大量出現的類似病癥矛頭直指產品。對于決策者來說，π（α）作為一個主觀指標，必然經過其對社會相關信息的綜合分析考量得出一個數值，由于當今的社會監管制度不夠完善，被檢測出概率較低，而且即使被檢測出，企業也會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抑制消息的傳播，利用賄賂等手段來解決，那么相應的損失值會增加。對于知情人的透露，其概率也是非常小的，企業一般會在發生前就做好預防的措施。知情人往往也是利益相關者，他們個人更傾向于隱藏而非暴露，當然若是暴露造成的損失較大，企業在掩蓋其行為時也需支付很大代價。再就是因為有深受其害的小孩被發現，追本溯源三聚氰胺被曝光。綜合這些因素，企業會確立起自己的π（α）和V（M）。顯然，相比于不添加三聚氰胺，添加對于企業決策者來說能夠帶來更大的收益，所以才選擇了添加三聚氰胺。

（二）除了這最基本的首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作為乳制品的龍頭老大，要相比于其他企業，其目標至少是以賺得比同行業更多為決策基礎的。建立如下模型：

三、就函數提出的減少食品安全問題的分析建議

根據所列函數可知，為減少三聚氰胺添加的可能性，社會各界均應做出相應努力：安全衛生部門應加大監督檢查力度，選擇合適的檢測方法，避免有害物質的添加；應提高社會的整體素質，喚醒昏睡群眾的良知；人們也要主動關注食品的質量，使用時多關注生產的流程。

更為嚴重的情況是如今造假也成了一種創造，現在還有比三聚氰胺更先進的造假產品，能"耐水洗化驗"，能"抗氨氮反應"。與其花這些時間去研究造假，不如腳踏實地的研究。企業本就應不斷地開發新技術，利用正經方法來提高質量，莫總是投機取巧添加有害物質來獲取短期利益，涸澤而漁 ，做一次性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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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經濟的全球化趨勢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戰略目標來經營企業已廣為流行，被公認為是21世紀企業的共同語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產權市場、資本市場的興起，企業價值的理論和方法在企業改制、企業并購、風險投資、資本市場融資、企業經營管理等方面也得到了廣泛應用。

一、企業價值理論的起源及發展

企業價值是指企業作為特定資產綜合體在現實市場條件下的交換價值, 由企業獲利能力所決定, 是企業在現有基礎上獲利能力價值和潛在獲利機會價值之和。

企業價值理論的研究首先在國外出現，1930年,費雪出版了《利息理論》一書，標志著資本價值理論的形成。在這本書中他指出，在確定性情況下，一個投資項目的價值就是該項目未來產生的預期現金流按一定的風險利率折現后的現值，此理論為企業價值理論奠定了基礎。

1963年，莫迪利亞尼和米勒提出了MM理論，該理論研究了企業價值與其資本結構的關系，并對理論的適用性進行了探討，建立了存在公司所得稅狀態下的企業估價模型，為現代企業估價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經濟學家對折現率認識不斷加深，使得資產組合理論、資本市場理論有了飛躍的發展。其中，著名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CAPM)揭示了風險與收益之間的對應關系,為人們更精確地估計企業資本化率掃清了障礙。從而使折現現金流量法成為企業價值評估的主流方法。

1974年，為彌補現金流貼現法的不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梅耶斯提出了調整現值法(APV)，與折現現金流量法相比，調整現值法是―個進步，它提高了價值評估的準確率,但運算過程過于瑣碎和復雜，在實際運用上遇到很大困難。

1977年,麻省理工學院的邁爾斯教授提出，當投資對象是高度不確定的項目時，傳統凈現值理論低估了實際投資。邁爾斯認為高度不確定下的實物資源投資仍然擁有類似金融期權的特性，這使得金融期權定價技術可以被應用到實物資產投資領域,期權定價理論為企業價值評估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1991年,思特提出了經濟附加值概念。經濟附加值是指公司的資本收益和資本成本之差。該方法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經營目標為基礎，曾成為歐美國家一些大型投資銀行基本的價值分析工具之一。但是，由于沒有形成一套較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操作方法，因此其應用和發展受到了限制。

國內關于價值評估的理論研究出現得較晚，主要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末，但大多是譯著，且借鑒西方國家評估理論的居多。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企業價值評估基本方法及特點分析

企業價值評估的目的是分析和衡量企業的公平市場價值，以幫助投資人和管理者改善決策。基本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每種方法都有其相應的適應性與優缺點，主要是根據企業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選擇，以達到價值評估的目的。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構成企業的各種要素資產按重置成本法計算的評估價值加總求得企業整體價值的方法。對于企業價值評估而言，采用成本加和法即由企業的全部資產的重置成本扣除各種貶值因素后的評估值的加和，具體是指構成企業的各種要素資產按重置成本法計算的評估價值加總求得企業整體價值的方法。

成本法以資產負債表為基礎，其評估結果有較強的客觀依據。一般情況下，在涉及一個僅進行投資或僅擁有不動產的控股企業，以及所評估企業的評估前提為非持續經營時，適宜用成本法。但運用成本法無法把握一個持續經營企業價值的整體性，也難衡量企業各個單項資產間的工藝匹配以及有機組合因素可能產生的整合效應或協同效應。在持續經營假設前提下，不宜單獨運用成本法進行價值評估。

2.收益法

收益法，也稱收益現值法，是指通過估算被評估企業未來預期收益并折成現值，用以確定被評估資產價值的一種評估方法。

收益法以預期的收益和折現率為基礎，對于目標企業來說，若目前的收益為正值，具有持續性，同時在收益期內折現率能夠可靠地估計，則更適宜用收益法進行價值評估。對于處于困境中的企業、收益具有周期性特點的企業、經營狀況不穩定以及風險問題難以合理衡量的私營企業則不適宜采用收益法評估。

3.市場法

市場法是指利用產權市場上與被評估企業相同或相似企業的交易及市場交易成交價作為參照，進行必要的差異調整，修正市場交易價格，從而確定被評估企業價值的一種評估方法。市場法主要有相關比率法、股票和債券價值法兩種評價方法。

市場法的最大優點在于簡單、直觀、運用靈活。尤其是當目標公司未來的收益難以做出詳盡的預測時，運用收益法進行評估顯然受到限制，而市場法受到的限制相對較小。運用市場法評估企業價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評估對象和參考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往往不盡相同，要找到與評估對象絕對相同或者類似的可比企業難度較大；其次，對價值比率的調整是運用市場法極為關鍵的一步，需要評估師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強的技術能力。

三、企業價值評估方法實踐應用及發展趨向

據統計，2008年~2010年，我國上市公司重大重組企業價值評估中運用多種評估方法的比例逐年提升，同時使用兩種方法進行評估的比例從2008年的63％上升到2010年的81%,上市公司重大重組事項最終評估結果采用成本法的比例三年平均為48%，采用收益法的比例三年平均為37%，采用市場法的比例三年平均為6%，采用綜合方法的比例三年平均為9%。2010年，采用收益法的比例為52%，采用成本法的比例為41%，收益法使用比例首次超過了成本法。

1.收益法應用日趨廣泛

收益法在全面反映企業價值方面具有優勢，其通常可將影響企業價值的各項有形和無形因素綜合考慮，得到對于企業價值相對全面的反映，并且采用收益法進行評估是從未來收益角度衡量置入資產價值，符合相關方的心理預期，容易為監管部門、投資者所接受。近年來，伴隨中國資本市場的信息積累逐漸豐富，收益法應用的技術手段逐步完善，收益法廣泛應用的條件已相對完善。

2.市場法運用前景廣闊

由于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較短，使得市場法應用的外部條件不夠成熟，在企業整體價值評估方面應用比例仍然較低。但是在企業整體估值方面，市場法一直是國際上較為常用的的估值方法。隨著中國資本市場及其他產權市場建設的不斷完善、市場化交易數量的提升、信息披露的規范化發展，市場法在中國的應用條件也將逐步成熟，加之專業機構的不斷技術積累與實踐探索，市場法的應用必將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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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理論是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cl Porter)于1985年為了更好地分析企業競爭優勢提出的概念。波特認為，每個企業都進行著設計、生產、營銷、供貨以及對產品起輔助作用的各種活動的集合，所有這些活動作業最終形成了企業的價值鏈。此后。在企業價值鏈的基礎上又形成了行業價值鏈的概念。通常一個房地產行業價值鏈是由土地決策、規劃設計、施工管理、市場推廣(銷售)以及物業管理和其他服務等各個環節構成的。而每一個環節已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而演化成一個個獨立的企業群。

一般來說房地產企業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沒有必要也不太可能直接參與每一個環節的工作。通常都是通過自己的組織和管理充分調動內外可利用的資源，使企業自身和與之合作的各種專業機構的資源有效地整合起來，從而完成價值的創造過程。

二、房地產業目前特點及存在的問題

內蒙古的房地產業的發展主要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依托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于2002年后開始進入加速發展時期，住宅產品開始多樣化，大型綜合小區開始出現。但進入2006年，隨著國家政策環境改變，管理和調控力度加強，準入門檻提高以及土地供應重心向郊區轉移，土地資源減少土地成本持續上升，外地企業的進入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一些企業在經營中開始出現了問題，一些在繁榮時隱藏的問題開始出現，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企業價值鏈涉及行業價值鏈所有部分。生產體系為“大而全。小而全”的生產體系

典型的模式是拿地――建房――銷售――物業一條龍滾動開發的模式，做全能開發商。大型房地產商是大而全，擁有自己的建筑施工企業、銷售公司、裝修公司、物業管理公司等。實施縱向一體化，通吃全部產業鏈，業務不外包，“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小房地產商是中而全、小而全，也如法炮制。各個企業都想在整個行業價值鏈中全面開花，專業化的、有多營特色的房地產商少之又少。

這種生產體系對于大型房地產企業集團來說是有其可行性的。由于資金實力雄厚、人員配備齊全、相對素質較好，可以滿足產業不同片斷的要求，在優化管理的前提條件下。可以充分發揮基于價值鏈管理的優勢，實現企業集團的優勢最大化。但是對中小型企業而言，從人員配備上和資金上不可能實現對整個價值鏈的優化管理。而目前的房地產企業主要為中小型企業居多。這種“小而全”的生產體系在遇到激烈的競爭環境時，其弊端就會暴露出來，對于企業贏利造成影響。

(二)贏利模式主要為利用所得土地的低價格和融資的低成本獲得利潤

這種以“地――錢”為主要特征的房地產贏利模式有兩個關鍵環節，即拿地和融資。獲得廉價土地資源和低成本的銀行貸款就意味著項目的成功。這需要同時具有和地方政府、商業銀行的親密關系和搞定權勢人物的能力。其后果是房地產公司老板90％的時間用于在政府和銀行之間周旋協調，而且是白天公關，晚上應酬，只有大約10％的時間用來考慮如何搞房地產開發，形成了“以老板為驅動力”的機會型發展模式。目前我區大部分房地產企業都是這種以老板為驅動力的機會型發展模式。公司老板大權小權一手獨攬。事無巨細統一號令。房地產公司大多沒有經營戰略，沒有品牌，不依靠制度、贏利模式和戰略體系獲得持續增長，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很少有房地產企業具有低生產成本、高服務品質的競爭優勢。房地產企業的產品大同小異，大多依靠廣告炒作夸大產品的差異化。

(三)營銷方式以概念炒作為主

成熟的營銷方式應該是首先確定項目的潛在客戶群。針對潛在客戶群的消費特征、消費習慣、消費能力來定位項目，配置對應的銷售團隊，選擇合適的營銷手段和營銷途徑來實現銷售回籠資金，即所謂面向客戶的全程策劃營銷。目前我區的營銷方式通常是前期策劃創意，然后是廣告轟炸和一連串的事件營銷，利用概念的差異化來渲染和夸張產品的差異化，而實際上產品差異不大。

(四)房地產企業的投資見效慢，抗投資風險能力低

由于房地產企業全程參與房地產項目開發產業鏈，從籌備、拿地、建設到銷售，時間跨度短則三四年，長則七八年，投資回收期長投資見效慢。通常項目開發籌備和建設期財務長期虧損，現金流凈流出而且逐步加大，項目銷售期現金流凈流入，業績開始扭虧而且逐步加大，項目開發的投資收益集中在項目后期套現。一旦銷售期出現政策或宏觀環境的惡化，輕則項目虧損。重則公司破產。

三、對策及建議

通過對于我區房地產目前存在問題的分析，結合產業價值鏈理論，本文給出基于行業產業鏈的優化重構房地產企業價值鏈，即圍繞開發商核心形成包括土地開發商、金融機構、設計總承包商和建筑總承包商等上游企業以及包括銷售公司、物業管理公司等下游企業及全程策劃為紐帶的這個企業價值鏈。

在按照優化后的房地產企業價值鏈實施價值鏈管理時，作為鏈條核心的開發商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要明確開發商的主導地位

在圖2所示的價值鏈模式下，開發商將發揮主導作用，以“價值鏈核心驅動者”的身份代表價值鏈中若干企業來面對客戶，這必然要求開發商有很高的資源整合能力。對于開發商而言，其工作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是項目決策與提供資金。對實力雄厚、自身具備較強的全程策劃能力的開發商而言，可以由公司內部實施：對相對較弱的開發商而言，可以外聘專業公司由其提供“全過程策劃服務”，但應在項目定位市場劃分等關鍵問題上有自己明確的認識。

(二)要有效整合企業的外部資源

對于房地產開商來講，外部價值鏈是由承包商、供應商、設計商、企業的顧客等共同組成，并且各個節點環環相扣。外部價值鏈的優化配置和整合，不僅保證了房地產開發整個業務流程的合理性，而且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對顧客需求變化的反應速度及效率，這對房地產企業實施有效的價值鏈管理至關重要。在對外部資源整合別要明確對設計總承包商和總承包建筑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定位。

1．設計總承包商(全過程策劃服務外包時含策劃公司)通常開發商與設計商的合作模式是由設計總承包商或策劃公司與開發商共同主導，與不同類別的設計商共同協作、即由設計總承包商來與規劃設計商、施工圖設計商、園林綠化設計商、室內設計商進

行具體溝通。這種模式下要求設計總承包商有較高的設計與溝通協調的能力，否則會造成設計信息的流失，影響整體的設計效果。所以，選擇素質較高的設計總承包商可以避免開發商與設計商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同時降低了對開發商設計能力的要求，使其更有效地對整體資源進行整合和全程控制，

2．總承包建筑企業在多數項目建設工作中，開發商占主導地位，一方面與各專業分項承包商相合作，整合這些資源：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建筑市場的信息。選擇合適的材料和設備供應商。特別是材料和設備采購費，這部分費用的有效控制對項目整體開發成本的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總承包建筑企業這個特殊角色的出現使得開發商更加有效地對整個項目建設進行監控。在這種合作模式下，總承包建筑商一方面與各專業分項承包商(包括勘探、樁基、防水、保溫、門窗、園林、室內裝修等公司)相合作，整合這些資源：另一方面與開發商進行溝通協調。這樣，開發商的合作對象也只有一個，從而可以將更多的資源與精力用于項目整體控制等更為重要的方面。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合理整合企業內部資源構建企業內部虛擬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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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行資產回報的成效

一是增強了企業基層單位和員工的成本意識。實行資產回報考核管理，目的是管出效益。在成本管理方面，應采取多種措施。首先對涉及產品的構成進行詳細分類，然后對見效快、效益大的零件進行嚴格的成本控制。其次引進先進適用技術，改進工藝，合并工序，縮短生產流程。第三進行比價采購，減少外采成本。第四將工具消耗和職工工資掛鉤。一拖集團自推行掛鉤考核以來，工具消耗下降了30%左右。通過對產品工藝的持續改進和配套廠家的選擇及內部的成本管理控制，使單臺成本逐步下降，累計為企業增加創效百萬元以上。二是增強了企業基層單位和員工的市場意識。實行資產回報考核管理，激勵了營銷人員和單位領導跑市場、多干活的主動性。如果實物量不足，掙的錢還罩不住設備折舊等成本，那么這個單位員工的收入馬上就下降了，改變了過去等訂單的習慣，這個月要想著下個月的任務來源，經常要到營銷、生產部門去找活，及時溝通本單位活源的缺口，必要時主動走出去攬活，或者將沒活的員工“勞務輸出”，真正做到提升資產利用率，保證員工人人有活干。企業上下形成了一個共識：要想效益好，只有多干活。三是增強了企業基層單位和員工的質量意識。實行資產回報考核管理，加大了質量賠償力度。由于增加了產品出廠后的運輸費用和售后服務費用考核，進一步增強了基層單位和員工的質量意識。模擬用戶進行二次驗收，查找問題，認真整改，盡可能把問題解決在內部，達到用戶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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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財務管理是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企業管理的核心環節，在企業的所有管理工作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企業開展財務管理是為了更好地進行對內日常事務的管理和對外業務活動的開展，是為了在保持企業正常經營管理活動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降低企業經營管理風險、企業經營管理成本，進而獲取經濟收益。因而，一直以來，各個企業對于財務管理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成效，但是，從總體上而言，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企業價值的提升。

（一）觀念落后，對價值管理和財務轉型意識淡薄

財務管理對于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直以來，許多企業都對自身的財務管理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注，甚至少數企業有一套運用成熟的財務管理體系。但是，從總體上而言，由于長期以來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和客觀環境的制約，大部分企業對于財務管理對企業價值的提升的重要意義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有些企業的財務從業人員本身并不是財務人員出身，沒有接受過財務知識的學習和培訓，對于財務的理解主要是以記賬和財務報銷為主，沒有系統的財務管理理念和企業價值管理理念，根本意識不到企業價值提升和企業財務管理模式之間的關系。而由于長期以來的錯誤經營理念，很多企業相關決策者認為企業價值提升和利潤的增加主要是依賴于企業銷售管理環節或企業關鍵技術管理，忽視財務管理對于企業價值的重要性，致使企業現有的財務管理模式嚴重阻礙了企業經濟活動和企業價值的提升。

（二）傳統財務管理缺乏完善的預算管理體制

預算管理是對企業未來經營活動和財務狀況的預測和籌劃，有助于企業最大程度地實現經營的目標，需要企業全體部門的積極參與才能完成。但是，部分企業的員工認為預算是財務部門的職責，在財務部門進行企業預算行為時不配合，妨礙了企業的預算管理。更嚴重的是，大部分企業缺乏完善的預算管理體制，缺少比較專業的預算人員，對于企業財務預算管理，主要是根據企業以往經營管理活動的歷史數據和指標為依據進行預測，在企業其他部門不配合的情況下，沒有對企業的未來經營活動做出有效的分析和評估，從而使得得出的預算結果不能反映實際情況，缺乏客觀性，致使企業財務部門在企業后期經營活動中需不斷地調整財務預算，增加了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難度和成本。

（三）企業對財務風險的分析與控制力度不足

財務風險是由于各種難以預料和控制的因素而使企業在發生財務經營活動時造成的財務狀況不穩定，從而使企業遭受到損失，甚至有可能使得企業出現生存困難或破產的情況。但是，由于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的不健全或企業相關財務人員的職業素養不高等原因，使得部分企業對財務風險的分析和控制力度不足，企業的相關決策者和財務人員對企業財務風險缺少足夠的認識，不能從根本上把握風險的本質，對于風險的防范意識和防范能力不高，沒有建立相關的財務風險防范應急措施，使得企業在發生財務問題時才去了解相關的情況，研究解決問題的措施，被動地去應對企業的財務風險，容易錯過財務風險的最佳防范時間，造成企業的經濟損失。

（四）財務信息對企業相關決策的支持力度不大

企業的財務狀況直接反映了企業的經營管理狀況，能夠清楚地體現出企業的資產狀況、經營風險狀況和企業盈利等重要信息，為企業未來規劃提供決策依據。但是，由于財務管理手段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等原因導致財務部門提供財務數據不準確、不及時，對于實際資產的數額把握不準確、獲得真實財務數據困難，財務管理決策和分析的基礎是財務信息，信息的真實性和有用性直接影響到管理決策的分析和確定，在錯誤的財務信息上得出的錯誤分析結論，難以進行決策或者做出錯誤的決策，嚴重制約了企業財務管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加快價值管理環境下企業財務轉型的重要措施

目前，部分企業現行的財務管理模式并不適合企業提升自身的價值、增加企業受益，因此，企業應將企業價值管理和企業的財務管理聯系在一起，通過轉變企業財務管理模式來提升企業的價值，從而促進企業的長期快速發展。為加快價值管理環境下企業財務轉型的質量，特提出以下重要措施。

（一）轉變觀念、加強培訓，樹立以價值提升為目的的企業財務轉型理念

企業財務管理是企業業務活動的重要戰略支持，不僅是企業日常管理活動的重要內容和主要工具，也是企業價值的直接創造動力之一。適當的財務管理不僅可以為企業經營者和決策者提供企業未來戰略規劃依據、降低企業的經營管理成本、增加企業價值，而且貫穿于企業發展的各個階段，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財務管理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即以戰略的眼光來建立和規劃企業的財務管理體系，從而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合適的財務管理模式不僅能夠創造企業價值，而且能夠支持和保持企業價值，相反地，不適的財務管理模式將嚴重阻礙企業價值的提升。因此，企業應轉變觀念，加強對企業相關決策者和財務人員乃至整個企業員工的培訓，在整個企業形成良好的價值管理和財務轉型意識，將財務管理由核算事務型轉變為價值管理型，樹立以價值提升為目的的企業財務轉型理念，從而形成一套完善的企業財務管理模式以促進企業價值的增加。

（二）重視預算管理，建立基于價值管理的全面預算管理體系

財務預算是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的基本控制方法，對于企業的價值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企業應將自身的預算管理建立在提升企業價值的基礎上，通過價值驅動因素配置企業的資源，建立基于價值管理的全面預算管理體系，突出價值創造對于企業經營活動的牽引作用。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是企業實現資源最優化配置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重要方法，可以根據企業做出的預算，合理地分配企業的內外部資源，并將這些資源進行全面的安排，以市場為導向，全員參與，將價值增加作為目的，將相應的財務預算管理作為核心，對企業的整個財務管理過程和經營管理活動進行規劃和監督管理，從而促進企業價值的不斷提升。

（三）提高財務信息的準確性和使用效率，以主動效益評價為生產經營提供決策依據

企業管理者和決策者可以通過企業財務部門提交的各項財務報表得知企業的成長速度和發展態勢，同時，結合國家的相關政策和行業的相關趨勢等情況，預測出企業未來的發展態勢，以便快速、準確地把握企業未來的投資方向和發展方向，對于企業的長期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企業應引進先進的財務信息管理系統，提高財務信息的準確性和使用效率，將傳統財務在企業日常經營管理活動中的事后分析狀況轉變為事前評價，利用現有的財務數據和企業其他經營管理信息，結合企業內外部環境，預測企業未來經營管理活動在財務報表中的體現，從而使得財務管理逐漸轉變為以主動效益評價為生產經營提供決策支持，最終獲得價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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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企業都有產品設計、開發生產、市場營銷以及售后這一條生產鏈，就是該企業的價值鏈，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影響企業價值的實現。企業的生產鏈可分為基礎生產鏈和輔助生產鏈，傳統觀念認為，基礎生產鏈是產生價值的生產環節，應是企業管理的重中之重，但實際上在市場環境下，輔助生產鏈也是尤為重要，不可小視的，因為已有多位經濟學家指出信息輔助技術才是企業價值實現的源泉。在信息時代下，大中小企業都應積極實現企業成本管理的重構，不斷優化與完善管理模式，但目前我國關于企業價值鏈的相關理論并不成熟，沒有數據理論的支持，因此研究基于價值鏈理論的企業成本管理對企業創造價格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一、價值鏈理論的提出

價值鏈理論是三維的控制論和信息論，所謂“三維”主要是以下幾方面：第一是時間維度，是對企業生產運作周期的成本管理；第二是經營戰略維度，運用一定的戰略與戰術實現對企業的成本管理；第三是空間維度，是平衡企業內部價值鏈與上下游企業價值鏈以及客戶價值鏈之間的關系。企業的價值表現包括內在與外在兩種形式，其中外在價值是企業的投資價值，內在價值是客戶所產生的價值。在現代企業中，客戶價值是企業實現價值增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客戶的體驗與所受服務是產生價值的源泉，因此企業的發展壯大必須以客戶為中心。依據邁克爾所提出的“價值鏈”，企業的經營活動影響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的價值體現在相互聯系的經濟活動中，即各項經濟活動的總和構成了企業的價值鏈。

二、基于價值鏈理論的成本分類

價值鏈理論下成本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簡單概念，而是企業生產線上各個環節、部門相互關聯的全面的概念，主要體現在企業發展戰略、內部管控等方面，并且這些方面最終服務于戰略管理及控制和成本控制等活動。下面對這三方面的成本進行比較分析。

(一)戰略成本

戰略成本所關注的目標是企業總體的價值定位，關乎企業價值的增殖與轉移，貫穿企業產品生產周期的整個過程，影響其成本定位高低的主要因素有生產規模、生產水平、市場時機、地理位置以及學習整合的能力等，相應地產生戰略、質量、時間、環境及空間等各項成本。該項成本是價值鏈理論關注的起點，同時在信息技術層面上又是成本匯總的終點。

(二)管控成本

管控成本所關注的目標是實際成本與預計目標的差距，主要涉及生產中期的戰術成本，包括各個部門的開支、人力資源、營銷策劃及廣告等項目的開支，相應地形成計劃、標準、目標責任及資本等相關成本。該項成本價值鏈理論的中級階段，對即時信息要求較高。

(三)作業成本

作業成本所關注的目標是特定的成本對象，主要是短期的有任務期限的作業成本，包括由人工消耗、原材料耗損、技術革新、燃料動力消耗以及設備利用率等相應產生的產品、作業以及可控成本等各項成本。該項成本是基本價值鏈理論所分析的終點，同時又是信息技術中成本歸集的起點。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傳統的成本管理模式由于局限于環境和技術手段，不再適應管理者對企業的管理狀況，因而不能更好的服務于企業的戰略管理。價值鏈理論下的企業成本管理是三維度的全局模式，能更好的把握產品生產線的每一個環節，也能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術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三、基于價值鏈理論的成本計算

企業可通過目標成本計算、改良計算方法以及售后成本評估方法等完成對企業全成本的評估與計算。完成成本核算主要包括初期研發成本鏈、中期生產投入成本鏈和后期銷售及客戶售后管理成本鏈三個階段。

(一)初期研發成本鏈

初期研發成本即目標成本，是企業成本管理的起點，涉及產品生產設計以及成本預算，相關人員依據預算調整設計方案并盡可能降低產品的制造成本。目標成本的計算是以市場需求以及目標客戶階層為導向的，其出發點是客戶群體的消費水平與市場同比價格水平，因此這是一種引導型的計算方式，在企業資本投入中具有前瞻性，也是產品能否開發的首要因素。

(二)中期生產投入成本鏈

本階段的成本鏈主要是改良成本計算，通過分析產品生產制造的相關因素，進而減少不利因素，實現預期成本估計的計算方式，對企業產品制造階段能否順利進行具有決定性意義。首先成本計算是企業投產后開始計算的，具有一定的成本數據和相關基礎信息的支持，其次依據管理部門制定的預算指標，一旦發現偏差，可實時糾正。

(三)后期售后管理成本

售后成本主要包括產品售出后的維修、處理以及回收等各項成本的計算，產品的質量、生產技術以及環境處置可影響售后成本，因此可通過平衡質量、環境和售后管理等成本降低企業的投入總成本，在提高企業產品價格優勢的同時也應注意企業的后顧之憂。

四、基于價值鏈理論的企業成本管理模式探索

企業加強成本管理主要是為了加強企業的成本控制，在此基礎上，企業從產品生產的整個周期入手，依據具體情況采取合適措施，以實現在整體層面上對企業的把控。

(一)現實階段控制

對企業產品開發的現實階段實行控制主要針對生產現狀、規模提出的，該階段的控制主要強調實時監測產品成本的實際投放與預期投放的偏離差值，應貫穿于產品生產線的整個過程，在價值鏈理論中處于企業成本管理的終端階段，但是是影響企業價值的重要因素，因此發現偏差應及時糾正，或者發現預算不合理及時調整目標預算，以增強對現實運行階段的控制力。

(二)超前階段控制

對企業的超前控制是針對產品的設想及設計階段提出的，即依據市場現狀預先評估產本的成本和效益，并對其作出投放比例的合理調整。該階段的控制借助于市場信息的獲取手段，要求企業自身的技術達到一定的條件，從而能合理地設置目標成本。在此過程中需要運用價值鏈理論下的價值工程的分析方法，以對產品的生產規劃、工藝技術進行分析優化，并在必要時為企業產業鏈重構作出指導，因而實現對企業產品的超前控制，有利于完善企業的價值鏈，有助于每一項成本投入都有的放矢，也有利于在企業運營管理層次上實現管控前饋。

(三)理想狀況控制

實現企業價值的提升不能僅局限于對企業現狀的管理以及前瞻性管理，還應在理想的層面上實現對企業的革新控管，在現階段市場提倡“創造”的時機下，理想狀況控制顯得尤為重要。所謂理想狀況控制就是在創造產品的觀念和構想上做充分的理想狀態下的思考，構建自身的理想目標，該階段領先于產品的生產設計、加工運作等處理階段。在企業價值鏈上，該階段能為上述兩階段提供方向和目標，是對企業戰略性分析的理想化構想。

五、結語

傳統的企業成本管理模式不再適應時代的要求，各個企業都應積極變革現存的成本管理模式，提升價值管理在成本管理中的地位，這也是價值鏈理論的核心。本文通過對現實階段、超前階段以及理想狀態三個視角下加強企業管理來闡述其模式的轉變，對于現行的市場環境應該是奏效的。

參考文獻：

[1]盧淑艷.基于價值鏈的企業成本管理研究[J].中外企業家，2013(8Z)：113-114.

[2]馬燕.基于價值鏈分析的企業成本控制與管理研究[J].財經界：學術版，2014(2)：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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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契約理論；會計穩健性；企業價值

Key words： Contract Theory；Accounting Conservatism；Enterprise Value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2-0132-02

1 契約與企業價值關系

從宏觀層面來講，企業就是由一些列契約形成的，企業法人的形成也是由一系列契約形成的，企業就是一個契約聯合體，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企業價值就是契約的價值，就是現存契約執行價值、未來契約締約價值，因此二者關系是統一的，企業價值就是企業契約價值。

從微觀層面來說，企業價值可以是企業股權價值和債權價值之和，也就是金融價值，是凈金融負債價值和權益資本價值。因此從微觀層面上來講企業價值是債務契約價值和權益契約價值之和，也就是說債務契約和股權契約是企業價值的直接表現和標識，而其他契約則內含于企業實體價值、凈金融負債價值和股權價值之中，微觀層面上來說契約是與企業價值直接相關的表象。

2 契約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

會計穩健性作為會計信息質量重要的原則之一，與契約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通過會計穩健性確定的會計信息，在不高估成本和費用或低估資產和收益的情況下，將確定的損失或成本給予確定，對不確定收益或資產不予確認，使會計信息更趨客觀性，從而使以穩健會計信息為基礎的契約指標也更具客觀性，也防止了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使契約主體之間的執行更具客觀，也防止了信息的不對稱性。

3 契約論下會計穩健性對企業價值影響分析

3.1 契約效率假說下會計穩健性對企業價值影響分析 契約效率假說認為，通過會計穩健性的作用，可以使企業契約主體各方達到一定的利益平衡，能夠公平、合理、有效的減少因不完全契約和隱形契約所帶來的契約成本，提高契約運行效率。其會計穩健性的契約效率作用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通過會計穩健性作用使會計信息趨于客觀、透明，契約的簽訂一般以企業所披露的會計信息為基礎，無論是股權契約、債務契約還是勞動報酬契約的契約主體，在簽訂契約時有理可據，使契約信息更具透明化，減少契約摩擦。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經營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維護各個契約之間的關系與平衡。會計穩健性性要求企業不要高估凈資產和凈收益，不得低估費用和損失，費用化的防止資產化，這就降低了管理層粉飾報表的可能性，最為契約的人，也就減少了只為某一契約負責的發生，減少了機會主義的發生，減少了契約摩擦。會計穩健性的契約效率作用最終是將不完全契約和隱形契約盡可能轉換為顯性契約，降低契約雙方之間信息不對稱性，防止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契約摩擦。

在契約效率假說中，會計穩健性作用是將不完全契約和隱性契約盡可能轉為顯性契約，降低契約主體之間的不對稱性，來減少企業摩擦，提高契約的穩定性，盡可能確認比較確定的會計信息，以財務指標為基礎的利益分配指標更具透明性和公平性，能夠減少因為利益不均導致的契約摩擦，從而提高企業價值。

3.2 管理控制假說下會計穩健性對企業價值影響分析 管理控制假說是指會計穩健性不僅僅存在于會計所披露的信息、會計核算、會計記錄之中，它還存在于企業治理結構之中，通過治理結構的中有關的穩健性來促使企業的內部控制的完善，通過內部控制的不斷完善，進而使會計信息的計量在多方均衡力量中更加穩健，也使治理層結構更具作用，對管理者機會主義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通過內部管理控制的完善性，也使會使隱形契約轉換為顯性契約，來減少契約的摩擦性。

通過會計的穩健性，會促使企業內部控制的完善，通過內部控制穩健性的作用，一方面，加強了企業治理結構與管理效率的完善，另一方面，增強少數股東或“弱勢群體”信息透明度，降低控股股東和高級管理人員“自有信息”量，進而使契約主體之間的信息趨于公平，減少契約摩擦。會計穩健性管理控制作用基于會計內部控制穩健性作用，促使企業治理結構趨于完善，進一步弱化不同契約形式或統一契約形式不同契約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契約主體所掌握的信息趨于公平，進一步減少契約摩擦。

在管理控制假說中，將穩健的會計信息作為一種會計管理機制，它基于會計內部控制穩健性作用，促使契約主體所掌握的會計信息趨于公平，來促使企業治理結構水平的提高，從而促使企業契約價值的增加。高穩健的會計信息以及會計管理機制，使會計信息更具清潔化，清潔化的會計信息也更具市場化，會促進新契約的簽訂，增加企業價值。

綜合契約效率假說和管理控制假說下會計穩健性對企業價值影響情況如圖1所示。

由圖1所示，通過會計穩健性作用，可以為企業提供合理、透明、公平的會計信息，從而促進企業為契約主體提供合理、公平、透明、有據的利益分配以及契約執行指標，進而減少契約摩擦成本、保持契約穩定性以及促進新契約的締約，來增加契約的價值，進而提高企業價值，因此，從宏觀契約論下，會計穩健性可以增加企業價值。

4 結論

通過契約的作用，將會計穩健性與企業價值聯系起來，通過會計穩健性作用，減少契約摩擦成本、保持契約穩定性以及促進新契約的締約，來增加契約的價值，通過對契約價值的增加，可以降低企業毀約風險，使債券人要求的回報率降低，減少股東間的摩擦，降低股權成本等，并且通過減少因契約摩擦而導致有關成本的支出以及未來現金流量的流出，進而提高企業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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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在經濟活動中是無處不在的，體現最多的上下游關聯的企業與企業之間存在的行業價值鏈，即企業間的價值鏈；而企業內部各業務單元的聯系也構成了企業內部的價值鏈。企業間和企業內部的價值鏈上的每一項價值活動都會對整個市場或者企業最終能夠實現多大的價值造成影響。

波特的價值鏈理論揭示了企業與企業的競爭，不只是某個環節的競爭，而是整個價值鏈的競爭，而整個價值鏈的綜合競爭力決定了企業的競爭力。用波特的話來說：“消費者心目中的價值由一連串企業內部物質與技術上的具體活動與利潤所構成，當你和其他企業競爭時，其實是內部多項活動在進行競爭，而不是某一項活動的競爭。”波特的價值鏈理論道出了競爭優勢產生的原因。

二、我國煤炭企業基本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煤炭企業現狀

煤炭是“工業糧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隨著實體經濟的萎縮和信息產業的興起，煤炭行業一度被認為是“夕陽產業”，然而自從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和實業的興起，煤炭作為我國的主力能源和稀缺資源被重新重視。

1.煤炭行業的戰略分布

煤炭是我國的基礎能源，我國缺油富煤的能源賦存特點使得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有絕對地位，因此2001年以來中央逐步重新重視煤炭工業，根據2009年2月5日閉幕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精神，國家能源局2009年給煤炭工業定的調子如下：“大力推進煤炭資源整合。煤炭工業必須大力推進發展方式轉變，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設，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抓好安全生產，促進煤炭運輸新通道建設。”這符合從2006年下半年以來，中央一直推進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戰略，把這條放在2009年國家能源局做好工作的第二條，反映了煤炭工業的地位。

2.處于市場波浪間的煤炭企業

眾所周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沖擊巨大，1998-2000年我國煤炭行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這既有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造成的歷史包袱的因素，也有煤炭企業自身經營機制落后難以應付市場變化的原因。隨著2000開始的經濟復蘇，以及煤炭行業通過關停并轉進行的重組，煤炭市場逐漸回暖，企業經濟效益開始上升，但是由于2007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煤炭需求激增，價格飛漲，到了2008年8月份達到高峰，此時焦煤已經突破2000元一噸的關口。但是由于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蔓延，從2008年10月份開始煤炭行業進入了振蕩期，到2011年下半年隨著國家對住房、汽車行業的嚴格調控，相關產業萎縮帶來煤炭需求急劇下降，煤價開始急劇下跌，煤炭開始在港口積壓，部分煤炭企業開始降薪或限產。

（二）我國煤炭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2001-2008年這段時間，由于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對能源需求的激增刺激了煤炭需求逐年增長，煤炭全行業經濟效益也處于高速增長的態勢，然而“大好形勢”掩蓋了煤炭行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直到2008年末西方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副作用顯現。

1.市場體制遺留的問題

首先是行業內部的市場化與行業外部非市場化的矛盾，這嚴重制約著煤炭價格形成和煤炭產業鏈延伸；其次是煤炭企業包袱沉重，一方面安全和環境支出龐大，另一方面其他不合理稅負較多，如增值稅抵扣較少和鐵路建設基金；再次則是大中型企業和小企業不公平競爭，大中型企業在環境、安全以及員工福利保險上有必要的投入，同時還要執行國家政策而放棄一定的收益，而小煤礦由于監管不到位或者地方保護主義的原因根本不負擔相關成本，頻發的安全事故和勞動糾紛就說明了問題。

2.產業鏈延伸存在的問題

在資金支持方面，下游產業要達到一定的競爭力，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而這就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其次是技術和人才瓶頸問題，核心技術不在煤炭企業自己手中，都是受制于人的因素；再次是經營風險問題，作為行業進入者，對新行業的研判和競爭者態勢把握不準。這些問題其實有一個重要的誘因，就是多數煤炭企業高層不愿意失去控制權而與其他行業巨頭合作，自行進行產業鏈延伸。

3.煤炭企業內部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觀念粗放的問題，“小煤窯”式的生產觀念和“礦務局”式的管理觀念仍然在部分領導和大部分員工心目中，比如煤炭企業“吃肥留瘦”的資源觀，“能用就行”的技術觀，“領導說了算”的決策觀，“部門利益至上”的組織觀等等；其次是生產和管理的效率低下，比如資源浪費嚴重，技術升級緩慢，安全與環境問題突出，企業管理部門膨脹等等；再次是煤炭企業大集團已經組建或者正在組建，但是由于重組多出于行政命令，組建后的集團面臨整合的問題也是無法忽視的，不少煤炭企業雖然組成集團，但仍然采取“分灶吃飯”的半獨立格局。

4.資源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

煤炭企業屬于采掘業，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比較大，雖然不如一些行業直接和明顯，但是采空區、塌陷區以及矸石堆積等生產作業造成的環境問題，或者煤炭運輸、就地轉化造成的環境污染，如產業鏈延伸到下游發電或者電解鋁行業，因此造成的“三廢”問題，會在特定的區域形成環境熱點。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我國大部分煤炭生產基地在西部，而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系統又是特別脆弱，加之當地人民生活較為貧困，因此這些地方的資源開采、環境保護和民生問題交織在一起，在網絡發達輿論自由的當下，特別容易成為社會熱點。

對于上述問題，問題一屬于宏觀層面問題，煤炭企業除了呼吁基本上無能為力，需要國家決策部門來協調；問題二屬于中觀層面問題，煤炭企業需要做出自身的努力乃至妥協；問題三純屬于企業管理層面的微觀問題，煤炭企業完全可以自我掌控，而問題四則純屬一種外部性。因此如果要做到產業升級，必須在第二和第三個問題上下功夫，而價值鏈理論正好在這兩個方面對我們有所啟示，通過這本書，本人認為煤炭的主業重點在成本領先，而非煤產業重點是差異化，二者的核心是價值鏈。

三、煤炭產業價值鏈的優化與建設

煤炭具有兩種特性：作為一種能源，具有稀缺性，同時它又處于價值鏈的最低端，因此附加值較低。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如2001-2008年，在宏觀經濟形勢的帶動下，其稀缺性表現明顯，反映在價格上就是一路沖高；但是如果進入衰退期，附加值低的特性就會表現出來，因為需求降低使得其稀缺性大大減弱，如同1998-2000年以及2008年10月份以后的情況。黨的十七大以來，產業結構升級成為黨和國家的總體經濟戰略，剛剛結束的十重申了這一點，作為基礎工業的煤炭采掘業，必須根據這一部署做出戰略調整，在微觀層面就是對現有的價值鏈進行優化，而同時建設新的價值鏈。

（一）產業間的價值鏈優化

當前，煤炭企業已經普遍接受了價值鏈延長的理念，也都開始進行操作，主要模式有兩種：一種是發展下游的電力和高耗能產業，屬于水平多元化；一種是發展鐵路、機械和港口等煤炭的服務行業，屬于同心多元化。價值鏈的延長可以增加煤炭產品的附加值，抵消稀缺性減弱帶來的不良影響，同時能夠降低企業集團內部的成本。

但是，煤炭企業面臨上文提到的四個方面的問題，對于如何價值鏈延長的問題則是需要探討的，根據本書波特的理論，相關行業中有一些領先者，煤炭企業自身是否具備進攻領先者的條件，由于我國與煤炭相關的產業壁壘很嚴重，不管是從技術上還是政策上，而煤炭企業自己作為一個行業的新進入者，必然要遇到上文提到的三個問題，因此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造成失敗。所以，國內在價值鏈延長的歐洲模式（魯爾集團）與主業突出的美國模式（皮博迪能源）中一直存在爭議。我認為，中國的國情與歐洲和美國不同，歐洲的煤炭資源開采時間長逐漸面臨枯竭，其能源已經以石油天然氣為主，我國煤炭資源比較豐富，而且能源以煤炭為主；美國煤炭資源豐富，私人資本的市場競爭充分，市場集中度很高，而我國由于體制問題，市場發育不完善，企業數量眾多，以國有資本的比例比較大。因此我們國家的煤炭企業不能純走歐洲模式，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非煤產業，會削弱主業的競爭力；也不能純走美國模式，專一經營煤炭，這樣無助于解決經營風險、產業結構以及環境問題。

要解決我國現階段價值鏈延長的問題，就應該從兩方面入手：其一，吸取美國模式的經驗，突出主業，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增加煤炭行業的集中度，通過規模經濟達到成本領先，組建大型煤炭企業集團，這方面我國已經開始在省級起步，今后可以跨區域操作；其二，吸取歐洲模式的經驗，根據自身條件延長煤炭產業鏈，并根據區位和煤種特點進行差異化。

對于產業價值鏈延長，鑒于煤炭企業跨行業經營的弱勢，除了少數巨無霸企業，多數煤炭企業很難成為該行業市場領先者的對手，要獲取經濟效益，則應轉變思維方式，用現代化的專業協作思想替代傳統的“控制權”思想，控制權固然是重要，但是更應該看重實際的經濟效益，主動與下游產業的領先者形成一種戰略合作關系，如淮南煤業與寶鋼的關系實質上就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卡特爾。

（二）企業內部價值鏈優化

根據波特論述的業務單元之間的關系，即企業內部價值鏈問題，這其實對煤炭企業來說，重要程度超過了行業間價值鏈，因為哲學認為，內因才是決定因素，煤炭企業的很多教訓，歸根結底是自身的問題。前文已論述，煤炭企業的管理觀念總體上比較落后，特別是2001-2008年的繁榮階段，反而遲滯了企業的改革，現在的經濟衰退很可能又要變成一次改革的契機。

雖然很多煤炭企業通過信息化進行了所謂的業務流程再造（BPR），但是并不十分徹底，主要體現為對資源管理和技術升級的缺失。因為按照波特的理論，價值鏈是全方位和全過程的，從資源的購買開始就已經開始了價值活動，而對于資源企業這又十分重要，因為資源是天然的所以沒有產品設計階段，因此資源管理對于資源的優化和管理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傳統上開采的“吃肥留瘦”則是極大浪費和短視的，同時資源的品質和賦存特點決定了以后的生產和銷售，因此從這一點上國內煤炭企業做得還不夠。對于技術升級，國內許多企業重視不夠，總是認為能出煤夠用就可以，但是如果系統考慮資源、環境和安全等諸多問題，新技術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隨著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論的推出，環保和安全的要求必然會越來越高，這是一個長遠課題，煤炭企業必須重視，早一點著手，就會在將來煤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改變煤炭企業“傻大黑粗，污染危險”的惡劣形象方面占得先機。

值得一提的是煤炭企業的治理結構，離國資委推廣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還有距離。從領導班子看，煤炭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還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突出表現在董事長、董事和總經理之間的權責劃分上，由于我國缺乏職業經理人隊伍，所以主要領導層還是采用層層提拔任命機制，專業委員會的建設也比較落后，這些都是今后亟待規范和進行改革的重點；從企業集團角度看，重組后的煤炭企業仍然以“分灶吃飯”為主，可以說是“大礦務局套小礦務局”，具體企業職能組織機構也很難符合企業的價值鏈進程，亟待進行優化。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從上層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這與整個國有資產管理機制改革是配套的，直接持股，公開招聘，建立職業經理人隊伍是發展方向，同時應該根據煤炭企業的價值鏈來進行組織設計，增加必要的部門，裁減多余的部門，這樣才能把企業內部的事情做好。

（三）環境價值鏈的建設

自黨的十六大提出科學發展觀理論以來，中央就特別重視生態環境問題，這是在當前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目前經濟處速發展階段人口、資源和環境壓力的體現，黨的十特別提出“美麗中國”的愿景，給整個煤炭行業出了一道現實的課題。

環境價值鏈的建設，首先是思想的準備，煤炭企業應該扭轉過去“大干快上多出煤”的粗放經營模式，這一方面是優化內部價值鏈的需要，同時也是節能減排應對國際氣候壓力的戰略需要；其次是資金上的準備，過去近10年的高速發展，使得煤炭企業積累了一定規模的資金，在維持必要生產規模的基礎上，企業有實力進行環保投入；最后是技術上的準備，煤炭科研應該加大對環境科學和工程投入力度，特別是向歐洲老礦山環境改造經驗學習，積極引進其先進的環保技術和經驗。

篇10

一、引言

當前，股權激勵機制正受到國內外理論界、政府和公司的高度關注。在歐美成熟市場，股權激勵被視為解決現代企業委托——問題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公司經營者與股東形成利益共同體的有力手段。美國經驗證明，從上世紀8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的股權激勵制度在促進公司價值創造，推進經濟增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正處于深層次的建設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經營者的股權激勵制度，作為最重要的長期激勵機制備受關注，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對經營者股權激勵極為重視。

董事會是治理機制的重要部分，具有監督和決策的作用，股權激勵則是治理機制中重要的激勵措施。經營者股權激勵與董事會組成構成了公司治理機制的核心。股權激勵最終目標是為了提升企業價值，而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部分，其中的各董事對股權激勵實現公司企業價值的作用起到了什么樣影響，即董事會組成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的關系影響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無法回避的重要命題。在此之前，國外學者對董事會組成、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研究甚少，僅有的一些研究也是眾說紛紜，學者們根據不同的實證結果提出不同的理論解釋，而這些理論解釋看起來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迄今為止尚未定論。

二、文獻回顧

（一）獨立董事與股權激勵

經營者股權激勵與獨立董事之間是相互替代，還是互為補充，國外學者做過許多理論假設和經驗研究，其結論是不一致的。Arthur(200l)通過實證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當經營者股權較低時，經營者股權對獨立董事比例有負向作用，符合治理機制的替代假設，當經營者股權較高時，經營者股權對獨立董事比例仍有負向作用，符合權力博弈假設。因此他認為經營者股權和獨立董事比例之間存在反向關系。Ghosh和Sirmans(2003)以美國不動產投資信托公司(REITS)1999年數據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無論采用OLS法還是2SLS法，經營者股權激勵對獨立董事比例都產生顯著的負向作用，顯著性水平均為5%。

國內僅有少數學者研究經營者股權激勵與董事會組成的關系。邵少敏(2004)以浙江省50家上市公司2001年和2002年年報數據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總經理股權對獨立董事比例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顯著性水平為1%。牛建波(2004)選取上市公司2002年年報數據進行截面分析，發現獨立董事比例對總經理的長期股權激勵程度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顯著性水平為5%。

（二）非執行董事與股權激勵

Mehran(1995)隨機選取了153家美國制造業上市公司1979—1980的數據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非執行董事比例對經營者股權激勵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顯著性水平為5%。

而部分學者認為非執行董事比例對經營者股權激勵有負向作用。Weisbach(1988)認為非執行董事的監督作用和經營者的股權激勵都是降低成本的兩種方法，因而他們之間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Ghosh和Sirmans(2003)以美國不動產投資信托公司(REITS)1999年數據為樣本，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無論采用OLS法還是，2SLS法，非執行董事比例對經營者股權激勵都有顯著的負向作用，顯著性水平均為5%。

（三）執行董事與企業價值

靳云匯、李克成(2002)選取1999年滬深兩地新上市的78家公司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執行董事與企業績效(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和平均總資產收益率)呈負向關系，但不顯著。而非執行董事(除內部董事后的其他董事)比例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顯著性水平為5%。因此他們認為引入獨立董事可以改善公司的治理效率。

（四）獨立董事與企業價值

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企業的董事會中內部董事占多數，而現在幾乎所有企業的董事會中獨立董事都占了多數。研究證明，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的行為存在差異，獨立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與獨立董事不占多數的董事會的行為也存在差異。但是，相關研究并沒有發現獨立董事占多數的企業績效好于獨立董事不占多數的企業。Bhagat和Black(1999)的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業績呈負相關關系，隨后，他們(2002)進一步以美國934家上市的大企業1991年的數據為樣本，采用OLS法和3SLS法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隨著企業董事會獨立性的上升，企業的長期價值不斷下降，但結論不顯著。周翼翔（2011）從內生性角度出發，對各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檢驗的結果得出，績效無論用什么變量來表示，它與董事會獨立性均為負相關關系，且均在1%水平上強烈顯著。同時，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獨立程度的提高不一定會導致企業績效的提高。

但一些研究證明，一定比例的獨立董事有利于提高企業績效。Mehran(199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無論是以托賓Q還是總資產收益率表示企業價值時，獨立董事比例與企業價值之間都呈正向關系。Klein(1998)研究了董事會中的委員會結構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結果發現獨立董事占主要成分的監督委員會與企業價值沒有相關性，而投資委員會中內部董事的比例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正相關性。

（五）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

股權激勵自起源發展至今，已經取得了較大發展，形成了諸多理論。部分學者認為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正相關。邱世遠，徐國棟(2003)利用上市公司整體的經營者持股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兩個獨立樣本的非參數檢驗，來研究高管人員持股量的高低兩類極端樣本數據的樣本均值是否有顯著差異，檢驗結果表明，高管持股數高的公司的經營業績比高管持股數低的公司的經營業績好，并且差異是顯著的，由此可以看出，股權激勵對公司的企業價值有正向作用。有的學者得出結論，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不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而是呈顯著的倒U型曲線關系。黃之駿（2006）遵循內生性的研究思路，選取高科技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用其2001年-2004年的數據構建均衡的平行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一系列方法，得到了與前期研究大不相同的一些結論，認為經營者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曲線關系，表明經營者股權激勵和企業價值之間存在較為穩定的關系。

三、基于董事會組成視角下的研究展望

股權激勵制度作為一種新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治理模式，促進了各國企業管理者及其他關鍵員工的薪酬制度改革、結構優化，為最終實現股權激勵吹來了一股新風。影響股權激勵的因素有很多，董事會組成就是其中的一個。董事會作為聯結股東與經理層的紐帶，是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董事會作為一種新型的治理機制，其治理效率如何、是否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呢？為了更好的促進股權激勵對企業價值的正面影響，我們將董事會作為入手點，分析其組成對兩者之間關系的影響，并據此為董事會更好的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合理分配執行董事、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的比例，合理選擇股權激勵方式，為我國股權激勵機制的完善和董事會建設提供一些政策建議（見圖1）。

根據圖1的研究思路，將董事會結構進行劃分，分為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又將非執行董事劃分為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然后進行實證研究，先通過相關模型研究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的關系；再將董事會作為交叉項，研究其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之間關系產生的影響。在此，把董事會分為兩組，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為一組，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為一組。分析每一組中兩者分別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之間關系的影響。最后，通過相關理論和實證分析，研究下述問題：一是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分別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產生何種作用，并作對比分析；二是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分別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產生何種作用，并作對比分析；三是從實踐出發，分析如何合理分配董事會中各董事的比例從而最有效的促進股權激勵對企業價值的正面影響。

基于國內外對股權激勵、董事會組成與企業價值關系問題的研究現狀，應試圖在吸取相關文獻研究經驗的基礎上，基于股權分制改革的完成，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完善的現狀，對股權激勵、董事會組成和企業價值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采用實證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董事會中各董事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對我國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進行董事會建設，以促進股權激勵、提升企業業績這一問題展開有益探討。

四、意義

隨著我國企業改革的深入，證券市場建設的深化，對完善企業治理結構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一方面加強董事會建設的相關文件法規不斷出臺；另一方面，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加速進行，經營者股權激勵的相關措施也在陸續成形。然而，目前為止，我國學者大多數研究的是股權激勵、董事會組成和企業價值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但他們并沒有對董事會的組成作詳盡的劃分，并且也沒有人將董事會組成作為一個視角，研究其對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之間關系的影響。在中國的市場環境下，董事會組成對經營者股權激勵與企業價值關系的作用如何，進行相關研究將會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加深對經營者股權激勵、董事會組成與企業價值關系的認識，將更有側重的去進行董事會結構的建設，合理分配執行董事、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的比例，合理選擇股權激勵方式，以最有效的方式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這個企業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1]邵少敏,吳滄瀾,林偉.獨立董事、董事會結構和股權結構研究:以浙江省上市公司為例[J].世界經濟,2004:12-17.

[2]牛建波.董事會特征、股權結構與總經理長激勵——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證據[C].中國第3屆實證會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4:46-52.

[3]王華,黃之駿.經營者股權激勵、董事會組成與企業價值——基于內生性視角的經驗分析[J].管理世界,2006(9):101-116.

[4]莫冬艷,邵聰.高管薪酬、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的相關性檢驗[J].科學決策,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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